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戛納

翟錦　崔旭蕾

5月14日，第77屆戛納國際電影節將如期舉辦。作為三大國際電影節之一，戛納電影節聚集了最著名的導演、最紅的明星和最多的媒體，說戛納是世界電影的風向標也不為過。

1993年，陳凱歌的《霸王別姬》獲得金棕櫚獎，1994年，葛優憑借《活著》摘得戛納影帝，到婁燁、賈樟柯等第六代導演，戛納一直是中國電影向世界展示的最重要的舞臺。近幾年，一方面是華語電影在主競賽單元的缺席，另一方面，幾乎每年都有華語短片入圍戛納并獲獎，從一個側面體現出新生代創作者旺盛的生命力和創造力。

我們邀請了參加過戛納的10位電影人講述他們和戛納的故事。什么樣的電影能夠獲得戛納的青睞？在戛納看電影是一種什么樣的體驗？中國電影和戛納的關系是什么樣的？這些故事不僅僅關于電影節，也關于個人的野心和夢想。

徐寬（Fred Tsui）電影發行人，曾負責《大事件》《鐵三角》《七人樂隊》等電影的海外發行，從1994年開始參加戛納。

1994年，我首次踏足戛納，除了疫情那幾年外，每年都無間斷地出席。最初我是為了看電影自費出席的，后來我開始為中國香港的雜志及報紙寫戛納的評論文章，每天看至少五六部電影。又過了一段時間，我開始負責替中國香港電訊的互動電視購買電影版權，在戛納看到心儀的電影時，會跟中國香港一些電影發行公司聯系，叫他們買下電影版權，再把VOD（即視頻點播）的版權賣給我。

后來，我去了寰亞電影公司當總經理，主要負責亞洲電影的海外發行。我在寰亞電影工作了21年，身份由買片變成賣片，可以名正言順去戛納做海外發行的工作，雖然電影看少了，人脈卻有增無減。鑒于我跟戛納的負責人非常熟絡，大家志同道合，當他們嘗試首次放映類型片時，來找我幫忙，我便順理成章地把杜琪峰的《大事件》推到戛納去。英語有句諺語叫“and the rest is history ”，后來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這部電影那年在戛納亮相。

到戛納的三十多年中，當然有很多有趣的事情。最初因為要忙著看電影，廢寢忘食，所以每次影展完畢后腰圍都減了幾寸，后來從事賣片工作，應酬多多，每晚大魚大肉，影展完畢后腰圍都會增了幾寸！戛納除了電影外，電影公司搞的派對也非常到位。在寰亞工作期間，我們有一回在沙灘搞派對，還請來不少好萊塢的名人出席。當我跟一位女同事交談時，我發現派對入口出現了一位非常著名的好萊塢導演，他的眼神一直看向我們。

我對那位同事說，導演看中你了，她說沒有可能。我們還沒有說畢，那位導演已經站在我們面前，他對我的同事說很欣賞她的演出，她的每一部電影他都有看，誰知道她壓根不是演員呢，如此低層次的pick-up lines（搭訕）如果出現在他的電影中，肯定會劣評如潮。以后我每次看他的電影時，總會記得他當時的模樣。

結束在寰亞電影的工作后，我成立了自己的顧問公司Moebius Entertainment，替海內外公司做顧問，除了繼續做老本行的海外發行及影展推廣外，也會為不同電影翻譯字幕及劇本，到世界各地做影展評審，還有替國泰航空做訪問節目。與此同時，我也是中國香港電影發展基金的委員，負責幾個項目的督導工作?？偠灾?，只要跟電影有關的有趣工作，我都樂此不疲。

楊超 導演、編劇，2002年導演的短片《待避》獲戛納影展“電影基石”單元三等獎，2004年第一部劇情長片《旅程》獲戛納影展金攝影機獎特別提名，2016年《長江圖》入圍第66屆柏林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

我很感謝戛納和選片人，如果不是他們在一大堆電影學院的作品里把我選出來，給我精神鼓勵和金錢鼓勵，我也不會那么快開始拍第一部長片，我是完全被戛納推起來的導演。

1997年，我拍了畢業作業短片《待避》，但是我沒想過要去報名戛納，感覺戛納是一個特別遙遠的、神話一般的地方，沒有渠道，沒有信心，我不覺得我拍了一個可以去戛納的電影。直到2001年，戛納的選片人到電影學院選片，他通過電影學院的老師找到我，說我的短片入圍了戛納。

從電影學院畢業后，我一直在北京漂著，做些小活，拍一些專題片，我特想有機會拍廣告，因為能掙錢，但我沒門路，我不太混圈子，生活比較閉塞。我一直感覺自己沒學會拍電影，所以畢業后我還處在學生狀態，一半的時間都在北京圖書館看書。我壓根沒想過拍電影，我覺得短片拍得還很差，《待避》除了有一個老師說不錯，其他老師和同行都沒覺得好。

我第一次聽到毫無保留的贊美就是在戛納，在宴席上，當時的主席吉爾·雅各布和選片人跑過來，一左一右，把我當小孩一樣，抱著我說：寶貝你是個天才，你一定要再來，你一定要繼續拍，拍完之后你要再回到這里來，這是你的家。我當時挺感動的，我說至于嗎？他是電影節的主席。當然他可能跟每個他覺得需要等待的導演都會這么說，但是對于我來說，我在北京很少聽到這樣的話，大家比較理性，同行之間也比較難贊美對方。我后來在行業里說導演之間最關鍵的就是互相贊美，別人拍得好，你要說他拍得好，這樣行業就發展了。因為新導演往往是最需要信心的人。

戛納就像一個導演之家，他們把所有來的導演當成歸家的小孩一樣，給你充電。這是一個很難忘的旅程，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好的電影，所有人把電影當作很神圣的東西，你做出的微小的努力，別人都當作大事情。雖然我是短片導演，但是他們每個人都對你抱有期待，都鼓勵你繼續拍下去。

按照當時電影節的慣例，只有3天的酒店和居留時間，我就問戛納，我希望可以住滿全程，我要看電影。他們立刻就答應了，也給我解決了翻譯問題。戛納很貴，每個導演都可以在一個咖啡館吃東西，雖然只有冷餐和簡餐，但我把那兒當成了食堂。他們看我一直去咖啡館和麥當勞吃飯，就給我一堆酒店的餐券，讓我去酒店吃正餐。他們希望導演受到照顧，不希望你因為生活問題而不舒服。

