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家年譜編撰:作者、體例與編寫策略

范軍

(華中師范大學 文學院, 武漢 430079)

年譜是按照年月順序記載某一個人生平事跡和著述經過的著作。 章實齋(學誠)說:“年譜者,一人之史也?！绷簡⒊澇蛇@種觀點,并認為年譜是“人的專史”五類之一種(另外四類有列傳、專傳、合傳、人表)[1]。 楊正潤的《現代傳記學》將中國古代傳記分為12 種類型,年譜也是其中之一[2]。 年譜雖與一般傳記聯系緊密,但并不完全相同。 年譜所寫的人物,一般都稱為譜主,他們多為政治家、文學家、知名學者以及其他各行業的杰出人物。 我國的年譜編撰源遠流長,學界一般認為它產生于宋代。 兩宋以降,年譜編寫一直受到重視,直到當今,新修的各類名人年譜不斷問世,如汗牛充棟,其生命力十分旺盛。

我國出版家或“準出版家”年譜的編寫、發表,在民國時期已有所展開。 20 世紀30 年代就有虛白所撰《曾孟樸先生年譜》連載于《宇宙風乙刊》,張巨膺編撰的《惲鐵樵先生年譜》刊載于《鐵樵醫學月刊》,而有關王韜、魯迅的年譜亦見諸報刊,魯迅年譜還不止一種。鄭子展的《陸費逵先生年譜》可謂第一部職業出版家年譜專書,可惜只是內部印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出版家年譜編寫與刊行有了進一步發展,尤其是改革開放后成果漸多,但總體還不成陣勢,影響不夠大。

作為出版史學的一個重要學術領域,年譜編寫和發表尚有很大的拓展與深化空間。 嚴格意義的中國出版家年譜大陸地區僅有《張元濟年譜》(張樹年主編)、《張元濟年譜長編》(張人鳳、柳和城編著)、《鄒韜奮年譜》(復旦大學新聞系研究室編著)、《鄒韜奮年譜長編》(鄒嘉驪編著)等少數幾種。 魯迅、茅盾、巴金、鄭振鐸、葉圣陶、夏丏尊、高長虹等人各有一種或多種年譜,但其編輯出版家的身份在這些年譜中并不突出。 在刊物上刊載或連載過的出版家年譜涉及宋云彬、周瘦鵑、林辰等幾位譜主。 臺灣地區的出版家年譜則有《陸費伯鴻先生年譜》和《王云五先生年譜初稿》等寥寥數種。 相比起近現代以來中國出版業的興旺發達,出版家的可觀陣容,這種速度與規模的年譜編纂與刊刻,無疑顯得與出版家隊伍和業績很不相稱。 進一步理清出版家年譜編撰中的一些基本理論問題,加大這類年譜編寫的組織和統籌,眼下需要出版史學界共同努力。

