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互鑒中建構中國自主文論知識體系

摘要：中國自主的文論知識體系建構離不開“在世界中”的中西文論交流互鑒?！鞍倌晡从兄笞兙帧钡臅r代形勢，促使我們需要以開放和包容的態度，審慎地處理好“古今”與“中西”的關系。20世紀西方文論無疑深化了我們對文學的本質、意義和價值的深入認識；同時，“后學”思潮過度強調邊緣文化和弱勢群體的解構意義，成為當下歐美社會撕裂、極化的文化濫觴。西方文論對中國文論增強學科自覺、開拓研究視野、推動范式轉型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由于文化差異、語言障礙以及理論框架的局限性，西方文論在解釋中國文藝經驗時也蘊含著誤讀的風險。在新時代背景下，立足“兩個結合”的文論知識體系建構是化解“古今中西”的文論互鑒難題的重要方法。

關鍵詞：中西文論；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兩個結合”；交流互鑒

DOI： 10.20066/j.cnki.37-1535/G4.2024.01.01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當代中國對話主義文學理論的話語建構研究”（22AZW003）的階段性成果。

中國自主的文論知識體系建構離不開“在世界中”的中西文論交流互鑒①。這種文論的自主性即是在中西文論互鑒中確立的“以我為主”的主體意識和“和而不同”的學術自覺。中西文論互傳互鑒中存在著“知識上的‘不相同、價值上的‘不平等、發展上的‘不平衡等”“不對等對話”問題②。如何在中西文論互鑒中理解新時代中國文論發展中所亟待解決的痛點、堵點和難點，是在推進中國自主的文論知識體系建構的問題意識、探索其建構路徑時首先需要考慮的問題。其中，“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下的“古今中西”之變確立了中西文論互鑒的基本立場與方法；展開對20世紀以來西方文論發展的局限性的批判性反思、關注西方文論闡釋中國經驗的有效性及其限度的分析，是新時代中國文論在自主的知識體系建構中面臨的主要問題。正如伊格爾頓所言：“敵視理論通常意味著對他人理論的反對和對自己理論健忘?！雹畚覀兯龅?，正是在中西文論互鑒中凸顯他人理論的價值和局限，從而強化自己理論的守正與創新。

一、中國自主文論知識體系建設的立場與方法

在全球和地區范圍內，我們正面臨著一場前所未有的被稱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大規模變革。這一變革不僅表現在政治、經濟、軍事領域的國際格局、國際體系及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上，而且也在人文領域表現為“古今中西”關系的巨大變化。在現代化進程中，“傳統—現代”的矛盾已經從如何克服傳統的惰性影響，以便更快地實現現代化目標，發展成為如何充分激活優秀傳統文化的積極作用，以便更好地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需要在中西文論交流互鑒中克服“西方文論的影響焦慮”，強化文論建設的自主性，以便更好地應對文論思想“在世界中”的交融與碰撞；同時，“今中”的問題意識構成了中國文論在“古今中西”多維關系中的重要立場，決定了如何激活、征用、改造和發揚“古中”“古西”和“今西”等不同象限中的文論資源①。因此，我們需要以更加開放和包容的態度，審視和借鑒各種文論資源，審慎地處理好“古今”與“中西”的關系，推動中國文論的發展和完善。雖然“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間尺度不同，但它們都強調了變革的規模和影響。

