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土丘陵溝壑區農戶生計資本對農戶福祉的影響及其群體差異研究

王佳宇 陳海 黃嬌 張杰

摘要 探討農戶生計資本與福祉的關系對于改善生態脆弱區農戶福祉及有效減貧意義重大。以地處黃土丘陵溝壑區的陜西省米脂縣杜家石溝鎮為例，通過構建指標體系分析研究區農戶的生計資本與福祉現狀，利用結構方程模型探究農戶生計資本對農戶福祉的影響及其群體差異。結果表明：①農戶整體生計資本呈現出“低值相對分散，高值較為集中”的空間布局，且不同農戶群體生計資本存在顯著空間差異；②農戶整體客觀福祉呈“低值分散，高值局部集聚”、主觀福祉呈“四周高，中部低”的空間分布格局;農戶群體間主客觀福祉水平空間分布存在明顯差異；③農戶整體生計資本對福祉、客觀福祉對主觀福祉均產生了顯著的正向影響，生計資本各子維度對農戶福祉的影響存在顯著差異；④農戶生計資本對福祉影響存在群體差異，即純農型農戶通過住房狀況、農作物種類和實際人均耕種面積改善福祉;農作物種類、住房狀況及聯系成本對兼業型貢獻大;而家庭固定資產、男性勞動力比例和戶主平均年齡主要影響非農型福祉。研究對于改善特定農戶群體的福祉提供了可借鑒的方法與途徑。

關鍵詞 農戶生計資本;客觀福祉;主觀福祉;結構方程模型;米脂縣

The impact of farmers livelihood capital on their well-being and

its group differences in the loess hilly and gully region

Abstract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velihood capital of farmer and? well-being is significant for improving the well-being of farmer in ecologically fragile areas and effectively reducing poverty. This study takes Dujiashigou of Mizhi County， Shaan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which is located in the loess hilly and gully region. Through the constructed index system， the status quo of farmers livelihood capital and well-being were analyzed， and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farmers livelihood capital on their well-being and its group differenc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① the overall livelihood capital of farmer shows a spatial layout of "low value dispersed， high value concentrated"， and there are significant spatial differences in the livelihood capital of different farmer groups. ②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objective well-being of farmers as a whole is "scattered at low values and locally clustered at high values"，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is "high around and low in the middle";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well-being levels among farmer groups. ③ Farmers overall livelihood capital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well-being and objective well-being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s of each sub-dimension of livelihood capital on farmers well-being. ④ There are group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s of farm households livelihood capital on well-being， pure agricultural farmers improved well-being through housing status， crop type and actual cultivated area per capita; crop type， housing status and linkage costs contributed more to part-time farmers; while household fixed assets， male labor force ratio and average age of household head mainly affected non-agricultural farmers. The study offers promising methods and approaches for improving the well-being of specific farmer groups.

Keywords farmers livelihood capital; objective well-being; subjective well-be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Mizhi County

農戶生計資本和福祉一直是鄉村振興和農村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面臨的主要難題和研究熱點，而生計資本對農戶福祉影響的探討已成為當前學者關注的焦點［1-2］。作為政府和學者共同關注的生態脆弱區——黃土丘陵溝壑區，其生態環境脆弱、農戶生計類型多樣，且該區農戶福祉依賴當地農戶生計資本水平［3-4］。因此，立足于黃土丘陵溝壑區現狀，探討農戶生計資本對農戶福祉的影響，對于揭示該區農戶福祉的生計貢獻及有效減貧意義重大。