一

倉修良在《譜牒學通論》一書中,從撰寫者角度將年譜分為三種類型[3]415-417,筆者以為這三類在出版家年譜編寫中都很值得重視。

第一類是自撰年譜,即譜主生前將自己一生經歷按照年月順序譜寫下來,或者自己口述,由他人代筆。這種年譜是譜主親身經歷,親自撰寫,真實可信,其價值不言而喻。 但這種年譜往往很難做到完整、全面,還需要后人增補完善。 如大收藏家、著名歷史地理學家楊守敬在73 歲時自撰了《鄰蘇老人年譜》,簡要而準確地記述了家事及著作年份;他78 歲去世,后來弟子熊會貞對這個自撰年譜進行了續補和增訂,內容上得以大大擴充和完善。 編輯出版家尤其是職業從事出版工作者,大多一生為人作嫁,自己并未想要有意識地留下其自撰年譜和傳記之類。 但在編輯出版家中,也不乏主動留下自己生平事跡文字者。 筆者和曾建輝在撰寫《中國出版家·周振甫》一書時,就充分利用了其自撰年譜。 周振甫自撰年譜是他晚年所寫,生前并未公開。 后來他女婿徐名翚編《周振甫學術文化隨筆》時將其收錄,才使我們得以知曉這份年譜[4]。這個自撰年譜十分珍貴,資料真實豐富,但缺失的年份也很多,前后矛盾、錯亂處偶有所見。 顯然撰寫年譜時周老年事已高,腦力漸衰,力有不逮。 筆者相信,在眾多出版家編輯家中,一定還有人留下自撰年譜的,需要盡力搜尋和發掘。 更多出版家如葉圣陶、王伯祥、舒新城、王云五、蔣維喬、趙家璧、巴金、范用、韋君宜、曾彥修、范泉、歐陽文彬、鐘叔河、戴文葆等留下了日記、書信、回憶錄等,均對據實編年、以年系事的年譜編寫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類年譜往往由譜主的朋友、門人弟子和子孫所作。 倉修良指出,真正的摯友和門人弟子,不僅對其朋友或老師的生平事跡記載詳細,往往多有學術活動或學術宗旨的記錄,其年譜學術價值自然就高了[3]416。 倉修良所言主要是針對學人年譜。 其實,出版家年譜若由譜主后人、門生故舊來撰寫,得天獨厚的條件也常常使其價值更高。 《張元濟年譜》由張先生哲嗣張樹年主編,后來的《長編》作者之一則是張元濟嫡孫張人鳳;而《鄒韜奮年譜長編》(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5)的作者鄒嘉驪正是其女兒。 《王云五先生年譜初稿》是弟子王壽南所編。 我們以后編寫出版家年譜,應該鼓勵更多對譜主富有感情、熟悉情況,又有一定學術素養的譜主后人、門生故舊參與其中。 張人鳳與柳和城合作編寫《張元濟年譜長編》(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1),進而深度合作全面研究張元濟其人其書及其事業,成果豐碩,堪稱榜樣。 這樣的強強聯合、優勢互補,對于出版家年譜編寫十分重要。 當然,年譜編寫的參與者不一定非要當作者,形式可以多種多樣。

第三類年譜是由第三方的學者編修,這類屬于年譜的大多數。 對這類年譜,倉修良以宋代為例作了闡述:“在宋代為孔子編年譜的大約有八家之多。 而為唐代學者、詩人編年譜的就更多了,如杜甫年譜有十一種,韓愈年譜有九種,白居易年譜有八種。 這類年譜之作,顯然困難較大,因時代久遠,資料散失,大多靠文獻記載,非得下極大的努力,深入研究,勤加考證,對譜主著作有較為深刻的了解,并且還要遍讀與譜主有關聯的人物著作,否則是無法作出有價值的年譜的?！盵3]417在出版家年譜編撰中,即便年代不那么久遠,也因各種原因(如天災、戰亂、政治運動)資料缺乏的問題同樣存在,這就必須長期搜集譜主資料、持之以恒地研究譜主。 撰寫葉圣陶年譜的北京大學商金林數十年來專注于葉圣陶研究,可說是“一生研究一個人”,所撰寫的年譜就十分扎實,價值很高。 上海外國語大學陳?？祫t幾十年來對鄭振鐸“情有獨鐘”,一直在鄭振鐸研究方面深耕細作,著述宏富,他編撰的鄭振鐸年譜無疑是最權威的。 但能這樣對一個出版家進行“持久戰”“陣地戰”式研究的作者還是很少,因此對大多數作者來說,需要投入更多精力,更加專注于某個譜主,盡可能窮盡資料,盡可能研究深透。 如此,方可有高水準的出版家年譜。

以上三類年譜各有長短,如何取長補短,力求使出版家年譜內容豐富、考訂精詳,確實需要不斷努力、再努力。 真正優秀的出版家年譜不僅要詳細考訂譜主家世背景、個人遭際、親友關系、事業成就等史料,還要對譜主經歷的重要事件、在文化上的重要貢獻等展開深入的研究。 當單個的出版家年譜達到一定規模、形成一定氣候之后,如何以此為基礎,展開近現代出版家群體研究,進而探究出版家在中國近代化歷程中的作用和意義,則是更高的要求了。

