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前后對老撾政策對比研究

摘要：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是新中國第一次以五大國的身份參與國際會議，社會主義陣營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在會議中就朝鮮半島與印度支那半島問題進行了激烈爭論，并就印度支那問題達成了和平協定。而其中的老撾問題，常被當作印度支那問題中一個并不重要的部分，甚至被看作越南問題的附屬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研究者忽視。中美在老撾問題上的不同，是僵化的對抗政策與較為靈活和平共處政策的對比，在對待弱小的國家較為靈活的和平共處政策無疑是更合適的。對于大多數弱小國家而言，在擁有選擇權的情況下，往往會選擇較為寬容友好的大國，而非奉行遏制與對抗的強國。中美兩國在日內瓦會議期間關于老撾問題的外交交鋒，是新中國外交的一次重大勝利。通過對中美雙方關于老撾問題的政策進行分析研究，可以為當下中國在中美競爭和合作中如何處理與周邊鄰近國家的關系提供借鑒。

關鍵詞：中美關系；1954年日內瓦會議；印度支那；老撾

中圖分類號：K15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4）08-0025-06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U.S. Policies Towards

Laos Before and After the Geneva Conference in 1954

Liu Yi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4）

Abstract： ?The Geneva Conference in 1954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articipated in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s one of the five major powers， in which the socialist camp and the Western camp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rgued heatedly over the issues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the Indochina Peninsula， and reached a peace agreement on Indochina issues. However， the Laos issue was often regarded as an unimportant part of the Indochina issue or even as a subsidiary issue of the Vietnam issue， which has been ignored by researchers to some exten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Laos issue is the contrast between a rigid policy of confrontation and a more flexible policy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the latter is undoubtedly more appropriate in dealing with less powerful countries. For most of the less powerful countries， given the choice， they tend to choose the more tolerant and friendly powerful countries rather than the ones that practice containment and confrontation. The diplomatic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over Laos during the Geneva Conference were a major diplomatic victory for the new China. By analyzing the policies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Laos issue， it is possible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hinas relations with its neighbors in the context of China-U.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Keywords： Sino-US relation; the Geneva Conference in 1954; Indochina; Laos

老撾是臨近中國南部的一個內陸小國，其社會經濟發展較為落后。但是，由于其獨特的戰略位置，隨著二戰后國際政治局勢的演進，老撾逐漸成為冷戰初期大國博弈的戰場。1954年，日內瓦會議召開，奉行遏制戰略的美國和奉行和平共處理念的新中國在老撾問題上進行了外交交鋒，本文將對這一歷史事件進行簡述與分析，并通過分析冷戰時期中國以和平共處理念處理周邊國際爭端之案例，為當下中國處理相關外交問題提供經驗。

一、老撾問題的基本背景

（一）冷戰初期老撾概況

老撾是一個位于東南亞的內陸小國，又稱寮國，面積23.68萬平方公里。全國自北而南分為上寮、中寮、下寮，地形以山地和高原為主，其與中國、越南、柬埔寨、緬甸以及泰國相鄰。地處熱帶，全年分為雨季（5—10月）和旱季（11月—4月）。

老撾人口并不稠密，即使到今天，經濟與社會發展水平仍十分有限，屬于聯合國認定的世界最不發達的47個國家之一。而在本文所涉及的冷戰早期，老撾的經濟社會情況則更加落后。1956年的一份調查顯示，只有不到一半的老撾人知道他們的國名叫老撾［1］1。教育、通信、道路等作為一個現代國家必要的基礎設施十分匱乏，缺乏民族主義運動的土壤。二戰后遍及亞非拉的社會主義運動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功，是因為社會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相互結合的結果，而老撾的社會經濟基礎不足以支持這樣的運動。老撾的紅色親王蘇發努馮在給其已經分道揚鑣的戰友的信中這樣寫道：“老撾人民在天性中存在聽之任之、不做抗爭的傾向，這種傾向導致老撾人民只能處在亞洲苦力的低賤地位上，不會享有領土、自由，不會取得民族獨立?！保?］21這種論斷自然是片面的，但也體現出了老撾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極為落后，民族主義發展緩慢的情況。這樣一個發展水平較低，缺乏民族主義運動土壤的國家，卻成為了冷戰中大國在東南亞博弈的重要戰場。