目前，國內外學者有關生計資本進行了大量有價值的研究，且以微觀主體——農戶生計資本視角為主的研究居多［3-5］。學者們已提出多種生計分析框架，其中英國國際發展署（UK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DFID）提出的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sustainable livelihoods framework，SLA），由于其操作簡便、適用性強而被廣泛應用，但未形成表征各類資本的統一指標［4， 6-8］，而依據研究區實際情況和研究目的選擇適宜指標已得到多數學者的認可［9-11］。對生計資本現狀分析主要集中在生計資本的評價及空間分異，但對于不同農戶群體生計資本空間分異的研究還較少［3， 6-8］。依據千年生態系統評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MA）框架構建福祉指標體系已得到廣泛應用［12-18］，研究多集中在福祉時空分異及影響因素等方面，但缺乏對不同農戶類型福祉差異的空間化表達［12-16］。

在農戶生計資本對福祉影響方面，研究多集中在二者相關性、生計資本對主觀福祉的影響等方面［2， 19］，且主要以探討生計資本對單一福祉影響為主，比較有代表性的如袁東波等［2］探討物質資本中農機具數量對主觀福祉的影響等。不同生計資本對主觀或客觀福祉影響的研究雖然可以揭示部分生計資本維度對單一福祉維度的定量影響，但只有整合主客觀福祉才能全面闡釋農戶生計資本對農戶福祉的影響機制，然而目前關于主客觀福祉整合的研究較少［2］。已有研究表明，不同農戶的生計資本對其福祉的影響存在明顯差異，但這些研究往往針對農戶整體進行分析，對群體間差異的探討還不多見，鮮有對兩者關系的影響路徑及其群體差異的研究。鑒于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在探討多種潛變量、顯變量、誤差變量間的關系，以及在路徑分析方面的優勢，加之該模型在生態學、地理學等領域的積累［20-21］，為探討和分析農戶生計資本對農戶福祉的影響機制奠定堅實的實踐和方法基礎。

基于此，本文以地處黃土丘陵溝壑區的陜西省米脂縣杜家石溝鎮為研究區域，通過參與式調研和半結構式訪談，分析研究區農戶生計資本與農戶福祉的現狀，利用結構方程模型探討農戶生計資本對農戶主客觀福祉的定量影響及其在不同農戶群體間的影響差異，以期為調整農戶生計和提高農戶福祉水平提供可借鑒的研究方法與鮮活的研究案例。

1 研究區概況與數據來源

1.1 研究區概況

米脂縣位于陜西省榆林市東南部（37°39′N～38°05′N，109°49′E～110°29′E），總面積1 212 km2，地勢總體西北高東南低。杜家石溝鎮是退耕還林示范鄉鎮，也是該縣精準扶貧和鄉村振興戰略的重點實施鄉鎮。該鎮位于米脂縣西部，總面積152 km2，總耕地面積1 168 hm2，下轄18個行政村，總人口1.7萬人。該鎮地勢起伏較大，地形支離破碎、溝壑縱橫，屬于典型的黃土丘陵溝壑區（見圖1）。當地農戶生計策略類型多樣，多數農戶依靠農業耕作和養殖業等傳統的生計方式生存，農作物采取多樣化種植策略包括土豆、小米、山地蘋果和黃芪等。除了傳統的生計方式外，經營農家樂、進入企業上班及進城務工等多樣化的非農生計方式也逐漸增多。同時，杜家石溝鎮農戶仍面臨著生態環境脆弱、自然災害頻發等生計風險威脅，這給當地農戶生計和福祉帶來了挑戰。因此，農戶的生計多樣性和自然環境的脆弱性，為研究和分析該區域農戶生計資本對農戶福祉的影響及其群體差異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平臺。

1.2 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主要包括參與式農戶調研及半結構式訪談信息，課題組于2022年7—8月對杜家石溝鎮的18個行政村進行實地調研。為保證調研結果的相對精確性、全面性以及確保所調查的農戶類型，共發放560份問卷，最終獲取有效問卷540份，有效率達96.4％。在具體抽樣時，充分考慮到村莊之間在總人口、不同農戶類型數量方面的差異，農戶問卷發放是根據村干部的指引，每村隨機抽取30～35個農戶進行入戶調研。問卷內容包括4個方面內容：①受訪農戶及家庭成員的基本社會經濟特征。包括農戶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數等。②受訪農戶生計資本狀況。涉及農戶人力資本、自然資本、物質資本、金融資本和社會資本現狀。③受訪農戶家庭種養殖情況。主要了解種養殖類型和農業投入等情況。④受訪農戶福祉現狀。農戶客觀福祉信息包括食物消費額、同村親密的親戚朋友數量等;受訪農戶主觀福祉的感知情況，按照Likert量表讓受訪對象根據自己的感知進行評分。