歷史的重心是人物的活動,出版歷史的重心是出版家的活動。 何謂“出版家”? 《編輯與出版學名詞》是這樣界定的:“長期從事出版活動并取得成就的出版人?！盵5]中國近現代著名文化人中,純而又純的編輯出版家其實并不是很多,不少名家“大腕”都是集多重身份于一身,他們往往在不同身份間頻繁切換,扮演著不同的歷史角色,如魯迅、茅盾、葉圣陶、夏丏尊、鄭振鐸、舒新城、巴金、趙景深、馮雪峰、韋君宜、陳原、陳翰伯等皆是。 編寫這類出版家年譜,如何與既有年譜有所區別,寫出特色,寫出獨有價值,也是需要探討的。 早些年李頻撰寫并出版了《編輯家茅盾評傳》(河南大學出版社,1995),其研究思路和寫作方法值得借鑒。 吳永貴在2023 年10 月河南大學舉辦的“出版家年譜工作坊”會議上,說這類譜主應“貼著出版家寫”,大概就是要寫作時有所取舍,有所強化或淡化之意,實際撰寫中這個“度”或分寸或許并不那么容易把握,需要細心體悟和不斷探索。

二

編撰出版家年譜,編制體例是一個重要問題。 來新夏、徐建華著《中國的年譜與家譜》(商務印書館,1997)將年譜的編制體例分為通譜、專譜、合譜三種,認為三者既有共同的體例內容,也有不同的側重。 聯系中國近現代出版家年譜的編撰,筆者覺得也存在上述三種編制體例,其中一些具體問題值得深入討論。

來、徐二位主要探討的是古代年譜(兼及近代)的編撰,而道理對于我國現當代的年譜包括出版家年譜編寫和刊行同樣適合。

關于“通譜”,《中國的年譜與家譜》說“這是對譜主一生各方面進行綜合性敘述的譜例”,包括譜主的字號、里貫、生卒和得年;譜主的科名、仕歷或經歷和功業;譜主的創作成就和學術研究;譜主的交游及有關人物的生卒和簡況;譜主的家事以及所受恩寵與哀榮;當代大事及附錄。 “各譜按譜主的不同情況,對上述各項或者包括全部,或者缺略某些項?！盵6]32-33

筆者翻檢已有的出版家年譜或兼有編輯出版家身份的人物年譜,屬于通譜的實不少見。 人們公認的近現代大出版家張元濟、陸費逵、鄒韜奮、王云五等人的年譜均屬通譜類型。 雖說他們在一生中或有過從政的經歷,辦教育的經歷等,但或時間不長,或主要付出與功業還在出版事業,因此可以算在職業出版人行列。 他們的年譜雖然也涉及所從事的其他工作(如張元濟、王云五都曾在出版與政界間轉換),但“出版”的主線十分清楚,主題比較突出。 張元濟、鄒韜奮的年譜和年譜長編,前面已經提及;王云五則有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 年刊行的王壽南編著《王云五先生年譜初稿》,該書2018 年又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刊行了林桶法的增修本,書名則去掉了“初稿”二字。 陸費逵的年譜也屬通譜,早在20 世紀40 年代后期就有鄭子展編撰的內部印刷本,只是比較簡略。 王震在1991 年第4期和1992 年第1 期《出版史料》上連載了新編撰的《陸費逵年譜》;此后他數十年堅持不懈地搜集資料、深入探究,終成《陸費逵年譜長編》,即將由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刊行。

對于一些職業出版人如趙家璧、周振甫、范用、葉至善、林辰、鐘叔河等來說,對其一生進行“綜合性敘述”的通譜完全是可行的,編出來也就是典型的“出版家年譜”。 對于那些一生經歷十分豐富、從事過很多種工作并在不同領域皆有突出成就者,其通譜并不能簡單地等同于“出版家年譜”。 如商金林編撰的具有通譜性質的《葉圣陶年譜》《葉圣陶年譜長編》,雖具有重要的出版史料價值和出版史學術意義,但不宜將其局限在編輯出版家的范圍之內。 人民教育出版社在為葉老年譜長編撰寫的“出版說明”中開宗明義:

葉圣陶先生是我國現代著名的文學家、教育家、編輯出版家和社會活動家,他為我國現代教育、現代文學和現代出版事業都作出了重大貢獻,是現代中國文化教育的一代宗師。[7]

可見,葉圣陶有四個身份:文學家、教育家、編輯出版家、社會活動家。 他的生活經歷十分豐富,并在多方面、多領域都有突出的貢獻和重要影響。 盡管葉老在世時曾說自己的職業首先是編輯,其次是教師,但社會對其蓋棺定論的“編輯出版家”身份是排在第三位的。 這類大師級人物或名流大家還有梁啟超、魯迅、茅盾、鄭振鐸、夏丏尊、巴金、朱光潛、顧頡剛、吳宓、陶行知、宋云彬、丁玲、孫犁、趙景深、馮雪峰等。另有一些政治家、科學家、教育家等一生中,在某些階段、某些領域兼事編輯出版工作,其年譜內容也較為豐富復雜。

