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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復活”

2024-05-08 13:35鄒小千
讀寫月報(高中版) 2024年3期
關鍵詞:朵夫罪惡托爾斯泰

鄒小千

人的精神升華和人的成長,不僅意味著對現實惡的否定,也意味著對產生這種惡的社會根源的否定。在這種意義上說,發掘自身的“人性”而拋棄“獸性”,乃是個體走向自我拯救的必然途徑。

——題記

《復活》是托爾斯泰創作生涯里的最后一部長篇巨著,也是他耗時最多、修改最勤的力作,還是他“思想宗教倫理和美學探求上”總結性的作品,同時也“在一定意義上對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的發展做了總結”①。作品對國家、教會、土地私有制和資本主義以及法律、法庭、監獄、官吏和整個國家機器的反人民本質做了廣泛而又深刻的揭露。

小說講述的是,作為陪審員的涅赫留朵夫出席一次法庭審判,發現受審人(已淪為了妓女且被誣陷為殺人犯)竟然是自己十多年前在姑姑的莊園里引誘過的女仆瑪絲洛娃。他的良心深受觸動,開始懺悔自己的罪惡,后來又上下奔波幫助她減免刑罰,并陪同她到西伯利亞流放。涅赫留朵夫的行為逐漸使瑪絲洛娃由對他的恨轉為感動,并重新在心中萌生出對他的真摯的愛,但也正是這種愛讓她經過認真考慮,拒絕了涅赫留朵夫的求婚。因為自身的經歷給涅赫留朵夫帶來了不好的聲譽,瑪絲洛娃最后選擇了與流放中的革命者西蒙松結合成伴侶。于是,涅赫留朵夫和瑪絲洛娃雙雙在精神上得到了“復活”。

作家托爾斯泰在《復活》中塑造了兩個豐滿而又復雜的典型人物——涅赫留朵夫和瑪絲洛娃。他們的命運和生活道路,體現了19世紀俄國社會生活的某些本質方面。

作為小說的男主人公,涅赫留朵夫是一個不斷地為本階級的罪惡懺悔的貴族形象。大學時代的他,是個正直的、有著美好道德追求的善良青年,他曾把自家的部分土地分給農民;他對瑪絲洛娃有真摯的好感。大學畢業后,他涉足上流社會,當上了軍官。隨著社會地位和生活環境的變化,他漸漸變成了墮落的典型的自私自利者。重回姑姑家時,他誘奸了瑪絲洛娃,隨后丟下100盧布,就輕易地拋棄了她。八年后,涅赫留朵夫在法庭上再次遇見瑪絲洛娃。她的不幸遭遇深深地震動了涅赫留朵夫,他意識到自己所犯的罪行,并決心用行動來贖罪。在與瑪絲洛娃的幾次監獄會面和為她的冤案四處奔走的過程中,涅赫留朵夫認清了現實的丑惡,對本階級和專制制度的仇恨日益強烈。涅赫留朵夫最后從《福音書》中得到了精神“復活”的啟示。

涅赫留朵夫作為“懺悔貴族”的形象,在托爾斯泰創作的人物畫廊中是一個特殊的典型。同以前幾部長篇中探索人生意義和社會出路的貴族主人公(《哥薩克》里的奧列寧,《戰爭與和平》里的彼爾,《安娜·卡列尼娜》里的列文等形象)不同,他對統治階級及其國家機器的專橫和殘暴、對人民的苦難和不幸的社會根源有著清醒的認識。他意識到本階級的罪惡如此深重,不時地懺悔,并力圖與本階級決裂。他認識到正是貴族霸占了大量土地造成了農民的極度貧困,之后將一個田莊交給農民。雖然他每前進一步都充滿矛盾,但觸目驚心的現實迫使他不停地思索,推動他在矛盾中向前走去。在莫斯科、彼得堡官場的奔走,使他感到那些擔任要職的官員是制造“罪犯”的罪犯。在前往西伯利亞的道路上,他目睹政治犯遭受的欺凌虐待和死亡,加深了對生活的理解,進一步認識了貴族階級的罪惡;他還為無辜的囚犯奔走求救;他的思想情緒與貴族社會格格不入:姐姐和他爭吵,姐夫和他辯論,姨母對他冷淡,上流社會對他非難。涅赫留朵夫逐漸背離貴族階級,成為本階級的叛徒。他痛恨社會及周圍的種種罪惡,但看不到改造社會的積極有效的方法;他努力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僅致力于道德的自我修養和完善;他從《福音書》中發現的真理,實際上并不能真正消除社會罪惡,只不過是個人道德完善的一紙“藥方”罷了。涅赫留朵夫這一形象,既概括了當時的部分進步的貴族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也反映了作家本人的思想矛盾。

