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與關系社會學理論創新

邊燕杰,馬旭蕾

西安交通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陜西西安710049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式現代化是對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的概括總結,也是對世界現代化理論的豐富和發展,為社會學理論創新提出了時代任務和未來定位。

中國式現代化具有三大世界意義。一是國家主體性。實現什么樣的現代化目標,走什么樣的現代化道路,是各國自己的選擇。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的選擇,顯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國家主體性。二是文化多樣性?，F代化道路的自主選擇,說到底是基于各自民族文化基因的選擇,雖然可以參照其他國家的現代化經驗,但唯有堅持適合自身文化的現代化標準,才能體現人民至上的原則。三是路徑依賴性。一個國家實現其現代化目標所選擇的經濟和政治制度,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性邏輯,也不存在一個適應于全球各國的最佳現代化模式,而是高度依賴本國的社會結構、資源稟賦、文化傳統和歷史機遇。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路徑,既有別于西方先發國家的現代化模式,也有別于亞洲后發國家的現代化經驗,是不爭的事實。

富有世界意義的中國式現代化對于社會學的現代化理論創新具有重大指導意義。與古老的哲學傳統不同,社會學發展至今不足200年,是伴隨現代化在歐洲的興起而誕生的,也是伴隨歐美各國現代化進程而發展的。為此,社會學的主要理論均涉及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聚焦社會行為、社會關系、社會結構的模式轉變及其現代意義,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社會學知識體系產生了深遠影響。但是,西方社會學家的現代化理論不但在實證觀察層面局限于歐美資本主義社會,而且在理論思維層面深受歐洲哲學影響,在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之間提出了二元對立的若干理論判斷,并不能全面反映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社會實踐和現實需要。如何將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理論化,修訂和充實當代社會學現代化理論知識,是擺在社會學者面前的學術研究任務。

中國式現代化論斷提出之后,中國社會學界開展了諸多相關議題的討論,提出了大量新觀點。本文圍繞從傳統到現代的社會行為模式轉換,梳理具有世界影響的西方社會學的現代化理論,剖析其局限性及對中國社會學的影響。在此基礎上,聚焦中國主體話語的關系社會學,審視其創立背景和十多年來的學術成果,從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大中國特色出發,發掘新的研究議題和理論命題,為實證研究提供理論依據,在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推動關系社會學的理論創新。

一、西方社會學的現代化理論

誕生于歐洲現代化崛起時代的社會學,將社會行為從傳統向現代的模式轉變作為核心理論目標,歷經歐洲經典理論、美國現代理論、當代多元理論三個階段,形成了西方社會學的核心知識內容。

(一)歐洲經典理論的三大論斷

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的現代化進程,其內在邏輯是馬克思揭示的剩余價值規律,導致金融資本的迅速積累、集中和壟斷;而外在形式則是人口城鎮化,大量失地農民背井離鄉、涌入工業城市。針對這一外在社會變遷蘊含的現代化意義,歐洲經典社會學家于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提出了三大論斷,奠定了西方現代化理論的基礎。

一是社會秩序轉變論斷。涂爾干[1]135-150從社會分工出發探索了社會秩序何以可能。他認為,農耕社會的勞動分工極其簡單,土地的家庭所有制創造了分散的、從事相似勞動的、世代共處村落共同體的農戶和農民,他們產生了高度的村落認同,鑄就了跨代穩定的社會行為規范,形成了以“機械團結”為形態的社會秩序。工業革命浪潮下的城市完全是另外一種景象:資本主義生產通過職業勞動專業化提高勞動生產率,勞動分工精細化提升了社會角色的差異性和地位資源分布的非均衡性,“機械團結”的社會秩序基礎隨之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社會成員對生活需求滿足的相互依賴性,社會演變為一個生產生活的功能系統,任何成員的生存和發展均以其他成員的生存和發展為前提,在勞動分工與契約關系之上形成了“有機團結”的社會秩序形態。

二是社會制約轉型論斷。滕尼斯[2]74-102認為,從傳統村落向現代城市的過渡,不但發生了社會秩序形態的轉變,同時發生了社會制約方式的轉型,從禮俗社區(gemeinschaft)的非文字、非正式的習俗、鄉約、儀禮等用于調節熟人關系的行為制約機制,到法理社會(gesellschaft)通過正式和公開程序確認的文字法律條款來制約彼此陌生的社會成員,調節和處理他們的互動關系和社會沖突。

三是社會行動轉向論斷。城市社會的人類行為取向發生了質的飛躍,Weber[3]將其概括為傳統情感行動向現代理性行動的過渡。他認為,禮俗社區的熟人生活空間,傳統情感行動是非理性的,不以利益計算為導向,而以傳統慣習和人際情感為準則;與之相反,在充滿陌生人的現代城市,行動者采取利益驅動的理性導向,以目的性工具取向和價值合理性作為行動準則。韋伯強調,工具理性為勞動分工提供了直接動力,而價值理性則為勞動分工提供了道德認證。