（一）中國文論從封閉到逐步開放

從“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角度來看，中國文論經歷了從相對封閉、自足的中國古代文論向被迫開放的、受西學東漸深刻影響的中國現代文論的轉變。中國古代文論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首先以“文以載道”思想為基礎。這一思想認為文章不僅是表達個人情感和思想的工具，更是傳承文化、弘揚道義的重要載體。其次，以“陰與陽”“情與景”“虛與實”“文與質”等二元辯證、動態轉化的審美范疇為框架。這些范疇不僅使得文論話語更加系統化、理論化，同時也揭示了文學藝術的內在規律和美學原則。如“情與景”強調了情感與景物的相互融合，表現了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虛與實”揭示了藝術創作的虛實相生，以虛寫實、以實寫虛的美學原則等。再次，中國古代文論還注重文人氣節和審美情趣。如對自然景物的描繪、對人生哲理的感悟、對道德倫理的追求等。西學東漸的影響，無疑是中國文論展開現代轉型的重要推動力之一。西方文論以其獨特的理論視野和思維方式，為中國文論帶來了新的思考方式和研究方法。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嚴復、梁啟超、王國維等人成為這一時期引進西方文論的代表人物。嚴復翻譯的赫胥黎的《天演論》，將進化論引入中國；梁啟超也以“理想派”與“寫實派”“浪漫忒派（即感想派）”和“自然派（即寫實派）”的劃分來介紹西方的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自然主義等思潮②；王國維翻譯了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叔本華的《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介紹了德國浪漫主義、生命哲學等思潮。同時，西方文化的傳入也對中國傳統價值觀產生了沖擊，促使中國文論開始重新審視自身的價值和意義。不同于洋務運動時期的“體用”之爭，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陳獨秀擎起科學、民主的大旗、魯迅“別求新聲于異邦”③，胡適所主張的“全盤西化”（“充分的世界化”）①，這種貌似與傳統斷裂的理論姿態，表達的是引進、借鑒以“西學”創造“新學”的主張。正是基于這種全新的學術視角，才有了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胡適的《白話文學史》等重釋中國文學傳統的開山之作。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文論知識體系持續演變。從“美學熱”到“觀念年”“方法論熱”，西方百年來的現代文藝思潮在短短十年時間里以共時、錯位、局部的方式蜂擁而至。所謂“共時”是指不同歷史時期形成的西方文藝思潮被中國學者同時接受；所謂“錯位”是指中國學者在接受西方現代思潮時甚至經常出現先接受后來者再沿波討源接受早期思潮的現象；所謂“局部”是指在接受西方現代思潮的過程中，中國學者往往來不及作扎實全面的學術史梳理，只是擷取某個學者的部分觀點、突出某個思潮的主要方面，更不在意是否還原其理論具體生成的文化土壤和文學語境。因此，幾乎與這一接受行為同步發生的，就是“饑不擇食”“囫圇吞棗”“消化不良”等詬病與批評②。盡管如此，西方各種新興理論不斷滲透并影響中國，帶來了中國文學研究的方法和視角的深刻變化。這些理論不僅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也促使人們重新審視傳統的文學觀念和價值判斷。

（二）新時代中國文論的特點

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新時代，中國文論的發展呈現出新的特點。一方面，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文論發展逐漸將重心轉向對人類文明進程的深入反思和前瞻性展望。這一時期的文論不僅要對過去和現在進行解讀和闡釋，還需要積極思考未來的發展趨勢。這就要求文論不斷拓展研究領域，引入新的思考維度。如中西文論交流互鑒中的變異與對話③、人工智能技術帶來的文藝活動變革④、視覺轉向影響下激活的文學與圖像關系研究⑤，等等。這些議題逐漸成為文學創作的主題和批評的對象，促使文論進一步拓展其研究領域和思考維度。另一方面，中國文論呈現出多元化和跨學科的趨勢。這個時期，不同文化和理論的交流與碰撞，為中國文論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創新和發展。全球化進程的加速和科技的突飛猛進，促使文學作品的傳播和接受方式發生了深刻變化；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發展，使得機器寫作、算法推薦、互動敘事等新興現象逐漸進入文論的研究視野。這些技術手段在帶來便捷性的同時，也給文學創作和傳播帶來了新的挑戰和機遇。如何理解機器寫作的文學價值、如何評價算法推薦的公正性和多樣性、如何更好地實現機器寫作的人機交互輔助生成等問題，已經成為文論研究的新課題。在這種背景下，跨學科的研究方法也變得越來越重要：借鑒認知科學發展出來的認知詩學研究⑥、吸收腦科學最新發展而擴展出來的神經美學研究⑦、調用數據算法及其可視化工具而發展出來的數字人文方法等⑧，正在發揮越來越重要的學術活力。

二、20世紀以來西方文論的價值與局限

2003年，伊格爾頓在《理論之后》中哀嘆“文化理論的黃金時期早已消失①”。雖然20世紀以來的西方文論在歷史上曾經發揮巨大的影響和作用，21世紀以來的西方文論也仍在持續發展和推進，但其頹勢和缺陷在不斷凸顯，其文論的局限性也在不斷暴露。因此，正視20世紀以來西方文論的價值與局限，將有助于明確中西文論互鑒中對“他人理論”的基本態度。

