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晉中北魏至北齊中小石窟初探

李珍梅，薛 晉

（山西大同大學云岡學學院，山西 大同 037009）

晉中市下轄2 個市轄區、8 個縣，代管1 個縣級市，石窟、摩崖造像等佛教藝術遺跡主要分布于祁縣、太谷、左權、和順、榆社、昔陽、壽陽、榆次八個縣區，年代為北魏后期至明代，其中北魏晚期至隋唐開窟造像數量多、規模大，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這些窟龕造像不僅成為研究5—7 世紀山西宗教史、藝術史、交通史的重要實物載體，也是探究云岡模式南傳和鄴城造像模式西漸的實物例證。本文在簡要介紹晉中各縣重要石窟的基礎上，總結北魏至北齊晉中地區中小石窟寺的特點，并分析促成北魏至北齊晉中中小型石窟寺開鑿的原因。

一、晉中北魏至北齊代表性中小石窟遺存

（一）祁縣石窟 子洪圣覺寺石窟：位于子洪鎮東南雙泉山東向的三個崖面上，面臨昌源河?，F存8座洞窟，7 個摩崖佛龕。常青《山西祁縣子洪圣覺寺北朝石窟的調查與研究》對該石窟有詳盡介紹，文章編號的第8、9、13、14 為北魏中期即孝文帝遷洛前夕開鑿，5、6、10、11為北魏晚期開鑿，皆為三壁三龕；第12窟為北齊石窟，三壁設壇；第1窟為明代開鑿，具前后室；第2、3、4、7、15號龕的內容因殘損風化嚴重，無法辨識其年代。[1]

前莊石窟：位于祁縣來遠鎮南風溝村?，F存2窟，暫編為1 號、2 號窟。1 號窟位于崖壁，圓拱形窟門，門外上方崖壁有插窟檐椽的方孔，該窟四壁千佛，風化較嚴重，面目細節不存，衣紋簡略，為通肩大衣，與子洪圣覺寺石窟尺寸相當的小型造像風格相似（如第11號左壁千佛），故推斷其為北朝晚期遺存；2 號窟位于一處低懸崖轉角處，由于懸崖崩塌，石窟前部已塌毀無存，窟門形制已不可知，窟內造像為三壁設壇式，損毀嚴重，依稀可辨正壁有一佛，其左側似有一弟子，兩壁各有一菩薩像，左壁依稀可辨為倚坐像，該窟造像風化嚴重且無開鑿年代題記，只能通過窟形、造像設置大致推斷其年代為北朝。

梁坪寨石窟：位于祁縣來遠鎮粱坪寨村東南約1.5 千米?，F存2 窟4 龕，皆為圓拱形門，石窟造像風化不存，僅一淺內依稀可見一佛二弟子輪廓，該龕門上方的壁面上可見九個方形檐洞。

南河石窟：位于祁縣來遠鎮谷峪口村南河自然村，現存1 窟8 龕，石窟為圓拱形窟門，窟內為三壁設壇，正壁為二佛并坐，造像殘損嚴重，佛頭皆不存，左側一佛穿袒右肩袈裟，左右壁主尊殘損較嚴重，左壁似為菩薩立像，右壁為一坐佛，布局形式罕見?？咄庋卤谏蠚埓姘藗€小龕，風化嚴重，依稀可辨龕內為立像。

下凹石窟：下凹村地處祁縣、太谷、榆社三縣交界處的烏馬河源，石窟位于村東南山腰處凸起大石上，現存一窟一龕，尖頂圓拱窟門，門外兩身守門力士，窟內造像保存情況較好，三壁設壇式，正壁為一佛二弟子，兩側壁亦為一佛二弟子。

梁坪寨石窟、南河石窟、下凹石窟造像殘損嚴重，無法具體推定開鑿時間，根據窟形大致推測為北魏晚期至隋代。

（二）左權縣石窟 高歡云洞：位于左權縣申家峧村西1千米的207國道旁的崖壁上，共1窟，平面略呈橫長方形，窟門為圓拱形，窟頂不平整，窟前有仿木結構式前廊，主室未有雕鑿龕像的遺跡，應屬尚未完工。石窟規制宏偉，應與北齊高氏政權有關，屬晉中地區罕見的帶有皇家色彩的大型石窟。

