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傳承、變革：“跨大西洋”關系的文學重構

譚源星，王影君

（上海理工大學外語學院，上海 200093）

起初，“跨大西洋”關注英國與美國之間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多重紐帶，是一個綜合性的概念。[1](P16)隨著對大西洋兩岸地域認知的擴大，研究者的興趣也從最初聚焦在英美關系轉變為歐美（美國）關系、非（非洲）美（美洲）關系上面。2001 年，“跨大西洋協會”（Transatlantic Studies Association）成立，旨在系統、綜合、深入地研究大西洋兩岸的經濟、文化、社會、政治之間的聯結。國內學界對“跨大西洋”關系的關注仍然集中在區域與國別研究的范疇內，主要圍繞當下美歐政治關系和經濟關系，研究成果包括《“跨大西洋聯盟”回得來嗎》[2]《拜登任期，歐洲尋求重塑跨大西洋關系》[3]《跨大西洋關系的變化與前景》[4]等論文。有關大西洋兩岸的歷史、文學交流，只在比較文學中有零星涉及，但尚未有關于“跨大西洋文學”的系統論述。

作為一個“跨越”的概念，“跨大西洋”里的“跨”（Trans）應該放在比較文學的范疇內去討論。在比較文學的定義中，“跨”是必備的特性。它要求研究對象需要具備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跨學科的條件；其中，跨民族是最根本的標準。[5](P7）可以說，比較文學為“跨大西洋”研究在文學領域找到了落腳點；“跨大西洋”也為比較文學研究提供了新語境下的可能性。如果說“跨大西洋”作為政治概念更關注當下問題，那么“跨大西洋”的文學身份則把視角的中心放在了歷史問題上，將大西洋兩岸的文學連接置于一個龐大、系統的地圖中。

一、“跨大西洋”研究的文學意識

早在2001年,保羅·賈爾斯在專著《大西洋兩岸的叛亂：英國文化與美國文學的形成：1730-1860》[6](P70-99)追溯了英美文學從1730 年到1860 年之間的矛盾關系，探討了美國文學傳統是如何在與英國文化的談判中形成的，肯定了英國文化對美國文學身份尤其是獨立戰爭后的身份確立所起到的關鍵作用。

賈爾斯的另一部著作《虛擬美洲：跨國小說與跨大西洋想象》[7](P22-87)再一次把美國文學放置在陌生的英國文化語境中，建立起英美文化的跨洋對話和談判。相比第一部著作，這本書更為成熟的地方在于，賈爾斯試圖從文學身份擴展到國家身份，論證美國國家身份的建立是通過排除對大西洋彼岸的想象而產生的。這部典型的跨大西洋文學研究著作以小說為研究體裁，以“國家身份”為中心話題，從傳統參量(traditional parameters)以外閱讀美國文學歷史，在關注焦點、研究內容和對象上都有了新的突破。與前兩部著作關注文學身份問題不同，賈爾斯的《大西洋共和：英國文學中的美國傳統》試圖打破限制性的民族主義，揭示英美文學相互包容又敵對的關系。事實上，全球化的發展早已將英國文學從英語語言文學中分離出來，將純粹的英國文學重新定義為后帝國主義框架內眾多競爭話語之一。美國文學是被英國文學深刻吸引同時又心生厭惡與排斥的異種，它在英語世界制造混亂, 引發矛盾，并企圖在傳統的、安全的、已知的世界中制造一個更純粹、危險和未知的世界。[8](P127)英國保守的批判思想很容易被美國方言同化，這一結果又進一步鼓舞美國作家努力重塑自己的身份。