（一）20世紀以來西方文論的價值

20世紀以來的西方文論主題多元、科學性不斷增強、跨學科意識明顯，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文學的本質、意義和價值的認知。借助不同的理論方法，20世紀西方文論發展出不同的批評方法和理論模式，涉及作者、讀者、作品、世界等不同維度，廣泛引入從哲學、語言學、人類學、社會學、傳播學、心理學乃至信息論、控制論、系統論、量子力學、人工智能等自然科學的學術資源，豐富和擴展了我們的文學觀念和對文學現象的闡釋方式。新批評、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后殖民主義等諸多流派，從不同角度對文學的本質、意義和價值進行了深入探討，使我們的文學認知更加多元，為我國文學理論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啟示。如英美新批評的核心理念是將批評重心從作者轉向作品，從詩人轉向詩本身。瑞恰茲引入語義學方法，引導人們關注語言在文學批評中的作用，并認為文學作品的意義源于語言的相互作用，而非作者的意圖。法國結構主義的核心理念是認為語言現象背后的結構決定了其意義；文學作品并非簡單地反映現實，而是通過內在的結構來構建意義；文學作品的結構包括文字、符號、意象、情節等多種元素，它們相互關聯、相互制約，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在這個整體中，每個元素都具有多重含義，而這些含義又在相互作用中產生新的意義。因此，文學作品的意義是多元的、動態的，而非單一的和靜態的。解構主義文論主張文學作品中的意義并非固定不變，而是處于不斷生成與流變的過程。在這種觀念下，讀者不再是被動的接受者，而是積極參與文本構建的主體。解構主義文論強調，文本中的符號、意義和價值觀都是相互關聯、多元共存的，從而為讀者提供了豐富的解讀空間。后殖民主義文論關注的核心問題是如何從被殖民者的視角去審視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權力斗爭和不對等關系。這種探討不僅涉及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還深入到文化、心理和審美層面。后殖民主義不僅關注話語權與知識生產，而且還將文化身份與認同作為重要議題；更重要的是，后殖民主義文論始終聚焦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關系之間的抵抗與顛覆、創傷與記憶的研究，為我們理解世界各地的殖民歷史，以及探討殖民時代后的文化重建和社會進步提供了寶貴的理論資源。

（二）20世紀以來西方文論的局限

隨著全球化的推進和文化多樣性的凸顯，西方文論的局限性也逐漸顯現出來。尤其是進入 20世紀后半個世紀和21世紀以來西方文論的結構性矛盾日益凸顯，曾經的積極性因素也逐漸轉化成消極性影響：如曾經的對多種可能性文學意義的追尋發展成對文學意義確定性的解構，從而導向虛無主義；曾經的站在邊緣、底層，挑戰中心、權威的文化抗爭精神發展成西方“白左”極化的“政治正確”，從而導向僵化和教條。換言之，西方文論曾經的解放性力量正在走向自己的反面，成為束縛學術思想進一步發展的牢籠。

“后-”學思潮構成了20世紀西方文論后半個世紀的支配性思潮。通過對“后-”學思潮的解剖，可以窺見20世紀以來西方文論發展的走勢?！昂?”學的誕生要從“后現代主義”算起?！昂蟋F代主義”一詞最早來源于1934年西班牙作家奧尼斯的《1882―1923西班牙、拉美詩選》；后來在建筑藝術領域開始出現以“后現代主義”為名的藝術風格；20世紀50年代之后開始成為席卷歐美的藝術創作和文化理論思潮。按史蒂文·康納（Steven Connor）在《后現代主義》一書的描述，西方的后現代主義思潮先后經歷了從“積累”（accumulation）到“綜合”（synthesis）“自主”（au tonomy）和“耗散”（dissipation）四個階段。在其“積累”“綜合”和“自主”的階段，后現代主義理論家從不同學科、領域和方向展開對現代主義和現代性的批判和反思，無論是利奧塔的“后現代狀況”①，還是丹尼爾·貝爾的“后工業社會”②，抑或是伊哈布·哈桑的“后現代轉向”③，他們展開的都是對現代社會的理性、科學、主體性等觀念的質疑，強調的是個體經驗、多元文化和解構中心主義，其鮮明特點就是對主體性、真理和意義的消解。在后現代主義視角下，主體性的認知得以重塑，不再將其視為一成不變的觀念，而是一個富有建構性的理念。德里達的解構主義思想對傳統的形而上學和結構主義進行了批判，認為語言是動態的、不穩定的，而非固定不變的概念；利奧塔則關注后現代社會的多元化和相對主義，對現代性的元敘事提出了質疑；德勒茲則強調差異和多元性的重要性，提出了“生成”的概念，認為主體是在與外部世界的互動中不斷生成的。后現代主義理論還以獨特視角和深刻洞察力，對人類社會中真理觀念進行了創新性詮釋。如?？抡J為真理是話語的產物，話語在不同的歷史、文化和權力關系中具有不同的真理標準，揭示了真理觀念的相對性和多樣性。德里達即通過分析語言和符號系統中的差異和重復，揭示真理觀念的不穩定性和相對性。詹明信并不是一位后現代主義者，但他站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立場，通過分析后現代主義文化現象，揭示了真理觀念在消費社會中的困境和危機。在后現代主義的倡導下，一批“后-”學如雨后春筍般興起，從“后殖民主義”到“后女性主義”、從“后結構主義”到“后馬克思主義”，人們開始從解構主義拆解中心主義的方法、后現代主義嘲諷權威戲仿經典的姿態，關注被現代性所壓抑的邊緣群體，如女性、少數族裔、同性戀者等?！昂?”學成為為這些邊緣群體發聲的平臺。他們在揭示現代社會的權力關系和壓迫現象的過程中展現出強烈的解放性力量。