2 研究方法

2.1 農戶類型劃分

根據實地調研情況并借鑒馬彩虹［9］、張戩［22］和劉迪等［23］對農戶生計活動的劃分方式，按照農戶家庭農業收入占總收入比例將研究區農戶劃分為純農型（占比>90％）、兼業型（10％≤占比≤90％）和非農型（占比<10％）等3種生計策略，其中純農型179戶，兼業型235戶，非農型126戶，分別占總樣本的33.2％、43.5％和23.3％。

因兼業型農戶占比較大，且兼具純農型和非農型農戶的部分特征。因此，下文中凡涉及等級劃分均以該類農戶劃分結果為標準，目的在于提高不同群體間的可比性。

2.2 指標體系構建與評價方法

基于SLA框架，并結合當地農戶生活現狀，參考劉?。?］、馬彩虹［9］等的研究，從人力資本、自然資本、物質資本、金融資本和社會資本5個維度選取9個指標表征農戶生計資本［24-30］（見表1）?？紤]到研究區大部分農戶以農業為主要生計活動，且當地優質的土地資源匱乏，而土地又是農戶賴以生存的重要自然資源，作物種類是家庭日常攝取食物的重要來源。因此，本文選用實際人均耕種面積和農作物種類兩項指標來衡量自然資本。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以及農村移動互聯技術的發展，手機和網絡逐漸成為農戶的新農具、新農資促進農戶增產增收，如農戶可通過手機購買生產生活用品、售賣農產品、學習農業技術知識及掌握農業生產新方法。與此同時，手機也能夠增加農戶交流的便利性，有利于農戶的社會交往。故此，選取農戶手機通訊費作為社會資本的衡量指標之一。

基于MA框架、結合研究區實際情況構建農戶福祉指標體系（見表2）。參考文獻［12， 23，31-34］的研究，從基本物質條件、健康、安全、良好社會關系等4個維度表征客觀福祉，除常用指標外，結合研究區實際情況選取指標。對安全維度而言，采用飲用水質量狀況來表征，沒有考慮研究區的治安狀況，這主要是因為該區治安狀況良好，社區關系和諧，且該區是典型的資源型缺水地區。同時結合Kibria等［35］的研究，選取基本物質需求、健康需求、安全需求、社會關系需求以及精神需求等5方面表征主觀福祉，依據受訪者主觀滿意度評價度量劃分為5類：極不滿意=1;不滿意=2;一般=3;較滿意=4;非常滿意=5。

對上述各指標進行標準化，采用熵權法確定各指標權重，以量化農戶生計資本和福祉。農戶整體的生計資本和福祉為農戶總樣本的均值，不同類型農戶的生計資本和福祉為不同群體農戶樣本的均值。

2.3 生計資本對農戶福祉影響

本文采用SEM分析農戶生計資本對福祉的影響及其群體差異。生計資本是農戶生計活動實現的前提和基礎，農戶利用各類資本轉換生計策略來保護自身的生計能力，進而改善其客觀生活條件和自身的主觀感知［36］。相關研究表明，農戶生計資本對福祉有顯著影響，即農戶擁有的生計資本越豐富其主客觀福祉水平也越高［2，36-39］。由此提出3個假設。假設1為農戶生計資本對客觀福祉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假設2為農戶生計資本對主觀福祉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優越的物質條件在滿足農戶對醫療、交通及住房等日常生活需求的同時，也提升了農戶對生活的滿意度。已有研究表明，客觀福祉對主觀福祉產生顯著影響，具體表現為，農戶客觀福祉水平越高，其主觀福祉水平提升就越大［23，40-41］。由此提出假設3，即客觀福祉對主觀福祉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谏鲜鲅芯考僭O建立初始模型，將生計資本、客觀福祉和主觀福祉作為潛變量，依據潛變量的表征指標設置觀測變量，最終基于3個潛變量和24個觀測變量及其相互作用路徑構建結構方程模型（見圖2）。

