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宗與私親：宗法規則在漢代政治實踐領域中的沖突與妥協

向晉衛 焦 汝

經學在漢代社會占有重要的地位，隨著儒生政治的形成，儒家的話語體系也在逐漸建立，但是在此過程中，儒家意識形態的分流也造成了嚴重的政治影響。哀帝時期較為典型的就是議尊號事件涉及的“為人后者為之子”和“母以子貴”這兩種不同的經學解釋。學界對此也有相關的論述，王國維認為“為人后者為之子”是由嫡庶制度而產生，〔1〕鄒遠志認為“母以子貴”是漢代的社會觀念，被引入《公羊傳》之后，其經典地位得到鞏固，為漢代的相關典制提供合法性支持?！?〕對于丁、傅太后議尊號事件，呂思勉認為這是哀帝在利用外戚打擊外戚，同時也是哀帝無法“正己”的表現；〔3〕李源澄也提出元帝以來，朝政轉移掌握于外戚之手?！?〕丁佳偉認為兩漢在尊奉并承認“為人后之誼”方面具有一致性，但是西漢在顧念私親方面則面臨著權力斗爭、禮制沖突等方面的困境，而東漢則通過“構建尊號本親之漢家故事”的方式使得尊奉大宗和顧念私親可以和諧共存，表現了兩漢治國策略的成熟?！?〕本文認為在哀帝議尊號過程中，儒生堅持“為人后者為之子”，哀帝堅持“母以子貴”，在這一過程中，雙方既有沖突也有妥協，而漢代的斗爭則為后世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和經驗。

一、“為人后者為之子”與“母以子貴”

談及中國古代的國家秩序就離不開“家”這一命題，先秦時期的宗法分封制是家族的擴大版，而之后在儒家思想統治的幾千年里，更是致力于把“家”的秩序擴大到整個國家范圍內，以達到“治國平天下”的目的，〔6〕可以說，“家”是古代中國的基礎，而“家”又是基于父母子女的關系構成，“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7〕“以父母妻子為核心的家庭結構構成了我國古代社會最普遍最廣泛的社會形式?！薄?〕父母與子女的關系不僅構成了普通家庭的基本單元，在國家這個擴大版的家庭關系中，又具有了不同的政治意義，它開始和宗法禮儀息息相關，由此改變了父母子女之間的關系，出于“小宗可以絕，大宗不可絕”的原因，產生了“為人后者為之子”這一禮儀規定，但是父母子女的血緣天性不是禮儀制度可以改變的，因此，“母以子貴”也就不可避免了。

“為人后者為之子”出自《春秋公羊傳》：

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后也。為兄后，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后者，為之子也。為人后者，為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然則嬰齊孰后？后歸父也?！?〕

在此處，“為人后者為之子”的意思是做了某人的繼承者就成了某人的兒子，就要在宗法禮儀上奉行作為兒子的規矩，但是學界已然考證這是對經學禮法的錯誤解讀，同時這一解釋也并未在《谷梁傳》中得到糾正?！?0〕

雖然“為人后者為之子”的含義被錯誤地解讀，卻并不影響它在政治領域的應用。在君位繼承中，除嫡長子繼承制外，還以宗藩入繼作為補充，此制度的顯著特征就是“入嗣者與先帝在宗法上確立父子關系的同時，又與自己的生父在血緣上具有實際的父子關系”?！?1〕

兩漢時期就廣泛實行這一制度。平帝嗣孝哀皇帝后，安帝嗣孝和皇帝后，質帝嗣孝順皇帝后等，此制度作為嫡長子繼承制的重要輔助，在皇位更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饰焕^承不僅是宗法關系上的承續，還是國家最高掌權者穩定統治的重要措施，不僅是“尊本祖”的家族事件，還是“尊正統”的政治事件，當家族與政治相結合，在穩固統治的時候，也會造成公權與私權、血緣與宗法的矛盾，尾形勇認為：“帝權并不是僅以排斥‘父子’的法家理論建立起來，并得以維持的”，而是在克服“君臣”與“父子”的矛盾基礎上以“孝”服從于“忠”的狀況實現“并立”的?！?〕但是當兩者失衡的時候，私親就會大于公義，“孝”與“忠”的矛盾也就產生了，同時產生宗法禮儀之爭。