雖然三大國際電影節也會競爭大導演、大明星的片子，但我認為他們最核心的競爭是誰能發現這個地球上最有創造力的新導演和新電影，這是戛納的生命線。戛納有著全球最商業的電影市場，這個市場也給了戛納做藝術片的底氣，那里是一個近乎藝術電影的堡壘，它能對抗意識形態、權力、金錢，只看導演的創造力。

對我很重要的是入圍基石單元有獎金，三等獎大概是5萬法郎，這對我幫助很大，大約兩三年我可以不用怎么干活，只是繼續看書和看片，安心地準備劇本。2002年我從戛納回來，2003年就開始拍長片。

但那時候國內對戛納不太關注，我得獎之后，只有《南方周末》宣傳過一個小文章，得不到太多的幫助，后面的導演就好很多。

我當時拿著《旅程》的劇本找了很多人，后來是田壯壯導演決定幫我，找了世紀英雄公司做出品方，給了300萬，但后來錢用完了，沒法做后期，壯壯導演說，我們也沒錢了，你要不然用電影廠的剪輯車間。那是用手搖剪輯的方式剪，不需要錢，我就在電腦時代退回到了膠片剪輯，在巨大的車間里，用手里上百卷的膠片剪完了。

2002年我第一次去了戛納之后，選片人時刻盯著我的新片，他也盯著很多別的導演。他說你要有第一版給我看一眼。我們沒法輸出錄像帶，我就找了一個小DV，在我們剪片車間的放映廳里對著屏幕拍，自己盜了自己一版，給他送過去。他很快就回信說非常好，他非常喜歡。但長片的入圍沒那么簡單，要經過三四層的委員會選拔，他說這個版本太差了，能不能給我更好的版本，我需要給大委員會看。

我說我現在沒有更好的版本，但是如果你能給我一封熱情洋溢的戛納來信，我也許可以去說服投資人，讓他們繼續給我錢做后期。他說沒問題，他真給我發了一封郵件，我把那封信打印出來去找壯壯老師，他拿去給世紀英雄的領導看，那時候電影已經超支了，他們就像擠牙膏一樣給了一攤子錢，每次通過一層選拔，選片人就發一封更熱情洋溢的信，我打印翻譯出來去跟領導要錢，直到最后一次選拔，我們才做出了拷貝。

2004年4月1日，愚人節那天，選片人給我發郵件說《旅程》入圍了“一種關注”單元，你的片子我們非常喜歡，你值得這樣的榮耀，你第一部長片能夠入圍“一種關注”單元，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績。

他也問我在戛納有沒有發行方，我說沒有。那時公司沒人管，也沒錢，只給我買了去戛納的機票，選片人幫我推薦了很好的發行方，但因為公司停止運營，最后《旅程》沒能在海外發行，沒有影響力，也拖后了我拍下一部片子的時間，為了募集資金，隔了7年我才拍《長江圖》。

2005年戛納開始辦創投工作室，我拿著《長江圖》的劇本去了戛納，在歐洲進行融資，得到了5個創投的幫助。后來在拍攝的時候，因為中途沒錢了停機一年半，一直到2015年9月份才做完后期，那時戛納已經結束了，離我們最近的是2016年2月份的柏林電影節，我們把片子投給了柏林電影節，經歷了三四輪的反復選拔，在我生日那天得到了入圍的消息。

面對去柏林還是等戛納的艱難選擇，由于片子戰線拖得太長，制片人和投資人快崩潰了，我們對戛納也沒有絕對的信心，盡管我前兩部作品都入圍了，但是戛納很多次把非常著名的導演一腳踢出去，比如得到過金棕櫚獎的庫斯圖里卡，所以我不敢冒險，如果被戛納拒絕，又錯過柏林，再等一年的時間壓力團隊沒法承受。經過短暫的考慮，我們決定去柏林。

《長江圖》在柏林放映后，很多朋友跟我說你這個適合戛納，你應該等戛納，我說那也沒有后悔藥，沒辦法。每一部電影都有自己的運程。

戛納就像一個導演之家，他們把所有來的導演當成歸家的小孩一樣，給你充電。這是一個很難忘的旅程，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好的電影，所有人把電影當作很神圣的東西。

黃璐 演員，2007年主演的《盲山》入圍戛納“一種關注”單元 ，2016年主演的劇情片《一只黃鳥》入圍戛納影評人周單元，2019年主演的《六欲天》入圍“一種關注”單元。

收到《盲山》入圍的消息時，我上大四，22歲，正在電影學院看電影，我打電話給之前在劇組認識的設計師定做一套禮服，他起名“一樹梨花壓海棠”，上面有很多手工刺繡的梨花和小鳥圖案，水白色的小禮服，我配了一雙綠色的鞋，我爸還買了好多藏銀，讓我戴著，另一些當禮物送人。當時也不知道可以要贊助，我都是自己花的錢，一萬塊，我拍這部電影的片酬也是一萬塊，所以我爸叫我“黃一萬”。片酬都花在買禮服上了，還得自己買機票。

當時我們劇組有人在吵架，為什么你帶的衣服比我多，是不是故意搶風頭，馬上搬出去，直到首映禮開幕半小時前還一直在吵架，我一邊畫眉毛一邊聽著他們對罵，我快瘋了，我也不知道怎么面對這種爭執。

我們還約著開車去摩納哥，那里有賭場，離戛納很近，但車里又有不愉快，半路上我經紀人讓我見徐克，我說我要回去了，他們把我丟在半路上，我帶著DV機，一路走一路拍，一路問火車站在哪里，就像《憨豆先生的假期》一樣，自己還挺高興，到了火車站看不懂法語，到處找會英文的法國人，當地很多都是老人，最后碰到一個當地的年輕人，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樣，他也去戛納，那些海報都是他們貼的。他跟我說，火車晚點了一個多小時，我就跟著他走，我沒有地址，把酒店的照片給他看，他說正好離他挺近，把我送了回去，這是我在戛納的一個冒險，就像憨豆先生橫沖直撞，但運氣比較好。

第二天我知道他們去摩納哥的路上出車禍了，他們說都是因為我走了才導致車被撞，修車錢要AA。我挺痛苦的，人生地不熟，我很想走，去哪里都好難，大人的世界好復雜，又貴，又沒時間吃飯，每天吃三明治感覺吃不飽，我就很想趕緊回成都吃東西。

是制片人孫小姐救了我，我就只跟著她，不然我真不知道該怎么辦。她天天帶我見人，參加party，我每天晚上穿著同一套禮服，就跟灰姑娘的水晶鞋似的，只要一穿上那件裙子，別人就開始夸。

