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反擊

苦山/編譯

“加速主義”是對硅谷數年來的黯淡情緒的逾期糾正。

一種新的科技意識形態正在網上興起。2022年5月，網名為貝夫 · 杰佐斯（Beff Jezos，這個網名調侃了大富翁杰夫 · 貝佐斯）的用戶頗為豪邁地在推特上寫道：“讓我們有請‘有效加速主義，E/acc，讀作‘ee-ack。它是科技界在推特上沖突不斷的直接產物，希望你們加入我們的這場新事業?！?/p>

對此，杰佐斯的同行給出了混合著正面、批評和困惑的復雜反應?！癳/acc是什么鬼東西？”多名用戶發帖問道?！安恍业氖?，如今的加速主義只是一個網絡熱詞，”政治科學家薩莫 · 布爾賈（Samo Burja）嘆息道，他所說的“加速主義”是一個2017年左右流行起來的相關概念，“我猜對于推特亞文化來說，這是不可避免的吧？”“這些家伙完全瘋了，”蒂姆尼特 · 格布魯（Timnit Gebru）抱怨道，她是一位經常批評科技行業的人工智能研究員和活動家，“他們的狂熱和上帝情結真是讓人筋疲力盡?！?/p>

盡管受到這些批評，有效加速主義仍然立住了腳，并在科技界的集群思維中不斷壯大。有效加速主義的創始人認為，科技世界已經受制于某種（思維或技術的）單一化。如果它因為對未來的恐懼而陷入癱瘓，那么它將永遠無法產生有意義的效益。與之相對的是，有效加速主義鼓勵更多的想法、更多的增長、更多的競爭、更多的行動?！盁o論你是建立一個家庭、建設一家初創企業、建造一艘宇宙飛船、建造一個機器人，還是建設更好的能源政策，都可以，只要去建立、建設、建造就行，”一位匿名發帖者寫道，“去做一些困難的事情。為了接下來的每一個人做這件事情。就是這樣。存在會處理好余下的事?！?/p>

杰佐斯承認，他最初的聲明有點“故意惡搞”。而有效加速主義這個概念顯然缺乏明確性——他們到底在提倡什么？——使人們很容易對其不予理會。盡管如此，自出現以來，它還是引起了越來越多科技界人士的注意：風險投資家馬克 · 安德里森（Marc Andreessen）、創投公司“Y組合子”的總裁陳嘉興（Garry Tan）、念生公司（Notion）聯合創始人克里斯 · 普魯查（Chris Prucha）、迎特康公司（Intercom）聯合創始人西倫 · 李（Ciaran Lee），以及科學投資家暨前美國州官員吉姆 · 奧尼爾（Jim ONeill）等人均在其列，其中幾位還在他們線上賬號的前臺用戶名和簡介中添加了“e/acc”字樣，以示團結。

如果說有效加速主義還不完全確定自身的目標是什么，至少它很清楚自己反對的是什么。它的主要對手之一是人工智能安全，該領域關注過快發展人工智能的風險。另一個與之緊密相關的對手是有效利他主義，這是一場旨在“做最好的事”的功利主義運動。就連“有效加速主義”這個名字也是對有效利他主義的一種挑釁。人工智能安全專家在思考人工智能時遵循預防原則——強調規避風險先于采取行動，而有效加速主義者則宣揚勇往直前、沖進未知領域，認為我們只能從實踐中學習。

但是這些爭論并不能解釋有效加速主義為何突然在更多的技術人員之間流行起來，且其中許多人的專業領域并非人工智能。有效加速主義的重要性在于，它不僅能對人工智能安全加以平衡，而且對普遍的、認為整個科技行業都會帶來風險的公眾擔憂也具有制衡作用。有效加速主義者擔心，此類擔憂已經變得太過根深蒂固，以至于可能會吹熄科技本身的光芒。

人工智能的自我懷疑時刻

2023年3月，美國生命未來研究所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呼吁諸如開放人工智能（OpenAI）和谷歌人工智能（Google AI）等人工智能實驗室立即暫停開發比GPT-4更強大的技術至少六個月?！叭绻荒苎杆賹嵤┻@種暫停，”信中寫道，“政府應該介入并實施暫停令?！毙胖羞€呼吁，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需要建立新的審計、認證、監督和監管體系。