在西漢的宗藩入嗣的幾位帝王中，幾乎都發生過這一矛盾，有的處理不當，不僅沒有成全私親，反而丟了皇位，有的運籌帷幄，最終得償所愿。昌邑王宗藩入繼嗣昭帝后，但是他在剛剛即位、霍光獨掌大權、皇權不穩的時候奉行“為人后者”之誼，公然以太牢禮祭祀生父昌邑哀王，并稱“嗣子皇帝”，〔7〕公然挑釁漢家制度，蔑視漢家宗廟，最終得不償失，失去了皇位。宣帝即位之初，權力不穩，只能給祖父衛太子劉據謚曰“戾”，在霍光死后，宣帝“始親政事”，立皇考廟，下詔宣揚父子之義，地節四年（前66），詔曰：“導民以孝，是天下順?！写蟾改?、父母喪者勿徭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本o接著夏五月又下詔：“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薄?〕宣帝大加贊揚父子、祖孫之間的親情，以詔令的形式進行表彰，賞賜鰥寡孤獨和孝悌力田，正因宣帝這許多鋪墊措施，在元康元年（前65），有司以“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為由奏請戾太子尊號皇考，〔7〕加奉邑，也沒有遭到任何人的反對，這八年前后的差別，難道不是宣帝皇權穩固的象征嗎？在面對宗法制度和血緣關系的矛盾時，顯然昌邑王和宣帝都選擇了血緣關系，但昌邑王的行為太過輕率，而宣帝就很高明，以宗法制度為原則鞏固皇權，實現自己在血緣私親里的目標。

總之，“為人后者為之子”在政治領域中奉行大宗，使血緣私親服從于宗法制度，這雖然是宗藩入繼的理論依據，但是帝王在即位并且皇權穩固之后往往選擇血緣私親。

另一禮儀規定則出現得更早?！澳敢宰淤F”出自《春秋公羊傳》：“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薄?〕兒子可以由于母親的地位高而尊貴，母親也會因為兒子被立為國君而顯貴，同樣的，這一原則也被歷代學者所貶斥，認為這并不符合西周宗法制度，〔12〕是漢儒為了順應當時社會狀況的牽強附會的解釋，〔2〕這是秦漢時期母權地位上升的表現?！?3〕

“母以子貴”早于“為人后者為之子”，是戰國以來宗法制度的崩潰、中央集權逐漸形成之后的現象，〔12〕它的產生就伴隨著權力的集中與擴大，甚至可以說它是集權的產物，因此，“母以子貴”從一開始就和權力的變化關聯緊密。景帝還未立太子之時，王夫人派人催促大臣奏立栗姬為后，上奏的理由就是“母以子貴”，因而惹怒景帝，遂廢栗太子，栗姬郁郁而終，最終王夫人被封皇后，其子被封太子，其兄被封蓋侯，這是典型的利用“母以子貴”打敗政敵并且走向權力巔峰的實例。

