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先秦儒墨的葬祭觀

摘要：先秦儒家緣人情之葬祭禮文、墨家利死生之葬祭目的，均可歸宿于至誠，即通過委棄、虧損自我以奉養鬼神，委棄自我的程度則代表了奉神的虔誠度。兩家的葬祭觀在理論導向上均有其合理性，但在禮崩樂壞的特殊時期，其理論在實踐上往往有失偏頗。且在戰國學派互攻的歷史語境下，諸子未能始終緊扣至誠之思理，進一步遮蔽了儒墨葬祭觀的合理性。

關鍵詞：儒家；墨家；至誠；葬祭；厚薄

中圖分類號：I209;K22;B2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4）08-0056-04

On Funeral Ritual Views of Pre-Qin Confucianism and Mohis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uxurious Burial， Simple Burial and Utmost Sincerity

Rao Xiaoyu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Abstract： The funeral rituals and lament of pre-Qin Confucianism were based on human feelings while the funeral goal of pre-Qin Mohism was aimed at benefiting both the dead and the living， both of which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utmost sincerity， i.e.， to serve the ghosts and gods by abandoning and losing oneself， and the degree of abandoning oneself represents the degree of the piety of worship to the gods. Their views of funeral ritual have their rationality in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but in the special period of the collapse of rites and music， their theories were often biased in practice. Moreover，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schools mutual attack in the Warring States， the scholars failed to always stick to the idea of the utmost sincerity， which further obscured the rationality of the Confucian and Mohist funeral ritual views.

Keywords： Confucianism; Mohism; utmost sincerity; funeral ritual; luxurious and simple

《圣經》有言，駱駝穿過針眼，比財主進神的國更易。這句話涉及內心虔誠程度的問題，即委棄自我程度的問題：包括物質財富、自我精神等的委棄。比方說，富人與窮人的祭品與其全部財產各組為一個分數，該分數代表了他們各自的虔誠度。富人的分母比窮人遠遠大得多，那么富人奉神之物雖比窮人豐厚，但在他們所擁有的碩大分母之上，其虔誠度仍不及窮人。故知奉神的虔誠程度并非以祭品的厚薄作為參照，而是以委棄自我的程度作為標準的，但無論或厚或薄，實歸于一途：至誠，即須委棄、虧損自我以奉養鬼神。

在先秦諸子學派爭鳴的歷史語境中，葬祭厚薄是各家論爭的一個顯著焦點。其中，尤以儒、墨最為顯著。但隨著厚葬久喪、節葬薄祭分別被標示為儒墨的葬祭觀，兩家理論的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也被遮蔽。近年來，學者們雖已注意到厚葬久喪并非儒家觀念、極端儉確亦非墨家宗旨，然其立論并非始終系于葬祭之核心：委棄自我以至誠。故仍未能從根本上對儒墨的葬祭觀予以深度把握。本文擬以至誠為核心觀測點，以期發掘儒墨葬祭觀的合理性。

一、儒家緣人情之葬祭歸宿：至誠

先秦諸子對儒家葬祭觀念的批駁，或出于變異的厚葬久喪陋習對社會生產的破壞、對民眾身心的戕害，或緣于繁文縟節流于表面而成為生人博取聲名的工具。究其根源，乃是由于禮崩樂壞時期，儒家葬祭理論在實踐上出現了偏頗。而實際上，儒家構建的葬祭禮文系統有其合理性，始終是以至誠為中心而表達人的自然情感的。相比于禮文本身，儒家更為重視的是禮文所承載的虔誠之心?！栋速罚骸凹郎袢缟裨凇?；孔子言禮之本：“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保?］5358《檀弓上》中子路有言：“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余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余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余也?！保?］2782諸如此類語例，均系此意。

禮節儀文只是情感的緣飾［2］?！盾髯印ざY論》言：“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祀，飾敬也?！保?］儒家的喪祭之禮文，只是飾情、達情的工具而非目的。本于人的自然情感，儒家所處理過的葬祭之禮便形成一個文飾系統，該系統根據人關系的親疏、情感羈系之深淺來制定禮儀以達情。一言以蔽之，即《坊記》所云：“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保?］3511儒家的葬祭禮文在于恰切地表達至誠。