涅赫留朵夫的精神復活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整體上看,是從僅為一己道德墮落的個人懺悔,上升到為整個貴族地主階級和國家制度對人民所犯罪惡這一更高意義上的懺悔,而精神復活的最終完成是其皈依《福音書》的教導,從中找到了打開心靈迷霧的鑰匙。具體而言,他由意識到曾對瑪絲洛娃犯下的罪惡開始,走上了靈魂蘇醒和為自己的罪惡而懺悔、贖罪的心靈之路。通過為瑪絲洛娃減免刑罰奔走的經歷,又從個人之惡進一步清醒地看到了整個社會制度的罪惡。

雖然《復活》里男女主人公精神復活的道路是不同的,但作者認為他們的精神歸宿是一致的,即“博愛”與寬恕。不過,小說思想意義的深刻性不在于這種幻想式的道德說教。作為一個“最清醒的現實主義者”,托爾斯泰在這部作品中通過對男女主人公的復活過程的描寫,自覺不自覺地揭示了這樣一個道理:人的精神升華和人的成長,不僅意味著對現實的惡的否定,也意味著對產生這種惡的社會根源的否定。小說的這一思想是深刻而積極的。在作品中,托爾斯泰“撕下了一切面具”,對沙皇俄國時代的一切國家制度、社會制度和經濟制度進行了強烈批判。小說對宗教式虛幻世界的追求,與對現實中各種社會現象之實質的深刻洞察、揭露和批判是共存的。因此,盡管這部作品在思想上有消極的一面(即“托爾斯泰主義”所包含的幾個方面:“道德自我完善”“不以暴力抗惡”“全人類普遍的愛”等),但它的深度和力度以及對社會各階級描寫的表現力,是超過作者以往任何一部作品的。

瑪絲洛娃是托爾斯泰的作品中第一個以被壓迫的下層婦女的形象出現的人物。作者多角度深入地描寫了她的不幸遭遇,這同革命風暴的臨近以及作家的世界觀的轉變是分不開的?,斀z洛娃是農奴的私生子,從小寄人籬下,成了地主的“半養女,半家奴”。在被涅赫留朵夫踐踏遺棄后,她到處漂泊,受盡蹂躪,最后淪為娼妓。這種生活使她認識到“所有關于上帝和正直的話全是騙人的話”。當涅赫留朵夫向她表示贖罪時,她喊道:“走開,我是犯人你是公爵,……你在這個世界里拿我開玩笑還不算,又拿我來拯救你的靈魂,好讓你能上天堂!”這是被侮辱者長期積累的發自內心的對統治階級的仇恨和反抗!

《復活》不僅思想內容深刻,而且藝術成就也很高,被贊譽為“無與倫比的俄國生活的圖畫”“俄國革命的鏡子”。

首先,托爾斯泰采用二重組合的性格系統,在雙向逆反的發展中生動地刻畫了涅赫留朵夫的性格。

人性與獸性、精神與物質、理想與現實的不斷沖突,構成了涅赫留朵夫性格的兩極特征和生動的性格形態。例如男女主人公在法庭上驚人的巧遇,他怕瑪絲洛娃認出自己來,弄得他當眾出丑,判了她四年苦役,他如釋重負;她悲傷的哭聲,震動了他的心靈;他不顧自己的舉動被別人注意,決心為她上訴,想跟她結婚,幫助她擺脫災難。他在不同情境中的情感,交織著各種復雜的內容,很難用自私、冷酷、虛偽或者真誠、質樸和善良來概括。這里有朦朧的懺悔,也有淡淡的恩情,有真實的自我、良心的譴責,又有虛假的道德自我完善;有以個人為本位,又有以他人為本位;似乎在吞食苦果,又似乎在吐出苦果。正是由于他性格深層結構中兩極內容的爭斗,才使這個形象充滿藝術魅力,給讀者留下回味無窮的審美空間。