這封信最初由超過一千人簽名，其中許多人不僅是對此關切的公民，且自身就是人工智能技術專家，包括人工智能研究的先驅約書亞 · 本吉奧（Yoshua Bengio）、OpenAI的原始聯合創始人之一埃隆 · 馬斯克（Elon Musk，盡管他自2018年起就再未參與其中），以及穩定人工智能（Stability AI）的創始人埃馬德 · 莫斯塔克（Emad Mostaque）。同年5月，美國非營利組織人工智能安全中心（CAIS）發表了另一份聲明，警告“人工智能可能帶來滅絕風險”，OpenAI、人本（Anthropic）和深智（DeepMind）的人工智能領頭人以及谷歌和微軟的高級執行官均簽署了該聲明。

在人工智能領域，早在任何明顯的損害發生之前，技術人員自己就主動地對自己的力量持謹慎態度，這在其他領域十分罕見。眼下，這種道德恐慌來自內部——這與歷史上技術革命對社會的影響方式截然不同。2002年，學者卡蘿塔 · 佩蕾絲（Carlota Perez）在其代表作《技術革命與金融資本》中對后者做了闡述。

佩蕾絲研究了工業時代的主要技術創新，包括蒸汽和鐵路、鋼鐵和電力、石油和汽車，以及數字通信，發現它們都遵循著同一種模式。首先是標志著重大技術突破的“大爆炸”事件，該事件在出現當時基本不會引起注意。然而，技術專家們認識到了它的潛力，并在此技術突破的基礎上發展數十年，直到它吸引了更廣泛的采用和興趣。隨后，金融資本接管技術專家的工作，繼續推動其發展，引發公眾的投機狂熱、金融泡沫和崩潰，隨后是反思與和解期，最終，技術穩定下來并被納入我們的社會規范。

雖然佩蕾絲認為這種周期大約每五十年發生一次，但如果我們仔細觀察，可以看到它在幾次更近期的技術突破中的身影，比如云計算和智能手機（這兩者共同推動了Web 2.0創業熱潮）以及加密貨幣。在以上每次突破中，技術專家先于世上其他人注意到其中的機遇，并且他們通常是這些機遇的擁護者，而非抵制者。

即使沒有金融資本的深度參與，技術人員歷來也極力保護他們構建和分發自身成果的權利。20世紀90年代末和21世紀初的開源程序員堅持認為，我們不應該限制他們的免費和公開代碼的使用方式，也不應該讓程序員對用戶的決定負責。在美國，加密技術曾一度被視為一種軍火，受到嚴格的出口法控制。是技術專家主張人們有權跨國分享這一技術。然而，當涉及人工智能時，一些技術專家卻在其影響還未明晰之前就跳到了反思其危害的階段。

這并不是說科技界從來沒有人關注過人工智能的風險和倫理問題，只不過他們并非推動人工智能發展的那個群體。幾十年來，人工智能安全一直是個小規模的研究領域，主要支持者由理性主義者（一個優先考慮邏輯思維和消除認知偏見的互聯網群體）和有效利他主義者組成。由人工智能研究員艾利澤 · 尤德科夫斯基（Eliezer Yudkowsky）參與聯合創立的機器智能研究所從2005年開始關注這些風險。第二年，尤德科夫斯基和經濟學家羅賓 · 漢森（Robin Hanson）創建了一個名為“克服偏見”（Overcoming Bias）的博客，該博客是“少錯一點”論壇（LessWrong）的前身，后者成了關注人工智能對社會影響的人們的一個聚集地。

這些努力得到了科技界人士的廣泛認可，甚至得到了他們的支持，但似乎更多是出于象征性的善意，而不是認真地參與——就像知名金融家對藝術的那種認可和支持一樣。人工智能安全研究及其底層的理性主義社群令富有的企業家感到欣慰，它們表明科技不僅僅是通過初創企業賺錢的一種膚淺之道，而是一個具有獨屬于自身的哲學文化、擁有思想和智慧之所在。

