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長與仇敵》：格雷厄姆·格林歷險小說中民族身份的反思與重構

周 梅

瑪麗亞·庫托認為對于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 1904—1991）的創作起源，有幾個影響因素是至關重要的：“他童年時所讀的歷險故事、紅衣主教紐曼、約瑟夫·康拉德和亨利·詹姆斯的宗教意識、道德倫理和審美情感，以及格林本人的旅行經歷?！雹貱outo M, Graham Greene：on the Frontier: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the Novels,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88, p.10.在眾多因素中，傳統歷險小說的影響貫穿格林成長和創作的始末。他自己曾說正是因為讀了哈格德的小說《蒙特朱姆的女兒》，才產生了去墨西哥的沖動，而他最初對利比亞感興趣，也與閱讀《所羅門王的寶藏》有關?！氨M管在格林創作時期維多利亞時代的歷險英雄所依賴的或曾經支撐他們的價值體系已蕩然無存，但格林作品的原型幾乎都是源自維多利亞時代的歷險故事?！雹贒iemert B, Graham Greene's thrillers and the 1930s, Canada: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6.那時“具有歷險精神是成為一名英國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而，“歷險小說，作為傳統意義上的通俗文學，對于民族特征和文化影響的重要性怎么高估都不為過”①Kestner J A, Masculinities in British Adventure Fiction, 1880-1915, Surrey: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10, p.2, p.6.。

格林將歷險、偵探、間諜和恐怖小說的元素融入自己的創作活動，實踐“嚴肅性”與“流行性”書寫的融合。因而，格林的“嚴肅小說”包含了“流行性”敘事元素，而其“通俗小說”則致力于發掘文化理想與責任，進行政治和文學拷問，并渴望在共同信仰的基礎上重建民族或社群身份。因而我們不應該把格林視為在維多利亞和愛德華時代帝國歷險小說傳統中寫作的作家，而應該把格林的歷險小說視作對傳統歷險小說模式繼承基礎上的一種顛覆，或者可以說，他是在傳統歷險小說的廢墟中寫作，以反思和重構傳統歷險小說中敘述和呈現的英國民族特性。格林歷險小說中的主人公或“反英雄”人物對家園和穩定身份的渴望與追尋卻是以對傳統歷險英雄塑造模式的解構來實現的，同時解構的還有帝國歷險小說中所描述的帝國及其歷險者的活力、自立、權力與權威。

格林生前創作的最后一部作品《船長與仇敵》（The Captain and the Enemy，1988）便是這樣一部政治歷險小說。這部作品在國內外研究者中所受的關注較少，部分原因在于小說內容和情節設計不屬于格林研究中備受矚目的宗教主題，同時也有學者指出與格林其他國際政治背景的小說相比，這部小說深度稍顯欠缺，如辛亞德認為其情節“頑皮而又曲折”②Sinyard N, Graham Greene: a literary lif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7.。伯貢齊則“希望他（格林）以一部更強（stronger）的作品收官”③Bergonzi B, A Study in Greene: Graham Greene and the Art of the Nove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p.182。伊格爾頓更是對格林在小說結尾處設計由“船長”這樣一個“政治原則模糊的人來執行最果斷的政治行動”提出質疑④Hoskins R, Graham Greene: an approach to the novels,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9, p.28.。然而，縱觀格林的小說創作歷程，可以發現作者在《船長與仇敵》中以一種巧妙的自我參照的方式回顧了他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以主人公探尋自我身份為主題的小說《內心人》（The Man Within，1929）中的諸多要素，如最后一部小說中女主人公的名字“麗莎”也延續了第一部中的“伊麗莎白”，而兩人都是各自小說中男主人公建構自我的精神支柱或引路人。與第一部小說類似之處在于，格林在豐富的歷險小說情節的基礎上結合了間諜小說的元素，把自己本人的真實經歷、人物類型和多種主題都再一次融入其中，為自己漫長的文學生涯畫上一個完整的句號，仿佛懷舊似地呼應了創作生涯的開始。六十年后，格林作品中的主人公在身份建構之旅中再一次到達“危險邊緣”（the dangerous edge）時，重新作出了自己的道德選擇。在這部小說中，格林透過傳統派歷險人物的代表“船長”和質詢派代表吉姆在歷險中尋覓與建構主體身份的描述，反思并試圖重構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帝國的衰落與解體、經濟大滑坡以及冷戰后，在曾經的殖民地美國經濟異軍突起背景下的英國民族身份認同。

一、新老帝國的交替：對帝國歷險本質的反思和解構

馬丁·格林根據傳統的“現實主義小說”和“傳奇”的兩分法，將歷險小說定義為一種傳奇（Romance），并將其與帝國聯系在一起。因為傳統英國歷險小說與其海外帝國擴張的敘述是緊密相連的。文學作品中的歷險故事與政治領域的帝國擴張相對應，激發了人們對英雄壯舉、異域旅行和跨越危險邊界的憧憬。而格林在《船長與仇敵》中對英國傳統歷險小說要素的顛覆首先體現在主人公吉姆想象中的“歷險”與社會現實的巨大斷裂，及其養父“船長”被格林塑造為“格林原”中典型的“反英雄”形象，從而呈現了歷經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的英國人的生存困境及身份和文化焦慮。