她帶著我去電影市場，她在開會，我坐在旁邊吃冰淇淋，她也給我安排采訪。我每天穿著高跟鞋跑來跑去，我們約著去看金基德的《呼吸》，張震主演，但孫小姐忙得忘了時間，我們去晚了不讓進場。

后來我挺開心的，長了不少見識，見了很多人，我也見到偶像侯孝賢，還有張曼玉。很多世界頂尖的電影人在你身邊，忽然覺得電影夢沒有很遙遠。

在戛納，我認識了我現在在紐約的經紀人，一直到現在我們還在合作，我們之間沒有合同，但是比合同還要長久，就像家人一樣，她看完了《盲山》專門來找我。

我還認識了一個斯里蘭卡的導演維木?！ぜ觼喩＿_拉，我們倆是在戛納的街上認識的，那里有一家特別有名的酒吧，大家舉著酒杯在街上喝酒，滿條街站滿了電影人，我碰到他，他說他要拍一個新電影，他可以加一個中國女生的角色，我說好吧。

當時就這么一說，第二年我還真的去了，也挺刺激，2008年斯里蘭卡在打仗，每天都有士兵拿槍檢查我們的車，組里沒有別的中國人，大年三十的時候導演帶我去吃了頓中餐，就算過年了。我爸覺得危險，還拜托一個朋友陪我去，我們住在海邊殖民政府蓋的酒店，挺浪漫的，她去動物園玩，第二天那個動物園就被炸了。后來我們的片子《世界之間》入圍了威尼斯主競賽單元。

第二次去戛納就放松很多，很開心，自己能做主了，認識很多朋友，感覺如魚得水，我還帶了調料做火鍋。我也已經知道有贊助，直接在現場找禮服，各個品牌的禮服隨便選，根本不用自己花錢，人家還倒給你錢。珠寶也是贊助的，上紅毯前戴上，走完就在廁所摘下來還給保安，我輕輕松松進去看電影。走紅毯前要吃飽，看完電影出來都半夜了，我也不想光走紅毯不看電影。有的模特就是為了走紅毯，走完從側面就出來了。

每次去戛納都感覺要累得脫一層皮，白天各種活動、采訪、拍攝，晚上各種party，得有兩個人輪班陪我，白天經紀人，晚上化妝師，她們說我是特種兵。

第三次去戛納很特殊，《六欲天》入圍了戛納的“一種關注”單元，導演祖峰因故沒來，我去了但是不能在我自己電影的首映上露面，我被幾個人圍著進去。

第一次去戛納對我影響很大，我覺得這個世界很大，有無限的可能，你一定要走出去，而不只是局限在國內演偶像劇，你會有更宏大的目標，這個目標你見過，摸到過。雖然回來后有一些落差，總覺得去戛納之后會有一些不一樣，但回國之后發現還是一樣的，就像什么都沒發生過一樣，那一年好像都沒戲拍，但也很快都調整好了，在腳踏實地地拍一些東西。

每次去完戛納都像充了電一樣，又知道自己要繼續向哪里努力了，還有很多人真正知道電影到底是什么，為了什么。無聊或者懷疑自己到底在干嗎的時候，就會想還有那么多好的電影人和作品呢。

去年，我又見到了那位斯里蘭卡導演，他從年輕小伙子變成了大叔，胡子都白了。

戛納是一個交易市場，只不過賣的是電影，跟賣皮鞋也差不多。這些公司在戛納電影宮里都有展位，小公司幾平米，大的公司有50平米。

馬雷夢 法國人，首位把歐洲三大電影節獲獎影片批量引進中國的人，從2010年開始參加戛納。

2010年左右，我在上海電影節認識了一個以色列導演，他拿了很多DVD給我。他的很多作品在三大國際電影節獲獎，我說我們可以引進你的電影，那時國內視頻內容平臺需要批量購買正版電影。

第一次去戛納，我是和優酷合作，我們給優酷推戛納獲獎片，優酷負責內容的人說要去戛納，他是第一次去，怕有點不熟，問我要不要去，我入行只有一年，我都不清楚戛納有最大的版權市場，跟大家一樣，以為只是電影節，我快速研究后就去了。

從小我在電視上看戛納的海和紅毯，法國電視臺每年5月份都有戛納專題，一個娛樂綜藝節目把演播室搬到了戛納的海邊，明星嘉賓都會參加這個節目，走紅毯、接受采訪。第一次去現場很激動，我還跟爸媽和朋友說我來戛納了，但電視里很璀璨的紅毯，因為一直有人走來走去，紅毯沒有明星和燈光的樣子也很平常。同時也會感覺我很渺小，因為那里聚集了全球電影行業的人，他們看上去很自在，到處都是熟人。

那時我不知道什么電影在中國市場有價值，但至少大家都認可戛納等電影節，我們就做了一個獲獎影片的版權打包，主要是金棕櫚獎影片，也有最佳劇本獎、最佳演員獎等主競賽片。國內剛開始購買版權，價格不高，我們和法國公司說，反正怎么也比零好，這都是新的收入，而且買的片子也多，我們作為中間公司一邊篩選獲獎片，一邊和國內的公司聊，我們要保障引進的外語片最少能賣兩三個網站，如果只有一個平臺想買，我們就不做了。我是第一個引進侯麥電影的人，我是他的影迷，很開心能引進他的片子。

一開始我賣版權給視頻平臺，后來我開始引進片子上國內的院線。在戛納開幕之前，你就要提前約好各個版權公司的時間，一天約五六家公司開會，每個會30分鐘，看他們的新片單，我們判斷片子在國內能不能過審，有沒有市場，這是很繁瑣的工作，很多片子不適合中國市場。這些片子有的還在制作中，就看劇本，拍完了他們給你發鏈接，或是有的在戛納首映，你就直接在現場看，入圍主競賽單元的片子競爭很激烈，銷售公司會看大家的報價。

戛納是一個交易市場，只不過賣的是電影，跟賣皮鞋也差不多。這些公司在戛納電影宮里都有展位，小公司幾平米，大的公司有50平米，分成好幾個房間，有電視屏幕，貼著大的電影海報，有的公司覺得在電影宮里擺站臺不夠高級，就在周邊租一個可以看到海的房子。作為買家就很累，十一點半在電影宮開完會，12點之前要看導航找到另一個地方，你只要遲到一次，后面所有的會就都會遲到，雖然趕路的時候能看海，曬太陽。