基于賈爾斯對英美文學關系的認識，2007年蘇珊·曼寧在其主編的《跨大西洋文學研究：一個讀者》[9](P28-59)中提出了如何將跨大西洋模式在文學研究中發揮最大作用，圍繞民族主義、世界主義、帝國主義、后殖民主義等議題，進行文學作品的解構與重構。這部作品是跨大西洋文學研究領域的第一部學術批評論文集，也是首次將跨大西洋研究放在比較文學理論與實踐中進行探討的編著。在反思跨大西洋文學研究方法的基礎上，2011 年，曼寧主編的另一部著作《跨大西洋文學研究，1660-1830》[10](P106-138)聚焦美洲殖民和國家政治分離后的時期；系統定義了“跨大西洋文學研究”的含義及其對文化交流和比較文學發展的深遠影響；從跨大西洋文學流派、生平寫作、文學新聞、海洋文學、歷史小說、浪漫主義、哥特小說等方向擴大了“跨大西洋文學研究”在國際學術界的討論。同年，賈爾斯出版了《美國文學的全球重新定位》,[11]通過對比18 世紀與21 世紀全球化背景下的美國文學，論證了美國文學只在內戰后才形成一個獨立的民族主義實體。賈爾斯認為，美國文學史是一部動態的、變化的、受不同語境影響的歷史。曼寧與賈爾斯作品的不同之處在于，賈爾斯把美國文學視為一種成長型文學，從接納、吸收、懷疑到批判英國文學，逐漸形成一種自我滿足、自我教育的模式，強調美國文學的動態發展。相反，曼寧在對待美國文學身份的問題上，先是設置了一個公平的“跨大西洋”模式，然后再將民族、殖民等問題平等地嵌入大西洋兩岸的地域中，進行某個特定時期的靜態比較，更關注歷史的偶然性。

此外，伊芙·塔沃爾·本尼特在《跨大西洋故事與閱讀歷史，1720-1810:移民小說》中通過印刷文化構建了一個大西洋世界，融入英國人和美國人對大西洋世界的不同看法，從弱勢群體（比如女人、仆人、窮人、無權力者）的故事的編輯、出版、改寫、重編等變化，探討了為適應變化著的讀者、時代與環境，大西洋兩岸的出版商做出的巨大努力。[12]本尼特對書信體裁也有過系統研究，2005 年和2008 年分別出版了兩部跨大西洋書信指南的著作，[13](P54-94;47-174;295-352)通過書信語言構建出跨大西洋兩岸不同的文化觀與價值觀。和本尼特相似，鮑勃·尼克森也關注了跨大西洋出版歷史以及19世紀以來的數字化趨勢對英美文學關系的影響。[14](P163-174)

二、“跨大西洋”視角下的文學批評成果

不難發現，在歷史觀的引導下，21 世紀前二十年學界對“跨大西洋”文學關注的焦點集中在三個方面：1.跨大西洋語境下文學的身份批評，尤其是美國文學的身份建立問題。2.跨大西洋語境下文學的社會歷史批評：女權運動、后殖民、生態等。3.跨大西洋語境下文學的審美與語言批評：文體類型、文學主題、（后）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等?？梢哉f，“跨大西洋”這個概念像一個巨大的載體，為現當代西方文學批評提供了可靠的歷史語境，使得文學批評本身具備了比較性、互文性的特征。不過，這三個方面的發展程度和討論深度依舊存在不一樣的特點。

在文學的身份批評方面，跨大西洋研究重新審視了美洲的原著民文化，還原了印第安文明被入侵、反抗、最終被融合的過程。例如，凱特·弗林特的《跨大西洋印第安人,1776—1930》[15](P26-85)和馬克·里夫金的“跨大西洋印第安問題”[16](P337-355)都對傳統的印第安文化在英國文學中出于意識形態目的被利用做了解釋。其實，印第安形象作為一種美洲本土象征，最初是為了幫助英國定義其自身身份。但隨著美洲淪為歐洲的殖民地，印第安原著民反而變成了一種身份不確定的“特殊”族群。有著印第安血統的美國作家應該如何看待自己的國家身份，成為文學作品中印第安人是否接納自己為‘美國公民’的熱點寫作。也就是說，美國文學身份的建立經歷著印第安血統和歐洲移民血統的不斷碰撞，并且始終被種族歧視和種族消融所影響。正是由于美國文學身份的特殊性，美國文學作品中的“印第安人”和“美國人”的形象才會一直被期待自我意識的覺醒。