《船長與仇敵》的故事始于主人公吉姆在十二歲生日當天被自稱為其父親朋友的“船長”從學?！肮铡弊摺按L”的解釋是吉姆父親在一次西洋雙陸棋中將他輸給了自己。在家中，吉姆的父親是母親眼中的“惡魔”（the devil），母親去世后將吉姆托付給了善良卻無趣的姨母；在學校，吉姆是同學眼中的“亞瑪力人”（the Amalekite），是他們的敵人①作為伯克姆斯特德學校校長兒子的格林曾因拒絕反抗父親的“權威”而常被同學視為“敵人”，對他進行嘲諷與挑釁。。而吉姆和作者格林一樣喜愛哈格德的歷險小說。在“船長”出現之前，懷揣文學夢想的他已經讀了四遍《所羅門王的寶藏》，渴望著有朝一日能去往非洲書寫自己的歷險故事。因此，吉姆對“船長”的出現并未感到過多困惑，而是欣然愿意與他離開，去開啟自己夢想中的歷險旅程。

當“船長”帶著他光顧“天鵝酒吧”時，吉姆幻想著自己憧憬的充滿自由的歷險生活似乎已經起航：“看著身邊觥籌交錯的人們笑著、聊著，我想到了木筏和我一直計劃的長途航行。我覺得自己已經到了世界的另一端。在浪漫的瓦爾帕萊索，我正和在七大洋航行的外國水手們狂歡作樂?！雹贕reene G, The Captain and the Enemy， London: Vintage, 2011, p.15吉姆對歷險生活的想象源于他所讀過的傳統歷險故事，這些歷險故事塑造了忠誠堅毅、自由灑脫、足智多謀、英勇無畏的白人男性歷險者形象，他們在陌生或異域環境中仍能處變不驚、從容冷靜應對并展示英國特有風度。他們是英帝國擴張時期所推崇的主流男性形象，并在英帝國殖民統治的過程中發揮過舉足輕重的作用。

然而，隨著二戰后帝國的崩塌以及曾經的殖民地美國的異軍突起，英國男性殖民者的權威也不斷被瓦解。英帝國與其男性公民在諸多空間和領域日漸“去勢”的現狀使得他們遭遇了蒂姆·埃德華茲所定義的男子氣概的外部和內部危機。外部危機主要指男性在家庭、教育、工作等領域優勢地位的喪失。而內部危機主要指“男性對性別身份和男性氣質的焦慮”，尤其是指男性的“無力感、無意義感和不確定感”③Edwards T, Cultures of Masculin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6.。格林小說中的“船長”就是這樣一個深陷于男子氣概危機之中的人物：一方面他仍堅守傳統歷險小說中白人男性在異域空間歷經磨煉獲得財富的成功路徑；另一方面，阿諾德等維多利亞學者曾極力倡導的道德與文化已無法再為歷經了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的英國男性在矛盾重重的內外帝國的生存提供引領力量。因而，“船長”注定是一個悲劇性的矛盾結合體。正如他愛用別人無法理解的復雜而又拗口的“難詞”，如“generic”“Funambulist”等，更是凸顯了其行為的“年代錯誤”。

因而，盡管“船長”極力美化自己的獲利方式，吉姆從與其相識的第一天“船長”用裝滿石頭的行李箱欺騙酒吧老板獲取“免費”食宿，以及時不時上門詢問其蹤跡的警察口中基本能夠斷定“船長”和《內心人》中的“養父”卡萊恩一樣，是靠盜竊和走私獲利。而這種盜竊和走私行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傳統歷險故事中主人公掠奪性財富積累和經濟貿易活動的一種延伸。對于“船長”來說，這也是他“履行帝國責任與實現經濟利益的兩全其美的結合”①徐彬：《想象“他者”與“他者”想象——現當代英國流散文學與英國國家身份構建》，《外國文學研究》2021 年第2 期，第121 頁。?！按L”不定期地“去往某地”，隨著異域郵票而來的是信件中的大額支票。這里格林似乎在戲仿攝政時代奧斯汀筆下的達西等男主人公或維多利亞時代勃朗特姐妹作品中的羅切斯特和希斯克利夫去往殖民地，通過“海外殖民途徑實現階級躍遷”②于承琳：《〈呼嘯山莊〉中的社會流動與帝國邏輯》，《外國文學研究動態研究》2023 年第4 期，第22 頁。?！按L”曾表示自己非常欣賞吉卜林的歷險小說③這可能也是他將養子的名字改為吉姆的原因。，認為吉卜林“真正懂得像他這樣的人的感受”，吉卜林“似乎在與自己對話”。他告訴吉姆：“一般來說，我不是一個喜歡詩歌的人——但有一段詩深深印在我的腦海里，是一個叫吉卜林的人寫的?！雹蹽reene G, The Captain and the Enemy, London: Vintage, 2011, p.66.這里“船長”提到的“一段詩”來自于吉卜林1899 年寫作的短詩《白人的責任》：“承擔起白人的責任，將你們培育的最好的東西傳播開來，讓你們的子孫離家遠去，去滿足你們的俘虜的需要……”吉卜林的這首短詩表達了白人天然的優越感，將帝國統治和殖民入侵的行徑看作是對所謂落后的“蠻夷”“蒙昧”種族或民族的“教化”，繼而傳播有利于帝國主義擴張和繁衍的“先進的”西方文明。因而當吉姆質疑“船長”在巴拿馬的身份時，他的回應是，“我正肩負著極其重要的責任?！麄儭毙栉业膸椭雹軬reene G, The Captain and the Enemy, London: Vintage, 2011, p.129.。作為“天真派”歷險者代表的“船長”盡管缺少傳統歷險者的“霸權性”或“支配性”男性氣質，卻仍然試圖用傳統帝國歷險小說中的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措辭來掩蓋和凈化自己不道德的財富獲取行徑，正如上文提到的達西和羅切斯特等小說人物通過對殖民地的掠奪性財富積累“來解決故事中的現實難題”⑥于承琳：《〈呼嘯山莊〉中的社會流動與帝國邏輯》，《外國文學研究動態研究》2023 年第4 期，第22 頁。。