（二）二戰后老撾局勢的演進

1940年，老撾出現了第一個有案可查的獨立運動，50名老撾青年，大部分都是大學生，受到法國戰敗的影響發動反對法國的政變，但最終失敗，成員流亡泰國。1945年9月15日，老撾首相佩差拉親王不顧國王反對宣布老撾獨立，并在10月12日舉行獨立慶典，頒布憲法以及成立政府。但這個被稱為“老撾伊沙拉運動”的民族主義運動很快被法軍鎮壓，主要成員流亡泰國。

這個獨立運動很快陷入分裂，外交部長蘇發努馮親王在越南共產黨勢力的影響下日趨左傾，認為印度支那的解放需要三國的聯合，老撾需要在越南共產黨的幫助下獨立（伊沙拉運動的其他成員認為老撾應該依靠自身的力量獨立）。同時，蘇發努馮對法國殖民者的打擊更加堅決，其他伊沙拉運動的成員很多則選擇與法國和解，最終，伊沙拉運動于1949年10月25日宣布解散。

而蘇發努馮則在越共的支持下成立了巴特寮——老撾的共產主義組織，該組織受到了北越的全面支持，這種支持既有共產主義理想的驅動，也帶有越南控制老撾的意味，巴特寮組織內部有部分高級干部有很深的越南背景。

北越如此重視老撾，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1946年12月19日，法國軍隊炮擊河內，隨后發動了對越南的全面武裝進攻，拉開了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的帷幕。1954年3—5月，法軍在奠邊府戰役失利，法國完全失去了繼續戰爭的信心。在全世界都在提倡和平的氛圍下，支持法國的美國最終也被迫參加日內瓦會議，開始了印度支那問題的和談。同年7月21日，在日內瓦會議上，關于印支問題的一系列協定最終簽訂，第一次印支戰爭宣告結束。第二次印度支那戰爭又稱越南戰爭。中得到了回報，老撾和巴特寮為北越在戰爭中獲勝做出了巨大的貢獻。1950年是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出現重大轉折之年，越南民主共和國獲得了中國、蘇聯的承認和援助，大大增強了越南人民軍的戰斗力。1950年9月至10月，越南人民軍進行了邊境戰役，控制了紅河三角洲以北的地區。然而北越在隨后的軍事斗爭中卻遭受了巨大挫折。1952年4月，北越改變方向，向越南西北與老撾方向進軍，同年10月至12月越南人民軍取得了成功，將其根據地連成一片。1953年4月至5月，北越獲得了更大的成功，將根據地進一步擴大。美國開始重視老撾的戰略價值，認為丟失老撾會導致美國丟失印度支那與東南亞，進而使得其通向印度、緬甸和泰國的門戶失守［2］。

在軍事戰略層面上，北越的擴張行動為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的決定性戰役——奠邊府戰役的勝利創造了有利條件，對于戰爭的勝利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而此時的老撾則顯現出自身的地緣政治價值與軍事戰略價值，因此成為大國博弈關注的一個焦點。同時，對于老撾自身的解放而言，第二次老撾戰役之后，老撾的共產黨力量急劇增長，在桑恕和豐沙里建立起穩定的根據地，為后來日內瓦會議上，巴特寮能在老撾爭取一塊軍事集結地打下了基礎［1］35。