進而，“后-”學逐漸從一種反思現代性的哲學思潮轉變為一種學術范式。這種研究范式的基本立場是“文化多元主義”，理論武器是?？碌摹霸捳Z權力理論”，目標指向就是對現代社會背后的權力關系解構?！昂?”學的這種強調否認一切中心性、本質性和普遍性的立場，導致“后-”學陷入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的困境。

對此，伊格爾頓也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后現代主義對規范、整體和共識的偏見是一場政治大災難”④。后現代主義的各種觀點很容易陷入虛無主義的陷阱，即認為一切都是無意義的，生活也沒有真正的價值。史蒂文·康納也認為：“在其發展的30年左右的時間里，后現代話語現在可能正在進入一個生產性耗散的新階段?！雹龠@里的所謂“生產性耗散”一方面是指“后-”學仍然具有學術的生產力，還具有理論的解釋力；但另一方面，“后-”學的解放性力量、積極性價值正在消散，其理論的局限性正日益凸顯。

反思20世紀西方文論的價值與局限，為我們深度思考西方文論的中國旅行與接受提供了基本的參照視野。薩義德在《旅行中的理論》中強調了不同區域、不同民族國家之間文論流通、傳播現象的重要意義。在他看來，“無論流通所采用的形式是世所公認的或者是無意識的影響、創造性借用，還是大規模的挪用形式，觀念和理論由一地到另一地的運動，既是活生生的事實，又是使智識活動成為可能的一個不無用途的條件?！雹谒_義德所講的“觀念或理論”的流通（“旅行”）不同于物質文化（如瓷器、絲綢等）的貿易、交換，理論旅行最大的特點就是這種流通過程不是等值、等價、等效的。因此，出現變形、變異乃至誤讀、誤用現象是必然的。薩義德發現，受傳播方式和接受條件的影響，理論在旅行過程中會出現“強化”和“弱化”兩種不同的現象。這兩種現象本身并不包含有孰優孰劣的價值因素，相反，它們只是理論旅行過程中會出現的必然后果。同樣，西方文論在影響中國文論、闡釋中國經驗的過程中，也會出現類似的變形、變異、誤讀、誤用現象。這些現象既可能發揮其別開生面的闡釋效度，也可能出現隔靴搔癢的闡釋限度。因此，外來理論與本土經驗之間闡釋有效問題的復雜性，值得高度重視。這里既有文論影響接受交流互鑒過程中帶來的變形和變異問題，還有與本土經驗結合過程中的適合與否的問題，更為重要的是，如何通過外來理論與本土經驗之間的碰撞激發起對外來理論的修正和對本土理論的創新潛能？所有這些問題反映到西方文論對中國經驗的闡釋上，進一步增加了“古今中西”維度的復雜性。

三、西方文論闡釋中國經驗的效度

西方文論在中國的傳播，為中國文論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思考方式。這些理論不僅豐富了中國文論的理論體系，而且有助于深化對中國文學作品的解讀。結合中國文論對西方文論的百年接受史來看，西方文論對中國文論增強學科自覺、開拓研究視野、推動范式轉型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西方文論與中國文論學科意識的自覺

從增強學科自覺角度來說，中國現代文論的自覺得益于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西方文論的引入和譯介。其中既包括馬克思主義文論，也包括了現實主義文論、現代主義文論等多種思潮。因此，“沖擊-反應模式”是能較好地用來解釋這一時期文論生成的文化邏輯的。陳雪虎也明確認為，“在百年后看來，中國現代文論的生成其實是在西方文化的刺激及西來學術樣式的典范效應下，通過民族國家的文化重建和文學生產過程，而從傳統文化、學術和文論話語中逐漸分化出來，并在世界潮流中內生分合，而獲得革命性的現代轉型、走向社會主義敘事的過程”③。這一時期的文論發展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借助西方文論的沖擊，促成了中國文論從古代文論到現代文論轉變的學科自覺。以馬克思主義文論的中國傳播為例，雖然“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①，但是如果具體到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化問題，還需要有更細致的辨析。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傳播也不能完全等同于馬克思主義文論的中國傳播。盡管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最早傳播可以追溯到1870年代②，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關系的論述以及階級斗爭的思想等的系統介紹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比較廣泛，但是正式以馬克思主義文論為名譯介到中國的首先是蘇聯的普列漢諾夫以及相關蘇俄的文藝政策③；對馬克思恩格斯等經典作家的文論思想的原著譯介則要到1930年代④。由此可見，中國對馬克思主義文論的譯介存在著明顯的時差，而這一錯位的接受又直接影響到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的自覺、形成、確立與發展。另一方面，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確立也不能簡單從馬克思主義文獻的譯介開始算起。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擁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指導力，正在于其思想觀點、立場方法之于解釋中國問題的有效性。正如德里克所說，“1919年之后，馬克思主義理論傳入中國，使得關于中國歷史的根本性的重新解釋成為可能?！雹葸@里所揭示的問題在于：馬克思主義的中國譯介是一回事，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對中國社會歷史文化問題的有效闡釋是另一回事。而后者更為重要，因為只有馬克思主義能夠作為理論工具來完成對中國經驗的解釋，才能說馬克思主義是適用的、有效的、能夠成為指導思想的。也只有達到了這個程度，德里克才能說，中國擁有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同理，也只有中國學者吸收了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思想精髓，并且能夠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來分析文學現象、解決文藝問題，才能說馬克思主義文論實現了中國化。