石佛寺石窟：石佛寺石窟位于左權縣井溝村西南500 米的山坡上，現2 窟，李裕群先生《山西左權石佛寺石窟與“高歡云洞石窟”》將北窟編為第1 窟，南窟為第2 窟。第1 窟平面略呈方形，尖楣圓拱窟門，門外兩側各雕一力士像，窟為覆斗頂，三壁三龕，前設低壇基，正壁主尊坐佛，兩側二弟子二菩薩，左壁主尊為思維菩薩，兩側各雕一菩薩立像，右壁主尊為倚坐佛，兩側為菩薩。2 號窟平面為梯形，尖楣圓拱窟門，窟內三壁三龕，前設低壇基，正壁為一佛二弟子二菩薩，左壁主尊為菩薩坐像，旁有二菩薩立像，右壁主尊為佛坐像，旁有二菩薩立像。1 窟年代為北魏末至東魏開鑿，2窟為五代時期開鑿。[2]

西寨石窟：位于左權縣龍泉鄉西寨村西約1千米的崖壁上，共鑿3 座大小不同的窟，并列排布于一塊天然崖壁上，現存3 窟，1 號窟、2 號窟平面近方形，圓拱形窟門，三壁三龕式，1 號窟正壁為一佛二弟子二菩薩，左右壁皆為一佛二菩薩。2 號窟正壁為一佛二弟子，左右壁為一佛二菩薩。3 號窟平面長方形，尖楣圓拱形窟門，窟內僅正壁雕有一佛二菩薩。根據造像風格判斷石窟開鑿于北齊至隋。

望陽垴石窟：位于左權縣龍泉鄉望陽垴村北約100米，牛王廟山前坡地中獨立的紅砂石塊上，現存1窟?？唛T近長方形，窟內造像為三壁三龕式，正壁為一佛二弟子，左右兩壁為一佛二菩薩，根據造像風格判斷其開鑿于北魏晚期。

（三）榆社縣石窟 園子山石窟：位于榆社縣城西北約15公里的武源村西北，開鑿于一低矮小山丘，石窟面朝武源河?，F存1窟6龕，石窟平面方形，窟門為方拱形，窟內造像為三壁設壇式，正壁雕一佛二弟子像，左右兩壁皆為一佛二菩薩像，壁面上部滿布千佛小龕，下部尊像兩側有供養人像及題記。佛頭大多被鑿毀，只在洞窟中發現佛頭一件，身體部分埋在五源村里，推測與滅佛運動有關?？咄庑↓惗酁榉叫?，內雕一佛二弟子像。園子山石窟開鑿時間約為北魏晚期。

響堂寺石窟：位于榆社縣城西南約5公里的廟嶺山，又稱廟嶺山石窟。原有寺院，現已荒廢，石窟是寺院的附屬建筑，現存2 窟1 龕。1 號窟門為圓拱形，窟內設壇，壁面正中壇基上雕一佛，左右兩側壇基上有半月形凹槽，遺址中清理出菩薩像底座與凹槽吻合，推測正壁為一佛二菩薩；左壁正中上下各開一龕，上龕內雕一坐佛，下龕內雕一立佛；右壁上龕內雕一坐佛，下方依壇雕一立佛。2 號窟平面方形，圓拱形窟門，窟內未存有造像。響堂寺石窟開鑿時間約約在北魏晚期至東魏時期。[3]

圪塔灘石窟：位于榆社縣郝北鎮圪塔灘村東，現存1窟，方形窟門，窟內平面呈方形，造像為三壁三龕式，雕一佛二菩薩像，東壁有北齊天保二年（551）題記。[4]（P720）

彰修石窟：位于榆社縣社城鎮彰修村，現存1窟，平面方形，窟門方形，三壁設壇，正壁為一佛二菩薩二弟子，左右兩壁主尊皆為菩薩坐像，脅侍為菩薩立像，根據造像風格推測該石窟開鑿于北齊。

（四）和順縣石窟 云龍山石窟：位于和順縣縣城西北云龍山的半山腰間，并列兩窟，相距15米。東窟保存較完整，尖楣圓拱形門，門外兩側雕有力士，窟內平面長方形，三壁三龕，前設低壇基，正壁為一佛二弟子二菩薩，左右兩壁造像布局與正壁相同，左壁主尊為菩薩像。西窟方形窟門，窟內平面橫長方形，三壁三龕，造像均為一佛二弟子，正壁壁面滿布千佛。東窟年代為北魏晚期，西窟年代約為北朝。[5]