二、1954年日內瓦會議中國關于老撾的決策

（一）中國政策的目標

老撾是中國的鄰國，其政治形勢變化與中國的國家安全有緊密的聯系，對于中國來說至少需要保證老撾的中立化。

中國當時仍是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員，而且被成員國視為亞洲社會主義運動中的重要角色。這樣的定位，迫使中國必須在印度支那問題的處理上為社會主義陣營爭取盡可能好的結果。對于中國來說，增強在印度支那的社會主義力量，不僅有利于提升自身在國際社會的威望，也有利于鞏固自身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最后則是最基礎的，即降低中國周邊國家沖突的烈度，為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提供和平穩定的環境。正如毛澤東主席所言：“我們要爭取十年功夫建設工業，打下鞏固的基礎?！保?］具體地說，就是實現印度支那半島的?；?，為印度支那三國的共產黨勢力爭取盡可能好的結果，對于老撾來說，就是為巴特寮爭取一塊軍事集結區與政治上合法的地位，正如周恩來總理在日內瓦會議第六次全體會議上所言：“大家知道，高棉有抵抗軍隊，寮國也有抵抗軍隊，這兩支抵抗軍隊是由高棉和寮國本國人民組織起來的軍隊而為兩國抗戰政府所領導。有人說高棉和寮國的抵抗軍隊不是他們人民組織起來的軍隊而要求將這兩支軍隊加以撤退作為?；饤l件，這是不現實的，因而也是不能接受的。試問，怎么能夠要求高棉和寮國人民自己組織起來的軍隊撤退到高棉和寮國領土之外去呢？”［4］157-158盡管這三個目標在特定情況下有一定的沖突，但總體而言是可以同時達成的，這為中國在會議上的成功打下了基礎。

（二）中國在日內瓦會議關于老撾問題的政策與執行

1.會前準備

中國關于日內瓦會議的第一個決策是接受參加日內瓦會議的邀請。1954年1月28日至2月18日，美英法蘇四國外長柏林會議達成決議，召開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的國際會議，討論解決印支問題和朝鮮問題，由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向中國轉達這一邀請。中國政府接受這一邀請，并派出以周恩來總理為首的外交代表團。這一決策使中國以大國的身份參加了這次會議，一定程度上保證了之后的決策得以實行成為可能。

中國接下來的決策就是與同陣營國家進行會前磋商，為隨后的會議作準備。經過會前磋商，社會主義陣營對緩和局勢有了共識。蘇聯在印支地區的現實利益較小，擔心美國卷入的日漸加深會引發重大國際危機［5］，所以，中國與蘇聯在1954年3月就有了在印度支那半島北緯16度為停戰線的共識，并與越南方面進行了進一步的磋商，盡管越南認定印度支那沒有明確的前線而無法切實推進停戰的決議，最終還是就?；疬_成和平協議取得了共識。

2.會議中的爭論與僵局

雖然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已經達成了一致，但是西方國家內部卻有較大分歧，最重要的是美國，作為超級大國對會議的態度十分消極，導致兩大陣營對問題的看法差距甚大，所以日內瓦會議關于印度支那問題的解決進程推進緩慢。

首先，兩大陣營對老撾與柬埔寨問題是否獨立處理的問題發生了激烈爭論，社會主義陣營認為必須將印度支那三國視為一體，而西方國家陣營，特別是隸屬其中的老撾王國與柬埔寨王國，認為應將印度支那三國的問題分開處理，主張越南人民軍撤出這兩個國家，而且認為越南人民軍“入侵”了這兩個國家［6］749-750。此外還有關于老撾抗戰政府，即巴特寮代表是否能出席會議的問題雙方亦未達成一致意見。最終，中國代表未在老撾抗戰政府的代表權問題上做過多堅持。直到會議結束，老撾抗戰政府代表也未出席會議，只在會外幫助工作［1］50。關于印度支那三國問題是否分開處理，雙方意見差距較大，只得擱置，先行討論越南的?；饐栴}。而在越南?；饐栴}上僅達成了法越雙方的軍事代表立即在日內瓦會晤，以劃定雙方軍隊的軍事集結區［1］53-54。會談很快陷入僵局，英國首相艾登認為使得會議陷入僵局的癥結是：“其一，是柬、老問題是否與越南問題分開處理，其二則是國際委員會的組成等問題，雙方的分歧是廣泛而深刻的?！保?］54西方國家的代表們在會議陷入僵局后紛紛采取了消極措施，美國方面稱：“這個會議休會對我們是有利的?！保?］1147