小說中，“船長”十分崇拜十六世紀英國著名的私掠船船長、航海家、伊麗莎白時代的政治家弗朗西斯·德雷克，并試圖模仿其從巴拿馬運出一袋袋黃金而發家致富的故事。然而，德雷克雖有多種頭銜傍身，但從根本上來說是一個海盜。他通過海上掠奪活動成為海軍中將，在軍旅中曾擊退西班牙無敵艦隊的攻擊，還曾橫渡了大西洋，更是被女王授予英格蘭勛爵頭銜，可謂是登上了海盜史的巔峰。德雷克的“成功”背后是英帝國的默許、鼓勵、合法化甚至是通過國家權力干預和助推其掠奪行為。伯納德·迪德里希指出，“英國的學校，甚至是殖民地的學校，都向學生們講述這位偉大的英國船長和航海家的卓越業績，以及他是如何為英國從西班牙手中奪取公?？刂茩嗟摹雹貲iederich B, Seeds of Fiction: Graham Greene's Adventures in Haiti and Central America 1954-1983, London: Peter Owen Publishers, 2012, electronic version.。直到一戰前，帝國主義意識形態所默認的掠奪式財富積累，及其所推崇的愛國、忠誠、為國獻身等價值觀在英國公學中普遍受到重視。格林也曾親歷這樣的影響。在格林進入父親任校長的伯克漢姆斯特德的初中時，正值一戰爆發。在接下來的四年里，軍官訓練團的閱兵式、高年級男生的戰術和軍備講座、野外演習和唱愛國歌曲等活動成了校園內的主要活動。格林曾說在他很小的時候，在倫敦看過一場露天戲劇表演，表演中德雷克襲擊了一輛滿載金銀的西班牙騾車，這輛騾車正穿越巴拿馬地峽，駛向西班牙國王的加勒比藏寶地農布雷-德迪奧斯。在1976 年與迪德里希同游巴拿馬的時候，格林因亨利·紐波特在其所寫的關于德雷克的系列詩歌中提到德雷克被埋在農布雷-德迪奧斯灣的海域中而特意去探尋了這位“船長”的遺跡。其實格林在《內心人》中描述安德魯父親時就提到過德雷克：“當他的父親想要一件渴望而不可得的東西時，他就會使用‘大棒與誘惑’相結合的方法：伊麗莎白老傳統中海狗一樣的形象。他是和海盜德雷克一‘國’的人，說著德雷克的語言。大海甚至賦予了他一點德雷克的臉型和舉止、膚色、線條、咄咄逼人的胡須、大聲說話、高聲大笑?！雹贕reene G, The Man Within, Vintage, 2001, electronic version.

“船長”在小說中反復提及德雷克以及穿越巴拿馬地峽的滿載金銀的西班牙騾車的情節，一方面體現了他對英國曾經作為海上霸主時光的追憶。在伊麗莎白一世統治時期，像羅利、約翰·霍金斯和弗朗西斯·德雷克這樣的冒險者不斷偷襲西班牙和葡萄牙所宣稱的商業壟斷，使英國人逐漸意識到英國在利用海洋方面處于有利的位置。而英國之所以能長時間保持海域上的優勢并不斷獲得輝煌的勝利，建立一個幅員遼闊的龐大帝國并開始主宰世界貿易，很大程度上正是海上力量使這一切成為可能。海上歷險成為英國民族性格的重要內容，而海上歷險的精神也成為定義男性氣概和民族理想的要素。海洋成了“英國特性的文本源泉”。由此可以看出，與歷險和海洋相關的“男子漢景觀”和帝國修辭都是充滿意識形態的復雜產物。追溯性地回望維多利亞時代至一戰前的“舊世界”，那個英國擁有海上霸權的世界、父權制的世界、讓男孩們參加戰爭的世界，能夠給予二戰后身處內憂外患之中的英國人一種情感的慰藉，因為“幾乎所有關于既定民族特征的描述，要么源于對失去的恐懼，要么來自毫不掩飾的理想化和懷舊感”③Patrick P, Nation and Novel: The English Novel from its Origins to the Present Da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另一方面，自二戰后英美綜合實力的對照以及冷戰時期“冷”“熱”戰的持續威脅和諜報工作的無孔不入，徹底摧毀了英國傳統歷險小說中男性氣質存在和展現的基礎。