然而，自從2022年底OpenAI的ChatGPT的爆炸性成功使人工智能的潛力突然被公眾看到以來，這個曾經只是小眾亞文化的東西突然成了人工智能發展爭議中出人意料的主流形象。之前與人工智能安全主義者無關的各方突然成了他們的同伴，比如特里斯坦 · 哈里斯（Tristan Harris）。哈里斯是前谷歌員工，他自稱為“技術倫理學家”，因點明對社交媒體危害的擔憂而成名。如今，越來越多的創業者和工程師都采取了此類警示性的立場。

“我們希望末日論者輸掉”

為什么這么多技術人員突然對人工智能的開發持審慎態度？

對于OpenAI和其他大型企業實驗室而言，這種立場在一定程度上或許是戰略性的：一些旁觀者抱怨說，這些實驗室正試圖實現監管俘獲，以博取政府的好感。不說別的，這些實驗室的領導人至少很可能已經從針對社交媒體高管的一波波抵制潮中學到了教訓，那就是預先與政策制定者建立關系總比魯莽行事更好。2023年春天，OpenAI的首席執行官薩姆 · 奧爾特曼（Sam Altman）在美國參議院作證時表示：“我們希望與政府合作以防止（問題）發生?！?/p>

至于更廣泛的技術專家群體，人工智能安全對他們的吸引力可能反映了一種將社會問題過度形式化的認知傾向。人工智能的風險對于那些傾向于用數學而非實際經驗預測人類行為的人來說尤為駭人。通過計算此類風險并設計理論上的治理結構來避免它們，這本身就是一種毫無意義、自找麻煩的“書呆狙擊”，在理性主義者和加密治理狂熱愛好者等類似人群集聚的其他領域也可見此現象。

又或者，“希望受到監管”可能是科技界潛意識里自我安慰的方式，用以確認他們在世界上的核心地位，也能讓他們從令人不安的行業低潮中轉移注意力。在軟件創業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的時候，人工智能成了科技行業皇冠上的明珠。2022年，風險投資的資金量從泡沫的頂峰一落千丈，標志著創業者們進入了一個艱難的新時代。人工智能對于振奮科技界的士氣至關重要。如果它重要到了必須被監管，就意味著它的重要性不會很快消散。

不論動機是什么，有效加速主義者反對的正是技術領袖擔憂自身成果的這一異常行為。面對一項重大的新發展，他們的技術同行卻如此膽小、馴順，這讓他們感到奇怪且沮喪。

與之相對的是，有效加速主義者鼓勵他們的同行振奮起來，勇敢地去擁抱不熟悉的領域——這種立場往往被其他人解讀為魯莽。也涉足科技圈的未來主義風格音樂人格萊姆斯（Grimes）提醒有效加速主義的創始人們，在表達自己時要更加深思熟慮?！澳銈儼讶藗儑槈牧?，”她在2023年3月的一次推特空間討論中說， “（這）導致人們對非營利組織感到恐慌，并敦促政府進行監管……我認為你們需要對這類事情保持謹慎和注意。有權勢的人正在關注這一切?！?/p>

盡管有效加速主義者有時會顯得幼稚，放任自己對“?！钡南矏垩谏w自身的實質，但在嚴肅的時刻，它的創始人們并不提倡故意忽視風險。貝夫 · 杰佐斯和另一位匿名創始人“貝葉斯王”（Bayeslord）都反復聲明，他們支持讓人工智能變得合乎人類福祉——他們只是不希望恐懼成為科技創新的主導?！皬默F在開始，我不想再看到任何號稱有效加速主義不希望人們從事人工智能對齊工作的推文。相反，我們認為可靠性工程是有價值的工作。然而，我們也希望末日論者和權力饑渴者輸掉?！?/p>