（二）西方文論與中國文論研究視野的開拓

從開拓研究視野來說，西方文論的引入有助于開啟闡釋中國文學經驗的視野和空間。從五四時期的“白話文”到“俗文學”的興起，再到中國的現實主義文學傳統、浪漫主義文學傳統的確立，直到“新敘事學”、激進左翼文論、數字人文研究方法等，無論是形式主義、新歷史主義、后殖民主義還是女性主義文學理論，都有助于我們解讀文學文本，揭示文本背后的權力關系和意識形態。西方文論，尤其是20世紀的西方文論，不僅建構起了包含作者、讀者、作品和世界的多維視角，而且在每一個領域以及不同維度之間的相互關系上，都展開了深入細致的研究，形成了極其豐富和繁多的話語體系，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理論資源。

不僅如此，西方文論的引入還有助于中國文論克服闡釋中國經驗自身的視域盲區。西方文論作為一種“他者理論”，能夠從外位性的視角來理解和闡釋中國經驗中不容易為中國學者所輕易把握之處。比如說，中國有非常悠久的敘事傳統，從先秦的神話、寓言到唐傳奇、宋話本，再到明清章回小說，體制完備、風格獨特。但是在中國古代文論中，我們只有小說評點這種帶有感悟性與隨機性的分析，并沒有完備的小說理論和敘事理論。受西方敘事學的啟發，我們才有了“中國敘事學”以及“中國敘事傳統”這一學術的自覺，實現了中國學者自主的敘事學知識體系的建構①。再比如說，中國的戲曲也有非常漫長的發展歷程，但西方悲劇理論引進之后，自然而然產生了一個問題：“中國戲曲中有悲劇嗎？”并由此引發了長達數十年的學術討論。無論是“有悲劇論”還是“無悲劇論”，都表現出中國學者自覺回到中國傳統、借鑒西方理論、發展中國理論的自覺②。俗話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借助西方文論提供的理論視域，激活中國文學經驗中長期被忽視的因素或角度，也是發展中國自主的文論知識體系的重要方式。

（三）西方文論與中國文論研究范式的轉型

從推動范式轉型角度來說，中國現代文論的范式轉型至少經歷了三次重大變革，每一次重大轉型都與西方文論有著密切的關系。

第一次是從洋務運動到五四時期，中國古代文論向現代文論的轉型。在這一時期，隨著西方文論的傳入以及對中國古代文論的沖擊，中國學者開始嘗試將西方文論與中國古代文學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實際相結合。如從傳統的強調道德教化和詩言志的文學觀念轉向對文學為社會、文學為人生的理論主張，強調個性解放和人道主義。在這一轉型過程中，中國古代文論的一些核心范疇和觀念也得到了重新審視和詮釋。如古代文論中的“意境”概念在王國維那里被提升到了全新的高度。傳統的詩詞格律也在新格律派那里與白話文相結合，提煉出“音樂的美（音節）、繪畫的美（辭藻），并且還有建筑的美（節的勻稱和句的均齊）”的“三美”主張③。隨著中國革命文學的發展，尤其是形成了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代表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化成果——毛澤東文藝思想——之后，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獲得了自身的獨立性。

第二次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文論實現了從“蘇聯體系”文論向20世紀西方文論的轉型。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文論從文藝觀念到學科體制都向蘇聯學習，形成了以“本質論”“創作論”“作品論”“接受論”“發展論”等為框架的文學基本理論的知識體系。應該說，這一時期的中國文論并非簡單地照搬，而是體現為以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化的“毛澤東文藝思想”為主體，借鑒了“蘇聯體系”的理論框架，并在廣泛吸收了中國文學傳統和革命文藝實踐經驗的成果基礎上進行的知識體系創新。改革開放以來，20世紀西方文論被大規模譯介到中國，中國文論在大量吸納西方文論的理論資源的同時，將其大量充實和整合到對具體的文學現象和文論問題的分析之中。在這一階段，作為解釋發達資本主義和晚期資本主義文藝問題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極大地充實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的話語體系。20世紀西方文論中的各種思潮流派的影響也是巨大的。從俄國形式主義到英美新批評、從法國結構主義到各種“后-”學思潮，其背后所包含的建構主義、解構主義以及反本質主義的傾向，對中國文論的建構形成了巨大的沖擊，甚至一度引發“文藝學學科合法性危機”的討論。