通過對潛變量及觀測變量分析，獲取潛變量間影響的直接和間接效應及觀測變量影響潛變量的路徑系數［42］，揭示農戶生計資本對農戶福祉的影響及群體間的影響差異。SEM包含測量模型和結構模型，其中測量模型用來反映觀測變量和潛在變量間的關系，而結構模型則描述潛在變量間的關系。具體公式為

η=Bη+Γξ+ζ

Y=Λyη+ε

X=Λxξ+σ（1）

式中：X為生計資本指標組成的外生顯變量;Y為農戶福祉指標組成的內生顯變量;η為客觀和主觀福祉組成的內生潛變量;ξ為生計資本組成的外生潛變量;B為客觀和主觀福祉組成的結構系數矩陣;Γ為生計資本與主客觀福祉的結構系數矩陣;ζ為殘差;Λy為福祉指標在客觀和主觀福祉的因子負荷矩陣;Λx為生計資本指標在生計資本的因子負荷矩陣;ε、σ分別為Y、X變量誤差。

3 結果分析

3.1 農戶生計資本

基于構建的生計資本指標體系，從農戶整體、群體兩個層面分析杜家石溝鎮農戶生計資本，借助ArcGIS 10.6將其劃分為較低、中等和較高3個等級（見圖3）。

杜家石溝鎮農戶整體生計資本呈現出“低值相對分散，高值較為集中”的空間布局〔見圖3（a）〕。較低生計資本水平的鄉村主要散布在研究區的中部和東部，該區域土地可利用率較低且撂荒現象嚴重，實際人均耕種面積較少，沒有形成統一的產業發展。較高生計資本的鄉村相對集中，主要分布于西部和東南部區域，這些村落有優質的土地資源，自然資源稟賦較好，農作物種類豐富，形成多樣化生產景觀。

從不同農戶群體來看，不同群體的生計資本存在顯著空間差異〔圖3（b）～3（d）〕。就較高值而言，純農型農戶高值村落數量最多，兼業型其次，非農型最少且僅有1個。純農型和兼業型的高值區主要集中在研究區的西部和南部，非農型的高值區則分布在東部區域。就中值類型而言，兼業型農戶村落數量最多，純農型和非農型相對較少，且兼業型農戶中值類型主要分布在研究區東部。就低值而言，非農型農戶低值村落數量最多，純農型其次，兼業型最少，且非農型農戶僅有2個村莊分屬高值和中值，其余全部為低值。純農型與兼業型農戶的低值主要分布在研究區的中部和東部，而非農型農戶除了研究區東部的善家溝和龐付外，其余均為低值區。

3.2 農戶福祉水平

基于構建的主客觀福祉指標體系，從農戶整體、群體兩個層面分析杜家石溝鎮農戶福祉水平，運用ArcGIS 10.6將其劃分為較低、中等和較高3個等級，等級越高，說明農戶福祉水平越高。

3.2.1 農戶客觀福祉

結合圖4（a）可看出，杜家石溝鎮農戶整體客觀福祉呈“低值分散，高值局部集聚”的分布格局，高值區集聚在研究區東、西部呈條帶狀分布，其中黑彥青、閆家畔以及樹山農業產業結構多樣，村內成立了規模較大、管理設施齊全的種養殖合作社。杜家石溝是鎮中心所在地，用水醫療等基礎設施完備、交通便捷、社會網絡聯系好，客觀福祉水平較高。較低客觀福祉水平村落分散在中部地區。