(二)美國現代理論的五大模式變量

社會行為從傳統情感取向轉變為現代理性取向,究竟發生了哪些類別相異、經驗可測的行為模式轉變?韋伯未做回答。美國現代社會學家Parsons[4]于20世紀上半葉提出了五大模式變量,完成了這一任務,成為西方社會學的現代化理論標志性框架。

雖然行為模式的變異性從理論上看是一個連續譜,由極端傳統性向極端現代性發生量變,但是帕森斯的五大模式變量聚焦連續譜的兩端,在傳統性和現代性之間開展了二元對立的理論建構。一是價值取向變量。傳統的社會行為偏向特殊主義價值,因人而異、任人唯親;現代的社會行為偏向普遍主義價值,一視同仁、任人唯賢。二是情感關聯變量。傳統的社會行為重視互動雙方的情感基礎和表達,為人做事以不傷害對方感情為前提;現代的社會行為堅持感情無涉原則,就事論事。三是利益導向變量。傳統的社會行為具有強烈的集體導向,為人做事以滿足集體利益為標準;現代的社會行為則是個人導向的,個人利益為重,集體利益為輕。四是地位標準變量。地位、權力、財富、機會等資源的獲得是靠出身、家庭、世襲等先賦性標準,還是靠個人努力、資質能力、業績成就等自致性標準?帕森斯認為,傳統的社會行為崇尚先賦性標準,現代的社會行為強調自致性標準。五是義務范圍變量。傳統的社會行為具有擴散性的義務范圍,人際互動雖是一對一的,但是義務意涵超過了直接互動雙方,涉及他們的社會關系;現代的社會行為沒有這些擴散的義務意涵,交往雙方的義務意涵具有直接、單一、專門的指向性,不涉及他人。

帕森斯的五對概念沒有嚴格順序,但是運用最為廣泛的是特殊主義與普遍主義這對概念,他曾用來分析社會關系模式的中西差別,認為中國偏向特殊主義、西方偏向普遍主義。概括地說,在現代化進程中,特殊主義、感情預設、集體導向、先賦標準、擴散義務的社會行為取向和關系結構越來越衰減,而普遍主義、感情無涉、個人導向、自致標準、單一義務的行為取向和關系結構越來越強勁,這一理論預測被英克爾斯的跨國研究所證實。在其《人的現代化》著作中,英克爾斯[5]把個人現代性與社會現代化看作相互影響的一個動態過程,宏觀指標和微觀指標相互參照、相輔相成,是現代性實證研究的里程碑。

(三)當代多元理論的新論點

以五大模式變量為核心內容的帕森斯現代化理論,很長時間在西方社會科學界占據統治地位,但由于該理論過于簡單,不能解釋世界范圍內現代化發展的跨國差異性。自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學界呼喚理論創新,在多元主義旗幟下涌現了大量新觀點。本文將對具有廣泛影響的世界體系論、文化變遷論、路徑依賴論、歷史終結論進行簡述。

世界體系論是Wallerstein[6]于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一個新論點。他從馬克思剩余價值學說出發,認為現代化理論堅持民族國家為分析單位的論點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工業革命以來的現代化進程本質上服從統一的資本剝削規律,形成了被他稱為“中心—半邊陲—邊陲”的世界體系。在此體系中,掌握了壟斷金融、創新科技、規則制定等核心資本要素的極少數發達國家位于世界體系的中心,處于剝削地位;位于世界體系邊陲、數量眾多而又缺乏核心資本要素的發展中國家從事一線資本主義生產,處于被剝削地位;具有少量核心資本要素、處于半邊陲的較發達國家一邊忍受發達國家的剝削,一邊參與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在沃勒斯坦看來,現代性的目標是人類自我解放,而位于世界體系邊陲的發展中國家和人民,永遠不可能實現這一目標,為此永遠也不會有“真正的現代性”[7]。

文化變遷論反對世界體系的方法論邏輯,認為民族國家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分析單位,但是經濟發展不應視為現代化的唯一核心動力。倡導文化變遷論的重要學者Inglehart[8]160-237指出,無論經濟發展水平如何,民族國家都首先是一個文化體,傳承著相對獨立的民族文化價值和規范,影響著政治制度和現代化道路的選擇,形塑著個人的現代性。他主持的世界價值觀調查(1)世界價值觀調查是一個由社會科學家組成的全球網絡,研究主題是不斷變化的價值觀及其對社會和政治生活的影響。參見https://www.worldvaluessurvey.org。在占世界人口75%的65個國家收集了一手數據,表明當代世界存在儒教、新教、天主教、東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等六大文化體,雖然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越高,本國人民的社會價值觀越具有理性、寬容、互信、參與等現代性成分,但是社會價值觀在民族國家內部的差異顯著小于民族國家之間的差異,說明文化變遷合乎路徑依賴邏輯[9]。