儒家雖重視祭祀禮文，并非唯厚祭是尚，他們強調“節”，即合理的度，唯其稱也。如《禮記》中，孔子便表達了對子路、伯魚服喪違禮逾期而哭的不滿。曾子為父執喪七日不進不飲，子思評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比簟安粍賳?，乃比于不慈、不孝”［1］2776。故圣人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過猶不及。禮節儀文既“節”人之情，又“文”人之情［4］，使內外相副。

至于葬禮，儒家一方面在適當程度上通過委棄自我的身體、精神來實踐禮儀，進而表達孝子的至誠之心。如服父母之喪，毀傷扶杖、“寢苫枕塊”等，是委棄自我的身體；而不揚樂、“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等，是委棄自我的精神；齋（齊）而戒欲以使心志齊一、精誠明潔，祭祀不祈，“虛中以治之”“不敢盡其私”等是完全委棄自我的私心雜念。且毀傷須有節度：“毀瘠不形，視聽不衰……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于不慈、不孝?！保?］2703另一方面在禮制與財力允許的范圍內，通過委棄自我的錢財為逝者置備葬具來表達至誠。如《禮記·檀弓下》中，子路傷貧，父母生不足以養、死不足以葬，孔子寬慰他說：“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保?］2836《孟子·公孫丑下》中，在面對充虞質疑自己為母所制棺木過于華美之時，孟子答曰：“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于人心獨無恔乎？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保?］5886

至于祭禮，儒家則有較為明顯的薄祭傾向，委棄人之所嗜而薄祭，遠人情彰神明以示誠敬?！抖Y器》：“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冪，椫杓?！保?］2703《樂記》亦直云“大禮必簡”。祭禮實為禮之大者，貴在“反本修古，不忘其初”。故籩豆所呈薦之祭物“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祭祀以作為“五味之本”的玄酒（清水）為尊、以疏布粗席為尚［1］3104。祭祀禮文內在的至誠是充盈了外在禮儀程式的神圣情感，《周易》中記錄的簡樸祭禮均本于此。但《周易》并不直言“誠”，而言“孚”“有孚”。據統計，在《周易》中，“孚”字出現43次［5］，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孚》卦，它奠定了一種至誠方可感格的思想。在《周易》中，“孚”“有孚”常與“薄祭”同時出現，構成了薄祭+“孚”/“有孚”結構。如下表。

據上表，“藉用白茅”“樽酒，簋貳，用缶”“二簋”“酌損之”“禴祭”，均為薄祭。用薄祭而無咎、貞吉，都以“孚”“有孚”為前提。相比于祭品，儒家更為重視祭者精神層面更深程度的委棄自我，正所謂“奢而慢不如儉而敬也”［1］3516。

儒家所堅守的葬祭禮文只是緣飾情之工具。無論厚祭薄祭，均自適于其恰切的禮文依托與表達，均以委棄自我而達至誠。

二、墨家利死生之葬祭歸宿：至誠

墨家在實用功利層面倡節葬，往往以儒家為攻擊對象。一則在于儒家葬祭禮俗之現實流弊與變異，二則在于其學術來源的特殊性。一般而言，墨家主要代表的是手工業者的利益，故其反對厚葬久喪的論據也常在于不廢農業、手工業等實用生產方面。儒家極力維護的禮樂制度并不適用于普通民眾，繁重的生活負擔使他們難以將禮文付諸實踐。墨子看到厚葬久喪帶來的嚴重后果：國貧民弱、人口減少、政務廢棄、引敵攻伐、鬼神棄罰等。故他上本于三代圣王之葬制，下觀于百姓人民之實利，進而肯定了節葬的合理性。