從群體視角來看， 不同農戶群體的客觀福祉水平空間分布存在明顯差異〔見圖4（b）～4（d）〕。純農型和兼業型農戶高值村落數量最多，且純農型高值主要分布于中部區域，而兼業型東、西兩端村落客觀福祉水平較高，非農型高值區最少且主要分布于中部和東南部區域;在中值區類型中，兼業型農戶村落數量最多，純農型和非農型最少，且純農型中值分散于西部和中部區域，兼業型和非農型集中于研究區中部偏東區域;從低值區來看，非農型農戶村落數量最多，純農型次之，兼業型最少。純農型農戶低值主要分布于研究區中部和東部，兼業型分散于中部部分區域，而非農型集中分布于西部和東部部分區域。

3.2.2 農戶主觀福祉

通過圖5（a）可看出，主觀福祉水平整體呈“四周高，中部低”的分布格局。高值區主要位于研究區西部、北部和南部的部分區域，該區域村莊近年來按照“小庭院”釋放“大經濟”的發展策略，將庭院經濟與鄉村振興產業發展相結合，形成“小果園、小菜園、小花園+小圈舍”的庭院經濟格局，既提升村莊人居環境，也拓寬農戶增收致富渠道，有效提升農戶福祉。中等水平集中于研究區中部、東部，該區域便捷的交通、豐富的醫療資源以及完善的基礎設施能更好地滿足農戶日常生活需求。較低主觀福祉水平村落僅有常渠和西常興莊兩個村落，主要集聚于中部區域。

從農戶群體來看，不同群體間的主觀福祉水平存在顯著空間分異〔見圖5（b）～5（d）〕。就主觀福祉高水平類型而言，兼業型農戶村落數量最多，純農型次之，非農型最少，且純農型和兼業型高值區主要集中于西部和南部，非農型分散于東部和南部;就中值類型而言，純農型和兼業型村落數量相同，但純農型集中于中部，兼業型分散于中部和東西部的部分區域，非農型較少，且分布于中部和東部;從低值類型來看，非農型村落數量最多，純農型次之，兼業型最少，且非農型集中于研究區西部，而純農型和兼業型的低值區主要分布于研究區東部。

3.3 農戶生計資本對農戶福祉的影響及群體差異分析

3.3.1 模型構建

從農戶整體和群體兩個視角構建模型分析農戶生計資本對福祉的影響。運用AMOS 28.0軟件構建SEM，并采用最大似然估計法對其進行參數估計。據表3可知，農戶整體初始模型中卡方自由度比（χ2／df）和比較擬合指數（CFI）不符合標準，通過修正指數對模型進行修訂，χ2／df、CFI均達標，分別為1.624和0.922。因此，農戶整體模型具有良好的模擬效果。

同樣，采用SEM分析不同農戶群體生計資本對福祉影響差異。3個農戶群體初始模型均有未達標擬合指標，其中非農型模型中刪除鄰里關系觀測指標（C.R.<1.96），用修訂指數修正模型中各項適配指標，并進行適配度檢驗，修正后的模型各擬合度均達到標準。

3.3.2 農戶整體生計資本對農戶福祉的影響

本文從農戶生計資本整體及其維度兩個層面分析農戶生計資本對農戶福祉的影響。

從農戶生計資本整體來看（見表4），生計資本對客觀福祉和主觀福祉產生正向影響的同時，客觀福祉對主觀福祉也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總效應>0.05），即2.3節中的假設1、假設2和假設3均成立。據表4可知，生計資本對客觀福祉的直接效應明顯高于對主觀福祉的直接效應，說明生計資本與客觀福祉的聯系更為緊密;農戶生計資本對主觀福祉影響的直接效應低于間接效應，且客觀福祉對主觀福祉產生直接影響，表明生計資本主要通過提高農戶的客觀福祉來改善主觀福祉。