再后來，中國電影有走出去的需求，我開始做賣家，幫他們在海外電影節做推廣宣傳，往外賣中國電影，我在戛納電影宮有了展位，每天約買家開會，爭取把中國電影的版權賣給各個國家的發行商。做銷售最重要的是你代理什么片子，我們得在國內找好的項目。

有一年，我代理了一部片子，沒有入圍戛納，但是片方想在戛納辦發布會，片子在國內6月上映，他們去戛納的海邊拍照，我邀請外媒和國內媒體，安排發布會，素材返回國內做宣傳預熱。那時候做娛樂的國內媒體都會去戛納，但現在中國媒體去的少了。

好萊塢的一些片子也會在戛納舉辦大型推廣會，因為戛納電影節是全世界媒體數量最多的活動，如果你足夠有吸引力，媒體都會幫你傳播，當然媒體更重視入圍戛納的片子。有時我代理的片子沒有知名導演和演員，對媒體吸引力不夠，只有出品方比較吸引人，我就邀請一些行業媒體給這些高管做專訪?，F在有的電影入圍了但不是主競賽單元，都不好拉媒體。

我們的合作方之一是戛納最大的活動公司，他說他們工作的核心就是講故事，其實觀眾也不是很清楚到底誰入圍、誰沒有入圍以及入圍了什么單元，你只要把故事講好就行。大家看的都是明星照片，其他細節不重要。當然之所以可以這么做，也是因為戛納比較高級，有熱度。

我現在是賣家，不需要再去看電影選片了，但我每一年在戛納都會去看一次電影的首映場，穿西服走紅毯。我表妹住得離戛納不遠，她有次來找我玩，讓我給她安排一張首映禮的電影票，我們想了各種辦法，花了5個小時才找到合適的票。在戛納路邊，從早上6點開始就有人拿著紙，紙上寫著各種各樣好玩的哀求，比如如果你給我今晚8點的票，我把房子送給你?？词子扯Y的體驗很好，大家站起來鼓掌，第二天雜志上就會寫這個片子觀眾鼓掌有4分鐘、6分鐘或8分鐘，鼓掌時間的長短，是片子受不受歡迎的評價之一。

張海律 前媒體人，結束旅行生涯、中年后才首次開始考勤生活的中年打工人。曾走訪一百多國，順便靠采訪國際電影節、音樂節賺路費。

我去過戛納電影節兩次，一次是2012年，一次是2014年。最后一次去戛納距今10年了，因為年代久遠，我的經歷可能不算是特別有代表性。

作為騰訊的“編外成員”，我在電影節負責的是采訪報道和寫評論。身為編外人士特別幸福，我可以任性地去采訪一些很偏門的導演，比如東歐那些“斯基”和“維奇”，不像公司自己的記者們，需要去機場接機，采訪一些國內的明星，以保證網站的流量。我當時是特別自由的。

有些采訪需要和影片的公關方提前聯系，有些采訪是到了現場再約。在戛納電影節，PR公司們會在重要的酒店外“擺攤”，你可以去那里結識他們，和他們大概約一個采訪的時間段，再由他們分配具體時間。后來就逐漸演變成PR們擁有自己的郵件群，記者報過名后，他們會給你群發郵件，通過郵件來約訪。

有件事情還挺搞笑的，2014年在戛納的一個中午，我打開Gmail郵箱，收到了一封郵件的催問：“你在哪呢？”我才知道對方以為我約好了法國演員馬修· 阿馬立克的采訪，卻臨時失約了。我那時很蒙，因為頭天晚上我收到的郵件是：“不好意思，安排已經滿了，希望你理解?！?他們第二天怎么又莫名其妙地來催我了？由于時間已經過了，那個采訪最終也沒做成。戛納就是這樣，計劃總不如變化快，除了我這種烏龍事件，因為臨時變動，約好的采訪做不了的情況也時有發生。

在戛納電影節當然有采訪大牌明星的機會，但這些采訪常常需要租賃場地，不管是藝人的經紀，還是片方的PR，都會把場地的租金費用分攤給記者。有些采訪需要付錢，碰到喬治· 克魯尼這樣些的超級明星，甚至要付一千歐元（這個數字應該沒有夸張）。我記得當時有幾個大的門戶網站相互競爭，就真的有一家舍得砸錢，最后得到了15到20分鐘的采訪機會。

我自己做的采訪里專訪群訪都有，有些相對小眾的導演是專訪，比如德籍土耳其裔導演費斯· 阿金，我很欣賞的一個法國的吉普賽導演托尼· 加列夫。采訪后者時，我們隨便約在了一個海灘的酒吧，聊了大概半小時，那是我在戛納采訪時間最長的一次。

多數主競賽影片安排的采訪時長往往在15到20分鐘內，現場會有來自世界各國的六七個記者，一人問一個問題，觀察到創作者說得差不多時，記者就趕快去搶下一句話。如果你稍微害羞一點，或是語言表達上稍慢一點，可能連提問的機會都沒有。

還有些素材可以在場外獲取，在以前，你可以申請一個媒體柜，柜子里堆滿了片子的物料，這些印刷品還挺漂亮的，常常記錄著劇情簡介、導演闡釋之外的更多信息，比如影片外景地資料。我記得2012年的戛納，我還別出心裁地把看到的所有電影的外景地整合成了一大篇文章，比如《利維坦》的取景地有個鯨魚骨架在那兒。這個比較突出，也有好多湊數的，比如一個家庭故事，非要湊一個外景地，現在想來也有點牽強。

三大電影節我都去過，如果說具體的區別，雖然青菜蘿卜各有所愛，但在戛納，片子質量會在一個平均水準之上，不像威尼斯電影節、柏林電影節可能會跳出讓你一輩子難忘的作品，但也有大跌眼鏡的電影。

在戛納電影節當然有采訪大牌明星的機會，但這些采訪常常需要租賃場地，不管是藝人的經紀，還是片方的PR，都會把場地的租金費用分攤給記者，有些采訪需要付錢。

陀螺 影評人兼制片人，曾擔任多個影展及電影節評委，自2012年開始深度觀察和報道戛納電影節。

我最早一次去戛納電影節是在2012年，自那之后，除了2020年、2022年，我每一年都去過。

去戛納的前兩年我拿的是藍色證件，證件等級不高，基本上每部片子都要排隊一兩個小時，趕上熱門電影，則需要排隊兩三個小時起。5月份的戛納會在晴天和雨天間來回切換，有次排隊趕上雨天，我整個人在室外淋成了“落湯雞”。不只是我，所有排隊的人都淋濕了。電影開始后，整個影院里彌漫著一股像是毛巾打濕后悶起來的味道，聞著很惡心，即便如此，大家還是安安靜靜坐在那兒看電影。