專譜對于出版家年譜的編撰來說十分重要。 那么什么是“專譜”? 它與“通譜”有何不同? 對此,來新夏、徐建華是這樣闡釋的:

專譜與通譜的綜合敘述不同,它是只就譜主某一方面的事業成就或某一時期的活動專門記述的年譜,譜主其他方面活動與中心事業或特定時期無關則概不闌入,或僅簡略提到而已。[6]33

作者舉了若干專譜的例證:“專譜之體大約起于宋程俱所編《韓文公歷官記》,此譜以記韓愈官歷為主,略涉及文學。 宋趙子櫟有《杜工部詩譜》,以記杜甫詩作為主。 清嘉道時?？睂W家錢泰吉自道光七年(1827)至咸豐三年(1853)間任海寧訓導27 年,因為職務比較清閑,每天以校書為主要生活內容,并在所校各書的后面寫下自己的校記。 他的門人唐兆榴根據這些文字為譜主編寫了以校書活動為中心的專譜——《可讀書齋校書譜》?！盵6]33-34選取譜主的某一方面作為“中心事業”,所撰年譜自然別具一格,風景獨特。 再比如清代康熙年間的高鳳翰以詩畫聞名,但他一生愛好治硯,蓄硯一千多方,咸豐時期就有錢侍辰專門以高氏治硯、蓄硯活動為主編寫了一本高的“硯史年譜”。

在當代人物年譜撰寫與刊行中,這種專注于譜主某一方面事業進行記述的,也不少見。 如《吳晗年譜(政務篇)》《魯迅戲劇電影活動年表》《老舍創作生活年譜》《陸華柏音樂年譜》《吳熊和學術年譜》《陳思和學術教育年譜》等,都是聚焦于譜主某一領域的活動和成就,將其作為“中心事業”加以記述,勾稽成譜(“年表”也是年譜的一種呈現方式)。 與年譜密切關聯的人物傳記(從某種意義上講,年譜也是一種傳記),也有同樣的問題。 如前已提及的茅盾就是有多重身份、多方面事業成就的一代大家,李頻的《編輯家茅盾評傳》則專注于他的編輯活動與貢獻,充分搜集資料、展開敘述,得到了學術界包括現代文學史界很好的評價。 對于作為編輯出版家的魯迅,學術界也有過專門的魯迅編輯出版論著選、編輯家魯迅研究、魯迅與出版界等方面的著作刊行,年譜類則有《魯迅出版系年(1906—1936)》(秦川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魯迅裝幀系年》(楊永德著,人民美術出版社,2001)等。 我們編撰出版家年譜,對于那些廣涉博取、氣象博大的通才大家,就必須將其編輯出版活動與功業作為其“中心事業”予以聚焦,在對其一生生平事跡的敘述中有取有舍,或詳或略,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突出作為出版家的譜主在出版事業方面的價值和貢獻。 在我們即將開展的出版家年譜叢書編撰與刊行中,如何從那些“復合型”歷史人物中擷取其編輯出版活動生平與業績,如何突出“中心事業”又適當兼顧“全人”,是需要匠心與技巧的。

專譜還有以譜主某一時間活動為中心而編寫的體例,如羅爾綱、陳婉芳編的《金田起義前洪秀全年譜》,專記譜主起義前的行事。 魯迅的不同時期都有專譜,如日人豬俁莊八編的《魯迅日本留學時代年譜》、陳漱渝編的《魯迅在北京時期活動年表》等。 對于作為編輯家的茅盾,就曾有學者撰寫過《起步的十年:茅盾在商務印書館》(帶傳記性質),聚焦于茅盾早期的編輯出版活動與成就。 對于巴金,是不是可以編一本《文化生活出版社時期巴金年譜》,那段時間是巴金編輯出版生涯的輝煌歲月,前后有14 年之久。 現代出版史上,這類案例還有不少。

從總體看,這種專譜對專門的出版史學領域和譜主某一時期活動的研討,較之一般通譜尤為有用,這是出版家年譜編纂中值得特別重視和發力的一種體例。 往深處挖,往細處做,出版家專譜會更有深度,更加扎實,更有價值。

