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染病書寫

摘要：加拿大作家阿特伍德以“瘟疫”為主題寫下長篇小說《瘋癲亞當三部曲》，從多重敘事的角度描繪了傳染病大流行背景下，現代社會被利益裹挾，單純追求科技進步，破壞生態、無視民眾疾苦，從而導致社會失序、人類“滅絕”的“末日景象”。小說中的傳染病有著多重隱喻，一是人與自然的隱喻書寫，傳染病的出現是人類隨意破壞自然的必然后果；二是人與科技的隱喻書寫，傳染病揭示了科技凌駕于人類之上的普遍現象。小說以直白、犀利的筆鋒為人們敲響了警鐘：人類中心主義、物質主義、利益至上和科技至上的理念亟待反思，世界秩序和規則需要被重新界定。

關鍵詞：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瘋癲亞當三部曲》；傳染??；隱喻

中圖分類號：I3/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4）08-0161-04

Pandemic Writing

—Apocalyptic Visions in Atwoods Works

Sun Qian

（Neijiang Normal University， Neijiang 641100）

Abstract： Canadian writer Atwood has completed The MaddAddam Trilogy which focuses on the theme of plague， depic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ple narratives tha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andemic， the modern society is coerced by interests， purely pursu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destroying the ecology and disregarding peoples sufferings， which leads to the apocalyptic visions of social disorder and human extinction. The infectious disease in this novel has multiple metaphors， one is the metaphorical writing of man and nature， the emergence of the diseases is the inevitable consequence of humans arbitrary destruction of nature; the second is the metaphorical writing of man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ectious disease reveals the common phenomenon th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superior to mankind. The novels blunt， sharp writing style warn human beings to reflect on those concepts such as anthropocentrism， materialism， the supremacy of interests and technology， and to redefine the world order and rules.

Keywords： Margaret Atwood; The MaddAddam Trilogy; pandemic; metaphor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是加拿大小說家、詩人和文學評論家，其代表作《使女的故事》讓她榮獲被譽為當代英語小說界的最高獎項“布克獎”。她的作品風格變化多樣，寫作后期重點關注生態環境和科幻等話題。隨著2013年《瘋癲亞當三部曲》的出版，阿特伍德實現了從女性主義到科幻現實主義寫作特色的轉換?！动偘d亞當三部曲》由2003年出版的《羚羊與秧雞》、2009年出版的《洪水之年》和2013年出版的《瘋癲亞當》組成。這三部小說以“瘟疫”為背景，從多重敘事角度講述了科技僭越倫理道德引起的慘狀和傳染病隱喻書寫帶給人類的深思。本文旨在通過對三部作品里的傳染病內容為研究基礎，著眼于其隱喻書寫，挖掘阿特伍德筆下所描繪的“末日景象”里人與自然、人與科技、人際之間的關系糾葛。

從古至今，傳染病一直伴隨著人類共生，人類歷史也曾因為傳染病屢遭重創。傳染病絕不僅僅存在于醫學和科學領域，醫生和科學家們以此警示后人遠離野味、保持健康生活。在文學作品中，以“傳染病”“瘟疫”為主題的作品數不勝數。作家們普遍認為傳染病不僅僅表現為生理上的疾病，正如蘇珊·桑塔格所說：“我的主題不是身體疾病本身，而是疾病被當作修辭手法或隱喻加以使用的情形?！保?］可見作家們關注的是傳染病所暗含的隱喻意義，由此引發讀者對現實道德、倫理和價值觀的深思。

一、傳染病與敘事

關于傳染病敘事，有學者指出“在每一場嚴重影響人類生活的疫情中，我們會發現病毒戕害著數以萬計的受感染者；同時，病毒進入語言敘事之后所產生的恐懼感，同樣壓迫著數以億計的人”［2］。因此，借助西方經典作品對傳染病敘事進行研究對后疫情時代的民眾依舊有深遠的意義。