3.中國政策的轉變與會議僵局的突破

最終社會主義陣營選擇對原有立場做出改變，而與對方達成破冰的人正是中國的周恩來總理。他于6月16日與英國首相艾登會晤，周恩來總理表示老撾和柬埔寨不能成為美國的軍事基地以威脅中國的安全，中國愿意看到老撾與柬埔寨成為獨立自主的國家并中立化，越南民主共和國同樣與之和平相處，應承認老撾本地抵抗部隊的合法性，越南志愿部隊從兩國撤出。艾登表示，這也是英國的要求［7］385。這代表著中國和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在對老撾以及柬埔寨兩國政策發生了重大的轉變，中國不再謀求將印度支那三國視為一個整體，將三國問題一并解決，而是將老撾與柬埔寨視為一個獨立、和平和中立的國家。這個轉變的原因正如周恩來5月30日發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所說：“印度支那的三個成員國的民族和國家的界限是非常顯明和嚴格的。這種界限在法國建立印度支那殖民統治之前就已經存在，而且在三國人民中也是這樣看待的，過去我們在國內沒有看得這樣嚴重。柬埔寨和老撾兩個王國的政府在大多數人民看來仍然是合法政府，并且是被世界三十多個國家承認的政府?！保?］這代表著中國和整個社會主義陣營需要將印度支那三國分開看待，而非視為一個整體，同時為三國的抵抗政府爭取盡可能好的停戰協議。這個轉變大大加快了會議的進程，美國試圖阻止，最終卻以失敗告終。

4.協定的最終達成

中國在確立了承認老撾與柬埔寨獨立并使兩國中立化的政策后，就堅定地執行這一決策，在三方面做出努力并獲得了成功。

第一，與所涉國家的代表團分別會談并聚在一起。6月20日至21日，周恩來總理會見了印度支那三國的代表團團長，取得了他們對方案的認可，最終以周恩來21日晚宴請了三國代表團作為取得最重要成果的標志。越南代表團團長范文同在晚宴上承諾撤出越南的志愿部隊。在友好的氛圍下，三國都接受了中國的方案。

第二，在自己同盟內部達成一致。7月3至5日，周恩來總理會晤了越南領導人胡志明等人，商討解決印度支那問題的具體細節，最終，越共形成了《七·五文件》，決定將老撾的豐沙里和桑恕作為巴特寮的軍事集結區［9］。

第三，與對立陣營的代表會談，保證中立化的落實。在同盟內部達成一致后，周恩來總理回到日內瓦，與艾登會晤確認關于老撾不能有美國軍事基地，也不能參加任何軍事同盟組織。艾登對后一問題一度閃爍其詞，但在與美國的史密斯代表確認后，艾登給了肯定的答復［4］252。此外，周恩來總理還與老撾的代表薩拉尼空會晤，打消了老撾方面所謂“分治”的顧慮，周恩來總理表示：“老撾的抵抗部隊最終會參加老撾的大選，而軍事集結區只是一個暫時性的措施，并不是分治?！痹谥袊砻鲬B度后，老撾方面也承諾不參加任何軍事同盟［4］332-335。

在以周恩來總理為團長的中國代表團的推動和其他國家有識之士的幫助下，日內瓦會議的參會各方最終在7月20至21日達成了關于老撾問題的最終協定——《關于在老撾停止敵對的協定》。該協定要求不在老撾興建新的軍事基地，不往老撾輸入除了老撾的自衛武器之外的武器。成立國際監督委員會（由加拿大、印度、波蘭派出相同數量的軍官組成）［4］529-535保障執行該協定。老撾王國政府也發表聲明，表示“禁止利用老撾領土為侵略戰爭服務，在老撾境內不保有軍事基地（法國保有的兩個軍事基地除外），老撾不參加任何軍事集團”［4］507?？梢钥闯?，中國的目標是較為務實的，而且在具體的目標和策略上展現出了非常大的靈活性，實現了為經濟建設贏得一個穩定的國際環境的目標，保障了中國的國家安全，也為印度支那的盟友爭取到了盡可能好的局勢，更將自己新型的外交理念——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成功應用到了處理重大的多邊國際問題上。

三、1954年日內瓦會議美國關于老撾問題的政策

（一）美國的政策目標

戰后初期的美國與中國相比，有更廣泛的利益考量，美國需要維護遍布全球的利益、強化全球的同盟體系。而這些利益與同盟關系在很多情況下是互相沖突的。具體到老撾問題，與美國有同盟關系的老撾鄰國泰國和遠在歐洲的英國與法國其訴求是不同的，英法更希望美國將力量投入到歐洲。而泰國則希望美國在印度支那投入更多的資源。這二者無疑是相互沖突的。

