論唐詩中胡姬形象的演變

□鄧 浩

胡姬作為唐朝社會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文化交流傳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并多被唐朝文人士子記載。對于胡姬已有的研究，多集中在“酒家胡”、胡姬形象、胡姬與文化交流傳播等方面，很少有學者對唐詩中的形象進行一個演進式的分析。本文對唐詩中的胡姬形象演變予以大致梳理，總結出其在唐朝不同時期詩中的特點，并深刻分析其形象演變背后的原因。

一、唐詩中胡姬形象演變特點

胡姬多出現在唐詩中，但詩中胡姬具體所指，則指向不同的對象。唐詩中的胡姬主要有三類：北方游牧民族中的婦女；專門從事舞樂，并往往為上層階級服務的伊蘭系婦女；以賣酒為主要職業的伊蘭系婦女。本文對胡姬形象演變的論述，主要依據這個標準。

（一）“酒家胡”、樂舞胡、游牧胡形象演變

縱觀唐詩中關于胡姬的詩句，最多數量的當數“酒家胡”。唐詩中的“酒家胡”呈現出“穩定不變”的特征，其在初盛唐、中晚唐階段皆是熱情好客的形象，這里以盛唐詩人李白、岑參，中晚唐詩人溫庭筠的詩歌為例。李白《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二首》：“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贬瘏ⅰ端陀钗哪辖鸱藕髿w太原寓居·因呈太原郝主簿》：“送君系馬青門口，胡姬壚頭勸君酒?！蓖硖圃娙藴赝ン蕖顿浽句洝罚骸敖疴O醉就胡姬畫，玉管閑留洛客吹?！边@些都表明在唐朝整個時期，“酒家胡”皆是熱情好客的形象。因此，唐詩中的“酒家胡”更多的是出現刻畫數量上的差異。唐詩中的“酒家胡”鮮見于唐初，多見于盛唐時期，更盛于中唐后期和晚唐初期，逐步衰落于晚唐后期。

唐詩中另一類重要的胡姬為“樂舞胡”，與“酒家胡”相比，其在唐朝不同時期中的形象呈現出變化的特點。初盛唐詩中關于“樂舞胡”的描寫也多是擅樂舞的正面形象。李白在《前有樽酒行》中寫道：“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風。笑春風，舞羅衣，君今不醉將安歸？”再有賀朝的《贈酒店胡姬》：“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鏘鏘?！倍枧谥刑浦蟮脑娭谐霈F了惑君的負面形象，以元稹、白居易的《胡旋女》為代表。白居易的《胡旋女》：“胡旋女，胡旋女……胡旋女，莫空舞，數唱此歌悟明主?！痹〉摹逗罚骸疤鞂氂┖麃y……寄言旋目與旋心，有國有家當共譴?！庇纱丝梢?，“樂舞胡”在中唐詩歌中有了新的變化。

唐詩中關于胡姬的詩句占比最少的當數“游牧胡”，主要有楊凝的《從軍行》與溫庭筠的《敕勒歌塞北》。溫庭筠的《敕勒歌塞北》：“羌兒吹玉管，胡姬踏錦花?！笨坍嬃艘粋€伴隨管樂跳舞的胡姬形象。楊凝的《從軍行》：“漢卒悲簫鼓，胡姬濕采旃?！笨坍嬃艘晃粸閼馉幎瘋暮蜗?。溫庭筠、楊凝此二人皆是唐朝中晚期的詩人，因此對唐詩胡姬中的“游牧胡”沒法做出其形象是如何演變的結論。但從溫庭筠的《敕勒歌塞北》中對胡姬形象的刻畫，也不難看出即使是“游牧胡”，胡姬也是善樂舞的形象。

（二）胡姬形象刻畫手法的演變

至于唐代詩人對胡姬刻畫手法的演變，大多數學者都能注意到其在初盛唐的正面刻畫，以及中唐安史之亂之后諷喻詩人對胡姬形象的負面刻畫，本文在此也不過多贅述。其實除了正面刻畫與負面刻畫之外，對于胡姬形象的刻畫手法還有從初盛唐時期的粗筆刻畫到中晚唐時期細致刻畫的演變。