與專門以傳染病/瘟疫為描寫對象的作品不同，《瘋癲亞當三部曲》把傳染病作為背景或情節轉折點?！读缪蚺c秧雞》這部作品名字來自于“大滅絕”的網絡游戲，其中亞當命名地球上存活的動物，瘋癲亞當命名滅絕了的動物。這部作品以吉米的第一視角敘述了吉米生活在奧根農場大院和荷爾史威瑟大院里面見證科技僭越倫理道德，創造了諸如“器官豬”——“這些器官很容易移植并可避免排異反應，但也能抵御每年層出不窮的細菌和病毒的乘虛而入”［3］，以及“浣鼬”“魔發羊”和“獅羊”等雜交動物，其目的在于為私人資本盈利。阿特伍德通過吉米的倒敘，對比描寫了荷爾史威瑟大院里科學至上、表面一切平和美好情境和外面的“廢市”政府不作為的強烈反差。但正是因為秧雞等科學家們的行為徹底導致“廢市”成為了廢墟。秧雞認為，現代智人在人性上有缺陷且遲早會滅亡，因此，他創造了“喜福多”藥片加速人類滅絕，從而為新人類騰出資源和空間，以此完成他偉大的再造世界計劃?！跋哺６唷彼幤?，單從取名就給人一種欺騙性：服用了它，就會變得幸福和幸運，但正是這種錯覺讓人類陷入加速死亡的大騙局中。秧雞創造“喜福多”對外宣稱是用于提升性能力、延長青春的藥片，實際上他在該種藥片里添加了傳染病毒，該種傳染病的“癥狀為高燒、眼睛和皮膚流血、抽搐，接著內部器官癱瘓，然后便是死亡。從癥候出現到臨終一刻的時間短得讓人吃驚。病毒似乎是在空氣中傳播的，但也有水的因素［3］。在小說里傳染病引起的后果也和2020年新冠肺炎暴發引發的恐慌如出一轍，疫情先在一地暴發，接著如小說里所描述的那樣，疫情流向全球，沒有國家免遭病毒侵襲?！敖又诙莺唸笥炙偷搅?，接著是第三份、第四份、第五份，如燎原之勢。曼谷、沙特阿拉伯、孟買、巴黎、柏林。芝加哥以西的廢市……這可不是零星的幾處相互隔離的疫區。這是一次大暴發?！保?］封城、哄搶物資、設置隔離區、缺特效藥，全球陷入恐慌之中?！俺鞘欣锇l生著騷亂，因為交通已陷入癱瘓，超市也遭到哄搶；在第二周里，所有人都被動員起來。倉促集合的疫病管理官員開始發號施令——戰地診所、隔離帳篷；整個村鎮，接著是整個城市被隔離?！保?］阿特伍德筆下所描繪的廢市里恐慌的情景讓秧雞被迫終止“天塘計劃”，并直接讓秧雞滅絕人類、創造新世界的丑行公布于眾。這一瘟疫事件推動了小說故事情節發展，并讓三個主角的矛盾白熱化。通過瘟疫事件的描述，作者抨擊了現代社會的資本壟斷與科技極權的現象。

《洪水之年》依然以“喜福多”藥片引起的瘟疫為背景，小說的敘述者變成了托比和瑞恩兩個女性。她們從女性主義的視角講述廢市在經歷傳染病后，“上帝的園丁”宗教組織領袖“亞當一號”在廢市試圖重建家園的故事?！盁o水洪災”是由“亞當一號”用來指代“喜福多”藥品引起的傳染病。在《圣經·創世紀》里，上帝派亞當與夏娃看管伊甸園，并且禁止其采摘樹上的果子。結果二人沒有抵制住誘惑，他們被上帝趕到伊甸園以外的地方，作為違背上帝旨意的懲罰。他們到了人間后，開始繁衍人類，人類犯下了許多惡行。上帝決定用洪水懲罰人類，只告訴諾亞可以建造“方舟”來抵御洪水。而這部作品里的“亞當一號”正如《圣經·創世紀》里的諾亞一樣，被賦予了在亂世拯救蒼生的任務。他成立了“上帝的園丁”宗教組織，在信仰坍塌、利己主義大行其道的時代，他積極接收教徒、布道基督教教義、奉行素食主義和保護動植物、建立“伊甸之崖”屋頂——人類的“諾亞方舟”?！皝啴斠惶枴痹凇耙恋橹隆蔽蓓敻嬖V教徒們要“積極打造避難的‘方舟：儲備應急食物、學習動植物知識、訓練野外生存技能。同時他還科學地、理性地預見到即將到來的‘洪水是一場瘟疫”［4］?！皝啴斠惶枴闭f“允許我提醒你們大家認識到洗手的重要性，至少一天幾次，特別與陌生人接觸后。練習這個重要的預防措施永遠不是為時過早。遠離打噴嚏的人”［4］?！皝啴斠惶枴苯柚鷤魅静∈录?，要未雨綢繆地規劃應對災難事件的辦法和措施。這體現了阿特伍德創作這部小說的意圖，即以傳染病為背景，對人類中心主義提出批判，“表達對人類命運的擔憂和警醒”［5］，意在提示人類需要為未來命運的發展找到科學的出路。