路徑依賴論不但適用于文化變遷的解釋,而且揭示了所有制度變遷的根本邏輯[10]。例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North[11]發現,人類經濟制度發展史不像理性主義邏輯的預判那樣是經濟均衡的產物,而是受民族國家內部的政治制度、文化傳統、歷史機遇、階級力量對比等多重因素的影響。在諾斯看來,制度是人為設計的行為約束,憲法和法律等正式約束以及禁忌、習俗、傳統等非正式約束都為經濟運行和社會治理提供公共保障,雖然民族國家之間互有參照和借鑒,但是制度選擇都有其民族國家內部的歷史淵源和發展路徑依賴性,不同的制度選擇產生同樣相對穩定的國家形態。

歷史終結論是對上述論點的否定,也是對帕森斯現代化理論的否定之否定。面對20世紀90年代初期蘇聯和東歐各國劇變,美國政治學者福山[12]提出了歷史終結論。他認為歷史的本質是差異性發展軌跡,沒有差異就等于歷史的終結。在蘇東各國放棄社會主義制度、選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選舉民主政治之后,福山斷言自由民主制將是所有國家政治制度的唯一最后選擇,社會行為方式將按照帕森斯現代化理論所預判的方向發展。

二、西方理論局限與中國社會學兩種理論導向

(一)西方理論局限

關于社會行為從傳統向現代的模式轉變,西方現代化理論有其嚴重的局限性,集中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時空視域上的歐美中心主義,漠視世界其他國家現代化經驗的獨特性和理論價值;二是哲學思維上的二元對立理念,忽視了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必然連續性;三是研究對象和研究問題上的群體導向,關注社會行為的群體歸屬,輕視社會行為背后的聯系性。簡言之,漠視、忽視、輕視是西方現代化理論的三大局限性。

第一,漠視世界各國經驗的獨特性和理論價值,是西方現代化理論的典型特征。西方社會學家無一例外地以歐美現代化進程為其經驗觀察范圍,即使在世界各國紛紛走上現代化道路之后,亦是如此。雖然英克爾斯的跨國研究選擇了歐美以外的發展中國家,但其現代性量表卻來自歐美國家[13]。在批判帕森斯現代化理論的學術氛圍中,世界體系論、文化變遷論、路徑依賴論都拓寬了經驗觀察范圍,但其提出者仍以歐美為理論基準,而歷史終結論的提出者則妄言歐美現代化模式是人類發展的唯一選擇和歸宿。

第二,忽視傳統—現代的連續性,是西方現代化理論的致命短板。西方哲學從亞里士多德到康德和黑格爾的重大思想遺產是二元對立理念[14],將事物的本質概括為有無、正反、內外、善惡等二元對立狀態,對歐美現代化理論奠基人影響至深。但是,現代化理論的二元對立概念忽視了傳統—現代的連續性,嚴重偏離社會實際。例如,理論上屬于傳統社會的“機械團結”機制,在實現了現代化的英美社會持續存在;理論上屬于傳統社會“特殊主義”行為模式的親友紐帶,在現代化發展程度不同的多個國家發揮著同等重要的社會資本作用[15];理論上應該成為歷史的傳統價值觀,以宗教和世俗雙重形式世代傳承、源遠流長,是當今世界區別文化體的根本標準。

第三,輕視社會行為背后的聯系性,是西方現代化理論的系統缺陷。這一缺陷來自創立者將社會學定位于群體研究。雖然從馬克思到齊美爾都強調社會關系的重要性,但是社會群體一直是歐美早期社會學的研究重點。例如,美國早期社會學家庫利認為,個人依靠兩個層次的群體融入社會:一是互動緊密、規模較小、認同感強的首屬群體(primary group,又譯為初級群體),這是個人社會化的基礎依托,包括如家庭、氏族等;二是規模較大、成員未必直接互動、但能滿足具體社會需求的次屬群體(secondary group,又譯為次級群體),如學校、社團、工作組織等[16]。庫利的二元群體概念為帕森斯五大模式變量從概念體系上做好了群體鋪墊,潛含了帕森斯現代化理論的一個預測:人類社會生活的現代化程度越高,首屬群體越弱化,次屬群體越強化。該預測是經不住實踐檢驗的。第一次工業革命260多年后的今天,作為首屬群體的家庭依然是人的社會化的基礎場域,無論哪個國家均無弱化趨勢[17]。雖然260多年來世界人口的城鎮化水平獲得了跨越式提升,但在充斥著陌生人的城市社會,由親密關系構成的個人核心網絡一直保持穩定水平,城市人口比例最高的美國亦是如此[18]。當人類進入互聯網時代的信息社會和數字社會之后,線下實體空間的人際交往沒有下降[19],線上虛擬空間為社會交往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平臺[20]。所有這些都表明,僅從群體性理論視角不能全面解釋人類社會何以可能,必須同時從聯系性理論視角探索人類社會行為模式的內涵和意義。本文通過回望中國社會學發展歷程,追溯其在群體性和聯系性兩大理論導向下的主要學術成果。