在文學的社會歷史批評中，跨大西洋語境重點關注的是殖（移）民、女權、生態這三個議題。和之前的身份問題不同，“殖（移）民”議題強調的是其他地區（尤其是非洲）的原著民到達美國后的身份尷尬問題。美洲殖民地的開拓刺激了奴隸貿易的發展，促使美洲出現了一批非裔美國文學。文森特·卡雷塔就非裔美國文學中的著作權、國家定義、種族話語等問題進行了論述。解決這個作家群體的歸類問題，首先需要設身處地想象一下第一代在美國的非洲黑人作家的地位問題，英語是否為母語直接決定了他們是否可以被定義為非裔美國人。[17](P11-24)也就是說，非洲血統在美國的身份確立必須首先完成原始語言的消融。其實，在整個殖民過程中，早在到達美洲之前，黑人的身份就已經因為被迫離開居住地而變得尷尬起來。保羅·吉爾羅通過《黑色大西洋》描繪了運送黑人奴隸的船只是如何成為大西洋黑人文化的縮影。這種文化并非純粹有關民族或種族?？绱笪餮笪膶W研究涉及復雜的移民和殖民問題，必然會導致新大陸居民對自身身份的不確定性產生懷疑，有了亟需重新定義族群身份的渴望。對身份的重塑不僅因為殖民問題，還因為美國文化與歐洲傳統文化的矛盾，包括個人主義的發展等?！丁胺N族”與“文化”之間：英美文學中“猶太人”的表現》[18](P41-42)分析了猶太人在英美文學作品里的地位差異。猶太人在英國文學中是“饑餓困頓”(hunger-bitten)、胡子拉碴(beard?ed)、甚至會帶來黑死病的形象。伍爾夫、舒特、艾略特和龐德在各自的作品中痛斥猶太人的存在，試圖從精神上驅逐猶太人，并將他們與骯臟的身體器官聯系起來。而在美國文學中，約翰·貝里曼則認為，被人認作猶太人沒什么不好的，猶太人和其他人一樣。馬克·吐溫在1898 年有關猶太人寫作中也對猶太人采取了更加友善的態度，并且不再把猶太人和疾病絕對聯系起來，至少馬克·吐溫認為他們是具備公民責任感的。猶太人之所以在跨大西洋兩岸的形象差異如此之大，是因為19 世紀猶太人的解放與美國膚色矛盾有聯系。歐洲人的反猶主義建立在身份認同的基礎上，目的是為消滅歐洲人未知的非我。而在美國，一方面基督教傳統沒有歐洲大陸堅固；另一方面，種族問題實際上被膚色問題轉移了，加上猶太人能夠參與到19 世紀美國的工業生產中，并利用西進運動和內戰前后經濟發展的機遇在軍事、金融等領域擴大影響力，因此，美國社會總體來說對猶太人更加寬容。

在社會歷史批評的范疇內，跨大西洋語境也關注女權主義下的性別身份問題。女性作家的身份焦慮和女性文學人物的存在焦慮是女權運動在跨大西洋文學作品中的集中體現。路易莎·霍奇森把《小婦人》置于動態的跨大西洋交流中，通過小說中對社區(community)的虛構來反映女性作家是如何嘗試構建更大的歷史社區，[19](P1-14)探索女性作家與跨大西洋社區的關系，以及女性作家的性別話語在何種程度上支持或限制了女性作家的文化輸入。從19 世紀開始,美國文學中出現了一些有自我意識的女性形象，比如悲劇的穆拉塔（mulatto）——一個迷人卻無法融入黑人與白人社會的混血女人，最終淪為了有色人種的犧牲品。她其實是英國維多利亞時期悲劇的繆斯（muse）這一女性形象的延續和傳承——同樣充滿異域特征的猶太女演員，卻被定義為“墮落的女人”。她們都反映了女性身體在19世紀大西洋兩岸被情色化、種族化、商品化的過程。由此可見，女性文學在美國的崛起從多方面展現了女性作家對英國甚至整個歐洲傳統父權的挑戰。女性作家名聲的建立逐漸成為美國社會衡量進步的標準，類似猶太人在美國文學中形象的改善，這種趨勢實際上宣揚了美國在種族和性別方面的民族品位與能力上的優越感。