墨子之節葬并非無節制地減損，有其合理的限定范圍：“不失死生之利?！保?］112《節葬下》中，墨子將中國之君子“太厚”的喪葬禮俗與三個邊緣國家“太薄”的喪葬習俗進行對比，認為“葬埋之有節矣……子墨子制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無發泄于上，壟足以期其所，則止矣?？尥迊?，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佴乎祭祀，以致孝于親。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保?］111-112可見，墨子之節葬自有其節度與合理性。它最終落于實處：“不失死生之利?！?/p>

然墨子并非一味強調節葬而忽略至誠之核心表達。禮崩樂壞時期，儒家的葬祭禮文在實際的使用與實踐中，往往流于表面而丟失內在的誠意。人們遵循繁文縟節并非出于真情，而是生人對聲名的趨求。正如《非儒下》指責儒家之言：“繁飾禮樂以淫人，久喪偽哀以謾親”［6］180，墨家反對偽飾而言節葬，其目的在于切實地立誠。

墨家將誠敬視為祭祀的核心?！睹鞴硐隆芬暪砩駷閷嵱?，墨子據“三表法”竭力證實鬼神的存在。其中，墨子所舉的一些例子值得關注，如宋之《春秋》所傳載觀辜奉神不敬慎：珪璧不滿度量、酒醴粢盛不凈潔、犧牲之不全肥、春秋冬夏選失時，故鬼神使祩子罰誅觀辜。又有王里國、中里徼二人爭訟，齊君使二人盟于齊以斷獄，中里徼“請品（盟）先不以其請（情）”［6］142-145，即盟于鬼神而不言實情，是不誠于神，故鬼神罰誅。諸如此類論例均表現了墨家祭祀旨在委棄自我的私心雜念以達至誠。

墨家深明，奉神的虔誠程度并非以祭品的厚薄作為參照，而是以委棄自我的程度作為標準。如《魯問》中魯國一尸祝以一小豬求百福于鬼神，墨子聞而止之曰：“今施人薄而望人厚，則人唯恐其有賜于己也。今以一豚祭，而求百福于鬼神，唯恐其以牛羊祀也。古者圣王事鬼神，祭而已矣。今以豚祭而求百福，則其富不如其貧也?！保?］287魯祝不僅吝于委棄資財以設祭品，其精神還至為不純不誠、所圖甚多，故墨子止之。又有一曹公子，墨子推薦他到宋國做官，三年而返，見墨子言己先前家貧時無資財祭祀鬼神，及家富祭祀不僅未得福報反遭殃害，故他質疑墨子致神之道。墨子答曰：“夫鬼神之所欲于人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祿則以讓賢也，多財則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季拑肺之為欲哉？今子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財而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焉，曰‘盜何從入？若是而求福于有怪之鬼，豈可哉？”［6］288-289鬼神想要的很多，不僅僅是取食祭品而已，還需要祭者處高爵祿而能讓賢，得資財而能分貧濟眾。而曹公子所委棄的祭品相較于其全部財富其實不值一提，故其虔誠度也大打折扣。且曹公子欲求福報，則未委棄自我的私心雜念，故鬼神不饗而反降災。

需注意的是，墨子之答語還指向其兼愛理想?！斗▋x》言天“行廣而無私”“施厚而不德”“明久而不衰”，是衡量萬事萬物的標準，人須法天。如何法天？墨子說，“天之所欲則為之，天所不欲則止?！保?］12-13天有純粹無私之德，不論大國小國、高低貴賤，天皆兼愛、兼利，故天所欲為即在于兼愛，所不欲為則在于交相賊害。于墨子而言，人須委棄自我而以純粹、無私的至誠之心奉事鬼神，有利能以分人，有位能以讓人，若只貪圖一己私利則不為神所佑助。

《經說下》言：“損飽者，去余，適足不害。能害飽，若傷麋之無脾也。且有損而后益智者，若瘧病之于瘧也?！保?］226墨家深明萬事萬物自有其節度、損而后有益的道理，其葬祭理論即本于此理，要求人能有委棄自我、損己利人的至誠之心。而至誠之心，實際又歸于墨家的兼愛理想。