這就是戛納電影節最大的魅力，也是會讓人上癮的一個東西，你在那兒會感覺到所有的人都是熱愛電影的，電影是真正受到尊重的。雖然說到底只是看一部電影而已，但整個電影節充滿了看電影的儀式感。

為了營造這種儀式感，官方也制定了很多規則，比如證件的等級制度，不同顏色的證件代表著不同級別，以此決定觀眾觀影的先后順序。這里面當然會有一種很虛榮的、很不好的東西，但另一方面，它會讓你覺得看電影是一件有優越感的事情，這也是儀式感的一種。

戛納電影節還有一個著名的規定，就是紅毯首映場會嚴格地要求每一位觀眾的穿著，比如女性必須要穿高跟鞋，男性要身著全身西裝。因為這個我還吃過一次虧，在電影節，我持有的是媒體證件，看的基本都是媒體場，穿著休閑即可，并不需要正裝。去戛納兩三年之后，我還是想去感受一下走紅毯的感覺，所以那次專門帶了正裝和一雙皮鞋。

到了走紅毯那天，我先是用媒體證件換到了紅毯票，又回到住處換了衣服，換完馬上跑回去排隊，整個人大汗淋漓。終于排到我上紅毯，保安叫停了我，說我的鞋子不合格，“你穿的是褐色翻皮皮鞋，不是正規的黑皮鞋?！蔽揖蜎]能進去。從那次之后，我再也沒有為了去走紅毯進行過任何專門的嘗試。

在戛納十年，每年我至少會看35到38部電影，最多可以看到50部，平均每天能看4到5部。映后觀眾席的反應基本就這么三種，罵街的，掌聲雷動的，以及同時有臟話和掌聲的。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特別喜歡罵臟話，有時電影還在滾片尾字幕，影院燈光還沒亮起，大家都沒有離座，就聽到一個意大利人用巨大的聲音罵了一句，“什么傻Χ電影啊，爛電影”。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觀影過程中爆發的掌聲，在戛納電影節，大家觀影時還是持有相對嚴肅的姿態，在中途爆發掌聲的概率是極小的。其中有兩次印象很深刻，一個是澤維爾·多蘭的《媽咪》，影片畫幅是正方形，在電影的中后段，男主角突然用雙手扒開了畫幅，那個鏡頭特別震撼，當時全場發出驚嘆聲，之后開始鼓掌，那個感受我至今都記得。另一個是《托尼· 厄德曼》，中間有一段高潮戲，大家一邊爆笑，一邊鼓掌，觀影氛圍特別熱烈。

與此同時，在戛納電影節，看電影時睡覺是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如果誰跟你說，我從不睡覺，要么是TA看電影太少了，要么就是TA騙你的。我印象里最晚的一場電影在11點，那部電影好像3個小時。每個有證件的人都是有工作的，有時候看電影看到凌晨兩點鐘回去，還要寫東西到三四點鐘，同時第二天早上八點半還有一場，這中間只有不到4個小時的時間可以睡覺。這樣的生活要持續10天，而且每部電影幾乎都是大悶片，如果你一邊只睡4個小時，一邊看完阿彼察邦看蔡明亮，看完蔡明亮又看畢贛，那4個小時就不頂用了。

那種睡覺不像我們平常打瞌睡一樣，先閉上眼睛，之后醞釀一下，再慢慢地進入睡眠，睡意往往發生在眨眼的瞬間，可能前一秒你還在覺得：“哇，這個電影好好看”，但一眨眼睛，下一秒就失去意識了，你完全不知道自己睡著了這個事情，非?？膳?。

電影宮內設有很多咖啡點，提供濃縮美式咖啡，大拇指大小一杯，咖啡點前全天排滿長隊，所有人都在狂灌咖啡。但我覺得這并不那么有效，真到了眨眼就睡的那種狀態，喝多少咖啡都沒有用。我想了很多不讓自己睡著的方法，現在每年去戛納，我都會提前準備一包糖，變態酸的那種，或者其他刺激性的食品。有時候看一些很重要的電影，但真的快要睡著了時，我會吃東西，或者馬上去上個廁所。還有一部電影，我看了大概20分鐘之后，跑到了最后一排，站著看完了整部片子。

有時候我甚至會為了睡覺去看電影，早上看完第一部電影已經很累了，但下午還有一場很重要的電影，萬萬不能在那時睡著，這時候怎么辦呢？可能在這兩部電影之間，我剛好還安排了一部電影，那就先去看看這部電影好不好看，如果前五分鐘我覺得它不好看，就馬上倒頭睡去。

在戛納電影節觀影真的特別辛苦，有好幾年我都累到中途感冒發燒，整個人崩潰，但還是覺得太快樂了。因為在那12天之內，戛納給你營造了這么一個泡沫，置身于泡沫中，你24小時內的所見所聽所感、腦子里面處理的所有信息，只與電影相關。就好像在這十多天里，你去到了一個與世隔絕的地方。

這也導致很多人，包括我在最開始幾年都會產生一個戒斷反應，俗稱“戛納后遺癥”，從戛納回來之后，大概有那么一個星期，人會覺得很空虛。因為之前在戛納，電影的氛圍實在是太濃縮了，人也太緊繃了，突然“啪”的一下把戛納這個源頭切斷了，人乍一回到現實世界里面來，一下子就不知道接下來要干嘛。

戛納電影節當然也有很多缺點，比如一些制度上的問題，比如它“森嚴”的等級，最開始以朝圣者的心態去往戛納的時候，我并不了解，去了10年之后，這些問題我看得更透徹了，但也不會因此而不喜歡。對我而言，反而是你越了解這個電影節，就越喜歡它。

魏書鈞 導演，五年四入戛納。2018年5月，執導的短片《延邊少年》獲得第71屆戛納電影節短片競賽單元特別提及獎；2020年6月，執導的劇情片《野馬分鬃》入圍第73屆戛納電影節；2021年6月，執導的劇情片《永安鎮故事集》入圍第74屆戛納電影節導演雙周單元；2023年5月，執導的劇情片《河邊的錯誤》入圍第76屆戛納國際電影節一種關注單元 。