胡姬形象在初盛唐詩歌中的描寫多是粗筆的，沒有過多的細致刻畫。比如，李白《醉后贈王歷陽》：“雙歌二胡姬，更奏遠清朝?！敝皇钦f兩位胡姬在唱歌，具體歌唱場景沒有過多敘述。岑參的“送君系馬青門口，胡姬壚頭勸君酒?！睂懞窬?。這里也只是對胡姬在壚頭勸酒的事件記述，至于勸酒的具體細節，作者也沒有刻畫出來。而到了中晚唐時期，詩中對胡姬的描寫更加細致了。最典型的當數對胡姬跳舞過程的刻畫，劉禹錫的《觀柘枝舞二首》：“垂帶覆纖腰，安鈿當嫵眉。翹袖中繁鼓，傾眸溯華榱”“體輕似無骨，觀者皆聳神?！睂⒑П硌莸募毠澓陀^者的反應都刻畫出來了，非常細致。再有白居易的《柘枝妓》：“平鋪一合錦筵開……帽轉金鈴雪面回?！蓖晖暾赜涊d了胡姬跳舞的過程。由此可見，相比初盛唐時期詩中對胡姬的描寫，中晚唐時期顯得更加細致了。

二、形象演變原因

（一）社會背景

初盛唐時期，國力強大，社會一片欣欣向榮景象，反映在詩中，也是表現出蓬勃、昂揚向上的時代風貌。加之唐朝人多有飲酒風尚，而飲酒風尚在文人士子中更為流行，西域而來的葡萄酒、波斯而來的三勒漿、龍膏酒更是受到了士子歡迎。胡酒、胡姬、西域而來的酒器共同構成了唐朝酒文化的西域元素。這些都吸引著唐朝文人來到胡姬酒肆，因而詩中也多出現胡姬形象，如李白的《少年行其二》中寫道：“落花踏盡游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崩畎椎摹端团崾藞D南歸嵩山二首》：“何處可為別，長安青綺門。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贬瘏⒌摹肚嚅T歌，送東臺張判官》：“胡姬酒壚日未午，絲繩玉缸酒如乳?！钡?。

安史之亂給唐朝社會帶來了深重的災難，社會由盛轉衰，唐詩中的胡姬形象顯然受到中唐時代背景影響?！爱悋蜗蟛⒉皇亲栽诘?、客觀化的產物，而是自我對他者的想象性制作，即按自我的需求對他者所作的創造性虛構，是形象塑造者自我欲望的投射”。所以胡姬形象的塑造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詩人創作傾向的影響。作為傳統士大夫形象，元稹、白居易以拯救時弊為目的，創作一系列新樂府詩，其中就包括二人有關胡姬的諷喻詩《胡旋女》。白居易《胡旋女》：“祿山胡旋迷君眼”“貴妃胡旋惑君心”，元稹的《胡旋女》：“旋得君王不覺迷”“熒惑君心君眼?！钡仍娋?，將胡姬作為國家禍亂的原因，比作禍國殃民的對象。安史之亂是多方面造成的。其中安史之亂的發動者安祿山是粟特胡人，這就導致了詩人的排胡傾向。

（二）社會風尚

胡風影響了唐朝生活的方方面面，元稹在《法曲》中寫道：“自從胡騎起煙塵，毛毳腥膻滿咸洛。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瘌P聲沉多咽絕，春鶯囀罷長蕭索。胡音胡騎與胡妝，五十年來競紛泊?！痹儆小杜f唐書·輿服志》記載：“太常樂尚胡曲，貴人御饌，盡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背酥?，向達在《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中提到建筑、繪畫、打毬、戲曲等方面也受到西域胡風影響。胡風到了唐玄宗時期更為極盛?！靶谝砸袈汕蝰R獎勵臣工，于是爭奇斗艷，競相紛泊，開、天以后長安胡化之大盛，玄宗倡導之功不可沒也?！痹≡凇逗屠钚骂}樂府十二首·華原磬》中寫道：“玄宗愛樂愛新樂，梨園弟子承恩橫。霓裳才徹胡騎來，云門未得蒙親定?！庇纱丝梢?，唐朝社會受到了胡風的廣泛影響。恰好玄宗時期發生了安史之亂，而安史之亂的發動者安祿山是粟特胡人。元、白二人以拯救時弊為目的，抵制胡風對社會的消極影響，因此在《胡旋女》中將批判的對象對準了胡姬、胡舞。