三、學術派別曲解原因：至誠思理未能一以貫之

先秦儒墨的葬祭觀均有其合理性，原因在于他們都以至誠為旨歸，并自有節度。兩家雖互相責難對方的葬祭實踐，但實際他們都明于人須委棄自我、純粹至誠方能感通于鬼神。儒家禮文要求“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若禮與誠俱足則為至善，若不能俱足，則寧禮不足而哀有余、敬有余。儒家葬祭觀既“節”人之情，又“文”人之情，其禮文表達同于墨家，都是在兼顧死者與生者的層面來展開的。

但戰國中晚期后，隨著學術派別進一步分裂、辯士游說以誘利，儒墨葬祭觀的合理性在此歷史語境中被進一步遮蔽?！俄n非子·顯學》言：“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以為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為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7］韓非將儒墨的葬祭觀定性為兩個極端，認為二者均為“雜反之學”，君主不宜兩立而應摒棄。這是法家中立的葬祭觀，更是其趨時談辯偏至之手段。

道家極少言葬祭，但《老子》所倡質素簡樸之道實已隱開薄祭之風?！肚f子》則以其對死亡的超脫態度，對儒家禮文進行了批駁。如《至樂》中莊子妻死，莊子鼓盆而歌?！洞笞趲煛分凶由羲?，孟子反、子琴張二人亦相和而歌。子貢認為“臨尸而歌”非禮，二人則相視而笑子貢不知禮意。其后，又借孔子之口批駁儒者拘泥于世俗禮文“以觀眾人之耳目”［8］120-122?！读杏堋分星f子將死，其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感喟世人溺于人事而興厚葬，做表面功夫是很可悲的。相較于儒家，《莊子·天下》對墨家的評價則寬緩得多，雖言墨子“以自苦為極”，但他看到了墨子利民的至誠損己之心，故稱贊墨子“真天下之好”［8］467。

若緊扣委棄自我私心雜念的至誠思理，可知造成學派曲解的原因有三。其一，儒墨之理念與實踐有所脫節，不能切實地委棄自我的私心雜念至誠于鬼神，以致兩家一流于奢侈、一趨于儉確，故深為別家所詬病。正如沈欽韓所言：“原夫圣人之制禮，因人本有之情而道之。莫可效其愛敬，莫可罄其哀慕，則有事親敬長之禮、吉兇喪祭之儀，所以厭飫人心，而使之鼓舞浹洽者也。后賢之議禮，則逆揣其非意之事，設以不敢不得之科，多方以誤之，使人煩懣憒眩愧恨之意生，而捍格之蔽深?！保?］其二，諸子談辯互攻，以己之長攻人之短，不能委棄自我的偏見與私心而給予客觀評價，故加劇了學術派別的曲解。其三，更隱秘的原因在于諸子未能基于虔誠度（委棄自我程度）對兩家葬祭觀予以切實考量，而是表面地將至誠與祭品厚薄、禮儀繁簡等進行簡單對應，故各家的批評亦停留于表面的禮文與儉確。

概言之，造成學派曲解的根源在于各家未能始終緊扣至誠之思理。今人大多未能綜觀儒墨葬祭理論全貌，往往根據諸家的批判言論進一步曲解，將厚葬久喪標為儒家的葬祭理念［10］，將儉確滅性視為墨家一以貫之之道。

四、結束語

儒墨兩家均知，虔誠度并非以祭品的厚薄作為參照，而是以委棄自我的程度作為標準的。故兩家均能從不同角度將其葬祭觀引入委棄自我的純粹、至誠之心。同時，他們亦知萬事萬物自有其（道）節度與規律，“節”而后方能適中、合理，儒家葬祭禮文常言“節”“節文”，墨家亦遵循一定的節度而談節葬祭祀，故兩家葬祭觀在一定程度上能保有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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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饒曉玉（1999—），女，苗族，四川自貢人，單位為上海大學文學院，研究方向為唐前文學。

（責任編輯：張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