“母以子貴”最重要的表現就是外戚的掌權。作為一種既得到經典支持、又符合孝子之情的制度，〔14〕它是“兒子以其影響力改變母親的地位處境”的鮮明表現，〔15〕母族因此開始發揮作用。首先，“母以子貴”是外戚參與政治生活的源頭，春秋戰國以來頻繁出現的權臣或貴族篡權事件使得皇帝更愿意任用親近的人，母族或妻族成為首選，或皇帝年幼，太后稱制，假權父兄，為外戚登上政治舞臺大開方便之門?！?6〕參與政治，對政權產生重要影響的外戚不勝枚舉，西漢初期的呂氏專權，昭宣時期的霍光、許、史專權，哀帝時期的傅氏、丁氏，平帝時期的王莽，他們因為外戚身份進入皇帝的視野，被當朝者認為有利用的價值，〔17〕之后才有機會展示自己的能力。文帝即位后，對薄太后外家“賞賜各以親疏受之”；〔7〕武帝時期，李延年因李夫人“貴為協律都尉”；〔7〕《漢書·霍光傳》中載“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成帝時期，“封趙婕妤父臨為成陽侯?！薄?〕趙婕妤父親因此封侯，打破了漢高祖所立“非功不能封侯”和武帝所定“丞相封侯”的規矩，“以女寵貴”毫無疑問?！?〕在《漢書》和《后漢書》中出現兩次“皇太后陛下”的稱呼，體現其尊貴與至高無上的權力，甚至等同于皇帝，〔18〕“崇貴母氏”和躬行孝道的漢家舊制要求皇帝對母后的絕對服從，從理論和制度上為太后掌權、外戚專政提供了依據，〔16〕雖然并不能說孝文化對“母以子貴”的絕對作用，但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影響因素。

總之，“母以子貴”在政治領域中奉行血緣私親，使血緣私親高于宗法制度，以崇貴母氏的方法抬高本宗親屬的地位，從血緣關系中得到政治上的助力，目的是加強皇權。

二、尊奉大宗：“為人后者為之子”

元帝、成帝之后，儒生群體在政治中的話語權增大，經學也進入極盛時期?！捌渌詷O盛者，漢初不任儒者，武帝始以公孫弘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元帝好儒生，韋、匡、貢、薛并致輔相。自后公卿之位，未有不從經術進者?！薄?9〕與此同時，“以對王道盛世的仰慕向往為訴求，以摒棄霸道、張揚王道為實施路徑的漢代儒生政治由此登上歷史的舞臺?！薄?0〕“一經說至百余萬言，大師眾至千余人，蓋祿利之路然也?！薄?〕儒生在西漢中后期的歷史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哀帝即位，嗣孝成皇帝后，“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尊趙皇后為皇太后，這是宗法禮儀制度中“為人后者”與先帝確立父子關系后確立的連帶親屬關系。但是與此同時，董宏上書“宜立定陶共王后為皇太后”，〔7〕隨即遭到師丹、王莽的堅決反對，因而哀帝退讓，傅太后被尊為恭皇太后，母親丁姬尊為恭皇后，其中，“恭”是定陶王劉欣的謚號。根據《白虎通·謚》，宗室夫人無謚號，即使后夫人有謚號，也是根據皇帝謚號而定，如孝景王皇后等，這與儒家“婦人天夫”的主張息息相關?！?1〕《通典》引《五經通義》曰：“婦人以隨從為義，夫貴于朝，婦貴于室，故得蒙夫之謚?！倍偈嫠f：“陰者，陽之合，妻者，夫之合……陽兼于陰，陰兼于陽，夫兼于妻，妻兼于夫……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驗殛?，妻為陰，陰陽無所獨行，其始也不得專起，其終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義。是故……妻兼功于夫”，“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婦而助之”?！?2〕妻隨夫榮是儒生普遍贊同的倫理規則，如果根據“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后，俱稱太后”〔7〕的原則，同時尊稱成帝趙皇后與定陶恭王后為皇太后，就違背了這一規則。按照漢家規矩，只有“帝母”才能成為皇太后，其中“帝母”是指皇帝的母親，哀帝以“為人后者”的身份承嗣于孝成皇帝，他繼承的不僅是成帝兒子的身份，更重要的是成帝皇帝的身份和權力，在地位轉變過程中，根據儒家“婦人天夫”的禮儀規則，只有成帝成為“帝父”，趙皇后才能成為“帝母”，因此，趙皇后尊為皇太后是不容置疑的，同理，哀帝在以“為人后者”的身份繼承皇位的同時，就使得定陶恭王失去了成為“帝父”的可能，定陶恭王后自然也就不能成為“帝母”，成為“皇太后”了。此外，儒生也做了退讓，即允許傅太后和丁姬在“恭”號的基礎上稱為“恭皇太后”與“恭皇后”，這已經給予了超出諸侯王后妃的尊崇。西漢時期，諸侯王正妃只能稱為王后，而不能稱為皇后，“呂氏女為趙王后”，〔7〕“代王王后生四男”，〔7〕皇后制度正式建立后，“雖然比皇帝地位低，但是跟皇帝一樣屬于‘君’”，對于“家國同構”理念的實現，對于大一統皇權的加強，對于新帝繼位后的朝堂穩固都起到了重要作用，〔23〕因此，對儒生來說，給諸侯王后妃加以“皇太后”“皇后”的名號已經是無上的尊榮了。因而，董宏的上書遭到了儒宗師丹、儒生王莽的堅決反對，哀帝也因暫時的退讓不得不把董宏貶為庶人。