人物評傳有“合傳”,人物年譜也有“合譜”之說。對于什么是“合譜”,《中國的年譜與家譜》中是通過將其與“合刊”比較來闡述的:

合譜與合刊不同。 合刊是一種流通形式,是把幾種內容性質接近的年譜合在一起刊行流傳,每人仍保持單譜的地位,分刊仍可單行;合譜則是一種編纂體例,是把有關人物寫成一個譜,無法單行。 最早的合譜是把宋代文學家蘇洵、蘇軾、蘇轍父子三人合寫成《三蘇先生年譜》,可惜此譜失傳。 元李道謙合丘處機等七位道士而編成《七真年譜》,是現存最早的合譜。 清人林春溥編的《孔門師弟年表》是以孔子為主,聯同孔門弟子21 人,合為師生一編。乾嘉時金石家翁方綱自編《翁氏家事略記》即始于明正德二年(1507),簡記家世世系,成為翁氏家族的合譜。[6]35-36

合譜的編撰除了上面所引,還有宋代呂大防、清人馬日管分別編寫的《韓柳二先生年譜》。 唐代文學家韓愈、柳宗元都名列唐宋八大家,同處一個時代的二人過從甚密,友誼深厚,人們將他們合稱“韓柳”。編寫合譜自然是很合適的。 近代以來學人編寫名家合譜的也很常見,如錢穆作《劉向歆父子年譜》、管效先編《南唐二主年譜》、黃盛璋編《趙明誠李清照夫婦年譜》等。 為什么要編合譜,或者說合譜有什么優點?梁啟超說:“從前有許多人同在一個環境,同做一種事業,與其替他們各做一部年譜,不如并成一部,可以省了許多筆墨,和讀者的精神?！盵8]280來新夏等認為梁啟超此說“是有一定見地的”。 “當然,合譜必須具備適合的條件,如親密關系和共同事業等等。 不過,具備這種條件的終究是少數,所以合譜在年譜中為數遠不如通譜、專譜之多?！盵6]37-38在近現代出版家年譜的編撰中,可以編合譜(含傳記中的合傳)的確實不多,但絕非可以完全忽略。

筆者覺得有必要進一步明確合譜、合傳與合刊的區別。 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中國出版家叢書”總計35本,涉及36 位出版家。 這里34 人都是一書一人一傳,唯有鐘桂松著《中國出版家:錢君匋 曹辛之》是合在一起刊行的。 雖然兩個人都是出版家,也有共同點——長于書籍裝幀和設計,但二人的從業經歷、事業成就并無多少交集。 這里放在一起應該屬于“合刊”,而非“合傳”。 這就涉及把同類人物放在一起合編年譜或傳記,可否算得上是“合譜”與“合傳”? 倉修良在《譜牒學通論》中持肯定的意見,他說:

至于將同類人物合在一起編年譜者,譜主多為各類學者文人,著名的有夏承燾著《唐宋詞人年譜》。 全書共有年譜十種、譜主十二人。夏先生一生研究唐宋詞,號為一代詞宗,因此為唐宋著名詞人作年譜自然得心應手。 由于研究同類人物,可以起到觸類旁通的作用,所以近年來為同類人物共同作譜的情況也逐漸多了起來。[3]419

筆者認為,夏承燾這本《唐宋詞人年譜》涉及的12人中,除了《南唐二主年譜》《二晏年譜》屬于合譜,其他均不屬于此范圍,整本書是“合刊”性質。 筆者認為,編出版家合譜還是要把握譜主是否處于相同的環境,做同樣的事業,彼此之間是否有緊密的聯系。 中國現代出版史上,可以編寫合譜的還是不乏其人,如章錫琛、章錫珊兄弟,汪孟鄒、汪原放叔侄等人。 商務印書館的創業元老鮑咸恩、鮑咸昌更是值得好好挖掘史料,認真編撰寫一部《二鮑年譜》。 鮑咸恩(1861—1910)、鮑咸昌(1864—1929),浙江鄞縣人。 鮑氏兄弟二人均參與商務印書館的創辦,主要主持印刷事務,哥哥大鮑任所長,弟弟小鮑協助工作。 初期,他們積極從事鉛印、石印等新方法的探索和實驗,為提高印刷品質量做了很大貢獻。 1910 年大鮑去世后,小鮑主持印刷所工作。 他精通業務,熟悉工藝,且長于管理。1920 年4 月,鮑咸昌擔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兼印刷所所長。 在他擔任總經理的十年間,商務印書館各項事業取得了長足進步。 像這樣擔任商務印書館“一把手”十年之久、為商務印刷文化事業貢獻了畢生心血和智慧的人,至今還沒有一本傳記、一本年譜。 為鮑家兄弟合編一本年譜理當提上議事日程。