(二)群體性理論導向下的中國社會學

推動中國走向現代化之路是從西方引進社會學的學者初衷。嚴復于19世紀90年代發表的《群學肄言》是對英國社會學奠基人斯賓塞TheStudyofSociology的譯著,成為社會學傳入中國的開端。嚴復將sociology譯為群學,視社會群體為社會學核心研究對象,強調近代中國的貧弱是“不群”的問題,認為中國走向現代化需要社會學知識,幫助認識和解決中國社會群體的整合問題,在中國第一代社會學家中形成了廣泛共識[21]。社會學在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中被取消,改革開放之初恢復重建,為教學需要,費孝通領銜主編了《社會學概論》,總體上遵循了群體性理論導向的概念框架。此后,鄭杭生主編的《社會學概論新修》,以社會運行作為社會學研究對象,對群體性理論導向做了系統性改造。在群體性理論導向下,中國社會學在家庭、工作組織、社會結構等研究領域取得了可觀的學術成果,均與現代化理論相關。

家庭社會學關注婚姻家庭模式的轉變過程,是現代化理論范式的經典研究議題[22]。受斯賓塞社會有機論的影響,中國社會學家普遍將家庭比喻為社會的細胞,作為最重要的社會群體加以研究,大多數中國第一代社會學家對家庭社會學都做出過重要貢獻。第二代社會學家的代表人物費孝通的成名作《生育制度》也是以家庭為研究議題的。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個全國大型社會學調查研究就是京津滬寧蓉“五城市婚姻家庭調查”,隨后被列為首批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的重點項目,系列研究成果獲得了廣泛的學術影響。

工作組織是現代社會的核心構架,中國的關注點是“單位制”及其時代變遷。改革開放前,國家與工作單位的關系呈現總體生存模式[23],工作單位是社會運轉的中樞系統,加強了國家協調社會的能力[24]。改革開放以來,個體、鄉鎮、民營、合資、股份制等新型經濟組織相繼涌現,非公有經濟的人員規模、產值貢獻、科技創新等指標超過公有經濟,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帶來空前活力,但也提出了產權安排、公司治理、激勵機制、勞動關系等現代企業制度問題,是“單位制”向現代組織變遷的重要議題。

社會結構是現代化理論和實踐的重大議題。再分配經濟時期,中國社會結構分化程度較低,同質性較強[25]。改革初期,國家對于社會的控制范圍縮小,政府行為逐步規范化。深化改革期,上述社會結構轉變產生了累積性效應,社會異質性增強,中產階層崛起,社會分化加劇,貧富差距拉大[26]。從現代化理論角度出發,中國目前正在經歷世界現代化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社會轉型,相應的研究重點包括階級階層結構、城鄉結構、收入分配結構等。

(三)聯系性理論導向下的中國社會學

從村落共同體向工業城市的現代化轉型中,人類聯系性對于社會秩序的建立和變遷發揮著根本作用,而提出這一聯系性理論思維則是中國社會學對于世界社會學的原創貢獻。絕大多數的中國第一代社會學家均從歐美國家獲得社會學學位教育,普遍接受了群體性理論導向的學科定位。但在歸國任教、開展本國研究過程中,他們深切感悟到群體性理論導向不能滿足中國研究的需要,因為中國社會的一個普遍特征是聯系性,人情、面子、倫常等關系約束比社會群體對于個人的約束更為根本、穩定、持久,構成了中國社會秩序的深層邏輯[27]。產生這種感悟并自覺付諸行動的領軍學者是燕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吳文藻教授。他推動的“社區研究”培養了開創中國學派的第二代社會學家,從聯系性視角研究中國,影響了同代和后代學人,在中國社會學前期發展中獨樹一幟[28]。

吳文藻的高足費孝通提出了影響深遠的“差序格局”理念[29]。他認為,西方現代社會結構是“團體格局”,個人是其利益的負載體,所以人與人之間是相對獨立的,以群體規范和國家法律為行為約束,就像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中國則是“差序格局”,個人就像石頭丟進水中產生的一圈圈的波紋,“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這里的波紋和圈圈比喻的是人際關系及其網絡,關系親疏遠近不同,關系網絡形成一個差序狀態,用現代社會網絡分析的術語來解釋,就是個人中心網絡的交叉。費孝通用這個比喻試圖解釋中國人的社會互動行為并不是個人利益的直接反映,而是人際關系網絡的折射,為此人際關系網絡是中國社會帶有根本性的結構制約。

同時代學者梁漱溟贊同費孝通的差序格局理念,用“倫理本位”進一步闡述了中國人關系的情與義的本質特征。他指出,“倫理本位者,關系本位也”,“于彼此相關系中,互以對方為重”:經濟上表現為財產共享,共享程度視關系的親疏厚薄遞減;法律上表現為重義務輕權利、重人情輕財物;信仰上表現為通過家庭倫理填補宗教的作用。為此,倫理本位的社會意義是家庭關系的社會延申,社會互動行為按照家庭倫理來調節[30]。費孝通的燕京大學同窗楊慶堃在此基礎上提出了關系幫扶論,通過廣東鷺江的實地考察,系統論證了關系的幫扶作用:在家庭和宗族的綜合保障下,日常生活和危難時期人們相互幫扶渡難關,由此鞏固彼此之間的情義關系和依附性,家庭和宗族認同感也得以提升[31]。