其次,托爾斯泰描寫人物和安排結構遵循的對比基本原則。

《復活》是一幅“無與倫比的俄國社會生活的圖畫”②,在不曾有過的深度和廣度上塑造了血肉豐滿的藝術形象,并成功地運用強烈的對比來揭示主題。這種對比手法,在小說中是多種多樣的:有場面與場面的對比,有形象與形象的對比,有大自然與社會的對比,等等。譬如,涅赫留朵夫的早晨與瑪絲洛娃的早晨,柯察金家的宴會與饑餓的瑪絲洛娃,副省長的沙龍與苦役犯動身去西伯利亞,等等。平凡的生活現象通過作家在布局上的調動造成了強烈的反差,生活現象本身深刻的社會意義和震撼人心的藝術力量,在這些對應場面的不協調中顯示了出來,效果強烈。不同人物的不同生活,不同階級的不同命運,全都深刻地揭示了階級的對立和矛盾,增強了作品揭露與批判的力量。

再次,托爾斯泰在作品中大量采用的多種諷刺手法。

《復活》里的諷刺是多種多樣的:有直接進行的諷刺和嘲笑,有被諷刺對象在對事物的看法中表達出的無意識的自我諷刺;有一個人物諷刺另一個人物,有帶有某種特征的肖像的諷刺;有通過生動細節進行的諷刺,有用針砭的比喻進行的諷刺。譬如,在揭露官方教會的虛偽和法庭辦案的荒謬時,托爾斯泰除了運用獨特的細節描寫外,還通過鮮明的對比來達到強烈的諷刺藝術效果:教堂里,犯人的鐐銬聲同圣潔莊嚴的贊美詩的歌聲混雜在一起;法庭上,“神圣”的判決,竟然是在法官們各懷私心的狀態下做出的;公訴人慷慨激昂的發言,同他在妓院里廝混的場景形成尖銳的對照。

又次,托爾斯泰打破了歐洲傳統小說首尾完整的封閉式結構的固定模式。

小說戲劇性的高潮和結局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女主人公像江河水一樣流動無盡的命運。這種開放式的結構,給20世紀的小說形式提供了新的啟示。單一情節的作品很難有《復活》所具有的社會容量。作家通過男主人公為瑪絲洛娃上訴奔走和處理田莊等事,人物“人像展覽”式地出現,把上層社會和下層人民的生活、城市與農村的生活、外省與首都的生活,都呈現在讀者面前,描繪了一幅“無與倫比的俄國社會生活的圖畫”。

最后,作家運用哲理思考和大聲疾呼的道德說教來表達批判的火熱激情,使小說具有格外充沛的力量。

《復活》充滿了批判的激情和深刻的思想。小說用鮮明的哲理和道德說教來提出重大的社會問題,描述主人公精神蛻變的內在歷程,表明作者的觀點。托爾斯泰采用大聲疾呼直接訴諸讀者的形式,使作品具有宣言式的風格。

質而言之,托爾斯泰在《復活》中,通過男女主人公復雜曲折的經歷,以單線條的簡明結構和極為鮮明生動的形象,描繪了19世紀俄國社會生活的廣闊圖景,揭示從外省到首都,從地方到中央,整個俄羅斯帝國,包括它的國家機器、官方教會、社會制度、經濟基礎和倫理道德,已經成了囚禁和戕害人民的監獄。用列寧的話說,這部小說撕下了貴族資產階級的“一切假面具”。所以,《復活》盡管存在種種嚴重的局限,仍不失為批判現實主義文學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

【參考文獻】

①米·赫拉普琴科.藝術家托爾斯泰.劉逢祺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版.p347

②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p242頁

(作者單位:重慶市開州區實驗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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