2017年做創投的時候，我認識了一個導演雙周單元的審片人，我們見面時，我拎了兩盒龍井打算送他，他說我不喝茶，我說沒關系，就是客氣一下?！堆舆吷倌辍啡雵┘{電影節后，我第一反應是那兩盒茶葉發揮了作用，但我的影片入圍的是官方單元，和導演雙周是兩個選片系統，我才知道不是因為茶葉。

收到入圍通知那天，我正和攝影師還有一位聯合編劇討論《野馬分鬃》的劇本，三個人實在想不出來招了，就去打籃球，入圍郵件是打完籃球后看到的。在原定計劃中，晚上應該繼續聊劇本，結果到了咖啡廳，劇本一字沒提，我們電腦也沒拿出來，而是一直在討論去戛納穿什么衣服。戛納在海邊，度假風，我們就整了一些特別漂亮的短褲，到戛納后發現一是太冷了，二是去任何場所都需要穿正裝，這些衣服通通沒用上。

一直以來，我都沒想過得獎這個事兒，覺得片子能夠入圍已經是中彩票了，這次來戛納就是旅游的。頒獎前一天，電影基石單元和一種關注單元開始頒獎，導演申迪的《動物兇猛》得了基石的二等獎，我們心想說，哎喲，大家身邊終于有一個年輕導演得獎了，這才開始有了得獎的期待。

頒獎那天，有個流程是所有短片導演一起走一遍紅毯，我收到了工作人員打來問人在哪的電話，才發現自己把集合時間記晚了半個小時，于是迅速飛奔到電影宮，勉強趕上了紅毯。走完紅毯后一位工作人員特地對我說，“剛才大家集合的時候說了一下，你沒聽到，我再跟你說一聲，待會兒短片有兩個獎，第一個獎叫特別提及獎，不用上臺，站起來招招手就可以了。第二個獎是短片金棕櫚，要上臺發言?！?/p>

我沒有多想，覺得就是補充嘛，過一會兒碰到了一個負責選片的工作人員，又跟我重復了一遍，我才覺得一會兒是不是真的有一個獎??？到了頒獎環節，第一個宣布的是我的短片，我滿腦子都在想到底有沒有獎，聽到得獎后還挺懵的，獲獎感言更是壓根沒想。

回想起這一次去戛納，我覺得自己就是一名小學生，有那么多優秀的前輩和同齡人在這里，一定要多多學習，珍惜每一次交流的機會，后來越去戛納，我越覺得還有太多要學習和進步的地方。

我入圍了戛納電影節四次，實際只去過兩次?！兑榜R分鬃》入圍那年，戛納由于疫情沒有辦成，《永安鎮故事集》入圍那年，我因為有別的工作安排就沒前往戛納。我錄了視頻向現場的觀眾和電影節致以問候。演員黃米依和剪輯指導馬修作為代表出席了首映式，他們第一時間收到了很多現場觀眾的掌聲和認可。

甚至黃米依在衛生間里也收到了一份熱情洋溢的觀影反饋。一位阿根廷女觀眾跟她聲情并茂地描述她有多么的喜歡這部電影，原因在于她是一位阿根廷的球迷，她在片尾聽到了《阿根廷請別為我哭泣》這個音樂。雖然因為這個原因喜歡這部電影是我們始料未及的，但這也讓我更加意識到，每個觀眾都會從個體的經驗出發去看一部電影，有大量而豐富的個體經驗會進入到一部電影當中，通過觀看，再作用到觀眾心里，電影某些時刻成為了人們與自我溝通的載體。作為一個電影工作者，我感到很幸福。

去年攜作品《河邊的錯誤》去往戛納時，同樣發生了一個小插曲。戛納電影節有一個傳統，就是一種關注單元的主創除了會參加影片在白天的映前紅毯外，也會參加當晚首映的主競賽影片的映前紅毯，這被視為一種更大的殊榮，也是對影片和主創更廣泛的一次曝光。每個參加紅毯的劇組，可以選擇自己的紅毯音樂。我們選擇了《河邊的錯誤》這部影片里反復出現的《月光》作為紅毯音樂。但不知道為何原因，我們走紅毯的時候并沒有放我們的音樂。直到那晚紅毯的最后，導演馬丁·西科塞斯率領《花月殺手》的劇組走向電影宮時，《月光》的音樂才悄然而至，年逾八旬的馬丁導演緩慢而堅定地在紅毯上行進著，全球媒體的攝影機正聚焦著紅毯上這位杰出的藝術家，仿佛是一種注目禮。

時至今日，我也無從查證，為何那天的音樂播放是這般的，但這何嘗不是一種美好的意外呢？

每個觀眾都會從個體的經驗出發去看一部電影，有大量而豐富的個體經驗會進入到一部電影當中，通過觀看，再作用到觀眾心里。

單佐龍 導演、制片人，《地球最后的夜晚》《愛是一把槍》等作品的制片人。

全世界的電影產業都在不斷萎縮，電影銷售情況低迷，華語電影就更難賣了。在以前只要電影進入三大國際電影節（戛納、威尼斯和柏林），就有助于海外發行和本土市場的銷售，但現在因為各種原因，幾乎只有戛納電影節才有明顯的作用，你的電影只有在戛納才能被看到、關注、買賣，只有戛納才更有機會把它變成一部世界級熱門的作品。

4月第二周戛納舉辦發布會，5月戛納開幕，如果你的電影想去戛納，你就得在安排制作周期時提前考慮戛納的時間。但是你知道計劃趕不上變化，電影制作永遠都在變化，比如拍攝會暫停，剪輯會卡住，一卡一兩個月，剪不出來就是剪不出來。

2018年3月初我們決定要送《地球最后的夜晚》去戛納，畢贛的壓力很大，他需要在3月底拿出一個能過關的版本，用于戛納選片委員會看片。4月1日凌晨，他總算交上了，凌晨5點，我拿著剛制作完成、還溫熱的硬盤坐上去法國的飛機。

送片的版本還沒有完成ADR和3D轉制，戛納電影節評委都是火眼金睛，做不做后期對他們沒那么重要。但入圍之后就要為了在戛納上首映去趕后期制作，這肯定是要花更多成本的，有時候項目預算不足也沒辦法做到。