之后郎中令泠褒、黃門郎段猶再次上奏之前董宏的提議，并提出“為恭皇立廟京師”，哀帝再次“下有司”議論此事，無非就是想要再嘗試一回，顯然又遭到了師丹的反對：

圣王制禮取法于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佑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

師丹直接從尊卑貴賤、祖宗社稷的角度進行反駁，如果哀帝接受段猶等人的意見，就是無尊卑之禮，無上下之序，這段話提升了這一事件的嚴重性，也迫使哀帝不得不拒絕這一提議，“丹由是浸不合上意”也就不難理解了，因此，當師丹因“上封事行道人遍持其書”〔7〕這一無法確定的罪名被免之后，唐林認為此責罰過重，請求恢復師丹的爵位。

幾日后，在未央宮酒宴上，內者令把傅太后的位置安排在了太皇太后旁邊，引起了王莽的反對，王莽因為此事“乞骸骨”，“罷就第”，〔7〕開始遠離政治中心。王莽的態度還表現于兩年后，在丁、傅太后加尊號成功之后，被哀帝以“貶抑尊號，虧損孝道”為由“遣就國”，可見王莽的態度是堅決的，否則不會時隔兩年再度被貶。哀帝崩，王莽回京師主持大局之后，“掘傅太后、丁太后冢，奪其璽綬，更以民禮葬之，定陶墮廢恭皇廟，諸造議泠褒、段猶等皆徙合浦，復免高昌侯宏為庶人。征丹詣公車，賜爵關內侯，食故邑”，〔7〕直接把丁、傅太后的葬儀降為民眾之禮，這可謂對其尊號的重大打擊，曾經支持這一事件的官員也紛紛罷免。

“為人后者為之子”作為漢儒為宗藩入繼的政權合法性提供了的經學義理，每一個宗藩入繼的帝王都會涉及此義理所面臨的沖突，也都會遭到儒生的堅決反對，因為在儒生看來，尊奉大宗才是鞏固皇權的應有之義。

三、尊奉私親：“母以子貴”

在議尊號事件中，師丹、王莽表現出了堅決反對的態度，兩人是當時的儒學宗師、儒生代表，而王莽同時還代表了掌握政權的王氏外戚，因此，繼位之初的哀帝想要尊奉私親，也無法直接反對，但是哀帝對“母以子貴”的堅持也是顯而易見的。