有效加速主義者并不希望我們所有人都停止關心這些事。恰恰相反：他們希望每個人都更加關心這些事。他們不希望自己的聲名來自大談特談“更好的未來”這樣的空洞格言，然后輕描淡寫地忽略細節。相反，他們的道德愿景是希望更多的人——包括并且尤其包括那些自認為眼下置身事外的人——積極參與新興技術，并確定其發展和管理的具體計劃，而不是本能地回避他們不理解的事物。有效加速主義者認為，聰明地討論擺在我們面前的風險和機遇，是一個公民社會蓬勃發展的標志。

有效加速主義者的死敵并非傾向監管的政治左翼。推特上的一項民意調查詢問了有效加速主義者對自身政治立場的認知——這項調查并不正式，但考慮到這場運動到目前為止的緊密程度和網絡化程度，它或許是有意義的——結果顯示，左右翼的比例大致持平。杰佐斯說：“之前的文化戰爭總是左翼和右翼之爭，如今加速是唯一的選項，去增長就是死亡?！?/p>

有效加速主義者不想使用陳舊的政治標簽，而是希望成為不同于他們口中的“減速主義者”的選擇：“減速主義者”支持對未來持被動、過度謹慎的態度。當“顛覆”還是一個流行詞的時候，科技界對這種膽小的心態持一致反對的態度，他們視其為“外人”的默認立場，認為那些困在朝九晚五的格子間工作里的可憐人只能從繁文縟節和官僚主義的角度思考問題。然而，如有效加速主義者所見，近年來，減速的態度已經悄然滲透到了科技界內部，且在關于人工智能的辯論中體現得最為明顯。

“未來會更好”

如果說減速主義者在科技界中存在一個代表形象，那應該是大型科技公司的員工，這些人是被拔去了尖牙、“公司化”了的黑客和邊緣人，他們曾經激勵過科技行業，如今卻被困在了面向自我厭惡的管理者的勵志海報上。在這一點上，有效加速主義者和部分科技評論人士或許可以達成一致：滿足于一份中等水平的大型科技公司工作——追求奢華的晉升機會，而不是創造歷史——代表著未能兌現科技的承諾及其所尋求達成的目標，而如今，那些身處前沿的人們想要重新實現這種承諾和目標。

正是21世紀10年代的科技抵制在科技界過往的自我形象上撕開了一道缺口。過去，科技界的形象是這樣的：一個由初創企業和它們的金融家組成的日益興旺的行業，公司的程序員在他們的蘋果筆記本上絞盡腦汁地寫代碼，并參加創投公司Y組合子的演示日，他們每年要做的最艱難的決定是要不要參加火人節。盡管創始人的生活中充滿了起起落落，但科技界的循環看起來穩定且可預測。最重要的是，科技界受到外界的喜愛，人們欣喜地消費著年輕創始人和他們神話般一夜成名的故事。

是哪里出了問題呢？雖然科技行業相信它正在讓世界變得更好，但貝寶（PayPal）聯合創始人和風險資本家彼得 · 蒂爾（Peter Thiel）在他2014年的著作《從0到1》中警告稱，這個時代的特點是“不確定的樂觀主義”?！按_定的樂觀主義者”不僅清晰闡述對未來的愿景，而且“計劃并努力使之變得更好”，與之相反的是，“不確定的樂觀主義者”相信“未來會更好，但他不清楚具體是怎么好……他期望從未來中獲利，但認為沒有理由去對它做具體設計”。

蒂爾的評論發表于科技行業對初創顛覆的迷戀達到頂峰之際，事實證明，這一言論比行業內的其他人領先了好幾步。雖然蒂爾總體上贊同初創企業是明確樂觀主義者實現他們目標的工具，但他認為一種漸進主義的態度正在硅谷蔓延開來，并對此加以批評。這個時代的創始人們忙于復制埃里克 · 萊斯（Eric Ries）在2011年著作《精益創業》中的方法論，該書強調基于客戶反饋進行迭代，以找到產品和市場之間的正確匹配。他們將Y組合子公司的座右銘“做人們想要的東西”奉為圭臬，并在“我在打造供Y使用的X”這一熟悉的框架內向投資者推介自己的公司：“交易空間的億貝”（愛彼迎）、 “供卡車使用的優步”（車隊/Convoy）等等。蒂爾對這種趨勢持懷疑態度。他要求創始人基于他們想要發生的事情來構建解決方案，而不是笨拙地在視野中的每個問題上都貼上一層軟件。

