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愚公移山”在瑞士的改寫

孫慧雯

【摘要】本文聚焦中國寓言“愚公移山”在瑞士的一部德語改編本——《愚公移山》（2013），從創新性、時代性、啟示性三個維度厘清作者在新世紀重釋一則傳統中國故事的全過程，探析征引闡釋中彰顯的主體意識、女性意識和共同體意識，探尋其間提出的中國方案，以期形成范例，助力中國故事行穩致遠、走向世界。

【關鍵詞】愚公移山；新世紀；瑞士；對外傳播

中國寓言“愚公移山”源自《列子·湯問》，講述北山愚公苦于王屋、太行二山之阻擋，率領兒孫移山，河曲智叟譏笑愚公，但愚公仍堅持不懈，其精神感動上天而獲神力相助，最終移山成功的故事。傳統觀點通常認為其展現出矛盾轉化的辯證思想，贊頌了古代勞動人民不怕困難、持之以恒的奮斗精神。

千年后，這則在古代中國傳播及影響十分有限的故事在世界范圍內不斷被征引闡釋，也被賦予新的價值。早在抗戰時期，毛澤東就多次講述愚公移山的故事，并于中共七大致閉幕詞《愚公移山》，號召全國人民齊心協力，挖平“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兩座大山。這頗具時代內涵的重釋使“愚公移山”在中國煥發出新生機，成為激勵人民團結奮斗、追尋獨立的動力源泉。此后，隨著《毛澤東選集》外譯，毛澤東思想和愚公移山的故事大步走向世界。以德語國家為例，早期譯介（19世紀至20世紀上半葉）主要基于《列子》所載的傳統寓言，如花之安（Ernst Faber）1877年和衛禮賢（Richard Wilhelm）1911年的譯本。1965年，外文出版社出版德語版《毛澤東：愚公移山》（Mao Tse-Tung： Yü Gung versetzt Berge，1965）。此后的譯介和改編或多或少在傳統故事內核的基礎上受到毛澤東思想及其《愚公移山》再闡釋的影響，增添關于革命斗爭、追求平等獨立的新元素，如呂迪格·克雷默（Rüdiger Kremer）的《愚公的故事或人民如何移山》（Die Geschichte von Yü-Gung oder wie man Berge versetzen kann，1977）。

新世紀，瑞士自由作家西爾克·特魯施（Silke Treusch）和攝影師弗洛里安·艾舍（Florian Aicher）深受毛澤東思想、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紀錄片《愚公移山》（Comment Yukong dépla?a les montagnes，1976）以及《農業學大寨——中國群眾移山》（Lernen von Dadschai-Chinas Volksmassen versetzen Berge，1976）一書影響，結合個人經歷和時代背景自主出版《愚公移山》（Yü Gung versetzt Berge，2013），在情節、主題等多方面融入主體意識、女性意識和共同體意識等新元素，成功改寫這則富于哲理的中國寓言。

本文聚焦德語改編本《愚公移山》（2013），從創新性、時代性、啟示性三個維度厘清作者在新世紀重釋一則傳統中國寓言的全過程，探析征引闡釋中彰顯的三大意識，探尋其間提出的中國方案，以期形成范例，助力中國故事行穩致遠、走向世界。

一、創新性：融貫文本內外

通覽全書，《愚公移山》在保留《列子》和毛澤東所述故事內核的基礎上，從人物、情節與主題等方面加以創造，其創新性融貫文本內外。

人物創新既別出心裁又合乎邏輯。除《列子》中出現的角色外，《愚公移山》還創造了一系列新形象：遠在北京城的皇帝、愚公之友郝、異族人紅頭發一家等。這些角色既助推故事發展，使情節環環相扣，又和主題呈現息息相關，利于文本敘事。譬如，皇帝是促使愚公選擇移山作為出路的關鍵人物?；实酆痛迕竦膶α涤鞣饨ńy治階級和小農階級的根本矛盾，正是這種矛盾反使愚公渴望獲取自主性，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得益于愚公之友郝帶來異族人紅頭發一家的消息，愚公有了尋求異族幫助的可能，紅頭發一家的加入也進一步加速移山進程。同時，愚公與智叟面對異族人的態度（歡迎、合作——排斥、懷疑、恐懼）形成鮮明對比，使二者形象更具典型性……由此觀之，人物之新并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角色的特點與行為有其邏輯必然性。