格林將《船長與仇敵》第三和第四部分的敘事背景設定為1977 年形勢錯亂復雜、諜影重重的巴拿馬。當時吉米·卡特政府即將與巴拿馬政府簽訂交還巴拿馬運河的條約，同時交織在這一背景中的還有尼加拉瓜獨裁者索摩查與其反對者“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之間的內戰，以及薩爾瓦多親美派執政黨與反政府游擊隊之間的內戰。小說中，吉姆到達巴拿馬后才發現，英國在1900 年深陷第二次布爾戰爭時為了獲得美國的外交支持，與美國簽訂的《海約翰-龐斯福特條約》放棄和喪失了對巴拿馬運河的控制和分權——這里已經是美國人主宰的地盤。因而，“船長”在巴拿馬所謂的“白人的責任”以及像德雷克一樣掠獲金銀而發家致富的渴望只是一種自欺欺人的自說自話。

格林在小說中描述了美國在巴拿馬的經濟殖民和文化殖民，以無情的準確性揭露了美帝國自詡的“特殊論”和利他主義話語的虛偽性、欺騙性和破壞性。小說中的巴拿馬城因過度依賴以美國為首的外資借貸而迅速發展成為擁有超過120 多家國際銀行的龐大金融中心。在《沒有地圖的旅行》中，格林提到美國在利比里亞的殖民行徑時也指出，“十九世紀，英國和法國掠奪了他們的土地；美國更壞，給他們提供貸款。利比里亞自身沒有任何資源……他們不得不一借再借。每次借來的貸款卻幾乎只夠償還之前的債務，剩下一小部分盈余，利息卻不斷飛漲”①格雷厄姆·格林：《沒有地圖的旅行》，鄺國強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 年，第280 頁。，導致的結果則是美國成為最大的商業贏家，而依賴外資借貸的利比里亞或巴拿馬卻越來越貧窮。小說中，美國在巴拿馬城奢華的銀行建筑、美國人居住區內整潔的草坪和豪華的別墅與巴拿馬貧困家庭擁擠著居住的被格林戲謔性地命名為“好萊塢”的、“禿鷲棲身、搖搖欲墜的棚屋”形成鮮明的對比。而小說第一部分描述的戰后倫敦衰敗的景象與巴拿馬“好萊塢”一樣，既反襯了英國經濟的衰退，也凸顯了美國的自由主義帶來的物質上的巨大成功。美國在第三世界國家所呈現的“炫耀性財富積累”，以及一種“無盡滿足消費者品味”和“迎合人類占有欲的文明”②Baldridge C, Graham Greene’s Fictions : the Virtues of Extremity,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2000, p.189.給以“船長”為代表的英國人展現了一個被敵對勢力重新改造的世界，這里野蠻的力量和無情的效率取代了傳統和人道美德。

英國人感受到的來自美國的威脅不僅僅在經濟層面，“美國化”對第三世界國家或對英國的文化反向殖民更加劇了英國人的身份危機。在《船長與仇敵》中，盡管奎格利自稱是一個“純種”的英國人，雖然持有英國護照，但在被美國文化和教育“洗腦”后，忠誠地為美國中央情報局效力，試圖通過捏造和“挖掘”巴拿馬政府的丑聞來破壞交還巴拿馬運河的條約簽署。他用精準的數字來表述一切。他打著金融記者的身份進行情報工作，并隨時準備投入使美國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爭端或戰爭中，即使要密謀殺害自己的母國同胞也在所不惜——他分別設計了“船長”和吉姆的死亡事故?？窭敲绹鴮τ幕聪蛑趁竦囊粋€典型例子?！坝浗y治并塑造了美國，而現在‘形勢實際上發生了逆轉’，使得英國變成了美國新傳媒帝國的殖民地?！雹偌{維芙·阿布拉瓦內爾：《被美國化的英國——娛樂帝國時代現代主義的興起》，藍胤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年，第42 頁。在冷戰后期，處于美國核計劃庇護之下的英國已然成了世界力量角逐中逐漸邊緣化的一個美國小跟班，而英國的外交政策也正在把英國變成“美國的附庸”。以“美國化”形式對英國進行反向殖民成了英國人無法阻擋的一個必然趨勢，更是加劇了英國人所遭遇的民族身份危機。

格林小說中的男主人公在衰敗的政治和文化世界中掙扎，不可避免地遭遇多重焦慮和存在主義困境，從而導致他們需要作出身份選擇時陷入了種種困頓。吉姆發現“船長”在巴拿馬擁有雙重間諜身份，他分別服務于代表美方的奎格利和巴拿馬社會主義領導人馬丁內斯上校。在小說中，“船長”反復提醒吉姆要小心奎格利，一個“被美國化”的英國人。然而，無論是“船長”還是吉姆，盡管都不信任奎格利，卻又都依賴他提供的物質“援助”。這映射了戰后英國渴望借助二戰后迅速擴張的美國的經濟軍事實力，通過美國的幫助或新老霸主的聯合，維護和重振英國的大國地位，使英國再次成為全球重要的核心國家。然而，美帝國主義的新霸權徹底打破了英國人希望“從美式創新中看到英國利益，同時又保留著英國處于發展先鋒位置的理想圖景”②吉納維芙·阿布拉瓦內爾：《被美國化的英國——娛樂帝國時代現代主義的興起》，藍胤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年，第40 頁。。美帝國橫加干預下的巴拿馬復雜的政治沖突、信仰迷失、生存困境、種族歧視、革命暴動、資本當道、物欲橫流等社會現象和問題，使得“船長”計劃的在巴拿馬尋找“那馱著一袋袋黃金的騾子”的夢想無果而終。