麻衣山石窟：位于和順縣義興鎮河北村麻衣山頂，麻衣山與云龍山隔漳河而望。麻衣山石窟有3窟8 龕及三處晚期題記，石窟皆為方形窟門，造像風化嚴重，為北朝晚期至初唐風格。

和順縣境內摩崖造像遺存較多，最著名的為沙峪摩崖造像，存有“大魏永安二年（529）”題記及多則隋開皇年間的題記；蠶兒村摩崖造像有“孝昌三年（527）三月郝文宗”題記，此外還有二郎山摩崖、趙村摩崖，皆為北朝晚期至隋代風格。

（五）太谷區石窟 滸泊石窟群：位于太谷區滸泊村東北滸泊山山腰西、南兩側，現存18 窟，窟平面多方形，窟門多為方形、圓拱形，窟頂呈覆斗、穹窿、平頂狀，窟內均設壇基，雕刻佛、菩薩、弟子，庫門外有力士，窟頂有飛天。該石窟群年代約為北齊。[4]（P770）

石堡寨石窟：位于太谷區范村鎮石堡寨村西山崖斷壁，現存4窟，均為圓拱形窟門，穹窿頂，窟內平面近方形，殘存造像39尊。該石窟年代約為北齊。[4]（P770）

此外，太谷區還有多處摩崖造像，如塔寺山摩崖造像，有北魏孝文帝“大代太和十六年二月八日修”的紀年銘文；槐樹底村摩崖造像，有北齊后主武平七年、隋文帝開皇十六年題記，彌足珍貴。

（六）壽陽縣石窟 石佛寺石窟：位于山西省壽陽縣白云鄉闊郊村西約800 米的崖壁上，現2 窟8 龕。石窟分為東、西、中3 區，第1 窟位于西區，窟門已毀，有明清時期磚砌圓拱券頂，窟內平面呈方形，三壁設壇，正壁為一佛二弟子，左右兩壁皆為一佛一弟子一菩薩，其年代應為北齊晚期。第二窟位于東區，圓拱形窟門，庫內平面呈方形，正壁開龕，雕一佛二弟子像，左右兩壁設壇基，雕菩薩、螺髻弟子、菩薩裝立像，該窟為隋開皇年間開鑿。[6]

陽摩山石窟：位于山西省壽陽縣解愁鄉陽摩寺村北的陽摩山，現存洞窟4個，三佛龕1個，摩崖造像龕6組，分布于該崖的東中西三區……開鑿始于東魏武定三年（545 年），隋、唐均有續造，年代最晚的龕像為金天會四年（1124 年）。[7]屬于山西中部規模較大、開鑿持續時間較長的一處石窟。陽摩山石窟洞窟開鑿與唐代，摩崖龕像開鑿于北朝、隋、唐，據《山西壽陽陽摩山石窟調查簡報》，陽摩山石窟西區第3龕千佛造像開鑿于東魏武定三年（545），第5龕開鑿于武定四年（546）。

（七）昔陽縣石窟 石馬寺石窟：位于昔陽縣洪水鄉石馬村北，東北距縣城12 公里。石窟現存3 座，造像分布于品字形排列的三塊巨石的七個崖面上，1999年發表的調查簡報將其分為6區，現存3窟313 龕，其中1 號窟外崖面有有北魏永熙三年題記，3 號窟保存最完整，方形窟門，門外兩側雕二力士，窟內平面近方形，三壁三龕式造像，正壁為一佛二弟子，右壁為一佛二菩薩，左壁為一菩薩二弟子。石馬寺石窟開鑿歷經北魏、東魏、北齊、隋唐、宋元，至明代有彩塑重妝。[8]

（八）榆次區石窟 溝口石窟：位于榆次區長凝鎮溝口村西口臨路的崖壁上?，F存1 窟，窟門崩塌，窟內平面呈長方形，三壁設壇，正壁現存一坐佛和左側弟子、力士，左壁存一倚坐菩薩二脅侍菩薩，右壁存一坐佛和右側脅侍菩薩頭殘像。該石窟年代約為北齊。

慶城石窟：位于榆次區長凝鎮慶城村東部臨路的崖壁上?，F存1窟1龕，窟門圓拱形，門外兩側雕有力士，窟內平面呈方形，三壁三龕式，正壁、右壁皆為一佛二弟子二菩薩，左壁為一倚坐菩薩和四弟子?？咄庥覀扔幸粓A拱形龕，龕內依稀可辨一坐佛。該石窟年代約為北齊。