我在巴黎待了半個月等消息，等片的同時我一直在跟三個法國公司開會討論，我們應該如何去影響戛納選我們的電影，如果被選進了戛納我們要做哪些準備工作。戛納的委員會非常精英，銅墻鐵壁，沒什么人可以真正影響他們，但如果在他們做抉擇之前，能有一些意見領袖包括影評人提前看到影片并表達他們的看法，對委員會而言是有參考性的。戛納藝術總監福茂的日記中有這樣一段話，他說：“一到做總結的時候，每個人便馬后炮式地對主競賽單元來一次重新的編排——這種時候，根據已知的受歡迎程度，要做出一個理想化的排片表實在輕而易舉。這不過是總結結果而得到的一場幻覺?！边@其實說明了，戛納也在揣測某部電影是否會受歡迎，他們的選擇是否正確，所以說戛納選片能否被影響？能，只是這個空間很有限，也并不是大家都能這么去辦。如果影片在入選戛納前就確定了國際銷售公司尤其是法國本土發行公司，這也會加重戛納選擇影片的信心。

我記得我們坐在一張長桌前，我一個中國人對著10個外國人，我的英語沒有那么流利，他們責難我，為什么電影沒做完？為什么現在還沒交上？所有的事情洶涌朝我而來，我要一件件反饋給國內不同的團隊讓他們解決問題，與此同時，團隊在焦慮地做后期：電影都做不完，你還來問我這些東西？

整個過程是很焦慮的，我很擔心電影完不成制作，我不想空手而歸，想給大家一個交代。有一天我在巴黎老舊的地鐵站里走著走著就哭了起來，出了地鐵站，畢贛給我發來一條微信：“佐龍，明天回來吧，去不去戛納，不重要?！?/p>

戛納是全世界最拽的電影節，其他電影節有可能會提前幾個月給你發offer，但戛納都是提前一個禮拜甚至兩三天才發offer，不管你是新人還是大導演，所有人都得等。對于中國片，既有制作上的壓力，也有制度上的壓力，我們必須有龍標才能去境外參賽。很多去戛納的電影（包括歐洲片）都不是最終的版本，在戛納結束之后還得繼續做后期，甚至還要改剪輯。

我們終于等到了電影入圍戛納“一種關注”單元的消息，我立馬從巴黎飛回北京。但我們的壓力更大了，要在一個月的時間完成最佳剪輯版本，大家不眠不休地接力工作，回想起來都是噩夢。

做法語字幕的時候，片子的中文字幕還沒做好，于是我們就出一句中文字幕翻譯一句法文。5月8日戛納開幕當天，我們還沒交上片，我抱怨趕不上戛納可不是開玩笑的事，畢贛的憤怒也累積了很久：“煩煩煩，你有什么好煩的，我現在連電影都剪不出來！你還想怎么樣！”

如果我們趕不上，這將是一次嚴重的事故，但我更清楚的是，過不了畢贛自己這一關，電影送不出去。我知道畢贛導演的特點，他一定會在最后一刻把東西交上，而且會交得很完美，但在這個窗口期你依然很緊張，而且我作為制片人要對各種事情負責任，比如一個入圍電影去戛納必須辦after party，怎么辦、在哪里辦、什么時候辦、誰出錢？我們有三個PR公司，分別負責中國媒體、法國媒體和英文媒體，你得協調好時間，你說頭疼不頭疼。

后期工作走到最后第二步的時候，大家已經精疲力竭了。畢贛和調色師唐強在工作棚里劇烈地爭執，他希望唐強能休息一會再工作，不要無效勞動，唐強暴怒：“我哪還有時間休息！我再休息，你們就都別想帶拷貝去戛納了！”“那我就不去了，我不要去什么他媽的戛納，我需要你拿出最好的質量來！”

為了將隨時有可能輸出完成的拷貝以最快速度送至戛納，我們縝密地制定了一個代號為“葫蘆娃”的方案，每隔兩到三個小時左右，將一名工作人員送上去往法國的飛機，把所有人的出行時間平均分布到最后的兩天時間內。

5月12日傍晚，第一顆放映拷貝送達戛納，但那個出現制作失誤，無法使用，非常崩潰。5月14日下午2點，畢贛終于帶著重新輸出的第二顆拷貝，昏昏沉沉地來了戛納，在5月15日凌晨2點通過了技術測試，同一天上午11點《地球最后的夜晚》在戛納舉行媒體場首映，幸運的是我們辦到了。

放映結束，我回到公寓房間，看到同事正在吃力地用谷歌翻譯拼命地刷著推特，忽然，他瘋了似地吶喊起來：“炸了！炸了！‘地球炸了！牛逼，龍總，你看，他們說我們導演牛逼！”

戛納就像是一部電影的火箭發射站，如果你對一部電影有足夠信心，你一定要把它帶到戛納去?！兜厍蜃詈蟮囊雇怼啡雵┘{的“一種關注”單元，雖然沒有得獎，但我們在影評人的評分榜單里排名前十，戛納讓全世界電影行業里的精英分子第一時間看到這部電影，有了口碑，并把電影帶去了世界各個地方。

陳劍瑩 導演、編劇，畢業于紐約大學導演系。2022年，執導的短片《海邊升起一座懸崖》獲得了第75屆戛納國際電影節短片競賽單元金棕櫚獎。

我完全沒想過《海邊升起一座懸崖》會入圍戛納。

短片是2021年12月底拍完的，在那之前，我的上一個劇情短片拍攝于2017年，兩個片子之間隔了4年的時間。這四年內，我做了很多執行導演的工作，業余時間寫劇本，還給各種影視公司提案，這些提案一個都沒成。很長一段時間里，我一直被否定、被拒絕，沒有任何正向的評價告訴我說我是可以的。

長久不拍片，導演會手生，拍完《海邊升起一座懸崖》后，我并不知道自己的水平如何。我和制片人討論片子要投遞什么電影節時，覺得戛納肯定不能進，于是提議說能不能投一些小電影節，稍微帶點精神慰藉獎性質的就可以。制片人勸我說不要著急，等一等戛納，你現在比較焦慮，就不要管這個事情了。我也相信他們，那就由他們去操作吧。

影片入圍的消息讓我非常非常驚訝。那天，我正在做瑜伽，收到制片人發來的消息后瘋狂地在房間里蹦跳，我平時是很自律的人，基本不吃晚飯，那天破格點了一份東北炒粉作為夜宵。

能夠入圍已經很幸運了，影片得獎這件事情，我更是完全沒有想過。

頒獎典禮上，主持人說的是法語，我戴的同聲傳譯耳機里也會傳來英語，兩種語言我都在努力聽，有點聽混了。主持人念完“TheWater Murmurs”（我的短片英文名）后，會場上開始鼓掌，全場掌聲雷動，我隱約聽到了我的名字，本能地懷疑了一下，應該是我吧？