硅谷的不確定樂觀主義同樣被馬克 · 安德森在2011年的文章《為什么軟件正在吞噬世界》預示。雖然標題的這句話是作為“這個時代的創始人將會變得極其富有”的預言而被人們記住，但它也反映了他們的成功是源于順應數字化浪潮，而不是以明確的樂觀主義為主導?？萍冀鐚底只嵏驳臒釔鄢闪艘粋€源源不斷的笑話：無論是醫療保健、地方商業還是農業，似乎每一個過時的行業都可以通過軟件的魔法華麗變身。后來，這一時期的創業公司紛紛倒下，揭示了創始人對這些行業的實際運作方式以及塑造這些行業的復雜社會和政治力量缺乏了解。

除了初創企業，科技界天真陽光的態度也延伸到了和社會的關系上，引發了怨恨。2013年，居住在紐約的軟件程序員帕特里克 · 麥康洛格（Patrick McConlogue）在Medium平臺上發布了一篇文章，講述了他如何向一位無家可歸的男子里奧（Leo）提供了一個選擇：要么是100美元現金，要么是三本JavaScript編程書和一臺筆記本電腦，以及麥康洛格每天一小時的編程教學時間。里奧選擇了后者，麥康洛格兌現了他的承諾，并教會了他編程。他們甚至一起開發了一個拼車軟件。但兩年后，里奧仍然無家可歸，他被自己受到的關注壓垮，不再編程。盡管麥康洛格的嘗試是真誠的，但他用了一種自以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通用解決方案”，并且只期待最好的結果。他在失敗時沒有備選計劃。他的文章引發了眾怒。

正是科技行業的不確定樂觀主義令它未能注意到四處彌漫的不滿情緒。這些情緒就像舊金山的霧一樣，緊緊地籠罩著這個行業：不斷上漲的房租；通勤者的抗議；人們喃喃著科技界的最大成就是引發了一場注意力、孤獨和政治紛爭的危機——這一切都被科技界的工作者輕巧地無視了，他們的經驗告訴他們，即使困難重重，他們也必將永遠獲勝。直到2016年秋天，他們踢到了鐵板。

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不僅震驚了立法者（他們開始從科技公司那里尋找答案，認為科技公司對唐納德 · 特朗普的勝利負有部分責任），還標志著奧巴馬政府的更迭，而奧巴馬政府曾熱情地支持科技界的樂觀主義。世界要科技界說話算話、兌現諾言，而事實證明，在對美好未來的歡呼承諾背后，并沒有真正的愿景足以平息許多人的背叛感。

跌落之后的科技界

科技界人士鉆進地下舔舐傷口。隨著硝煙散去，他們開始與值得信賴的同儕和朋友私下交談。他們努力調和外界突然涌現的憤怒與他們自身內在的自我意識。在接下來的幾年里，科技界經歷了一次深刻的身份迷失，隨之而來的是對意義的探尋。

創始人和工程師們通常并不對哲學和歷史等“非技術性”話題抱有天生的興趣，但現在，他們轉向了這些愛好，以理解自身的困境。2017年，曾因在斯坦福大學就讀本科期間發送一系列粗魯電郵給其兄弟會同學而登上新聞頭條的色拉布（Snapchat）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埃文 · 斯皮格爾（Evan Spiegel）站在了法美基金會前，談論亞歷克西 · 德 · 托克維爾。斯皮格爾說，托克維爾認為“報紙是幫助民主政體克服個人主義的最重要工具之一”。

最終，科技界的每個人都在試圖回答同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已經由那些突然被流放的不幸之人提出了千百年：現在，我們該如何生活？如果曾經定義科技界數十年的那種莽撞、不受約束的雄心不再是值得驕傲的東西，那么，科技界人士該如何在今天的工作中找到意義呢？