在生態問題方面，跨大西洋語境重點審視人與自然的相處方式。海洋運輸、殖民貿易帶動了皮毛、木材生意，改進了農業等，引發了兩岸文學家對環境問題的再思考。關于環境保護的文學敘述，以及工業資本主義、城市化的發展在文學作品中的反映，都成為跨大西洋生態研究大量探討的主題。在《跨大西洋文學生態：19 世紀大西洋英語世界的自然與文化》[20](P73-119)一書中，英國浪漫主義時代自然與人類社會的沖突、維多利亞時代自然形象在文學作品中的演變、綠色浪漫主義對美國作家和美國讀者的影響，成為跨大西洋區域生態流動和生態傳遞的熱點問題?？梢哉f，“跨大西洋”關系讓生態批評首次在跨區域的廣度得到關注與討論，開啟了生態批評與跨大西洋兩個領域之間的交流、補充，強化了“生態系統無國界”的意識。在漫長的19 到20 世紀，歐洲環境意識的有關文學實踐在美國本土的接受和批評、英國與美國對自然世界的表現方式，成為跨大西洋文學背景下文學交流的關鍵方式之一。

拋開社會歷史批評，跨大西洋語境在審美與語言批評范疇內的討論，恰恰又兼顧了文學本身的意義，避免了文學完全變成心理學、社會學的工具?，斘鱽啞ぐ⒉祭諏⑿≌f文體作為跨大西洋文化連接的元素，從小說的閱讀、翻譯、傳播(貿易)三個方面，論述了19 世紀歐洲文學在巴西的影響，企圖建立起巴西與歐洲的文學歷史橋梁。[21](P15-38)阿布勒尤其強調用民族語言書寫的文本的傳播。他認為，民族語言文本放在跨大西洋語境下，就不再是對單一國家的討論了，目標讀者對小說的傳播，對打破國家和民族的界限起決定作用。阿布勒在語言批評范疇內的嘗試，讓跨大西洋文學研究首次系統地跨越到了南美洲的領地，對于拉美文學在歐洲大陸的身份構建有開拓性的意義。除此之外，歷史小說、哥特小說、自傳小說等不同的小說類型,戲劇、表演、新聞等其他文學體裁在大西洋兩岸也有著不同程度的傳播與演變。同時，跨大西洋語境重視“海洋”在文學作品中的存在。歐洲大陸早期的大西洋殖民運動為美國移民后代積累海上生活、探險生活的經驗提供了先例?？绱笪餮蠛Ｑ筮\輸過程中出現的海盜威脅、船舶擱淺、船員溺死等航海事件出現在文學作品中，為海洋旅行小說、科學發現散文、海上勞動頌詩的寫作提供了新素材。

總的來看，跨大西洋語境一方面讓文學作品找到了跨區域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依據；另一方面也讓跨區域的政治、經濟、社會、歷史在文學中得到了藝術表達與呈現?？绱笪餮笳Z境由大西洋連接起兩岸大陸，更多地考慮外部因素對一個國家、民族文學特征的塑造作用。目前國際學界重點關注的是跨大西洋關系在19世紀是如何打破性別、種族、國家和文化的等級模式，通過可塑性主體與有關階級、奴隸制、自然知識、民主、宗教等主題的互動，挖掘出美洲本土文化、宗教在英國和歐洲文學話語中的表現，為18世紀末到19世紀的英美文學之間的傳遞（trans?fer）和延續(continuance)關系提供更龐大、更多重、更混合的想象空間。

三、“跨大西洋”范式下新的想象空間

現有的研究通常把“英美”（Anglo-American）關系等同于“跨大西洋”（transatlantic）關系，事實上，英美關系是包含在更廣義的跨大西洋關系中的?？绱笪餮鬄闅W洲、非洲、南北美洲文學搭建了溝通的橋梁。21世紀20年代以后的跨大西洋研究需要更兼容地去探討洲與洲的關系，并將各種關系理論化，在流通（circulation）和交換（exchange）的新概念（有別于此前的傳遞與延續關系）下，將“跨大西洋”語境發展成一種方法論。