當然,年譜合刻本的價值也是不容否定的。 把譜主事跡相近或相似的幾種單譜合在一起刊行,既可保持各自的獨立性,又便于互相參看,互相比較,這樣一定給人更多新的啟發。

三

編撰出版家年譜除了撰寫者、編制體例,還有以下三方面工作或關系值得高度重視。

一是需要做到史料性和研究性結合。

肇始于宋代的年譜,到清代蔚為大觀,以致形成編撰年譜之業的蒸蒸日上。 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清朝文字獄盛行的背景下,這種記錄史料、不加評論的著作成書較易,又風險較小。 年譜的主要價值在于它保存史料的原始性、豐富性、可靠性和全面性。 而真正優秀的年譜,除了記載翔實,還須考訂精審,后者則屬于研究了。 嚴昌洪在《中國近代史史料學》中,談及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中華書局,1979)時指出:

這部年譜長編屬于研究型,錄有許多有價值的史料,對章太炎生平事跡進行詳細考訂。如劉成禺《世載堂雜記》將章太炎1898 年在鄂所辦報紙記為《楚學報》,湯志鈞考訂后確定為《正學報》。 該書每年先敘當年國內大事,提供背景材料,幫助理解章氏活動。 一、五兩卷則結合各年事跡,穿插說明。 后面附錄有當年著作目錄,稱為“著作系年”。 本書選用資料,凡文稿、函電、演說辭等未發表而較重要的全錄或多錄;刊入早期報刊、目錄鮮見的多錄或酌錄;輯入《章氏叢書》的酌錄或僅存目錄。 本書對于研究章太炎的生平和著作思想,了解中國近代史,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9]

章太炎既是革命家、思想家、學問家,也是編輯出版家,上面講到的對他辦報史實的考訂可列入出版史研究范疇。 我們編撰出版家年譜時湯志鈞的《章太炎年譜長編》很值得學習借鑒。 史料匯纂與史實考訂結合,方可使出版家年譜更好地呈現對出版家理解認識的深度和準確程度。 張杰在為《張元濟年譜長編》作序言時指出該書“在資料內容的深度和廣度上有了進一步拓展”。 首先是加入了許多過去沒有載入的新史料;其次是經過考訂,厘清了一些史實(如張元濟險遭暗殺的具體時間)等[10]。 大象出版社策劃出版成套的中國出版家年譜叢書,無論是年譜的初編,還是已有年譜的修訂完善,都需注重史料性與研究性的結合。

二是處理好實事求是與為尊者諱的關系。

寫人物傳記、編人物年譜,實事求是當是基本要求。 但在實際工作中,或因主觀因素(如親情、友情所限的“為尊者諱”和“潤筆費”等物質利益考量),或因客觀情勢(如意識形態需要),不能客觀公正書寫、評價譜主的情況,古往今來并不少見。 張憲文在談到年譜的局限性時說:

中國歷史上,不少年譜是由譜主友人、幕客、門生、子女、親屬所撰;也有譜主手訂的,或由譜主口述,別人記錄整理的;當然,也有后人補撰的。 故年譜常為譜主辯護,甚至隱惡揚善。后人撰寫的年譜,對譜主也常有偏愛。 這就造成了年譜編寫上的嚴重缺陷。[11]

來新夏、徐建華《中國的年譜與家譜》也曾談及年譜編撰的“虛美”和“偏愛”問題,并舉例說:“其中最能作為典型例證的莫若《是仲明先生年譜》。 譜主是仲明名鏡,康熙至乾隆間人。 其門人張敬立據是鏡日記編譜,敘譜主修身、講學、論道諸事。 如僅從年譜記事看,則譜主一生儼然為一‘醇儒’,但考之其他著作,則此人甚不齒于時人?！盵6]46-47從作者所舉其他人論述看,這個是鏡實際是一個人品低劣、丑行甚多者,大儒戴震甚至拒絕與他討論學問,并致書譏諷。