對這個問題的不同回答使科技工作者分散成了不同的派系。許多人對他們所造成的傷害感到震驚和懊悔——這些傷害施加在了美國的社會結構、青少年心理健康以及美國的未來上?，F在，他們面臨來自朋友和家人關于他們雇主違規行為的質疑，并決心引導他們認為更負責任的技術方法，審視錯誤信息、算法偏見和內容監管不足所帶來的影響。前谷歌技術倫理學家特里斯坦 · 哈里斯成了解決社交媒體負面影響的大力倡導者，并在2020年的網飛紀錄片《社交困境》中多次出鏡。

其他人則指責美國的管理階層，稱后者已陷在一種喪失了道德和精神目的的世俗單一文化中。他們在尼克 · 蘭德（Nick Land）的哲學著作和一個賬號叫“霉菌孟子”（Mencius Moldbug）的博客作者的文章中尋到了慰藉。霉菌孟子闡述了這樣一種觀點：進步的自由民主政體正在變成一個全能的官僚寡頭政治，而它的解決方案是回歸君主制和傳統價值觀。這就是新反動主義運動的肇始，它發展成了今天的新右翼，其成員和在科技界的相關人物（如彼得 · 蒂爾）在2022年的選舉中選擇支持反建制的候選人，如萬斯（J. D. Vance）和布萊克 · 馬斯特斯（Blake Masters）。

另一些人認為，問題在于美國不再重視技術進步和創新。他們閱讀了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2011年出版的著作《大停滯？》（The Great Stagnation），該書警告稱，美國經濟已經開始停滯。2019年，考恩和在線支付供應商支付條（Stripe）的聯合創始人帕特里克 · 科里森（Patrick Collison）在大西洋網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我們需要一門新的進步科學”的文章，他們認為，這門新科學要研究的是“在過去的幾個世紀里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提高了我們的生活水平的經濟、技術、科學、文化和組織方面的進步之結合”。他們的努力催生了一場運動，它有時被稱為“進步研究運動”或直接簡稱“進步運動”，還催生了“富足運動”這一姐妹運動。這場運動的支持者專注于消除阻礙創新的體制障礙（特別是通過經濟和政策視角），比如發展清潔能源、建造更多的住房和公共工程，以及資助科學研究。

還有一些人認為，舊金山的治理不善表明，科技未能充分利用其影響力，與其環境發生了脫節（舊金山曾因犯罪高發、市容臟亂和政治內斗吸引了媒體關注）。隨著科技工作者組織起來，支持與他們價值觀一致的候選人，舊金山學校董事會和地區檢察官的選舉成了激烈的爭奪戰。Y組合子的總裁陳嘉興成長于舊金山灣區的一個工人階級移民家庭，他致力于改善舊金山的生活條件，組織罷免選舉，并支持成立了“成長舊金山”（GrowSF），這是一個由科技工作者創建的政治行動委員會，致力于減少無家可歸的現象，改善公共安全和服務。

雖然這些群體各有著不同的基本哲學和議程，但他們都擁抱確定而非不確定的方法。不同于漸進主義的、“軟件吞噬世界”的顛覆方法，如今，這些科技界群體專注于帶來切實的、有意義的變化。對于意識到自己不了解的領域，他們傾向于展現更謙遜的態度。他們更有可能咨詢內容專家、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員，并與之建立關系，以了解自己以外的行業。他們不再害怕為了實現自己的目標而“弄臟自己的雙手”——不再害怕深入了解氣候科學或住房材料，不再害怕接近政客。

例如，在科技的不確定時代，谷歌的母公司字母表推出了“人行道實驗室”，這是一家“城市創新”公司，它在加拿大多倫多宣傳過一個項目，項目包括了諸如傳感器和觸摸屏的時髦智能城市技術，旨在幫助居民將能源使用和交通模式可視化。但這個項目從未實現。而在當今這個明確時代，富有的科技贊助者希望支持舊金山的成長舊金山項目，因為后者“將成果置于意識形態之上”，它對舊金山的計劃更像是一個明智的議程而不是一本科幻小說：建造無家可歸者的收容所、修建地鐵隧道和自行車道，并選出能夠完成這一切的政客。