小說最后一章，“船長”在三百多年前被威爾士海盜亨利·摩根摧毀的舊城的海濱廢墟中肅立了好長時間，“他似乎在尋求一個真正的答案”“廢墟之美，在于它們確實給了我們一個教訓”③Greene G, The Captain and the Enemy, London: Vintage, 2011, p.134.?！按L”對摩根掠奪和屠城行徑的不滿反映了他對英帝國歷史性錯誤的認知。而目睹美國在巴拿馬的殖民行徑更是喚起了“船長”對遺失的政治良知的感悟。面對以科技和資本為核心的美帝國主義所暴露的無知野蠻，“船長”深感無力招架，因而“彌漫著一種對于男性‘雄風不再’的焦慮感”④陳麗：《論格林〈問題的核心〉中的男性焦慮》，《外國文學》2021 年第5 期，第17 頁。。這也造成了他在身份尋覓和建構的過程中陷入僵局。而在小說結尾，“船長”駕著他用來走私軍火、被自己稱為“騾車”的破舊飛機對尼加拉瓜獨裁者所在的基地進行了自殺式襲擊，這一行為成了他最終倔強的抗爭。

而作為“質詢派”歷險者的吉姆生于英帝國日漸衰落的時代，在觀察和審視了養父的“歷險”經歷后，他一方面能洞察傳統帝國歷險故事中的的意識形態性和“傳教性”，另一方面也因對曾經的帝國經驗和帝國經歷的反思而能清晰辨別以美國為首的新帝國主義行徑的危險性。吉姆認識到，二戰后的男子氣概不再是通過以身體和力量為特征的傳統英雄主義所推崇的外在品質表現出來，而是回歸對人性的詮釋、實踐自我整合，并勇于承擔責任。格林在其小說中闡述了“民族復興的新使命不再依賴帝國權力和經濟霸權，而是更多地關注個人的自我認知和自我實現”①周梅、陳兵：《追憶·融合·回歸——〈英格蘭造就了我〉和〈名譽領事〉中“英國性”的發展探析》，《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 年第1 期，第151 頁。。小說中吉姆從一而終的選擇便是遠離傳統家園，不斷探尋和定義屬于自我的新身份。

二、新舊家園的更迭：永久的自我流放

戰后的英國人遭遇了強烈的存在焦慮、身份危機和一種空間迷失感，使得他們無法在外部大的地理空間（包括社會、文化、政治空間，如海外帝國）和內在小的居住地空間（如個人的家園）為自己作出存在意義上的定位，即“感到無法以有意義的方式圖繪自己的位置和周圍環境：一種表征的危機”②羅伯特·塔利：《文學繪圖中的冒險：勘探，表征，投射》，方英譯，《臨沂大學學報》 2020 年第2 期第4 頁。。而伴隨著內外帝國不可彌合的矛盾和裂痕，曾經縈繞在英國人心頭的以田園鄉村風光和傳統家園為特征的“小英格蘭中心主義”也成了一種追憶，無法為處于身心“流放”狀態的英國人提供精神上的慰藉。

“家”是英國人名副其實的城堡和美德的寶庫。然而歷經兩次世界大戰的格林一代作家擴展了“家”的意義。對被包圍或入侵的恐懼以及對社會或政治上停滯靜止狀態的恐懼，導致作家們想要盡可能地在身體和精神上處于一種流動狀態。格林作品中的許多人物都在不斷的位移中，如《英格蘭造就了我》中的安東尼、《喜劇演員》中的布朗和瓊斯、《與姑母同游》中的普林等。格林自己的解釋是，“如果在一個地方呆得太久，我會變得焦躁不安……這可能是戰爭的影響”③Donaghy H, (Ed.), Conversations with Graham Greene， Jackson and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2, p.126.?！罢且环N躁動不安讓我不得不四處跑動，也許是為了讓小說中的英國角色在一個不受特殊保護的背景中能夠以不同以往和更加開放的方式表達和反觀自己?！雹蹹onaghy H, (Ed.), Conversations with Graham Greene， Jackson and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2, p.54.雷德曼在《傳奇的風景：景觀與英國民族認同的形成》中指出，“任何情況下的‘家園’都離不開旅行，或者更抽象地說，離不開空間的移動?；螂[性或顯性，所有人都會用空間角度來定義他們與個人家園的關系：一個人在家、離開家、靠近家等等”⑤保羅·雷德曼：《傳奇的風景：景觀與英國民族認同的形成》，盧超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 年，第21 頁。。