從農戶生計資本子維度來看，各子維度對農戶福祉的影響存在顯著的差異性。從表5路徑系數可看出，自然資本中的農作物種類（0.791）對農戶福祉影響較大，其與農戶福祉關系更緊密，這是因為對農戶而言，農作物種類多樣不但能夠滿足農戶家庭日常營養攝取，也可使其成為農戶的收入來源，從而改善農戶福祉。物質資本中的住房情況（0.79）是改善福祉的關鍵生計資本類型，可見住房情況對農戶福祉的影響較顯著。當地房屋從土窯到石窯、磚瓦房的轉變，房屋結構以及居住安全設施都有所改善，一定程度提升了農戶對居住場所的滿意度，因此，改善住房條件在提升生計資本的同時也提高了農戶的福祉指數。聯系成本是社會資本中影響農戶福祉的主要類型，人力資本和金融資本的影響相對較弱。另外，基本物質條件維度中的營養物質攝取和人均純收入、健康維度的身體狀況是影響農戶主觀福祉的關鍵客觀福祉維度，說明保證農戶身體健康、營養物質攝取及收入的可得性能夠有效提升農戶主觀滿意度。

3.3.3 農戶群體生計資本對福祉影響及其差異分析

據表6可知，農戶生計資本對福祉的影響在不同群體中差異明顯。純農型和兼業型農戶生計資本對客觀福祉的直接效應均正向顯著，非農型農戶生計資本對客觀福祉直接效應不顯著。純農型農戶生計資本對主觀福祉的直接效應（0.559）明顯高于兼業型（-0.264）和非農型（0.154）。兼業型和非農型農戶客觀福祉對主觀福祉的貢獻較大，純農型農戶客觀福祉對主觀福祉的影響不顯著說明兼業型和非農型大多不依賴生計資本的獲取，而是通過滿足客觀福祉需求進而提升農戶主觀福祉。

表7主要表明農戶群體生計資本對福祉、客觀福祉對主觀福祉的影響路徑方面存在明顯群體差異性，分述如下。

1）農戶群體生計資本對主客觀福祉影響差異。影響純農型農戶福祉的關鍵生計資本路徑由大到小依次為住房狀況、農作物種類和實際人均耕種面積;兼業型農戶的關鍵路徑為農作物種類、住房狀況以及聯系成本;對非農型而言，戶主平均年齡、男性勞動力比例和家庭固定資產是影響福祉的關鍵路徑。盡管住房狀況和農作物種類均為影響純農型和兼業型農戶福祉的關鍵路徑，但貢獻排序存在差異，原因是純農型農戶生計類型相對單一，主要為農業生產活動，常年居住在村內，穩定的住房對其福祉水平影響較大。而以農業為主，外出務工為輔是兼業型農戶的主要生計方式，該類型農戶種植多種作物以滿足其日常飲食需求，對其福祉貢獻更加明顯。

2）農戶群體客觀福祉對主觀福祉影響的路徑差異。純農型農戶主要通過增加人均純收入、營養物質攝取以及每周同家人交流頻率來提升主觀福祉;兼業型農戶的主要路徑則為人均純收入、營養物質攝取以及身體狀況;而非農型農戶則憑借提高身體素質、增加同家人交流次數以及人均純收入來改善主觀福祉。雖然人均純收入對3類群體的主觀福祉均有影響，但從貢獻排序來看，對純農型和兼業型的貢獻明顯高于非農型。家庭關系是影響純農型和非農型主觀福祉的關鍵路徑，但貢獻排序有差異。與純農型相比，非農型農戶常年在外謀生，與家人交流機會少，因此非農型對與家人交流的需求更高，對其福祉的貢獻更加明顯;個人身體狀況對非農型和兼業型均有貢獻，但對非農型的貢獻排序明顯優先于兼業型，存在差異的原因是非農型農戶的生計活動以經商、外出打工為主，對農戶勞動能力要求較高，進而與農戶身體素質存在密切關系。