霍城石窟，位于榆次區長凝鎮慶城村霍城村東80 米的崖壁上?，F存1 窟，方形窟門，窟內平面呈方形，三壁設壇，正壁、右壁皆為一佛二弟子二菩薩，左壁為一倚坐菩薩和四弟子，與慶城石窟布局一致。該石窟年代約為北齊。

西河石窟：位于榆次區莊子鄉西河村西河北岸山崖上?，F存1窟5龕，圓拱形窟門，窟門外上方有方形椽孔，窟內平面呈馬蹄形，三壁三龕式，造像風化嚴重，正壁原存一坐佛，左右兩壁各存一身菩薩立像?？唛T外西側山崖上自上而下布列五小龕，龕內造像風化嚴重。該石窟年代約為北齊至隋。

二、晉中地區北魏至北齊中小型石窟的特點

（一）石窟開鑿年代集中于北魏至北齊 晉中地區石窟年代主要集中在北魏晚期和東魏、北齊，開鑿于孝文帝遷都前的典型石窟僅有圣覺寺石窟8、9、13、14窟（其中第9窟保存較為完好）和太谷塔寺山摩崖等少數幾處，其年代相當于云岡石窟第二期，造像容貌、服飾風格明顯受到云岡石窟的影響，是“云岡模式”南傳的典型代表。除此之外，大多數石窟都是北魏遷都以后的遺存，即孝文帝遷都洛陽以后的北魏晚期與東魏、北齊時期的遺存，尤其以東魏北齊石窟數量較多。這一時期的佛與菩薩像主要穿著漢式褒衣博帶服裝，并有秀骨清像的塑造風格出現，有少量造像呈現出云岡三期風格特征，大量晚期造像也受龍門石窟、天龍山石窟的風格影響，這些造像風格的行程應是受到來自洛陽、晉陽、鄴城三大佛教藝術中心的影響。小型窟龕大多不是某一時代藝術風格的引領者，而是接納者，晉中地區的石窟造像受到云岡、龍門、晉陽、鄴城幾處佛教藝術中心的影響，并成為石窟造像藝術傳播的中轉地。

（三）石窟多為民間出資開鑿 晉中地區的石窟以中小型石窟居多，僅未完工的高歡云洞規模宏大。這些石窟大多不是國家工程，而是普通民眾及基層宗教組織開鑿，鑿窟費用也是邑義信徒出資眾籌。園子山石窟、石佛寺石窟、陽摩山石窟、沙峪摩崖造像等多處窟龕中都有供養人像及題記，多數供養人僅留下名字，或稱清信士，或稱清凈主，或稱佛弟子等，如較少見記錄官職爵位，推測供養人大多并無官方身份。北朝后期，僧官制度日漸完備，謝重光《中古佛教僧官制度和社會生活》詳細介紹了北朝中央及地方的僧官及其職能，如中央有沙門統、都維那、沙門都，州、郡沙門曹設有沙門都統和都維那，縣級僧官則似只置維那，寺院基層僧官由上座、寺主、維那組成。[9]（P61）晉中北朝石窟題記中也記載了僧官參與開窟造像，如圓子山石窟正壁下方題記有僧俗供養人身份：“法主比丘惠相、教化維那張靜、宋勸，維那宋子，供養主張歡，邑政孫伯、孫方便，維那楊伯□、楊全”“清信士王道侍佛、唯那楊略濬、清靜主楊廣、唯那楊潔□、唯那王文昌、唯那張□□?！盵3]這些民間供養人是為中小型石窟提供資金和勞動力的主要來源，基層僧官可能是開窟造像的組織者或理論依據提供者。除此之外，北朝晚期至隋代也有一些官員及其家屬參與開窟龕造像，如榆社圓子山石窟有“息鄉郡太守周洪侍佛”題記，和順沙峪摩崖有“帳內大都督、龍驤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食邑定州九門縣開國侯王明堅”“佛弟子昭仁，為父前雄烈將軍，北肆州驢夷縣令齊洪馥……”“佛弟子，前雄烈將軍，嵐州戶曹參軍齊洪□……”題記等。[10]