尋覓和體驗“在家”（“being at home”）狀態的存在空間是二十世紀英國小說的主題之一。與格林《內心人》中的主人公安德魯斯凝視著伊麗莎白的小屋那扇小小的窗戶，渴望能夠進入、受到歡迎和庇護相對的是，《船長與仇敵》中的吉姆對“家”的逃避和尋覓貫穿整個小說始末，卻也指向他對自我和社群身份的持續性建構：母親去世后，他投奔姨母，“住在里士滿公園附近的一幢半獨立式住宅里”，可是他“從來沒把姨母的公寓當成家”①Greene G, The Captain and the Enemy. London: Vintage, 2011, p.12.。而當麗莎帶著童年的吉姆參觀自己居住和負責看管的維多利亞風格的房子時，他感覺像“探索非洲”一樣激動②Greene Ge, The Captain and the Enemy. London: Vintage, 2011, p.31.：“我覺得在這里比在‘那里’更快樂——比所有的‘那里’（theres）都要快樂，包括我姨母在里士滿的‘那里’?！雹跥reene G, The Captain and the Enemy. London: Vintage, 2011, p.34.盡管“船長”和麗莎“對我來說都是陌生人，但我已經發現我喜歡他們勝過喜歡姨母，更不用說校長、我的舍監哈丁先生或我認識的任何一個男孩了”④Greene G, The Captain and the Enemy. London: Vintage, 2011, p.29.。吉姆對于“新家”的偏愛在于“多年來，我第一次感到擁有了屬于自己的空間”⑤Greene G, The Captain and the Enemy. London: Vintage, 2011, p.35.，而麗莎和“船長”與自己一樣，也屬于孤獨的亞瑪力人。

吉姆的“新家”成員因為各種奇怪的因素組合在一起：養母麗莎因與吉姆生父的情感糾葛而導致終生無法再孕；養父“船長”曾是吉姆生父的朋友，卻因同情麗莎的遭遇而與其相愛，并將吉姆“拐”來以實現麗莎成為母親的心愿。小說中的吉姆在“新家”成長的過程中承載了雙重角色——“船長”和麗莎愛情的“旁觀者”或“質疑者”，以及小說里“書中書”的作者。吉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格林在作品中的替身：他從小渴望成為一名真正的作家，并一直以文字的方式記錄著養父母的故事。

隨著了解的深入，吉姆發現養父是個多重矛盾結合體：盡管養父對他和養母盡到了一個父親和丈夫應盡的責任，但他卻是個“謊言家”（a liar）、一個“騙子”（a crook）。格林借吉姆之口曝光了“船長”通過“見不得光的勾當”積累財富的方式⑥Greene G, The Captain and the Enemy. London: Vintage, 2011, p.102.，實則也是對傳統帝國歷險小說中如海盜德雷克等人物殖民掠奪行徑本質的揭露。養父每一次離開的“理由”都是為了積攢財富，從而能與麗莎一起過上富庶的日子。雖然他一次次離開，但“他始終會回來”⑦Greene G, The Captain and the Enemy. London: Vintage, 2011, p.78.?！按L”異域“歷險”后的歸來似乎是作者在戲仿《奧德賽》（Odyssey）中奧德修斯海上歷險并回歸家園的故事?；蚋袷菂⒄盏迅５摹缎粮耦D船長》（The Life， Adventures and Piracies of the Famous Captain Singleton）中的船長最終通過組建家庭幫助其“洗刷海外掠奪的罪惡過往”，從而得以“回歸國內正常生活”⑧郭然：《〈辛格頓船長〉中的金子與18 世紀英國國家身份的悖論》，《外國文學研究》2021 年第5 期，第172 頁。。如果家園可以被視為一個“地方”，“它只可能是一個人的返回之地，更確切地說，是一個人總在返回的地方。這不僅是因為人類在地球上建立的家園并非僅為居住之地（棲居并非占據棲身之地）”，還因為“‘在此處’總是一種‘在別處’，它首先得通過出走才能成為可能”①轉引自希利斯·米勒：《共同體的焚毀：奧斯維辛前后的小說》，陳旭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9 年，第16 頁。。這種“返回”或“回歸”一方面展現了從一戰“英雄的戰爭”到二戰“人民的戰爭”中關于英國民族身份的一種轉變——“擺脫了以往的英雄主義和官方男性化的國家命運公共辭令，擺脫了以往維多利亞和愛德華時代‘大不列顛’中產階級充滿活力和傳教使命的視角，淡化了帝國主義思想，從而更加的內省化、家庭化和私人化——或者用戰前標準來衡量——更加的‘女性化’”②Webster W, Englishness and Empire 1939-196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9.；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主人公融入集體社群的渴求，及個人主體對民族身份認同的建構。因而，尋求和建構主體性及歸屬的經歷是與重構民族意識和身份的進程緊密相連的。

“家”雖是私人空間的最小單位，“家庭空間的最深處卻成為歷史最錯綜復雜的入侵場所”③Bhabha H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13。二戰的災難性后果及冷戰時期恐怖的社會政治氛圍使得格林作品中的主人公們意識到傳統的家園模式已隨著“閃電戰”的硝煙而變得模糊，也造成了傳統英國特性所無法填補的社會、文化和信仰的巨大虛空。此時，格林作品中主人公的“家園”也不再如往日那樣是漂泊者歷經現世的艱難之后能夠讓心靈眷戀和?？康臏剀伴e適的港灣，因為“焦慮”和“恐懼”成了他們生活中的關鍵詞。情感的“疏離”成了“船長”所處時代的特征之一。