雖然社會學在中國中斷了27年,但是聯系性理論導向的中國學派在海外華人社會科學家中得以發揚光大。例如,中國香港學者金耀基提出了面子機制論和關系建構論[32];中國臺灣學者黃光國將關系互動視作施恩者與請求者之間的權力博弈,提出了人情權變論[33];美國華裔學者楊美惠基于城市參與觀察探討了以禮物交換為機制的“關系學”,提出了禮物交換論[34];留美華裔學者閻云翔的農村蹲點調查表明,在物資匱乏的再分配時代,村民互送禮物具有工具性和表達性的雙重作用,為此提出了禮物流動論[35];旅美華裔學者林南認為,關系現象的理論本質是以情感為基礎的非對稱性社會交換,中國文化體以外多有表現,只是分布多少的量的差異,所以關系交換是普遍存在的人類交往方式[36]。

改革開放以來,聯系性理論導向的社會學研究獲得了廣闊發展空間。這里圍繞差序格局理念的拓展分析試舉三例。一是孫立平[37]認為,差序格局理念不僅適用于分析中國傳統社會的關系結構,同時適用于分析現代城市生活中的稀缺資源配置;庇護主義關系和工具性交換縱橫交織,主導著稀缺資源的非均衡配置,是差序格局發揮作用的明證。二是翟學偉[38]認為,差序格局是以自我為中心進行關系圈建構的情境,在情理合一的中國社會普遍存在,不分城鄉、無論階層。三是周飛舟[39]認為,中國社會結構是官本位和倫理本位的交叉,差序格局理念揭示的是官本位“尊尊”和倫理本位“親親”的尊親秩序,不但可以通過古代喪服制度得以解讀,而且也能用于理解當代社會交往中的人情關系現象。

三、中國主體話語的關系社會學

(一)關系社會學的創立動機

美英社會學家于20世紀50—60年代開始反思群體性理論導向的學科性缺陷。哈佛大學社會學家懷特率領弟子開展了人類聯系性及其意義的社會學思考,于20世紀70年代推出了社會網絡分析方法[40]。進入20世紀80年代,社會網絡分析與社會資本理論相融合成為新的學術研究范式,迅速蔓延整個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如今,西方社會學告別了群體性理論導向獨霸講臺的歷史,聯系性理論導向已經成為主流社會學的核心成分。

以20世紀70年代為節點,西方社會學的社會網絡分析范式,比之于吳文藻(20世紀30年代)、費孝通(20世紀40年代)為代表的、以聯系性理論導向為標志的中國社會學派,晚了至少40年。為尊重中西社會學相互獨立的發展歷史,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費孝通語)的文化自覺意識來延續和發展中國社會學派,邊燕杰在2009年的中國社會學會年會上做了“關系社會學及其學科地位”的主旨演講,帶領西安交通大學社會學團隊和校外學人創立中國主體話語的關系社會學。

(二)關系社會學的目標定位

關系社會學有兩個目標定位。理論上的目標定位是建立一套關于倫理本位、關系導向、“熟親信”為特征的關系主義現象的理論知識。這一目標定位的三個知識點均有其學術淵源。倫理本位源于梁漱溟的倫理本位論,關系導向源于費孝通的差序格局論,熟、親、信來自邊燕杰通過中西比較對中國人的關系的特征概括[41]?；谖鞣浇涷炑芯康摹叭蹶P系強度”論斷認為,跨群體的弱關系紐帶雖然交往頻率、相熟度、親密感、信任度都不高,但是具有傳遞非冗余信息的作用,與群體內部的強關系紐帶相比,對于目標達成更為有效,得到西方國家實證數據支持[42]25-93。與之相區別的是,以人情、面子、互惠為交往機制的中國人的關系往往是強關系紐帶:熟悉度、親密度、信任度都偏向強的一端。實證研究證明,強關系紐帶在中國社會生活中分布非常廣泛,在信息傳遞方面接近弱關系紐帶的效能,而在資源動員能力方面大大超過弱關系紐帶[43]。

方法論上的目標定位是通過關系社會學研究來建立一套思維方法論和研究方法論,即將中國社會關系現象的研究成果轉換成概念測量、題器設計、數據收集、模型分析等方法和技術,應用于世界各國的社會關系研究,顯示關系社會學的方法論意義。這涉及中國經驗研究向世界學界做貢獻的問題以及中國本土知識的國際化問題。在此問題上,邊燕杰提出了兩種推進策略[44]。一種策略是接受國際概念、豐富其理論內涵、增加其變量的文化差異性。這是國際概念在先、中國研究隨后的推進策略。另一種策略是創新本土概念、提出規范操作、發展“普世”方法,讓中國本土知識走向國際。這是本土創新在先、國際拓展隨后的推進策略。中國關系社會學本土知識的國際化更多地依賴后一種推進策略。