（三）石窟開鑿目的多為祈福發愿 石窟本為僧侶在山野僻靜處禪修、居住之所，《付法藏因緣傳》記載了僧侶在石窟中進行禪修：“山巖空谷間，坐禪而念定，風寒諸勤苦，悉能忍受之?！盵11](P120)北魏以來，石窟逐漸發展為佛事活動場地，其形制除了供僧侶修行、居住的禪窟和僧房窟外，還包括塔廟窟、佛殿窟、大像窟等。晉中地區的中小石窟多為小型佛殿窟，多開鑿在村舍附近和交通要道旁，或分散于交通主干的支線上，大多靠山臨河，并非山野僻靜之處，不適合僧人禪修，也不便于舉行大規模的佛事活動。這些石窟早已摒棄了禪修的目的，轉向宣講佛教義理、消災祈福，開鑿的目的逐漸世俗化。從晉中地區北朝晚期至隋代的石窟及摩崖龕像題記來看，開窟者常通過造像供養彰顯功德，或為統治者、父母、親人、眷屬祈福發愿，祈求其早登正覺，成佛正果，如東魏武定六年平遙西溝摩崖造像下方發愿文保存現狀完好字跡清晰，記載造像者郝文?！吧蠟榛实郾菹?、勃（渤）海大王，下為七世父母、兄弟姊妹、生兒男女、因緣眷屬、邊地眾生一時成佛”，陽摩山石窟有題記為“上為皇帝陛下，渤海大王，累劫師僧，七世父母，合邑因緣眷屬……后為邊地合生之類，持佛國，登正覺”，[7]揭示了時人開窟開龕造像的目的和愿望。

三、影響晉中地區北魏至北齊中小型石窟興建的因素

（一）自上而下的崇佛之風 北魏晚期及東魏、北齊統治者大多數都支持并扶植佛教，注重興建寺院、開窟造像、禮敬高僧、研習義理。自孝文帝遷都以來，北魏社會上層對佛教的推崇愈發狂熱，《洛陽伽藍記》記載：“逮皇魏受圖，光宅嵩洛。篤信彌繁，法教愈盛。王侯貴臣，棄象馬如脫屣；庶士豪家，舍資財若遺跡?！盵12](P1)宣武帝延昌年間“天下州郡僧尼寺，積有一萬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侶逾眾”[13](P3042)胡太后主政時期，先后主持建造了景明寺七級佛圖、沖覺寺五級佛圖，更有“金盤炫日，光照云表，寶鐸含風，響出天外”的永寧寺，又派惠生、宋云前往西域求取真經。北魏末年，高歡挾持孝靜帝遷往鄴城，大量佛教徒也隨之遷徙，北朝的佛教藝術中心也隨之東遷，“暨永熙多難，皇輿遷鄴，諸寺僧尼，亦與時徙”[12](P5)高氏諸帝也篤信佛教，東魏北齊以鄴城為都成，晉陽為陪都，在鄴城附近修建了南北響堂山石窟、水峪寺石窟、小南海石窟，晉陽一帶修建了龍山童子寺大佛、天龍山石窟，“鑿晉陽西山為大佛像，一夜燃油萬盆，光照宮內?！盵14](P102)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稱：“自孝文帝提倡義學以還，至宣武、孝明之世，而譯經講論之事頗盛。然朝廷上下之奉佛，仍首在建功德，求福田繞益。故造像立寺，窮土木之力，為北朝佛法之特征?！盵15](P507—508)這種以“建功德，求福田”為目的的造像活動，也從社會上層影響到了民間，從洛陽影響到了北魏統治下的其他地區，正如前文所述，晉中地區百姓開鑿小型石窟目的多為祈福發愿。

（二）僧人群體的日漸壯大 北魏晚期，佛法興盛，僧侶數量龐大，《魏書·釋老志》記載，北魏正光以后“略而計之，僧尼大眾二百多萬矣，其寺三萬有余”，[13](P3048)東魏北齊時期，北方義學興盛，鄴城、晉陽成為繼洛陽之后興起的北方佛教中心，鄴都有寺約四千所，僧尼八萬人，全國有僧尼二百余萬，大量高僧活躍于鄴城、晉陽兩都，并對社會上層施加宗教影響。嚴耕望先生認為“北方僧眾主要集中在長安、洛陽、鄴城與太行山東麓走廊，以及泰山迤南地區。鄴城僧眾以東魏、北齊為多。洛陽佛教自西晉末年荒落，僅北魏孝文都洛后四十年為盛。北方大都市佛教盛衰極不穩定，是由于政治不穩定之故?！盵16](P57)一些高僧與東魏北齊社會上層關系密切，如釋彥琮“齊武平之初，年十有四，西入晉陽，且講且聽……帝親臨御筵，文武咸侍，皇太后及以六宮同升法會?！盵17](P48)這些高級佛教徒通過社會上層宣揚教義，擴大佛教的社會影響。一些僧人在鄴城、晉陽兩都之間頻繁往來，講經說法、宣揚教義，如釋慧寶武平三年從并州到鄴城，釋慧文曾在晉陽、鄴城之間聚徒弘法，地處兩都交通要道的晉中地區在兩都如火如荼的佛事活動影響下，佛事活動也逐漸繁榮起來，邑義信徒日漸增多，石窟和摩崖造像的開鑿也日漸興盛。