盡管思念充斥著“船長”和麗莎的人生，但“回家”似乎不僅“不能重拾想象中的美好，反而可能更加失落”④戚濤:《懷舊》，《外國文學》2020 年第2 期，第91 頁。。這也是為何“船長”在敲響麗莎家門的時候甚至和初來乍到的吉姆一樣都顯得“有一絲害怕”⑤Greene G, The Captain and the Enemy, London: Vintage, 2011, p.26.。在吉姆記錄的故事中，麗莎和“船長”的生活和愛情都是在回憶和思念中實現的。作為彼此“遠方”的愛人，他們正是憑借時空上的距離感來對抗現實生活中時間和空間的雙重異化，即一種令人不安、不滿、不適的“非家恐懼”，使得人們即使“在家”也感受體味到緊張的陌生感。這是一種籠罩在人物的思想和行動之上的微妙卻發自內心的駭然失其所在的空間焦慮。

新老家園的交替、“歸家”和“離家”成為二戰后英國人身心徘徊的一種持久狀態。在《船長與仇敵》中，“船長”深受早期建立在男性氣概和排除女性基礎之上的英國公學制度的影響，呈現出一種“自我中心與利他主義的矛盾共存”⑥Ward P, Britishness since 1870,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29.。這也解釋了為何“船長”始終認為自己有責任對女性負責或規范女性的行為準則，同時也為他們對意欲殖民的“落后文明”負責提供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因而，他對“家”有著極大的忠誠，體現在他始終承諾“歸家”的敘事中。同時，“船長”又渴望“逃離令人窒息的文明以及女性家庭生活的地方”，“回歸靠男性力量和勞動來獲得榮譽、經受檢驗的真正充滿男子氣概的地方”，如小說中“船長”曾去往的德國、西班牙、巴拿馬等地。然而，當英國人面對民族發展危機和新帝國的反向殖民時，帝國歷險小說中傳統“男子氣概”的概念和定義遭遇沖擊與瓦解，導致了個人主體內心的焦慮、矛盾、懷疑、恐懼與抵抗。

最終，在得知麗莎的死訊后，“船長”以自殺式襲擊的形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按L”的行為使他成為雙面間諜的雙方力量，甚至使文學評論家伊格爾頓感到困惑，但他的選擇似乎也是一種必然：作為傳統美德和理想家園象征的麗莎的逝去，使得“船長”賴以生存的信仰基石分崩離析。而“船長”作為傳統歷險人物在當代的代表看似擁有宏大的理想抱負，但從根本上來說，他想實踐的只不過是對于永恒“家園”的尋覓，只是這個“家園”因只存續于他的回憶和異域回望之中而顯得虛無縹緲。

與“船長”相對的是成年后的吉姆始終將遠離家園與自我放逐視為對抗“空間焦慮”和“非家恐懼”的一種表征欲望或重構自我的驅動力。從最初義無反顧地跟隨“船長”離開學校和姨母的家，到成年后搬離將自己撫養長大的養母麗莎的家，再到飛往巴拿馬與“船長”相聚，直至最終在其寫作的小說結尾替自己，也是替格林的寫作生涯畫了一條終點線：“這條線意味著結束。我現在必須靠我自己了，我要跟著自己的騾子去尋找自己的未來?！雹貵reene G, The Captain and the Enemy, London: Vintage, 2011, p.180.吉姆的每一次成長都伴隨著“離家”。與作家格林十歲時穿越那道隔開“家”與伯克姆斯特德學校的“綠色粗呢門”（the green baize door）隱喻著一場從“天真”走向“成人”的重要成長儀式相似的是，吉姆作為格林政治歷險小說中的代表人物，面對內外帝國的衰亡和復雜的社會政治環境，經歷了“從‘天真派’的傳統歷險轉向一種新的以懷疑和質詢為主旋律的歷險小說模式”②Kestner J A, Masculinities in British Adventure Fiction, 1880-1915, Surrey: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10, p.8.。這一成長儀式見證的不再是肯定或推崇某種男子氣概的通過儀式，主角也不再是一個天真少年成長為一個成熟的、符合帝國標準的紳士。純真的逝去使得格林和吉姆發現外面的世界并非他們所想的那樣，也并不像他們所讀的書里描述的那樣。他們目睹和見證了真實世界的樣子——充斥著懦弱、恥辱、欺騙和失望。他們也逐漸意識到現實生活中的英雄并不簡單、并不勇敢，也并不總是講真話，甚至常常被打敗。在吉姆的夢中，他所追逐的騾子身上沒有馱著如“船長”所描述的一袋袋金子。在他看來，“童話故事不可能有一個幸福的結局”，他也“從不相信灰姑娘會嫁給王子”③Greene G, The Captain and the Enemy, London: Vintage, 2011, p.68.。這種“成長儀式”使得格林歷險小說中的主人公目睹了更多人性和政治的陰暗面及現代性帶來的消極和負面影響，從而反思曾經的浪漫主義想象，解構了傳統歷險小說中帝國歷險者的英雄形象，促使他們試圖重構民族或文化身份與責任。