(三)關系社會學的理論成果

關系社會學創立13年以來,取得了顯著進展,贏得了學界廣泛認同[45],階段性研究成果已做總結[46],并收入《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三版)社會學卷。本文重點概述關系社會學的四項理論突破。

1.關系紐帶議題:從紐帶強度論到紐帶變異論

如何把握中國人關系紐帶的本質特征?前期成果從中西比較視角提出了基于中國經驗研究的“強關系假設”。關系強度概念偏重紐帶的形式,未能充分反映強弱紐帶的豐富內涵,也不能反映關系紐帶的多樣性及其變遷。新的理論突破是從紐帶強度論走向紐帶變異論,基于情與義的配置變化,提出了五種關系紐帶[47]:一是聯系紐帶,無關情與義,嵌入性資源是信息;二是情感紐帶,情為動因、義在情中,聯系雙方互享同情、關懷、誠信,甚至忘我和利他;三是情義紐帶,情為先、義為后,是情感交往拓展出來的相互責任、幫扶義務、工具性社會資源交換;四是互惠紐帶,義為目標、情為機制,資源互惠既是紐帶發生的原因又是后果;五是交易紐帶,與情無關,只講交換,不論其他。五種關系紐帶在中國人口中的交叉分布及其變化趨勢,是有待研究的實證問題。

2.關系機制議題:從資源差異論到多種機制論

強弱關系論爭的內在邏輯是,弱關系有利于跨結構邊界的信息流通,而強關系有利于結構邊界內外的人情動員;換言之,強弱關系紐帶的效用差異在于通過它們動員的潛在資源的差異[48]。中國實證研究表明,強弱關系對于信息和人情的雙重資源動員雖然存在量的差異,但是均有動員能力[49]。針對這一矛盾現象,關系社會學創立之后開展了多種機制的研究工作,提出了機會增量機制、人情交換機制、餐飲動員機制、尊法促進機制、信任侵蝕機制、虛實轉換機制、社會資本積累機制、體育社會資本機制、族際交往機制、心態調節機制、疫情風險規避機制等。

3.關系文化議題:從作用升降論到關系慣習論

中國改革開放前后均有關系主義現象,引發了學者對于關系作用隨著時間推移發生下降[50]、持續[51]還是上升[52]的學術論爭。對此,關系社會學創立之后實現了三個理論突破。一是提出條件升降論,將關系作用置于經濟體制變遷中加以考察,視其為體制不確定性和市場競爭性的交叉影響之下[52]。二是存量變遷論,將關系存量置于市場化和工業化進程中考察,提出社會資本總量呈現上升,但維持場域從家庭轉向工作場域的態勢[53]。三是將關系作用置于中國歷史長河中考察,提出了關系慣習論,概括為六大關系慣習[47]:優先考慮親屬關系的親屬慣習;次優考慮強關系的親情慣習;發展多重功能的復用慣習;通過面子機制動員關系資源的面子慣習;通過互惠回報機制調動所需資源的人情慣習;將弱關系轉化為強關系的延展慣習。

4.關系網絡議題:從網絡構成論到超穩圈假設

關系紐帶發生在人與人之間,而多人之間關系紐帶產生了關系網絡。西方社會網絡分析范式提出了同質性的緊密網絡(dense network)和異質性的疏松網絡(sparse network)這一對概念,將所有現實發生的親友網絡、同學網絡、政商網絡、企業網絡等均納入這對抽象網絡概念中加以研究。如何概括中國人的關系網絡,使之既符合社會網絡分析的學術規范,又能體現中國人關系網絡的特色?關系社會學研究獲得了三項理論突破:一是相對于西方典型社會網絡的紐帶廣泛性、功能單一性、偶發義務性,提出中國典型關系網絡的紐帶特殊性、功能復用性、頻發義務性等三大特征[54];二是基于民營企業[55]和科層組織[56]的研究,提出了決策人核心圈網絡是權力運作的根本社會機制的觀點和論證;三是基于創業創新實踐,提出決策人核心圈超穩的理論假設,認為這是創業者成功的公司治理秘訣之一[57]。

四、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的關系社會學理論創新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58]。下面探討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大中國特色對于關系社會學研究所蘊含的理論命題,以期推動關系社會學理論創新。

(一)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要求關系模式研究的理論創新

在一個擁有十四多億人口的大國實現現代化,是世無先例的。巨大的人口規模蘊藏了廣闊持久的市場潛力,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西化的現代化是國際資本及其中國附庸榨取勞動人民血汗的文化符號和經濟政治枷鎖,致使國內戰亂頻仍、日本侵華、人民生靈涂炭。中國式現代化以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根本保證,因為沒有黨的核心領導地位,內爭外侵的近現代歷史就有可能重演,在一個人口大國實現現代化就成為空談。中國的人口規模不但巨大,而且正在走向人口負增長和老齡化。這些特征對于社會關系模式具有哪些意義?本文提出以下命題:

命題1: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以黨的領導為根本保證,將預示著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的穩定性、基本制度的持續性、具體制度的漸進性。