第三次轉型是當前正在進行的立足“兩個結合”的中國自主文論知識體系建構。在新時代背景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實現了從“一個結合”到“兩個結合”的轉型?！皟蓚€結合”，即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所指出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①。這里有三個核心要點：其一是堅持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指導，其中尤其是以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所確立的人民性作為基本立場。其二是理論聯系實際，即與中國具體的文藝實踐、文藝經驗相結合。一方面以中國經驗檢驗理論闡釋的效能；另一方面總結中國經驗，發展中國理論。其三是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著力打造具有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的中國自主的文論知識體系。具體到文學理論領域，這一轉型表現為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基本原理與中國文學具體實際相結合、與中華優秀文學傳統相結合。在這個轉型過程中，我國文學理論研究者肩負著重要使命，那就是構建一套既具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又具有世界眼光、理論自主的文學理論知識體系。在這個知識體系中，中國特色和中國氣派是貫穿始終的核心，它要求我們的文論研究始終堅守中國立場，關注中國問題，總結中國經驗，從而使中國文論在世界舞臺上獨樹一幟。

四、西方文論闡釋中國經驗的限度

西方文論在闡釋中國文學經驗時，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文化背景、價值觀等方面的差異，西方文論在應用于我國文學研究時，很可能出現“隔靴搔癢”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西方文論在我國受到了弱化。西方理論在解釋中國文藝經驗時可能存在誤讀的風險，這是由于文化差異、語言障礙以及理論框架的局限性所導致的。

（一）文化差異對文論闡釋有效性的影響

在文藝領域，這種影響尤為顯著。當我們試圖解釋中國文藝經驗時，西方理論的局限性往往因為對中國文化的誤讀而顯現出來，導致了解釋的偏差和誤解。中西文化之間存在著顯著的傳統、價值觀和審美標準的差異，這些差異使得西方理論在應對中國文藝的獨特性時顯得力不從心。比如，中國文化的精神內核在于其整體性、感悟性和直覺性。這些中國文化精神體現在藝術表現形式方面則是強調對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我之間的和諧關系的呈現。而西方文化更強調分析性、邏輯性和實證性。這種文化特性使得西方文藝作品往往以個體為中心，關注人物的心理變化和情感歷程，凸顯出強烈的個性化特征?；谖幕尘昂蛯徝烙^念的差異，應用西方文論來分析評價中國文學作品，往往容易將注意力集中在作品中的個體行為和個性化表達，但在對中國文化那種整體和諧、意境傳達的分析方面顯得捉襟見肘。換言之，分析有余、綜合不足，精細有余、整體不足，是西方文論闡釋中國文學經驗時的主要問題。又如，中國文藝注重意境和神韻，追求形神兼備，強調的是一種內在的、感性的表達；而西方文藝則更注重形式和結構，追求邏輯性和實證性，強調的是一種外在的、理性的表達。這不僅表現在中國古代詩人擅長借景抒情、托物言志、寓情于景，而且表現在作者與讀者之間所形成的知音般不言自明、盡在不言中的默契與共鳴。這種基于直覺的、體悟式的審美感悟與西方文論側重理性的、思辨式的意義分析是非常不同的。這種差異使得西方文論在解讀中國文藝時，往往難以準確把握中國文化的精髓。因此，由于文化差異的存在，應用西方文論（如英美新批評）在解釋中國古代詩歌時，我們可能會更多地關注詩歌的形式和技巧，而忽視了詩歌所傳達的哲學思想和人生感悟，并由此導致對中國詩詞獨特魅力和豐富內涵的淡化甚至曲解。

（二）語言障礙對文論闡釋有效性的影響

不同語言在表達方式及語義內涵上存在顯著的差異，進而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跨文化交流的順利進行。尤其是其中一些細微的情感色彩和豐富的文化內涵很可能在翻譯過程中丟失或被誤解。宇文所安曾指出，中國古代文論之所以難以被西方文論準確理解，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術語（terms），二是論說（argument）。從術語的角度來說，中國文論術語的模糊性主要是“在中國傳統中，概念的準確性不被重視”和“不符合西方讀者已經熟識的那些現象”①這兩個原因導致的。如查瓦卡茨婭就總結出了“氣韻生動”的17種“比較成功的譯法”②。從論說的方式來看，“一個在古漢語里原本清晰易懂、細致入微的論述，一經英譯為英文卻常常顯得支離破碎、不可理喻”③，原因在于正是行文中那些類比、修辭、片段式的論述方式讓英語讀者迷惑。這些語言差異所導致的理解和闡釋的障礙無疑是跨文化交流中的一道難題。