這類“缺陷”在出版家研究、出版人傳記和年譜撰寫中也往往存在。 知人論世,“知人”既包括思想、工作、學術,也包括婚姻家庭、情感生活、日常交往等。如作為編輯出版家的茅盾、舒新城早年都曾有特殊的、在當時頗有影響的“情感故事”(稱為“事故”也不為過)。 他們本人后來寫回憶錄有坦率承認的(舒新城),也有刻意回避、只字不提的(茅盾)。 年譜里如何書寫就是值得考慮的。 人無完人,金無足赤。 即便如張元濟,是不是沒有缺點,要不要寫他的不足,也需要認真對待。 過去談到張元濟、高鳳池的矛盾沖突,往往一味揚張抑高,而歷史事實可能復雜得多,很難簡單分出你對我錯。 至于張元濟與王云五的關系,因涉及政治原因,過于強調二人的不同與對立,而忽略或者有意遮蔽二者的互信與合作。 在相當長的時間里,王云五作為出版家都不為大陸一般人所認可。 改革開放后,這種局面有了很大改觀。 另外如章錫琛,現在充分彰顯了他出版家的價值、地位和歷史作用,但編寫年譜可否對其做人做事的不足或缺點加以探索呢? 記得魯迅說他有紹興師爺的精明,大概不是表揚。 開明書店后期那么多人聯合署名“驅章”,釀成事件,也是需要返回歷史“現場”,深究其中緣由的。 諸如此類的人與事,筆者相信在編撰出版家年譜中都可能遇到。

三是注重日記與書信的作用。

對于年譜編撰來說,日記、書信是極為重要的基礎史料和重要支撐。 一般來說,日記作為個人的私下記述,往往每日隨手記錄所見所聞所感,既是自我交流的形式,又便于日后的回憶,大多能夠呈現作者的內心活動甚至種種隱私,有的還會透露一些外界難以知曉的歷史真相。 當然,日記也有作假的,有專門為日后出版而寫作的,其可信性就會大打折扣。 出版人的日記最近這些年受到重視,已經整理或影印出版的有若干種,涉及張元濟、舒新城、高鳳池、葉圣陶、王伯祥、鄭振鐸、蔣維喬、宋云彬、史久蕓等。 這些為出版家年譜編撰提供了極為珍貴的基礎性史料,也為已經編寫出版的一些出版家評傳提供了方便。 但編輯出版家日記的發掘、整理、刊行,仍需要進一步加強。 相比而言,出版家書信的搜集、編輯整理和出版更為缺乏。 一般來說,不是人人都有寫日記的習慣,但書信應該是人人都要寫的。 張元濟的書信對于其年譜長編來說,作用自不待言。 筆者和曾建輝撰寫《中國出版家·周振甫》時,也利用了部分他的書信(冀勤編過一本她與周老的來往書信集),還參考了葉圣陶、葉至善父子的干校通信集。 但總體看,書信撰寫者大多自己未留底稿,散在其他人(或某些人的后人)手中,不少已經丟失或毀掉了,搜集整理殊為不易,像歐陽文彬、范用那樣生前編有《書簡情》《存牘輯覽》的不多;像戴文葆、范泉等那樣,身后后人或其他人幫忙搜集編選書信集的也還不太多見。 筆者認為,有計劃地、成系列地編撰好出版家年譜,書信的搜集整理是十分必要的緊迫工作,我們還可在編寫出版其年譜的同時,推出相應的書信集作為副產品。

以“述而不作”為特色的年譜作為一種傳統的學術形式、研究范式,實乃史家之長術,充分彰顯了“史”之品格。 梁啟超著《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專列一章談“年譜及其做法”,涉及的一些問題我們尚未聯系出版家年譜編撰展開全面深入的討論[8]83-100。 在中國出版史領域,加強出版家年譜的編撰、刊行及其研究十分重要,前景廣闊。 從年譜入手,勾稽史料,詳加考證,本身就是一種出版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又為進一步拓展和深化整個出版史的研究提供了基礎性條件。突破當下出版史研究的瓶頸,配合大型評傳叢書的推進,再從年譜入手不失為一條重要而可行的渠道,尤其是整合各方學術力量集束似推出出版家年譜,無疑更有助于重構現代出版歷史,豐富出版文化內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