比如，在體裁的選擇上，需要關注除小說之外的散文、詩歌等題材的跨洋交換。約珥·佩斯曾在浪漫主義“想象力”這一話題下探討過非裔美國詩人菲爾斯·惠特莉和英國詩人柯勒律治詩歌的互文性，但局限在奴隸貿易下的人權想象。[22](P113-123)他將想象力解釋為“意象—國家”（Imag-I-Nations），導致意識形態掩蓋了詩歌的藝術性。梅雷迪思·麥吉爾和托拜爾斯·梅勒里也從經濟貿易文化和廢奴主義等移民色彩語境對詩歌進行過解讀，[23](P37-80;55-78)但忽略了詩歌本身的語言藝術在歷史傳遞中的變化，也未從詩歌語言本身傳遞的歷史信息中進行閱讀。對跨大西洋詩歌藝術的興趣，是近年國際學界對英國文學遺產在美國的接受與批判的研究的一種延伸。弗吉利亞·杰克森試圖找到英國古老詩歌流派（維多利亞時期的詩歌）應如何通過海洋航行，運用科學技術，流傳到另一個大陸并成為活著的詩歌（living poetry）的方法。杰克森舉例了英國傳統民謠（ballad）、挽歌(el?egies)、頌歌(odes)等不同詩歌形式在19 至20 世紀美國的發展狀況。[24](P157-164)這種把傳統詩歌流派代表的文化與美國新意識相結合的嘗試，有利于消除維多利亞詩學與美國詩學的分離，豐富了跨洋關系，以及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關系。在跨洋詩歌互文關系的探討上，馬克·桑迪（Mark Sandy）避免了過多的政治參與。他在“美國書寫”一文中說到，盡管濟慈從未去過美國，但在美國文學中的想象力卻不曾減弱。[25](P300)作為具有高度感知力的詩人，盡管跨越時空，濟慈和狄金森的詩歌經常在理論和情感上不謀而合。這種不謀而合，是狄金森作為被貶低的女性詩人的身份，對濟慈作為下層中產階級詩人的身份被當時主流詩人團體排外的共情。不被當時主流詩界承認的濟慈和狄金森，在懷疑聲中清理出自己的空間，對自我（the self）和他者（the other）的關系站在生存哲學的角度進行再思考，從而產生了極具共鳴的身份焦慮。

在文學與文化的產出上，新的跨大西洋研究需要更關注過程中傳遞性（transitive）的、循環的、偶然性的經歷?？绱笪餮笪膶W研究的初衷是以美國文學為中心，發掘歐洲大陸對美國文學的影響，現有的文獻已充分展現出歐洲文學、英國文學對不同時期美國文學的塑造。然而，因為他們思索的起點在美國，是站在美國文學對歐洲文學“要”的角度而非歐洲文學對美國文學“給”的角度去思考問題，所以未形成“跨大西洋”的傳遞意識。比如，維多利亞文學作為英國工業革命的產物，在英國本土就是一場浩大的革新。這一時代產生的生態問題、階級矛盾、性別沖突、民族紛爭等對美國本土文化的主動沖擊是非常顯著的。美國作家赫爾曼·麥爾維爾(Herman Mel?ville)的短篇小說《公證人巴特比：一個華爾街的故事》與英國維多利亞作家狄更斯的小說《荒涼山莊》中雖然律師角色的說話方式、敘述表達、思維模式是高度相似的，但在講述司法制度腐敗的根源和人物被異化的原因上卻是完全不同的。[26]這種相似性源自作家相同的語言、文化傳統和思維模式，而差異則是時代、地域、社會背景不同的產物。巴特比從始至終面對的就是針對其個體的“高墻”(the walls)，在他被異化之前就已經被社會孤立了，作品中的人物從一心完成好自己的工作、取悅老板、奮力進取的辛勤勞動者轉變為看不到工作意義、看不到未來前景的失望者。但是在狄更斯的作品中，勞動者們是被孤立的整體，沒完沒了的法律案件讓所有勞動者都深陷法律系統的斗爭中，以致耗盡所有的精力和財富。在兩部作品里，人物被異化過程的差異需要從英美社會矛盾的差異去解釋。狄更斯所處的工業革命時代更多聚焦的是階級與階級之間（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矛盾，即集體與集體之間的矛盾。而麥爾維爾呈現的是個人與整個社會環境的矛盾，這是因為美國當時的社會是資本主義剛崛起的時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突飛猛進對個人生活領域產生了重大沖擊，對個人尤其是勞動工人的忽視改寫了個人在社會當中的存在模式。這種傳遞性、偶然性的文學人物的經歷，需要跨大西洋文學用全球性的變化著的視角去感知。