除了同盟的問題之外，還有威望和意識形態的問題，盡管“遏制政策之父”喬治·凱南認為，保持西方世界的內部活力是遏制共產主義最為重要的武器，而非遏制一些非關鍵地區共產主義的擴張。但美國的決策者很快就將遏制政策擴大到全球的每一個地區。在這樣一種戰略的指導下，對于美國而言，任何共產黨勢力的擴大或者獲得國際社會的承認都會被視為美國的失敗。印度支那問題更被視為遏制中國的重要部分。所以，美國對印度支那的態度是非常強硬的，以至于中國將其視為“主戰派”。這種強硬讓美國的印度支那決策存在諸多限制。

但是與后來深陷越南戰爭的美國肯尼迪和約翰遜政府不同，艾森豪威爾政府對印度支那問題仍有底線，即不向該地派出美國的地面部隊［1］47。這一目標是有嚴重的內在沖突的，尤其是與殖民帝國逐漸崩潰的英國和急于撤軍的法國有較為嚴重的分歧。這使得美國執行自身的決策較為困難。相比中國，美國的決策主旋律是對抗與遏制，可在印度支那半島問題上又缺少實現遏制戰略的手段，如同一個深受束縛的巨人。這導致美國在日內瓦會議中包括老撾問題在內的許多問題上都遭遇了挫折。

（二）美國在日內瓦會議關于老撾問題的政策與執行

美國在日內瓦會議的一個重要決策是盡可能拖延會議。一位現代美國研究者承認“日內瓦會議是戰后最無聊的一次戰爭談判，因為越盟的勝利，會議的結局是注定的”［10］。對于美國來說，越盟及其盟友在戰場上的勝利勢頭無法改變，但其目標卻是盡最大可能減少共產主義陣營的擴張。這一點無疑是美國及其盟友最大的共同利益。但是由于地理位置等因素，使得英法這樣的歐洲國家與大多東南亞的親美國家之間對待印度支那問題的態度差距較大。而對于美國自身而言，仍在考慮干涉成本的問題，艾森豪威爾會選擇干涉成本較低的手段［10］。美國決策層深知軍事干涉的成本過高，所以拖延會議進程是最好的選擇。

接下來的情況則是美國和其盟友都支持將印度支那三國分開處理，并且一定要將北越軍隊撤出，因為老撾受到了北越的“入侵”。正如上文所述，會議因為這一分歧陷入了長久的僵局，并有導致會議失敗的可能。

然而，隨著以中國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陣營在這個問題上作了重大讓步后，美國對會議的拖延戰略宣告失敗。美國的強硬派國務卿約翰·杜勒斯只得單方面與非共產黨國家一起表達這一立場：“美國準備同其他有關國家一起尋求一種防務聯系，以便在達成任何解決方案后反對直接或間接的侵略，以保護東南亞非共產黨地區的完整?！比绻_不成解決方案，法、美將共同商議應采取的措施，包括考慮是否將問題提交聯合國，但都以失敗告終。這就是說，法美兩國實際上在印支問題上已經分道揚鑣了。杜勒斯還說他與總統商量后再行決定，他不能再返回日內瓦，他不愿使自己處于不得不在公開場合說“不”的地位［11］。

最終美國只得以不參加協議的簽署但又不破壞協議來表達自己的不滿［10］。這種自我孤立的行為并不能掩飾美國在印度支那強硬政策的失敗。美國的研究者也不得不承認“艾森豪威爾成功地實現了不派遣地面部隊的目標，但對共產主義寸土不讓的杜勒斯可能是會議最大的輸家”［10］。而這種強硬政策，在會議后仍然延續并最終將美國帶入越戰泥潭。