詹妮弗 · 帕爾卡（Jennifer Pahlka）的工作是這種轉變（或者說對這種轉變的需求）的另一個例證。帕爾卡曾擔任奧巴馬政府時期的美國副首席技術官，創立了非營利組織“美國代碼”，并成立了美國數字服務小組，是21世紀10年代科技界與政府關系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懊绹a”搭建起了軟件工程師、設計師和城市政府的聯系，共同構建網絡應用程序。美國數字服務小組是一個政府技術部門，為聯邦機構提供咨詢，以改進其數字服務，它成立的部分原因是為了應對2013年美國醫保網站首次推出時的災難性技術問題。

但是數字技術本身從來不是解決方案。帕爾卡在她2023年出版的著作《重新編碼美國：政府在數字時代的失敗之因和我們的改善之道》（Recoding America： Why GovernmentIs Fail In the Digital Age and How We Can Do Better）中指出，政府官員長期以來低估了實施數字新項目的挑戰，簡單地將它們外包給軟件承包商，并期望他們盲目服從命令，而不親自參與設計過程本身?！氨M管政府必須適應日益數字化的世界，”帕爾卡寫道，“但適應的核心不是移動應用、云計算，甚至不是人工智能?！毕喾?，“我們必須審視和挑戰那些驅動更大政府系統的底層結構、假設和價值觀，各類項目實施時的官僚主義正是在這個政府系統中運作的”。

曾幾何時，不確定的樂觀主義者相信“顛覆”和“快速行動，打破常規”?，F在，確定的樂觀主義者則相信“進步”和“加速”。從抽象的角度來看，這兩組概念似乎沒有什么區別。它們的不同之處在于戰略和戰術，而有效的加速論者宣揚的正是一種更加腳踏實地的未來建設理念。

“讓我們創造一種讓建設者成為英雄的意識形態”

確定的樂觀主義者追求具體的目標，但至少在它當前的形式下，有效加速主義并不是一場具有議程的規范性運動。相反，有效加速主義最好被理解為一面文化之鏡，或是杰佐斯所說的“元哲學”。它反映了許多建設者亞文化中的情緒轉變，這些人都認為，科技界能為世界提供的不僅僅是充斥著免費小吃和乒乓球桌、資金過剩的軟件初創企業。

杰佐斯自稱是一名擁有研究生學位的理論物理學家，曾加入一家大型科技公司，從事機器學習工作。三年后，他因厭惡這種生活方式而辭職?！按笮涂萍脊镜暮芏鄦栴}和缺陷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它選拔的是只追求地位的人，而非建設者?！彼谕铺厣蠈懙?。杰佐斯賣掉了他的車，為了省錢搬回父母家，最終貸款創立了一家公司，購買了價值10萬美元的圖形處理器，并在家中建起了一大批工作站。

正是在杰佐斯在大型科技公司工作期間，他創建了一個未實名推特賬戶，并找到了可以交談的人。在新冠疫情暴發初期，被困在各自家中時，他和其他幾位用戶開始在“推特空間”上進行深夜討論，探討世界將走向何方（“推特空間”是一款僅限語音通話的應用程序）。和杰佐斯一樣，他們中的許多人也在大型科技公司工作，也對自家公司的懦弱野心感到沮喪。和杰佐斯一樣，他們通過發推特來發泄，同時使用化名以避免自己的工作遭到負面影響。（2023年12月，福布斯網披露了杰佐斯的真實身份，這違背了他的意愿。）從這一次次的討論中，有效加速主義作為一種哲學思想誕生了：“建設者可以借此表達他們對自己的社會角色的感受、他們對文明的貢獻，以及他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感到快樂?！苯茏羲乖诮邮堋岸U意時刻”播客采訪時解釋道。這是針對科技抵制潮留下的綿延羞恥感和尷尬感的一劑解藥，也是一種奪回科技精神的方式。