綜上可知，農戶群體生計資本對其主客觀福祉、農戶客觀福祉對其主觀福祉的影響等方面，在影響的路徑類型及其影響程度方面存在較大差異。純農型和兼業型主要憑借生計資本中住房狀況和農作物種類等直接效應提升其客觀福祉;純農型農戶生計資本對主觀福祉產生直接效應，而兼業型和非農型農戶主觀福祉需憑借客觀福祉中人均純收入以及身體狀況等間接效應來改善。

4 結論與討論

4.1 結論

探討農戶生計資本對福祉的影響有助于改善生態脆弱地區農戶福祉。本文基于結構方程模型，通過整合福祉主客觀維度，探究農戶生計資本對農戶福祉的影響及其群體差異。主要結論如下。

1）農戶總體生計資本呈現出“低值相對分散，高值較為集中”的空間布局。不同農戶群體的生計資本水平存在顯著空間差異，高值區村落中純農型數量多，中值區村落兼業型數量占比較大，而低值區村落中非農型數量最多。

2）不同群體間福祉水平空間分布存在明顯差異。農戶總體客觀福祉水平呈“低值分散，高值局部集聚”的分布格局，高值區純農型和兼業型村落數量最多，中值區兼業型村落最多，低值區非農型村落最多;主觀福祉水平整體呈“四周高，中部低”的分布格局，兼業型高值區村落居多，中值區純農型和兼業型村落較多，低值區非農型村落數量最多。

3）農戶整體生計資本對其客觀福祉和主觀福祉均產生顯著正向影響，并通過客觀福祉對主觀福祉產生間接影響。農戶生計資本對其客觀福祉的直接效應高于對主觀福祉的直接效應，表明農戶生計資本同客觀福祉聯系更緊密。

4）農戶群體生計資本對其主客觀福祉的影響路徑和程度存在較大差異。影響純農型農戶福祉的關鍵生計資本路徑為住房狀況、農作物種類和實際人均耕種面積，兼業型農戶福祉的關鍵類型為農作物種類、住房狀況以及聯系成本，非農型則為戶主平均年齡、男性勞動力比例和家庭固定資產。

農戶群體客觀福祉對主觀福祉影響路徑類型和程度存在較大差異。純農型農戶主要通過增加人均純收入、營養物質攝取以及同家人交流頻率來提升主觀福祉;兼業型農戶則為人均純收入、營養物質攝取以及身體狀況，非農型農戶通過提高身體素質、增加同家人交流次數以及人均純收入來改善主觀福祉。

4.2 討論

農戶生計資本對福祉影響機制復雜，且一直是學者關注的焦點問題。本文試圖揭示農戶生計資本影響福祉的機制，即影響福祉的主要生計資本路徑，以及影響主觀福祉的關鍵客觀福祉路徑，進而分析和探討不同農戶群體間的差異。本文在“各資本對農戶主客觀福祉的影響”等方面的研究結果與趙雪雁、盧志強等、蔡銀鶯等［37-39］的研究結論較為吻合。同時，也得出了與其他研究不同的結論，如袁東波等［2］的結論“住房結構越好、家庭人均收入越高，其主觀福祉越低”，與本研究的結論“農戶改善住房情況及提高人均收入是提升其福祉的關鍵”存在差異，這可能與本研究研究區脆弱的生態環境以及頻繁的自然災害有關，農戶對穩定的住房條件以及收入依賴性更強。

研究對于改善特定農戶群體的福祉提供了可借鑒的研究方法和途徑。但目前的研究僅能揭示不同生計資本維度對其主客觀福祉的整體影響，以及不同客觀福祉維度對主觀福祉的整體影響，還不能有效解決關鍵生計資本維度對農戶特定主客觀福祉維度的影響，即具體的生計資本維度可能影響到農戶主客觀福祉對應的維度。因此，未來研究將集中探討如何有效分析關鍵生計資本維度對主客觀福祉特定維度的影響路徑及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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