（三）理論預設對文論闡釋有效性的影響

在探討中國的文學和藝術經驗時，我們必須認識到，西方文論的理論框架在某種程度上是基于他們自身的文化和文藝現象發展而來的。這使得當這些理論框架應用于中國的文藝經驗時，可能存在不適用的情況。2001年，引起“中國哲學合法性危機”討論的起因來自對德里達“中國沒有哲學，只有思想”這一觀點引起的強烈反彈；而德里達的這一看法還可上溯到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將中國哲學放在“導言”之后、“第一”之前，顯然是“之余”“之外”的奇特位置④。正如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根據中國社會關系“由己及人”的等級化結構而創造出與西方“團體格局”不同的“差序格局”作為理解中國社會的理論基礎一樣⑤，中國文學的發展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文學也有非常大的不同。如朱光潛指出，“中國文學演化的痕跡有許多反乎常軌的地方，第一就是抒情詩最早出現。世界各民族最早的文學作品都是敘事詩”。進而提出“長篇敘事詩何以在中國不發達呢？”這一“朱光潛之問”⑥。浦安迪的《中國敘事學》也是建立在中西文學傳統的差異基礎之上的。在他看來，西方文學的發展呈現出“epic-romance-novel”的序列，而中國文學的主流則是“三百篇―騷―賦―樂府―律詩―詞曲―小說”的脈絡。正因如此，他所確立的研究思路是“我們不僅要研究‘敘事文學在以抒情詩為重點的中國傳統里的地位問題，而且還要研究中國敘事文學與世界其他各國的敘事文學之間的關聯”⑦。楊義則立足于中國文化傳統，認為中國的史官文化是中國敘事文學傳統形成的關鍵因素，“與西方在神話和小說之間插入史詩和羅曼司不同，它在神話傳說的片斷多義形態和小說漫長曲折的發展之間，插入了并共存著帶有巨構的歷史敘事”⑧。正是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和文藝傳統的巨大差異，使得西方文論在應用于中國文學藝術時，可能出現“水土不服”的現象，也無法全面解釋中國文學藝術創作和欣賞的獨特規律。如果強行將這些理論框架套用于中國文藝，就可能忽視中國文化的獨特性和創新性，從而產生對中國文藝經驗的誤解，甚至有可能會對中國文藝發展的現狀和未來走向產生誤判。

五、結 語

立足“兩個結合”的文論知識體系建構是化解“古今中西”的文論互鑒難題的重要方法。在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的過程中，我們要廣泛吸收西方文論分析中國經驗的適用性的一面，更要重視應用西方文論分析中國經驗時無法完全解釋甚至完全無法解釋的部分。很多時候，恰恰是解釋的局限性，才是我們尋求理論突破、建構有效闡釋中國經驗的中國理論的突破口。伊格爾頓曾指出，“與其說文學理論家、批評家和教師是學說供應者，不如說他們是話語監督人。他們的任務是保存這種話語，必要時擴展和完善它，保護它不受其他話語的侵犯，引導初學者入門，以及確定其是否成功地掌握了這種話語?！雹傥恼撗芯空呔褪沁@樣的學說供應者和話語監督人，既要不斷尋求突破和創新，又要始終做好傳承和保護。

具體而言，做到以下三點頗為重要。其一，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中國自主的文論知識體系不可能建立在對“他人理論”“無知”的狀態，更不可能建立在“自以為知”的心態上。長期以來，面對西學新潮的涌入，許多學者在批評“熱衷照搬西方，疏于繼承傳統”的現象的同時，也產生了“我們對西方知道得夠多了”的誤判，甚至作出了要排斥、拒絕了解西方文論前沿、認識西方文論傳統的判斷。這是典型的夜郎自大、井底之蛙的文化心態。其二，從“譯介優先”到“反思修正”。在過去的一段時間里，中國文論界對西方文論的譯介和研究占據主導地位。這種“譯介優先”的態度，一方面使得中國學者對西方文論有了更為深入的了解，但另一方面也存在過度依賴西方文論，忽視中國本土文論的發展的問題。這種傾向有可能使中國當代文論陷入“跟風”的狀態，缺乏獨立性和原創性。因此，為了中國文論的健康發展，我們需要實現對西方文論從“譯介優先”到“反思修正”的轉變。即一方面要批判性地接受，對西方文論的新潮概念和理論要持謹慎態度，以免陷入“理論陷阱”；另一方面還要加強對我國本土文論的挖掘和研究，要注重激活與發展本土文論的理論和方法。其三，從“強制闡釋”到“有效闡釋”。在過去的文論發展中，曾一度出現西方文論對中國經驗的強制闡釋現象。由于文化背景、審美觀念和歷史傳統的差異，應用西方文論的理論與方法來闡釋中國文學經驗時，很容易陷入一種“他者化”的困境，即將中國文學經驗視為一個異質性對象，只能站在外部而無法真正深入和融入中國文學經驗的內部進行剖析。因此，我們需要從結合中國經驗出發，對西方文論進行修正，進而提出一種具有創新性的文論方案，實現從“強制闡釋”到“有效闡釋”的轉變。一方面深入挖掘中國文學經驗的傳統資源，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另一方面，要敢于創新，以開放的心態吸收西方文論的精華，為中國文論創新提供理論支撐。中國文論應秉持開放包容的態度，立足于“有效闡釋”之目標，深入探討中國經驗與世界經驗的交融，提升中國文論話語闡釋的效能。