情節創新不落窠臼、別開生面。雖然大框架保持不變，但具體情節自開篇便已脫離傳統寓言。開篇即制造矛盾沖突，皇帝與百姓，愚公與智叟的沖突對比是作品敘事的重要一環。在自然條件和利益因素的雙重影響下，皇帝宣布關停愚公和村民賴以生存的場所——絲綢廠，使他們被迫找尋生計出路。愚公選擇帶領三個兒子移山開路、擴大耕地，雖然遭到以智叟為首的其他村民嘲諷，但仍然堅持不懈、志氣高昂。同時，愚公之妻雙（Shuang）說服村中女性在新開墾的土地上種植糧食，有效緩解饑餓問題。此后，隨著異族紅頭發一家登場，更多村民深受感召，加入移山行列。他們剪辮明志、互相學習，僅用兩個冬天便移平第一座山，展望著下一個目標?？傮w而言，作者一方面詳細描述移山過程等原有情節，突顯移山之艱辛和人民團結奮斗力量之偉大，另一方面增添村民和皇帝互動、村民剪辮明志等新內容，通過多次矛盾使情節起伏跌宕，高潮迭起。此外，書中引入諸如“絲綢之路”“中國民歌”等中國元素，以及“高爾夫”“運輸軌道”這類現代元素，既展現出中華文化的特色，又與時俱進，兼具時代性與世界性。

值得注意的是，《愚公移山》雖為兒童繪本，但特魯施明確表示：“這不僅為兒童而作，而且適用于所有人?！币粍t書評也認為：“無論受教育程度如何，任何人都能理解書中的一切……我自己也能從中汲取一些東西用于生活?！边@種普適性表明對該書的主題研究不僅具有學術價值，還有一定現實意義。

二、時代性：凸顯三大意識

通過采訪作者與深入文本，筆者總結出《愚公移山》再闡釋中凸顯時代性的主體意識、女性意識與共同體意識。這三重意識的延展與“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女性力量”及“民族平等、團結奮斗”等主題追求交相呼應，深刻彰顯作品作為一則中國寓言新世紀重釋的新穎性和時代性。

（一）主體意識

主體本為哲學概念。主體性是在與客體相互作用中得到發展的人的自覺、自主、能動和創造的特性。主體意識是主體的內在規定即主體性的內涵之一，強調“主體對自我及其在環境中的地位、作用的認識，以及創造力發揮的內在欲求”。與中文母本相比，《愚公移山》中的主體意識在皇帝與百姓，智叟與愚公的雙重對比中愈發清晰。

作品開篇突出階級差距，為主體意識覺醒的敘事埋下伏筆?；实鄞矸饨ńy治階級，村民代表小農階級。起初，民眾自愿屈服于他者（皇帝）的意志，把自己視為皇帝的附庸和客體，甘于為主體犧牲，堅信“皇帝好，我們也就好”。但皇帝“根本不關心我們的安?！?。當村民為生計發愁時，皇帝則生活奢靡。這種期待的錯位和生活的巨大差距使階級矛盾愈發尖銳，主體意識的覺醒刻不容緩。此外，特魯施和艾舍巧妙借助為角色賦名的方式來彰顯角色作為獨立個體的自主性和重要性。改編本中愚公之子、愚公之友等村民都擁有自己的名字或職責，為共同目標發揮出自己的力量。與之相反，皇帝只剩稱號，沒有具體姓名和詳細背景，在人民力量面前甚至只是一個“紙老虎”。

第二重矛盾激蕩在愚公和智叟之間。智叟代表陳舊的傳統勢力，缺乏獨立意志。愚公作為時代先鋒，強調人的自身力量和主體性，具有抗爭精神。愚公率先覺醒主體意識，顛覆傳統主客關系，認為皇帝依賴村民勞動創造的財富為生，村民應具有自主性與獨立性，做自己的主人。主體意識的萌發使人具有目的性和主觀能動性。愚公不斷帶領大家反抗皇帝權威，在實現移山目標的偉大進程中迸發創造性的生機與活力?！白杂傻奶枌⒏吒叩貟煸谔焐稀?，我們創造的一切也將屬于我們自己！