2023年3月，貝夫在一次推特空間討論中回憶道：“一些大型科技公司的工程師非常有才華，卻被自上而下的官僚主義壓垮，有效加速主義就是在這個時刻構思誕生的?！痹谥蟮牧硪淮慰臻g討論中，他補充道：“在許多大型科技公司中，有一種普遍存在的思維病毒，它導致許多研發強大技術的工程師產生了自我厭惡。這一點都不健康……他們有點抑郁，因為整個系統都對他們說，他們是壞人……我當時就想，讓我們創造一種讓工程師和建設者成為英雄的意識形態?！?/p>

有效加速主義是一塊試金石，可以檢驗某人是不是公司的“工資奴隸”，只顧在大型科技公司或受到過多資助的初創企業中無腦領工資，還是說，這個人相信，在最好的情況下，科技界不僅僅是另一個像金融或時尚那樣的行業，而是一座安全的避風港，讓來自各種背景的人可以構建他們設想的未來，而不必被憤世嫉俗的否定者攻訐。

走過了科技抵制潮帶來的下坡路之后，科技界現在正專注于用比以前更成熟復雜的一系列工具來解決現實世界中的問題。越來越多的創始人開始創辦“深科技”型公司，解決核能、航空航天和生物技術等領域的復雜技術和科學挑戰。這在上一個時代是不可想象的，那時候，只要提到任何非軟件的內容，投資者就會調轉方向跑路。更重要的是，如今的新一代創始人來自不同于以往的人才庫，他們帶來了來自“硬”科學和工程背景的深厚專業知識。

此外，這項活動現在也不再局限于初創企業。如今，科技界理解了，在涉及一系列問題時，政策在幫助或阻礙他們更快建設時所能發揮的作用。進步研究所是美國華盛頓特區一家以技術為導向的政策智庫，它正與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合作設計和測試新的方法，以資助研究與創新。從事人工智能及其相關工作的各位創始人會前往華盛頓與政策制定者會面，比如，阿姆賈德 · 馬薩德（Amjad Masad）試圖通過他的軟件創建平臺“釋它”（Replit）展示“人工智能積極務實的一面”，克萊姆 · 德蘭格（Clem Delangue）則與人工智能開發工具公司“抱抱臉”（Hugging Face）一同倡導“透明、開放，以及價值和權力的分配”。

我們也看到科技的精神吸引了來自其他領域的同道中人，即使他們沒有創業背景?！都~約時報》的埃茲拉 · 克萊恩（Ezra Klein）和《大西洋月刊》的德雷克 · 湯普森（Derek Thompson）是“富足運動”中兩位最著名、聲量最大的倡導者。達特茅斯學院的經濟學教授海蒂 · 威廉姆斯（Heidi Williams）主持著進步研究所的科學政策工作?！跋蠕h項目”（Frontier）是支付條發起的一項10億美元的倡議項目，旨在啟動碳移除市場，而它依賴于一個由來自行業、研究界和學術界的顧問和技術評審員組成的小組。

最新一代的技術專家明白，他們不會從打造一個瑣碎的產品功能并以幾億美元的價格賣給一家大型科技公司中獲得長期的滿足感。他們想重新點燃科技的火炬，回到充斥著過剩和輕浮的初創企業狂熱潮之前的時代，也就是尼古拉 · 特斯拉（Nikola Tesla）和艾倫 · 圖靈（Alan Turing）的好萊塢傳記電影中仍然可以接受、值得紀念的那部分。他們現在意識到，要做到這一點，他們需要擴展自己的技能和知識，而不是相信軟件足以獨自拯救（或吞噬）世界。

并非他們的所有努力都與有效加速主義本身有關，但驅動這些努力的心理也同樣驅動了貝夫 · 杰佐斯及其同儕在疫情期間反思科技的目的?？萍冀缯幸还刹粩喔邼q的興奮情緒，感覺像是對科技抵制后時代的低落和悲觀的一劑調味。有效加速主義或許并未提供確定樂觀主義者所需的路線圖，但它標志著科技文化早就應該發生的一場轉變。

資料來源 The New Atlantis

本文作者娜迪亞 · 阿斯帕魯霍娃（Nadia Asparouhova）是一位知名作者，著有《在公共空間工作：開源軟件的制造和維護》和《道路與橋梁：我們數字基礎設施背后的無形勞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