（三）聯通兩都的交通地理區位 北朝晚期山西晉陽一度成為北方政治中心之一，北魏晚期爾朱榮“尋還晉陽，遙制朝廷”，[14](P1757)晉陽一度成為北魏真正的權力中心，爾朱榮一度有遷都晉陽之意，終未能成行。爾朱榮死后，其侄兒朱兆兵伐洛陽，擒孝莊帝于晉陽殺之，后又被爾朱榮舊部高歡所破。高歡于永熙元年擁兵占據晉陽，“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18](P9)時人稱晉陽高氏幕府為“霸朝”。永熙三年，高歡在洛陽立元善見為帝，史稱東魏，不久遷都鄴城，但“高祖以晉陽戎馬之地，霸圖攸屬，治兵訓旅，遙制朝權，京臺機務，委寄深遠?！盵18](P242)坐鎮晉陽的高歡與其子高澄成為東魏的實際控制者，后高洋廢孝靜帝，建立北齊，定都鄴城，以晉陽為別都，北齊諸帝頻繁往返于晉陽、鄴城之間。晉陽在北魏晚期、東魏、北齊皆由權臣坐鎮，遙控朝政，而晉中地區正處于晉陽到洛陽、晉陽到鄴城的交通要道區，其中左權、和順、榆社皆為這條道路上的重要節點。和順縣橫嶺鎮儀城村北的古城遺址，為北朝的平都城舊址，《資治通鑒》記載高洋篡位前“擁兵而東，至平都城”。[19](P5042)左權舊稱遼陽城，文宣帝高洋天保十年春正月，“帝如遼陽甘露寺”，[18](P66)二月“帝于甘露寺禪居深觀，唯軍國大政奏聞”，[18](P66)三月“帝至自遼陽”，[18](P66)這一年初高洋一度在遼陽甘露寺禪修理政。榆社舊稱武鄉城，《元和郡縣圖志》稱其為石勒所筑，北魏末年，高歡征爾朱兆時，曾走滏口陘，駐兵于此，“齊獻武王次于武鄉”。[13](P285)嚴耕望先生認為“滏口陘道在中古時代為太行東西重要通道，尤以北齊為盛。蓋東魏、北齊都鄴城，而以晉陽為軍政中心，諸帝來往兩宮，或一年數次，大抵皆取道于此陘也”，[20](P1423)李裕群先生《從鄴城到晉陽——八賦嶺道上的北齊石窟》介紹了滏口道交通路線，其中東線為從鄴城入滏口，經涉縣抵遼陽（左權），再由遼陽向西，途徑主要有二條：一經榆社、太谷，北上太原；二沿清漳河西源西北行，經平都城（和順儀城村），越八賦嶺，過榆次抵達太原。[21]東魏北齊時期，鄴城佛教興盛，佛事活動頻繁，開窟造像規模宏大，晉陽在深受鄴城風格影響的同時，也孕育出具有自己特色的造像風格。眾多僧侶來往于晉鄴之間，傳播佛法，建立寺院，組織信眾開窟造像。地處兩都之間的晉中地區，交通區位尤為顯著，大量石窟、摩崖龕像開鑿于此，如左權石佛寺石窟、高歡云洞，榆社響堂寺石窟、園子山石窟，榆次區的溝口石窟、慶城石窟、霍城石窟，太谷區的石堡寨石窟等等。

北魏晚期至東魏、北齊，山西晉中一帶處于平城、洛陽、晉陽、鄴城四大核心城市所環繞的以太行山為中心的區域范圍內，地理位置優越，佛教信仰濃厚，成為晉鄴古道上重要的佛教窟像營造地區，也是華北地區重要的佛教文化傳播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