哀帝的堅持和態度反映的是對于加強皇權的追求?！澳敢宰淤F”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外戚勢力的擴大。外戚與皇帝之間本就有血緣情感聯系，自然也容易被皇權控制與利用。母系氏族社會時期由于女性在社會生活中的尊崇地位和母親的生養之恩，使得孝養母親的觀念隨之產生，之后才逐漸形成孝父的觀念?！?4〕而且“在漢初帝室中，母系習俗保存頗多”，〔25〕母權與舅權對皇權的確立與強化都有一定的影響，“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過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薄?〕文帝之所以立為皇帝，是因為大臣認為薄氏仁善，而齊王母家“惡人也”，淮南王“母家又惡”，〔26〕擔心重蹈呂氏專權的覆轍，因此，母家性格仁善已經成為確立皇位的重要根據。景帝時期，外戚竇嬰“破吳、楚”，為栗太子師，無論是文治還是武功都對景帝朝政治有一定影響；武帝時期是將外戚勢力利用得最為徹底的時候，衛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李廣利打西域，但權力仍然在武帝手中；宣帝時期，霍光秉政，總攬大權，堪比周公、阿衡；元帝、成帝時期，王氏一族可謂到達外戚秉政的頂點，“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并作威?！軋虡袡C，朋黨比周?！薄?〕與此相反的，削弱廢太子的勢力，首當其沖的就是母家與舅家的權力，“上廢栗太子，誅栗卿之屬”，《正義》顏師古云：“太子廢為臨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也?！薄?6〕文帝之舅薄昭因殺漢使者自殺而死，“無論薄昭因何故自殺，而就文帝使其自殺方法言之，極委屈婉轉之能事，使非劉氏舊習舅有特權，則以天子之尊寧不能賜其自盡耶”?！?5〕可見，無論是太子被廢，還是皇帝繼位、強化皇權，外戚勢力的影響都是不可忽視的。哀帝正是因為明白外戚對皇權各方面的影響，所以堅持“母以子貴”尊奉私親，作為強化皇權的工具。下詔“其尊恭皇太后為帝太太后，丁后為帝太后”，同時“為恭皇立寢廟于京師，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序昭穆于前殿”，〔7〕對傅家、丁家大加封賞，從高級官吏到中低級官吏都有這兩家的影子，與此同時，打壓王氏外戚。

哀帝還可以通過此事件改變權力格局，元延三年（前10），成帝以劉景為定陶王之后，太子致謝，太傅趙玄因支持太子致謝而被貶為少府，哀帝即位后，建平二年（前5）四月，趙玄升為御史大夫；建平元年（前6），哀帝初即位，高昌侯董宏上奏請立尊號，師丹反對，哀帝此時秉持謙讓的態度，貶董宏為庶人，尊號確定之后，師丹卻因反對事件被貶為庶民，朱博也因促成此事升遷為丞相；王莽因反對丁、傅太后奉尊號而“遣就國”，哀帝借機提拔自己的官吏，培植勢力，貶黜意見相左之人，穩固皇權，以便更好地控制朝政。

在議尊號的過程中，雖然儒生表現出了堅決的反對，但是哀帝基于加強皇權的需要也在堅持自己的看法。雖然遭到反對，但是一旦有人提出“母以子貴”，哀帝就會“下有司”議論，哀帝的堅持體現在他為丁、傅太后所加尊號之上，“其尊恭皇太后為帝太太后，丁后為帝太后”，最大的改變即去掉藩號“恭”，使丁、傅太后處于和趙、王太后相同的地位，這是違背禮制的行為。變“恭”為“帝”也給予了丁、傅二人不一般的榮耀，“帝……表明功德，號令臣下者也。德合天地者稱帝……帝者天號，王者五行之稱也?！薄?7〕帝是王者的稱號，即使當初劉邦尊奉其父親為“太上皇”，也不敢加上“帝”號；宣帝時期只是追封其父為“悼皇考”，其母為“悼后”，自始至終也并未去掉“悼”這一謚號，也是因為宣帝總體上仍以尊奉大宗為主，所以儒生對其尊奉私親的行為也并未像哀帝時反應激烈；但哀帝卻仍然去掉藩號“恭”，加“帝”號，其堅持“母以子貴”的態度可見一斑，也引來了儒生的強烈反對。