為此,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中國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制度安排將帶有很強的連續性,進而決定了社會關系模式從特殊主義取向轉變為普遍主義取向的非跨越性,表現為代內變化的緩慢性和代際變化的漸進性。這一理論命題要求研究者嚴格定義社會關系模式,提出相關變量的創新性測量,開展趨勢分析。

命題2: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將面臨人口負增長的新挑戰。

人口學家預測,未來30年中國將進入人口負增長的初期階段,勞動力供給將逐年減少,但是人口壽命繼續增加,老齡人口比例繼續提高,社會撫養主體從養小轉向養老,健康和醫療保障等社會風險隨之加大[59]。這意味著,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代際關系模式將受到人口負增長和老齡化、少子化的影響,老年人的家庭關系、撫養方式、社會融入和再社會化,都是關系社會學需要研究的新議題。此外,在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呈現下降趨勢后,人口紅利將逐漸轉為人才紅利,推動職業結構走向高級化,勢必引發工作場域社會網絡的結構特征變化,也是關系社會學需要特別關注的議題。

(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要求關系機制研究的理論創新

中國式現代化以人民為中心,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這為關系機制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戰和任務。中外研究表明,無論具體形式如何,關系機制都有其正負兩方面的作用。正面作用指的是,擁有關系紐帶和關系資源的人們獲得關系回報;負面作用指的是,尚未擁有關系紐帶和關系資源的人們被排斥在外,關系回報為零,甚至是負向回報[60]。如何最大限度地擴大正面的關系回報、縮小甚至避免負面的關系回報?本文提出以下命題:

命題3: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人民致富和全面發展機會的分布越均等,就越能有效地實現共同富裕目標。

為此,關系社會學研究應致力于甄別和區分致富和發展機會的共享程度,發現促進型關系機制和抑制型關系機制,探索兩類關系機制的構成要素和形成條件,將其轉化為相應的社會治理對策,發揚促進型關系機制、減少抑制型關系機制,讓科學研究成果為共同富裕的中國式現代化服務。

命題4: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共同富裕意味著社會各個階層的財富量以及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都是同步提升的,而提升幅度須是較低階層大于較高階層,才能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

為此,關系社會學研究應該致力于發現對于各個階層的致富能力和“三感”提升能力都發揮作用的關系機制,尤其是對較低階層的兩種能力具有較大提升效果的關系機制,讓相關研究成果轉化為社會治理對策,為共同富裕的中國式現代化服務。

命題5: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共同富裕同時意味著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各個民族的財富量以及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都是同步提升的,而提升幅度須是較為落后的少數民族地區大于其他地區,才能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

這一理論命題要求關系社會學深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族際社會網絡和族際社會資本的研究,探索它們是如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從而提高現代化成果的民族共享程度。

(三)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要求關系紐帶和關系文化研究的理論創新

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61]。物質文明的建設目標是分兩步走,到2035年中國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經濟總量比2020年翻一番,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到21世紀中葉,中國建成高水平的現代化經濟體系,成為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領先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精神文明的建設目標是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加強理想信念教育,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人民精神力量,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相互協調的兩種文明建設為關系紐帶研究和關系文化研究提出了新的任務。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命題:

命題6: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實踐證明,物質文明的建設成效是日新月異的,與市場經濟體制的深化改革并行。

在此進程中,前文所述的五種關系紐帶的分布及其動態變化,將為區分物質文明建設的積極社會后果和消極社會后果提供重要參考標準。消極社會后果是:隨著時間推移,情感價值成分在關系紐帶中的作用越來越弱化,而工具理性成分的相對作用越來越強化,關系紐帶交易化和冷漠化;積極社會后果與之截然相反:隨著時間推移,情感價值成分在關系紐帶中的作用保持不變或者加強,工具理性成分的作用是以情感價值成分為前提條件的。實證研究應該聚焦各種紐帶的增減趨勢及其影響因素的分析。

命題7:精神文明建設屬于文化范疇,而文化變遷是相對緩慢的過程,需要跨越諸多時代和世代才會發生顯著變化[62]。

為此,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需要關注精神文明建設的有效性,聚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斷深入人心的程度,看其是否形成了新的關系行為慣習:個人與國家關系上的愛國慣習;個人與職業關系上的敬業慣習;個人與陌生大眾交往關系中的誠信慣習;個人與熟人小眾交往關系中的友善慣習。實證研究應該研討這四種新慣習的概念定義、變量測量和趨勢分析。

命題8:與上述命題同理,有效的精神文明建設也將弘揚中華傳統美德。

為此,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擁有修身律己、孝順長輩、崇德向善、禮讓寬容等傳統美德的人口比例,不但保持穩定增長態勢,而且在社會各階層、各民族、各群體、各區域中均有顯現。實證研究應該創新性地發展題器設計,推出中華傳統美德的態度指標和行為指標,將上述理論命題轉化為研究假設,通過模型分析加以檢驗。