對于吉姆來說，他夢想和向往的瓦爾帕萊索的世界之所以吸引他，正是因為那里有“一種神秘感、一種不確定性以及對單調和無聊生活的遠離和逃避，這一切都與普通的家庭生活恰恰相反”①Greene G, The Captain and the Enemy, London: Vintage, 2011, p.79.。吉姆的自我放逐一方面解構了以維多利亞和愛德華時代家庭形態為典型的英國傳統家園模式，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在后殖民主題中“永久的自我放逐成為了小說家所認為的典型的或本質上成為英國人的一種性格特征形式的最終手段”②Parrinder P, Nation and Novel: The English Novel from its Origins to the Present Da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337.。精英階層在心理和政治層面自信和權利感的喪失，曾經珍視的理想和信仰的逐漸幻滅，對與帝國思想密不可分的教育和道德體系的質疑，以及對失落純真的追憶等都導致了英國人民族認同感、自豪感和安全感的缺失。因而，小說中吉姆的自我身份建構并不依賴外部帝國的政治和權力之爭，而是更多地關注自我選擇和自我實現，在歷險或自我放逐中尋找和重構自我身份。格林在其小說中通過吉姆最終的選擇，呼應了天主教中的墮落-救贖（the model of Falland-Redemption）思想——這里主人公通過“遠離家園”或自我放逐實踐一種“精神回歸”的主題。

《船長與仇敵》中，吉姆一方面接受奎格利對自己的物質幫助，另一方面卻十分欣賞馬丁內斯上校難能可貴的純真與和善。雖然冷戰時期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被美國妖魔化而成為西方人恐懼和焦慮的來源之一，但英國的許多知識分子，包括格林，都試圖擺脫僵化的意識形態立場，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表示同情與理解，渴望英國在處理國內和國際事務時能夠接受和包容兩種或多種不同意識形態間的和諧共存，呈現一種辯證、理性的態度和全面、開闊的視野。小說中，吉姆對人類美德的理想并不局限于人類的理性思維和行為能力，也不基于民族主義或種族優越感，而是帶著對父輩所做選擇的懷疑與質詢、對既有身份和信仰的“疑惑”，以及對現實的厘清、接受或反抗，渴望通過歷險的旅程探尋一種包容性的“英國特性”。

在面對奎格利和馬丁內斯上校的雙重諜報工作邀約時，吉姆最終選擇了飛往自己夢想中的瓦爾帕萊索，正式回歸和開啟自己的歷險旅程。而歷險本身即暗示著一種反抗?？藸杽P郭爾指出，“勇敢并不是沒有恐懼和焦慮，而是即使害怕卻依然前行的能力。冒險造成焦慮，不冒險卻失去自己”③羅洛·梅：《焦慮的意義》，朱侃如譯，桂林：漓江出版社，2016 年，第341 頁。。正如使馬丁內斯上校困惑不解的反復出現在吉姆寫作的小說中的“金剛”（King Kong）一樣，即使與全世界為敵，也仍不放棄自己追求的愛與理想。對吉姆而言，“在此處”與“在別處”、出走與返回家園、家園與世界彼此交融，成為新的共同體社群構建的基礎。

小說的結尾，吉姆因奎格利對自己乘坐的飛機做了手腳而喪生，而他寫作的小說卻被馬丁內斯上校繳獲，并打算以西班牙語出版，甚至有可能獲得“古巴文學獎”中的最佳外國間諜小說獎。格林曾說，“作家的作用不是去改變世界，而是對其進行描述和表達”①Adamson J , Graham Greene, the dangerous edge: where art and politics mee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90, p.11.，以待后人評判。作家因其尤為敏感的心思和感知力對自身、周遭環境乃至大的時代背景產生強烈呼應，在對自我存在與外界的關聯中上下求索，將內心的痛苦、矛盾、思考、懷疑與抵抗都傾注于作品之中，以文學敘事和文字言說的形式表征和對抗由內外因素導致的生存和空間焦慮。格林的歷險小說是一種充滿不安的藝術。小說主人公努力從現代性中逃離，追尋自由和理想的家園勝地。他們的生存和空間焦慮既是癥候性的，也是指向抗爭和療愈的。因為，“文學文本世界不能僅僅看作是現實世界的翻版，而是要上升到一個更高層面，將文學世界看成對現實世界的質詢，或是對一個更為理想的世界的構想”②金佳：《英國文學中的“花園”隱喻與共同體想象》，《國外文學》2022 年第1 期，第40 頁。。

三、結語

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時期國際政治經濟局勢的重新洗牌，以及英國內外帝國的崩塌所帶來的身份危機與空間焦慮，英國人在新老帝國交替之時審視過去的帝國統治，批判以美國為首的新帝國主義殖民行徑，以喚起人們的民族良知和民族歷史意識。戰后的英國人不僅遭遇了外部地理、社會、文化和政治空間焦慮，而且同時解構了以維多利亞和愛德華時代家庭形態為典型的英國傳統家園模式。他們自我放逐，試圖從遠離家園的孤立和喪失聯系中體驗一種充滿活力的新知覺狀態，以重構個體和民族尊嚴、重建精神家園和重塑身份認同。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船長與仇敵》是對英國歷險小說傳統的致敬，也是二十世紀后期已經式微的英國歷險小說的一次回光返照。格林在小說中再現了二戰后英帝國的衰落以及冷戰期間世界各地的政治風云變幻和人情冷暖。格林通過以質詢為主題的歷險書寫，致力于發掘政治、社會和文化理想與責任，因而是一種既有溫度又有深度的文學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