四、中美老撾政策的對比與對當代中國的決策啟示

（一）中美對老撾政策的對比

毫無疑問，日內瓦會議是新中國與社會主義陣營的一次勝利，即使是美國的研究者也不得不承認“共產黨陣營在日內瓦做得很好”［10］。美國只得以不簽署最終協議的方式來表達抗議。而中國則是這次勝利的重要推動者。甚至可以說，日內瓦會議達成的一系列協議標志著中國一個重要的外交轉變，即從思想上落實到了具體的外交行動上。在新中國成立早期，因為冷戰緊張氛圍和意識形態的因素，中國領導人對中立政策一度采取排斥態度。1949年6月，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指出在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之外不存在第三條道路，劉少奇在1949年11月也認為“中立不過是帝國主義的替身”［1］91。但隨著中國越來越多地參加到國際事務中，新中國的領導人逐漸認識到，國際社會情況非常復雜，對中立的完全不容忍會導致嚴重的后果，正如周恩來總理所言：“是用戰爭能夠團結老撾和柬埔寨，還是用和平可以團結它們？是用戰爭團結東南亞呢，還是用和平團結它們？答案是用和平可以團結它們，用軍事手段只會使它們投向美國?！保?］389而中國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提出開始，始終以此為指導處理國際事件。在不觸及中方核心利益的情況下，我國愿意跟任何政治經濟制度的國家和平共處，而不以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作為判定的依據，這為新中國爭取更好的外交環境提供了有力的幫助。以日內瓦會議為例，這種有禮有節、平等相待的外交方式使得中國與老撾、柬埔寨兩國的關系得以促進。時至今日，老撾王室已經不再當政，但柬埔寨王室卻存續至今并與中國保持著傳統友誼，這與中國采取的和平共處的外交方針有很大的關系。

而與之相對比，美國采取的一直是僵化的遏制政策，對所有不服從自己的國家都進行敲打，即使中立也不接受。這種情況嚴重減少了美國外交政策的可選項，從冷戰爆發以來，美國在亞洲的遏制政策日趨僵化，在喬治·凱南的認識中，東亞大陸應該屬于不重要的地區，但隨著社會主義陣營的不斷壯大，美國出現了名為“東亞錯位”［12］的認知失調，開始將大量應該投入到國內建設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資源投入到東亞，越南戰爭就是這種錯誤的頂峰。老撾也淪為了越南戰爭的副戰場。

直到尼克松時期美國采取收縮政策，并與一切有共同利益的國家合作；同時，由于蘇聯犯下幾乎同樣的錯誤才使得美國成為冷戰的勝利者。由此可見，僵硬的遏制對抗政策往往會適得其反，無法起到真正的遏制作用。

（二）對當代中國外交政策的啟示

中美在老撾問題上的不同，是僵化的對抗政策與較為靈活和平共處政策的對比，在對待較為弱小的國家較為靈活的和平共處政策無疑是更合適的。對于大多數弱小國家而言，在擁有選擇權的情況下，往往會選擇較為寬容友好的大國，而非奉行遏制與對抗的強國（當然，如果一個大國采取強硬手段控制弱小國家，剝奪弱小國家選擇空間的情況不在考慮范圍）。

對于當代中國來說，繼續對周邊較為弱小的國家采取和平共處、適當讓利的政策達到削弱美國旨在遏制中國的政策無疑是奏效的。目前來看，以泰國為代表的美國“弱聯盟”受到了一定的削弱，沒有同盟關系的越南也采取觀望態度。由此可見，這樣一種和平共處的外交政策仍然是有效的。而美國的強硬政策往往會在這樣的政策下遭到阻遏，繼續堅持并因應形勢調整政策并吸取歷史上的成功經驗將有力地支持我國的崛起之路。

五、結束語

中國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的政策成功兼顧了自身的利益、同盟的需求甚至另一陣營的合理關切，使得和平協議得以成功簽署，為中國的國內建設贏得了和平的環境；并且鞏固了中國作為東亞地區大國的地位。最重要的是，在周邊國家中建立了一個良好的國際形象，留下了惠澤至今的外交遺產。而其中在老撾問題上的政策是一個很好的剖面，中國達成了自己實現和平的目標，為盟友巴特寮武裝贏得了軍事集結區，還贏得了作為對立陣營的老撾王國的尊重，這一系列的成功經驗無疑值得今人借鑒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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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劉屹（1998—），男，漢族，廣東佛山人，單位為云南民族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研究方向為國際關系理論，國際關系史。

（責任編輯：趙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