（三）社會接受

胡風對唐朝社會的影響是一個不斷深入的過程，由此可見，社會對胡姬的接受與認可也是逐步加強的。在初盛唐，胡姬給士人以新穎感覺，所以詩人多在詩中對其進行外貌與活動的粗筆刻畫。而到了中晚唐時期，隨著社會對胡姬的接受程度提高，詩人更加關注胡姬高超樂舞技藝、內在精神狀態等。雖然在安史之亂后，社會上也產生一定的排胡傾向，但動亂之后，唐朝恢復正常秩序，在這種情況下，唐朝并未出現整體性的排胡行為，相反，胡人的影響還在不斷深入。向達在《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中指出長安西域人之華化表現在四個方面：漢姓、志墓立碑之風、通婚、衣華服。這也表明西域人主動逐漸向華人靠攏，也傳達出二者從相距到相融的過程，胡姬也被社會更加接受。因而唐詩中對胡姬的刻畫更加細致，如劉禹錫的《觀柘枝舞二首》、白居易的《柘枝妓》、中唐詩人李端的《胡騰兒》、劉言史的《王中丞宅夜觀舞胡騰》等，同時出現了對胡姬內在心理活動的刻畫，以李賀的《龍夜吟》、李端的《胡騰兒》為代表。在《龍夜吟》中：“一聲似向天上來，月下美人望鄉哭?！敝苯颖砻骱寄罴亦l。李端的《胡騰兒》：“胡騰兒，胡騰兒，故鄉路斷知不知?！边@里通過作者的口吻道出胡姬遠離家鄉，有家難回。劉言史《王中丞宅夜觀舞胡騰》中“手中拋下蒲萄盞，西顧忽思鄉路遠?！睂懞监l路遠，抒寫胡姬的思鄉愁情和凄慘命運，雖然更多的是詩人對自我的失落心理的折射，但也傳達出詩人們對胡姬的同情。這從另一個方面也表現出唐朝詩人對胡姬接受出現了內在情感的接受，社會接受程度不斷提高。

三、演變之價值意義

對于胡姬的研究，大多學者都能從胡姬與酒、社會風尚、民族融合、樂舞文化等方面出發。因此，本文對胡姬形象演變之價值意義，也從這些方面出發。

（一）如何進入文學創作的認識

本文以“酒家胡”為例論證胡姬是如何進入詩人視野的。毫無疑問，胡姬的異域特色、高超樂舞、熱情好客性格滿足了唐朝士子“獵奇”的需要；葡萄酒、三勒漿、龍高酒，唐人的飲酒風尚促進了士子來到西域酒店；而胡姬與唐朝士子的互動（勸酒）環節，則是促進了胡姬進入詩人的創作視野。通過檢索全唐詩中有關胡姬的詩句不難發現，許多詩句或顯或隱都出現了胡姬勸酒。李白的《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二首》：“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贬瘏⒌摹端陀钗哪辖鸱藕髿w太原寓居·因呈太原郝主簿》：“送君系馬青門口，胡姬壚頭勸君酒?！贝送?，除了胡姬勸酒、胡姬吹樂跳舞之外，還有一類留宿詩人的行為，如施肩吾《戲鄭申府》：“胡姬若擬邀他宿，掛卻金鞭系紫騮?！痹娭兴坍嫷暮蜗蟪尸F出享樂的傾向，區別于傳統的胡姬形象，在此不過多論述。

（二）民族融合的促進者

初盛唐時期，胡姬出現地點較為集中，多出現于長安西市、酒肆、宮廷中。除此之外，長安金市也是胡姬一個較為集中的地點，表現在詩歌中，有李白的《少年行其二》：“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游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睂m廷也是胡姬出現的另一個集中地點?！缎绿茣の饔騻飨隆分杏涊d“康國，開元初，鎖子鎧、水精杯、碼碯瓶、鴕鳥卵及越諾、侏儒、胡旋女子”“米國，開元時，獻碧、舞筵、師子、胡旋女?！边@些進貢的胡姬都流入了宮廷中。元稹的《胡旋女》和白居易的《胡旋女》和也有對進貢胡旋女的記載。中唐安史之亂后，社會上出現了一定的“排胡現象”，胡人（這里也包括胡姬）通過改變姓氏來逃避社會批判，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民族融合。向達在《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表明，唐代流寓長安之西域人，多娶妻生子，數代而后，華化愈甚，蓋即可稱之為中國人矣。這也可視為胡姬發揮促進民族融合的作用。

（三）樂舞文化傳播者

太宗時期，李世民征服西域高昌，帶回高昌樂，九部樂遂變為十部樂，其中必然包括胡姬這一樂舞攜帶者。再有盛唐玄宗時期，西域諸國進貢的胡旋女子，主要流向宮廷，但也扮演了樂舞文化的傳播者這一角色。中唐安史之亂后，關于胡女跳舞的詩句大量出現，分析這些詩歌，可以得知這時的胡姬舞女有了更為廣泛的分布，那就是達官貴人的私家筵席中。有劉禹錫的《觀柘枝舞二首》、白居易的《柘枝妓》、李端的《胡騰兒》、劉言史的《王中丞宅夜觀舞胡騰》等，這些胡姬出現的地點皆為貴人家宴，其分布的范圍逐漸擴大，相應地也進一步促進了樂舞文化的傳播。

胡姬作為唐代多民族群體中的一員，為唐代繁榮的文化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她們是有著區別于中原女性的獨特的外貌、獨特的性格、獨特的技藝的異域形象。本文對胡姬在唐詩的形象演變特點、胡姬形象變化的背后原因，以及形象演變之價值意義的探討，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我們對胡姬形象籠統的認識，形成對其正確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