此外，作品通過刪除非現實力量元素（山神、天帝、夸娥氏二子）的幫助來凸顯主體自覺。愚公高聲發問：“為什么我們總是依賴皇帝，或者希望神靈會幫助我們？那樣我們永遠無法擺脫苦難！”他堅信團結和堅持的巨大力量，這力量代代相傳，子子孫孫無窮盡也。因此，移山目標之所以能實現不靠外力，純粹依靠村民的共同力量，是人的能動性及團結一心、堅持不懈的實踐使“看似不可能的事變為可能”。

較為創新的是，《愚公移山》體現出個體主體意識向社會主體意識升華的積極轉變。從僅有愚公及其家人萌發主體意識，到大部分村民覺醒主體意識，形成社會合力。通過剪去“用來向皇帝表示臣服的破辮子”來表達小農階級反抗封建階級壓迫剝削、爭取自身獨立性和主體性的堅定決心。作品深刻揭示，移山之功并非獨屬愚公一人，而是社會群體覺醒奮斗的偉大產物。

（二）女性意識

女性意識是女性作為主體對自己在客觀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價值的自覺意識。在女性主義學者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看來，“女性”是社會強加給她們的一個范疇，“女性自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社會強加的，女性應塑造屬于自己的自我身份，通過生產性工作來重申其超越性。

《愚公移山》中的女性意識主要體現在對女性角色的塑造上。作者既創造新的女性形象：智叟之妻焦、雙最好的朋友敏珠（Min Zhu），又豐富原有女性形象的內涵，為所有女性角色賦名。傳統社會中，女性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作為客體和邊緣群體，沉于歷史地表之下?！读凶印防?，愚公之妻僅出場一次，對愚公移山之念提出質疑。但在《愚公移山》中，以雙為代表的村中女性不再是男性的附庸，也并非展現男性能力、特征的對立面。故事開篇，雙就以在絲綢廠辛勤勞動的新時代女性形象登場，隨后不斷參與社會生活，和男性村民一起為找尋生存之道進言獻策。當愚公提出移山這一“看似不可能”的設想時，雙沒有抱怨、沒有質疑，而是決心一同“將未來掌握在自己手中”。她不光自己開墾土地、種植蔬菜，還帶領村中其他婦女幫忙，深刻體現出女性意識覺醒激活的創造潛力。除雙外，敏珠也頗具代表性。敏珠支持剪辮，認為剪辮是對皇帝權威的反抗和對自由的追尋：“只要敢把辮子剪掉，自由的太陽就會高掛于天……我們每天創造的財富將屬于我們自己?！?/p>

采訪時，筆者表示出對作品中女性意識和女性力量的關注，特魯施隨即借用毛澤東的名言肯定道：“是的，中國有句諺語叫‘婦女能頂半邊天，女性也同樣可以在社會中發揮自己的力量?！?/p>

（三）共同體意識

共同體概念由來已久。德國社會學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將共同體視為有機生長的整體，其基本形式為：自然基礎上的群體（家庭），歷史形成的聯合體（村莊）以及思想聯合體（友誼）。英國思想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指出，共同體著眼于“直接、共同關懷的意涵”。隨著全球化深入拓展，“共同體概念不斷被嵌入到新的語境中而獲得重構”?？傮w來看，“共同目標、身份認同和歸屬感”是共同體的基本特征。

首先，家庭和村莊本身就作為血緣共同體與地緣共同體存在，愚公一家乃至整個村莊的命運息息相關。面對皇帝剝削和絲綢廠關閉的現狀，移山解決的不僅是愚公一人的生計難題，更是整個家庭、村莊共同體的生存問題。其次，愚公與智叟觀點的對立反襯出愚公具有初步共同體意識。面對“越來越多衣著怪異，說話和我們不一樣”的怪人，智叟感到驚恐和害怕，認為不同文化不能互相理解，異族將傷害村民、搶奪利益。愚公則堅信文明相通互鑒，只要團結起來，我們的力量會更加強大。確實如此，在異族人紅頭發一家的幫助下，不同文化、知識背景的民族為了共同的目標集思廣益、群策群力。異族人結合自身民族經驗建造馬車和軌道，降低了工作的難度和危險性，也體現出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深刻內涵。故事結尾處，特魯施和艾舍巧設懸念，只描寫第一座大山（封建主義）被推倒的結局，那第二座大山呢？“第二座大山（帝國主義）更大，我們應和其他民族一起，設法將它推倒?！惫餐哪繕俗非蠛蛢r值取向匯聚起反歧視、反殖民、反壓迫的磅礴力量。正如毛澤東宣告，“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國各民族就開始團結成為友愛合作的大家庭，足以戰勝任何帝國主義的侵略，并且把我們的祖國建設成為繁榮強盛的國家?！蓖瑫r，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感召的當下，世界各民族應團結起來，順應時代需求，實現共創未來的美好愿景。

