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難寫的是書評

關于做書評的態度可分為對人對事兩方面討論。

對人方面

第一要義就是用真姓名。用了真姓名，就表示你肯負責任；用了真姓名，使你為了名譽攸關，許多卑鄙下流的話都不至出于口；用了真姓名，能使你慎于批評，一言一語必求精當。

如果是一篇恭維人的書評，也許還可以用假名，因為可以表示你不愿受著者的感激；如果是一篇嚴厲的書評，絕對應該用真姓名，不然就顯得你怯弱，怕負責任，又顯得你器量狹小，批評了別人不讓別人反辯。

《書人》規定批評者必用真姓名，這是很值得稱贊的一件事。

第二，對非名流的書也該批評。一般批評家往往集中于名人的著作而忽略了非名流的書，大約有兩種原因：

（１）批評名流，自己也可以與名流比肩；如果僥幸與名流辯駁起來，無論輸贏，自己總算是名人的對抗者。

（２）非名流的書不值得批評；縱使加以嚴厲的批評，也只算抬舉了他。這與第一個原因是相對的兩面：非名流批評了名流，自身也變了名流；名流批評非名流，非名流也變了名流。由此看來，一般人不肯批評非名流的書，無非不肯讓他出頭，這是一種極壞的妒忌心理。我們做書評，只該看書的本身是否值得批評，不該問它是誰所著。假使你真是個名人，一言九鼎，那么，那非名流的學者一經品題，聲價百倍，這是先進對于后進的責任；而且援引后進，也是一樁樂事啊。

第三，對朋友的書，也該批評。這是最難能可貴的事。所謂朋友，往往是同行。最適宜于批評他的書的人，也許就是你。別人說的話，或者搔不著癢處；只有你夠得上批評他。然而這種批評的重要條件是褒中帶貶，否則成了互相標榜，讀者對于你的話也當做耳邊風。

第四，曾經批評過你的人，尤其是曾經以不正當態度批評過你的人，他的作品你不必批評。除非你完全說的是恭維話，否則很容易使讀者以為你是硁硁然挾嫌報復。雖則我們也可以不必避免這種嫌疑，然而讀者對于你的話總不肯認為真理，你的書評就失了效力。

對事方面

第一，沒有價值的書有時也可批評。普通我們總以為值得批評才批評，這是正常的道理；然而有時候，某一部書雖然沒有價值，卻為了別的原因，僥幸博得廣大的讀者群，在這情形之下，我們不能不指出它的錯誤，以正天下之視聽。

第二，批評的話應專對本書內容而言。書中的話說得對，我們就說這很好；說得不對，我們就說這錯了。這是多么簡單的事！然而中國一般的批評家偏要說：“這錯了，為什么這一點兒常識都沒有呢？”或說“這是很容易懂的，為什么也會錯呢？”“我不知道著者為什么這樣粗心！”甚至于說：“著書該慎重，不能專為稿費或版稅??！”這一類的說法，一則缺乏客觀的態度：錯不錯是客觀的，至于粗心不粗心，乃是你的瞎猜；我們知道，有時候越留心越弄錯，我們不能把弄錯的原因硬指為粗心。二則有損著者的人格：我們做書評，是對事，非對人，縱使著者著書的目的真是專為稿費與版稅，也與我們無關。我們所要求的只是一本完善的書，如果我們發現它的缺點，我們懷著滿腔的原諒去指正它。我們做書評的目的并不在乎打倒某一個人，只在乎矯正某一部書的闕失與指出其優點。三則等于瞧不起讀者：如果真的很容易懂的地方也被著者弄錯，只須你一指正，讀者自會發生著者常識不足的感想，你的責備是多余的，倒反令讀者覺得你因發現別人的過失而洋洋得意。

第三，書評里用不著挖苦或諷刺的語氣。著者錯了，你可以直說；他既不是當權的要人，用不著拐彎去諷刺他，挖苦更顯得小氣。

如果被評者來信辯論，盡可以大家很嚴厲地大辯駁一場；然而辯論的一切言語總該從正面著筆，旁敲側擊在讀者看來是不大方，在被評者看來是一種蔑視。

第四，書評里應盡量避免反詰的語句。同是一句話，從正面說來，是莊重，若變為反詰，就近似于輕佻，例如說“著者這種理論未能令人滿意”勝于說“這種理論誰能滿意？”又如說“某書中無此一段話，此系著者誤引”勝于說“某書中有這一段話嗎？著者為什么不仔細查一查呢？”

第五，評者與被評者辯論起來的時候，更該互相尊重，不可流于謾罵。謾罵起來，讀者如看潑婦罵街，雖則覺得有趣，同時也把雙方的人格都看低了。

第六，做書評不一定要找錯處。如果我們遇著一部好書，盡可以把它的優點指出，加以發揮，幫助一般讀者欣賞。提要的工作也值得做。卷帙繁重的書，許多人沒有工夫看，如果我們替他們提出一個綱要，可算是幫助他們瀏覽了這一部書。外文的書，許多人不會看或看起來很費力，如果我們替他們譯出一個綱要，也使他們有機會間接知道西洋書籍的內容。

總之，書評的文字應該“質而寡文”，就是多談是非，少說廢話。要恭維時，我們只須說何處好，怎樣好法；要指摘時，我們只須說何處錯，何故弄錯，或該怎樣才不錯。除此之外，什么都不必談。這樣做去，才能保全批評家的道德。

選自《王力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