哀帝雖然也有自己的堅持，但是和儒生一樣不得不作出讓步。哀帝的讓步就體現在他對師丹、王莽等人的處置上，首先，師丹被免職的原因是“君奏封事，傳于道路，布聞朝市”，〔7〕意即泄露國家大事，根據漢家慣例，“漏泄省中語”是可以處死的大罪，元帝時，張博、京房“漏泄省中語”，結果“博腰斬，房棄市”；〔7〕成帝時，楚相齊宋登“坐漏泄省中語”，最后自殺；〔7〕并且如果哀帝秉持著堅決打擊意見相左之人的想法的話，何不借此罪名直接將師丹處死，而只是免職呢？不免懷疑，這有可能是哀帝的退讓。同樣，王莽就第時，哀帝給予了尊榮的封賞，最重要的是，哀帝沒有讓丁、傅二人直接尊為“皇太后”和“太皇太后”，而是“尊帝太太后為皇太太后”，這應該也是哀帝的妥協吧。

“母以子貴”作為漢儒牽強附會的經學義理為哀帝尊奉私親提供了合理解釋，雖然繼位以來面臨著“為人后之誼”，但是哀帝仍然堅持要尊奉私親，這也是其鞏固皇權的手段，但是他也沒有走向極端，而是有一定的妥協。

四、結論

董仲舒提出的法理性命題“依經治國”奠定了之后兩千年國家治理的終極依據，成為華夏文明秩序的底色；〔28〕元帝、成帝之后形成的儒生政治影響了幾千年的國家政局，經學和儒生的結合深刻影響著中國社會?！盀槿撕笳邽橹印笔沟门灾ё訉O以合理的理由繼大宗，成為宗藩入繼的經學依據，一直都是儒生為了維護皇權堅定奉行的原則；“母以子貴”可以與其相爭占得一席之地，最重要的原因即“母以子貴”所引起的偏向于皇帝的權力變動，受“母以子貴”影響提升地位的外戚勢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帝王權力的支持者，所以“母以子貴”和帝王站在同一戰線，也因此受到“為人后者為之子”觀點的排斥，但是兩者既有斗爭的原因，也有妥協的基礎，即維護皇權。哀帝和儒生在這一事件中，既相互斗爭，雙方都堅持自己的意見，又做了一定的妥協，比如儒生其實接受了“恭皇太后”和“恭皇后”的尊號，只是董宏提出要將其奉為“皇太后”才再次遭到儒生的抵制，哀帝堅持尊奉私親，但沒有一定要尊奉為“太皇太后”和“皇太后”，而是止步于“皇太太后”和“帝太后”，同時對于師丹等人的處置也有退讓的考量。

自宗藩入繼以來，尊奉大宗和私親的斗爭就一直存在，儒生總是認為尊奉大宗才能有效穩固皇權，皇帝出于血緣的原因則認可外戚在政治中的作用，宣帝以尊奉大宗為主，并未觸及儒生和禮制的底線，因此，斗爭較為緩和；哀帝時期由于雙方態度的堅決使得這一事件處于沖突和妥協的過程中；即使東漢通過構建尊號本親之漢家故事和對顧念私親行為給予適度認可等方式構建了大宗與私親之間的融合，〔5〕這一問題也并未徹底解決，宗法規則和血緣親疏的矛盾也多次發生，例如北宋濮議、明代嘉靖朝的“大禮議”之爭，晚清光緒帝繼位引起的“大禮議”之爭。尊奉大宗從禮制的角度維護皇權，私親以血緣關系為紐帶成為皇帝的堅持，在古代中國的發展中，這兩者中的任何一方都無法徹底占據上風，既有妥協又有堅持，處于動態的平衡中，折射出了“儒教國家”建立的曲折過程，〔29〕其中漢代的斗爭就為這一發展過程提供了借鑒和經驗，例如魏明帝繼位之初就直接下詔，明確“后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后之義”?！?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