在文學與政治的關系上，新的跨大西洋研究要嘗試改善文學服務于政治的邊緣地位，避免在文學研究中出現某種“中心主義”。愛德華·薩義德的《文化與帝國主義》雖然審視了英國女作家簡·奧斯汀和愛爾蘭詩人威廉·葉芝對帝國主義國內經濟模式的塑造和生活品質的刻畫，為去殖民文化和新政治的建設做出了貢獻，但顯然某些章節的政治色彩仍然過于濃厚。在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界定問題上，薩義德認為東方主義是西方文化主導下的文化現象，作為西方文化的欲望對象而出現，隸屬于歐洲文化；而美國則是超越歐洲所有國家、最具影響力的超大國，具備文化主導的能力，這明顯受到地域中心論的影響。[27](P70)在新的跨大西洋文學研究中，歐洲中心主義或美國中心主義需要隱退，在美國討論歐洲，或在歐洲討論美國，才能讓跨大西洋文學研究保留多元文化的特色。

科琳·格倫尼·博格斯(Colleen Glenney Boggs)在對待文學與政治的關系上，則非常有意識地保持一種地位的平衡。她定義了馬克·吐溫的小說《在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中對大英帝國殖民范圍內的非洲大地的兩種想象。第一種想象是殖民文化下的移民、殖民和基督教黑奴通過改變宗教信仰構建出來的；第二種想象則建立在現代散居黑人回憶中的群體意識中。不過，博格斯的視野不光停留在文學作品本身，更從作品延伸到與跨大西洋浪漫主義有關的性別政治、奴隸貿易、種族主義等其他問題上。她認為，跨大西洋提供了洲際種族構建的空間，為支持奴隸制的民族主義提供了條件。而跨大西洋背景下的殖民活動又為一部分黑人和白人作家建立超越種族差異的文化烏托邦提供了支持。同樣，這也適用于浪漫主義時期的印第安社會。美國本土文化其實是放在被種族化了的語境中去閱讀的，這非常影響美國作家的寫作風格?！翱绱笪餮罄寺髁x”研究是一個交錯復雜、需同時著眼全球（global）與地域（na?tional）文化的話題。同時，也帶給我們新的思考：如何主導文學分析——應該強調作者和文本或者歷史和地理，還是種族和性別？[28](P231)這些偏好的選擇將直接塑造或重塑我們的研究對象。其實，關注跨大西洋文學的歷史、政治問題時，可以運用文學的社會歷史批評方法如“后殖民主義”“女權主義”等，保留不同文學作品的民族性，又避免“文學”或“文本”始終處在邊緣、參考位置。

四、結語

跨大西洋語境為文學研究提供了新的想象，促進了大西洋兩岸文學作品特征的概念化，為現代文學批評中關注的種族、殖民、性別、生態問題呈現出新的研究范式?？绱笪餮笪膶W不僅關注跨洋人類文明的發展，也關注自然生態文明，重新看待人類與動物種群的脆弱性，將殖民運動給土著民帶來的滅頂之災，聯想到農業發展與城市化造成的生態問題對本土物種生存的威脅，為討論19世紀土著民和本土動植物的環境意義創造了新的空間。由于跨大西洋敘事具有流動性的特點，它更新了對種族、性別的理解方式，模糊了外來人與土著人、土著生態之間的界限?；氐轿幕芯颗c文學研究的關系問題上，“跨大西洋”文學要守住文學研究的邊界，避免文化研究取代文學研究，不要讓文學本身陷入身份危機中。[29](P11-17)現當代文學理論已經有將文學研究向文化研究方向轉型的趨向：解構主義將文學向符號、修辭學上引導，性別主義、后殖民主義將文學向社會學上引導。文學作品中的讀者與作者接連死亡，這些現象值得我們警惕?？绱笪餮笪膶W研究的意義之所以區別于跨大西洋研究，就在于它是從文學本身出發，最后必須回歸到文學當中。任何脫離文學作品的討論，或者僅把文學作品充當背景而不解決文學問題的研究，都應該歸為跨大西洋研究而非跨大西洋文學研究中?？绱笪餮笪膶W研究學者，必須權衡好文學與文化的關系，讓文化更好地為文學服務，不應該顧此失彼，或本末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