文本之外，作者非常關注邊緣群體及現實性生存問題，體現出命運共同體意識。采訪中，特魯施和艾舍數次談及氣候變化、難民危機等時事問題。他們自青年時期起就不斷參與反壓迫和追求平等的活動，為弱勢群體做出貢獻。在介紹創作目的時，他們表示：“我們想鼓勵人們自己行動，將未來掌握在自己手中?！?/p>

三、啟示性：展望中國方案

特魯施和艾舍在書中多次強調“愚公移山”故事的啟示性作用和現實化意義。開篇在介紹故事背景時就已提到：“時間也許并不那么重要，因為故事也可以發生在今天?！惫适卤尘昂笥浿?，作者再次明確指出：“愚公旨在鼓勵人們將看似不可能的事情變為可能，消除人們對改變現狀或逃避重大任務的恐懼”，同時直接發問：“你們國家是否也發現了愚公？”從遙遠的“他者”到切身可感的“自我”，《愚公移山》追求的是一種普適性的教化作用，希望在講中國故事的過程中“構建共同的場景、尋求情感共鳴、分享共同的意義”，通過借鑒中國方案，書寫本民族的故事。

作為一部中國寓言在瑞士的改編本，《愚公移山》論證出雙重經驗的可行性。其一，只要堅持不懈、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量，就能將看似不可能的事情變為可能。其二，要具有主體意識、女性意識、共同體意識，敢于反抗壓迫與剝削，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于世界而言，這種團結抗爭精神為世界各民族崛起指明方向與路徑，尤其對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與發展運動產生積極影響?！爸灰覀兘M織起來，在世界內團結一致，我們也能推倒第二座大山，它只是‘紙老虎”。作品最后，作者引用巴黎公社女英雄路易斯·米歇爾（Louise Michel）的話展望未來：“在我們今天看來是烏托邦的東西，將在下個時代、下下個時代成為現實?！?/p>

此外，作品創作過程本身也是對移山故事和愚公精神的一次生動詮釋。特魯施在采訪中提到，當他們想書寫這樣一個中國故事時，被認為是“瘋狂的、不可能完成的”，他們遇到語言障礙與文獻難尋等諸多困難，“但我們做到了”。從最初僅有一個想法，到不斷有“愚公”加入，最后整個“移山團隊”成員竟超過16人。特魯施和艾舍通過寫作實踐同樣書寫著屬于自己的故事，是“愚公移山”的現代演繹，再現出愚公精神在瑞士的生命力。

四、結語

概而觀之，“愚公移山”及其內涵精神通過文學闡釋和藝術改編不斷煥發出新生機。與早期譯介或改編相比，特魯施和艾舍的《愚公移山》在人物設定、情節發展、形式表現和主題意蘊等方面與時俱進，彰顯21世紀新活力。研究這則中國寓言在瑞士的時代性改寫對探索新時代中國故事對外闡釋、傳播的路徑具有啟示意義。首先，選材上需要選取凝聚積極向上精神價值的作品。無論是《列子》所載傳統寓言或毛澤東《愚公移山》再闡釋，還是新世紀《愚公移山》改編，都體現出團結奮斗、堅持不懈的美好品德，這些共同的價值取向更易于對外傳播與接受。其次，新時代中國故事對外闡釋需充分開辟多模態傳播渠道，通過圖像、視頻、音頻等多重媒介將故事以可感化、形象化的方式呈現。最后，“講我們自己的故事”成為書寫自我與民族特質的重要方式。中國故事改寫要以小見大，在展現中華文明價值底蘊的同時，形成可借鑒的范式，為解決世界各民族共同性問題提供中國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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