(四)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要求關系作用研究的理論創新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正確把握了人與自然的辯證統一關系,把握了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的這一內在本質。這一認知一方面有利于建設生態文明、推動綠色低碳循環發展,促進更高質量、更持續安全發展;另一方面符合全體人民對于優美環境日益增長的需要,蘊含了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精神內核,有利于加快美麗中國建設。這兩個方面的社會意義要求關系社會學開展對應的關系作用研究。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命題:

命題9: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市場理性至上、放任資本無序擴張的錯誤態度,避免無止境的利潤追逐所導致的對自然無節制的索取、對生存環境帶來了嚴重創傷。

為此,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關系社會學應該持續開展環境保護的關系作用研究,包括環保意識提升作用、環保行為改善作用、資源開發制約作用、環境污染懲戒作用等,讓生態文明理念和行為成為人際社會交往的內容,以期加快生態文明制度建設,提升中國環境保護和環境治理能力。

命題10:環境保護和環境治理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貫穿于現代化發展過程的始終。

為此,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全體人民生態文明觀念的形塑,人民對于優美環境日益增長的需要,須經調查研究獲得一手數據,用以開展實證研究和對策研究。哪些關系紐帶對于人民的生態文明理念發揮提升作用?哪些關系機制對于優美環境的人民需求發揮促進作用?又有哪些關系紐帶和機制產生負面作用?這些是關系社會學應該深入研究的議題。

(五)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要求關系研究邁向國際視野的理論創新

走和平發展道路的中國式現代化,體現了大國擔當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理念,否定西方國家的“零和博弈”思維和“國強必霸”邏輯,堅持國家之間互相尊重、平等協商,是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為世界謀大同的鮮明彰顯,是思想自信和實踐自覺的有機統一[63]。走和平發展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對外需要與全世界平等待我之民族和國家建立友好合作關系,彼此依存、互利共贏,以發展促和平、以和平求發展;對內需要動員全體人民投入高質量發展,實現強國目標,才能以經濟真實力、科技硬實力、文化軟實力與世界各國交往。無論對內還是對外的這些努力,都需要發揮中國獨特的關系網絡優勢。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命題:

命題11:走和平發展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是重要的實踐平臺。

與絲綢之路沿線國家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中國以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為原則,其中民心相通是“五通”的最高標準,也是“一帶一路”平臺能否長久持續的關鍵機制[64]。以紐帶特殊性、功能復用性、頻發義務性、核心圈超穩的中國特色關系網絡,在實現“五通”過程中發揮怎樣的促進或抑制作用?尤其是,絲路沿線各國有著不同的民族群體,其文明起源、宗教信仰、價值標準、文化認同都各不相同,如何發揮中國的關系網絡優勢、避免其劣勢,以促進與各國人民的民心相通,是關系社會學研究的重要任務。

命題12:走和平發展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必須做到科學技術自立自強,實現原始創新能力和關鍵核心技術的自主可控,才能實現領跑戰略,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結伴并跑。

為此,需要有效發揮中國特色的關系網絡優勢,促進知識共同體、科技共同體的內外交流、彼此借鑒、相互競爭、互相激勵,早日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中國知識共同體和科技共同體的人際關系網絡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知識發現與轉化?同事好友網絡、合作伙伴網絡、團體協助網絡、戰略聯盟網絡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科技創新和應用推廣?如何改善這些網絡以便更好地發揮知識共同體和科技共同體的最大效能,使得中國盡早進入原始創新能力全面增強、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的創新型國家?這些將是關系網絡研究的重要議題。

命題13:走和平發展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必須堅持高質量發展戰略,早日建成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文化強國、體育強國、健康中國,以經濟真實力、科技硬實力、文化軟實力與世界各國交往。

實現這些強國目標也需要有效發揮中國特色的關系網絡優勢。既有研究表明,中國特色的關系網絡是大眾創新創業、大眾體育、全民健康等方面的必要社會機制。那么,在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中國特色的關系網絡對于實現各種強國目標如何發揮積極作用?怎樣弱化和避免其消極作用?如何改善中國特色的關系網絡以利于創造最佳的社會條件實現強國目標?這些是關系社會學需要研究的問題。

五、結語

中國式現代化是立足中國大地、具有世界意義的偉大實踐,對于社會學理論創新提出了時代要求。本文梳理了西方社會學現代化理論的主要成果,在分析其歷史和理論局限性的基礎上,簡述中國社會學的群體性理論導向和聯系性理論導向,然后聚焦中國主體話語的關系社會學,審視其創立背景和十多年來的學術成果,從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大中國特征出發,進一步發掘了關系紐帶、關系文化、關系機制、關系作用、關系網絡的研究議題,提出了相關理論命題,為實證研究提供理論依據,以期推動關系社會學的理論創新。

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動態實踐過程,本文提出的理論命題是一個初步嘗試。未來的實證研究不但需要通過定性材料和定量數據的收集和分析,檢驗這些理論命題的條件真偽性,發掘研究結果的政策應用價值,同時還要從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過程中探索新問題,提出新的理論命題,與時俱進地調整研究方向和議題,為實現中國現代化強國目標而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