[責任編輯 韓 玲]

① 有關“在世界中”問題的討論參見曾軍：《中西文論互鑒中的對話主義問題》，《中國社會科學》2022年第3期，第186-203頁。

② 曾軍：《從“西學東漸”到“中學西傳”》，2021年2月19日，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208/t20220803_5461398. shtml，2024年2月26日。

③ 特雷·伊格爾頓：《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伍曉明譯，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2頁。

① 參見曾軍：《關于中西文論“對話主義”研究方法的思考》，《南京社會科學》2017年第10期，第123-127頁；曾軍：《古今中西視野下新中國70年文學理論的演變（1949-2019）》，《廣州大學學報》2019年第5期，第42-49頁；曾軍：《中西文論互鑒中的對話主義問題》，《中國社會科學》2022年第3期，第186-203頁。

② 參見梁啟超：《梁啟超文集》，北京：線裝書局，2009年；梁啟超：《歐游心影錄》，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

③ 魯迅：《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68頁。

① 胡適：《胡適文存》第4卷，合肥：黃山書社，1996年，第400頁。

② 如早在1986年，就有論者批評西方文論譯介過程中，“面對外來的五光十色的概念，目光繚亂，就饑不擇食地抓來（我并非反對‘拿來主義），塞進論文，要以浮腫充作充滿?！保厦桑骸段乃囇芯啃路椒ㄌ剿髦械奶畛浠?、游離化傾向》，《天津師大學報》1986年第3期，第6-11頁。）

③ 曹順慶等：《比較文學變異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年。

④ 黃鳴奮：《人工智能與網絡文藝》，寧波：寧波出版社，2022年。

⑤ 趙憲章：《文學圖像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22年。

⑥ Geert Brone、Jeroen Vandaele編：《認知詩學：目標、成果和挑戰》，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8年。

⑦ 李志宏：《認知神經美學》，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20年。

⑧ 蘇珊·施萊布曼、雷·西門子、約翰·安斯沃斯：《新數字人文導論》，尹倩、肖爽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

① 特里·伊格爾頓：《理論之后》，商正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3頁。

① 利奧塔：《后現代狀況：關于知識的報告》，島子譯，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1996年。

② 丹尼爾·貝爾：《后工業社會的來臨》，高銛等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

③ 伊哈布·哈桑：《后現代轉向：后現代理論與文化論文集》，劉象愚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④ 特里·伊格爾頓：《理論之后》，第16頁。

① Steven Connor， Postmodernism（Combridge：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1-12.

② 薩義德：《世界·文本·批評家》，李自修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第400頁。

③ 陳雪虎：《中國現代文論新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0頁。

①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頁。

② 據考證，在1873-1882年期間的《西國近事匯編》中，最早使用了“共產主義者”的音譯“康密尼黨”“康密尼人”。參見姜義華編：《社會主義學說在中國的初期傳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頁。

③ 吳元邁曾指出，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文藝遺產實際上被擺到了一個很不顯眼的地位。二十年代蘇聯理論界普遍認為，馬克思主義美學和文藝理論的奠基人和最大權威，是普列漢諾夫?！眳⒁妳窃~：《關于馬克思恩格斯的文藝遺產——西方對馬恩文藝遺產研究的歷史考察》，《江淮論壇》1982年5期，第95-102頁。

④ 朱輝軍：《西風東漸：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中國》，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

⑤ 德里克：《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1919-1937》，翁賀凱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頁。

① 參見浦安迪：《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楊義：《中國敘事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傅修延：《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董乃斌：《中國文學敘事傳統》，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② 參見張法：《中國文化與悲劇意識》，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王杰、何言玉：《中國現代悲劇觀念研究論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1年。

③ 聞一多：《聞一多精選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211頁。

① 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17 頁。

① 宇文所安：《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王柏華、陶慶梅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第3頁。

② 葉·查瓦茨卡婭：《中國古代繪畫美學問題》，陳訓明譯，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1987年，第148頁。

③ 宇文所安：《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第4頁。

④ 在黑格爾看來，“東方哲學本不屬于我們現在所講的題材和范圍之內；我們只是附帶先提到它一下”。（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1卷，北京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史教研室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6年，第115頁。）

⑤ 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5年，第29頁。

⑥ 朱光潛：《中國文學之未開辟的領土》，《朱光潛全集》第8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4頁。

⑦ 浦安迪：《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0-11頁。

⑧ 楊義：《中國敘事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頁。

① 特雷·伊格爾頓：《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第22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