在這之前，沒有任何人和我透露過得獎后該如何行動，我并不知道后面的流程是什么，當時整個人的狀態十分慌亂，大腦一片空白。

由于事發突然，我上臺時沒有帶手機，說完感言后直接進了后臺，后面我陸陸續續地看到很多我欽佩的前輩來到后臺，沒有辦法合影，我就在那默默地看著。其實我挺想拿手機記錄一下后臺，沒有記錄到，有點兒遺憾。

等全套流程都結束之后，時間已經過去了兩個小時，拿到手機時，手機“炸”了，所有的朋友都在給我發信息，微博上也不斷涌出新的提示。那個時候我感覺自己真空了兩個小時，回來整個世界都變了，光回復這些信息，我就處理到了大概凌晨三四點。我那時還在籌備我的新長片，需要跟國內的團隊開會，處理完消息馬上就到了開會的時間，所以我一直沒睡，到開完會，早晨七八點那會才睡覺。

我媽應該是全世界最后一個知道我得獎這件事情的。頒獎的時間是國內的深夜，我爸媽都睡著了，他們醒了已經是早上，我媽問我說：“怎么了？有事嗎？”我說：“沒事，媽，我拿了個金棕櫚?！?/p>

拿獎后，大家的評價給了我很多力量。在頒獎結束后的那個after party上，評審團里面的一個女導演主動找到我，說看完片子后非常感動，她想到了她的孩子和她的孩子的未來，并走上前來擁抱了我，我也很感動，我們兩人相擁而泣。我才知道，我想表達的關于人類和空間、我們的過去和未來，這些主題是真的被看到了。原來電影這個東西是可以跨越國家和不同的文化，直達人類的內心的。

那天我總共也沒睡幾個小時，但一直處在幸福中，就像是我當時發在朋友圈的一句話，“一個夢做十年可能真的會實現的”，是那種感覺。

如果用一段詩來形容那次的戛納之旅，我會選擇聶魯達那首，“那段時光似乎前所未有/又似乎一向如此/我們去那里/一無所求/卻發現所有的東西都在那兒等候”。這首詩和我當時的心境非常契合，去戛納時，我一直是蒙的，我不知道評委們喜歡上了我什么，只覺得有個機會可以放映一下我的片子，還能和國際電影人交流交流蠻好的。但后面的收獲真的讓我覺得所有的東西都在那兒等候，不管是對自己的信心，對電影的熱情，還是來自于全世界觀眾的愛和支持，所有的這些很溫暖的情感，都在那個地方等著我。這是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

最近我在北京電影節的女性單元里也完成了一部新短片，叫《不如再見》，和《海邊升起一座懸崖》講述的告別不同，它講的是一對戀人四年后重逢的故事。離別和重逢都是我現階段的創作母題，我希望這些故事能打動更多的觀眾。

我一直是蒙的，我不知道評委們喜歡上了我什么，只覺得有個機會可以放映一下我的片子，還能和國際電影人交流交流蠻好的。但后面的收獲真的讓我覺得所有的東西都在那兒等候。

黃樹立 青年導演，現在紐約大學攻讀電影碩士，2022年執導的《當我望向你的時候》獲得戛納酷兒棕櫚最佳短片獎。

這是我人生中第一個電影節，在那之前我感覺自己不會和戛納有什么關系。

收到入圍消息的時候，我剛結束一個劇組的工作，凌晨4點我迷迷糊糊突然醒了，看了一眼時間就看到了入圍郵件。很激動，睡不著了，我開始給朋友打視頻分享這個消息。但開心不了多久，就要忙著給片子做法語字幕，調色，做聲音，準備一堆材料，要做海報、媒體手冊，處理各種流程上的事情。

2022年去戛納的中國人比較少，我也是經歷了一些困難才出去，4月份，我從溫州去四川辦的簽證，本來買的從北京去法國的機票，但那時候北京疫情突然暴發，我覺得可能出不去了，又把北京的航班取消，改成從廣州飛的航班，那一天廣州刮臺風下大雨，感覺差點走不了了。

到了巴黎，朋友跟我講要不要租一套燕尾服，因為電影宮晚上的放映都要求穿正式禮服才能入場。我想我這輩子也沒穿過，就買了一套，后面所有的場合也就只有這一身，一連穿好多天。

每天我都在看電影，一天看三四場，很開心。電影宮的放映太隆重了，在影院坐下之后，銀幕上會實時轉播主創團隊從紅毯走進來，再走到最中間的位置，給觀眾行禮，再熄燈，電影才會開始。

電影節倒數第二天下午，我從電影宮看電影出來，收到一封酷兒棕櫚工作人員的郵件，說當晚的頒獎典禮希望我能到場，他們說得比較委婉，但好像也給了我一點預告。我當時獲獎時候說的話特別矯情，我說我一直以來都非常希望我媽媽能以我為驕傲，但我應該為自己感到驕傲。我現在想想都覺得腳趾摳地，也可能跟語言和情境有關，用中文講這些感覺太矯情，用英語講就自信很多。大家鼓掌鼓得也很捧場，然后就一起去蹦迪，蹦著蹦著，第二天醒過來我就陽了，躺在床上沒法動，躺了三天，昂貴的民宿又得續上。

我覺得我可能去不起戛納了，那里好貴，大家在那兒過得非常拮據，好多朋友都是幾個人睡通鋪，擠一個房間，但又要穿著燕尾服排隊看電影。但也很開心，認識了很多新朋友。

我覺得我可能去不起戛納了，那里好貴，大家在那兒過得非常拮據，好多朋友都是幾個人睡通鋪，擠一個房間，但又要穿著燕尾服排隊看電影，然后吃路邊的小三明治。但也很開心，認識了很多新朋友，大家對電影都有很大的熱忱，他們的作品也深深地打動我，你能找到很多知己。大半夜，大家從party里出來，一起坐在海灘邊喝酒，是一些閃光的回憶。

我后來去了柏林電影節，對比很明顯，戛納像在三亞辦的，柏林像在北京辦的。一個是旅游城市，一個是正常運轉的大都市。你在柏林電影節能感受到整個城市的魅力，你能看到在城市里生活的人，在戛納只有電影，小鎮那么小，所有人都是來參加電影節的，你在任何一個酒吧，旁邊聊天的人都是電影工作人員或發行商。

入圍戛納是一個肯定，但其實離我已經太遙遠了。我之后又回到學校上學，這件事好像是課間休息的一個插曲。我就是從門外路過，往里面看了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