《瘋癲亞當》作為三部曲里的最后一部作品，它揭示了所有人的發展和結局。在遭遇了人為制造的傳染病之后，僅存的人類必須要尋找重新建立廢市的規則和秩序?！动偘d亞當》小說的標題取自文中的一個組織名稱，他們是高智商的科技人才，被秧雞騙來參與到長生不老的“天塘計劃”里面。在這部作品里，阿特伍德直接道出了瘟疫產生的原因：“他們協助秧雞進行他的大實驗，制造某種極致完美的轉基因人種，可以長生不死。他們也參與了研發‘喜福多藥片的核心工作，大規模瘟疫就是這樣開始的。據說秧雞命令他們把病毒植入超級春藥里?！保?］33這群高智商人群從“天塘計劃”里逃了出來，成為了“上帝的園丁”成員，與吉米和托比等“上帝的園丁”宗教組織的其他教徒們開始試圖尋找人類未來的出路和發展。在遭遇了公司警的突襲之后，“亞當一號”不知所蹤，所有教徒們分崩離析。托比勇敢承擔起了“夏娃六號”的責任，開始在“瘋癲亞當”的泥草屋里——“這塊飛地為那些從滅絕人類的全球性瘟疫中殘存下來的人提供庇護”［6］78開始了曾經“亞當一號”在“伊甸之崖”的工作：儲備糧食、教授各種技能、布道、吸納新教徒。而“天塘計劃”里創造出來的秧雞人也與僅存的人類和平相處，他們一起對抗彩彈手、為受傷的“上帝的園丁”療傷、學習寫字、甚至與人類擁有了孩子。在結局里面，正是因為人類與秧雞人以及器官豬、魔發羊等生物和諧共存，才戰勝了彩彈手，重獲幸福與正常的生活。最后的結局預示著在“后人類時代，人類需要與一切物種和諧共存才能找到自我拯救之道”［7］。

二、傳染病的多重隱喻

隱喻是文學作品中經常使用的修辭手法，作家們借用傳染病/瘟疫隱喻來表達自己當時對傳染病/瘟疫的看法，同時也嘗試引導讀者挖掘作品中的深刻內涵和社會價值。阿特伍德三部小說里都涉及了傳染病書寫，而究其隱喻意義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人與自然、人與科技。

（一）人與自然的隱喻書寫

“人創造的文明，未經善用，反過來就以疾病的形態戕害人。疾病標志著被傷害的生態圈的反叛與報復，也是大自然對邪惡技術擾亂世界秩序的報復?！保?］傳染病的出現是人類隨意破壞自然、濫用科技而造成的后果。在《瘋癲亞當三部曲》里面阿特伍德多次描寫了生態遭到人為的破壞和自然環境的逐漸惡劣，正是自然與人類生態的不平衡導致病菌的快速傳播。作者在《羚羊與秧雞》里生動地描述了生態環境惡化的直接表現：“當海平面飛速升起接著又因加那利群島火山爆發引起巨型海嘯時，房子連同海灘的其余部分以及好幾座東海岸城市都被沖走了。在佛羅里達的葡萄柚種植園，斷了雨水后園子就干癟得像顆大葡萄干了。就在同一年奧基喬比湖萎縮成了個臭氣熏天的泥潭，埃弗格萊茲國家公園則燃燒了整整三個星期?！保?］2001年“小布什上臺以來與能源化石產業保持密切的聯系”［9］，他在《美國能源報告》中建議增加石油、天然氣、煤炭和電力的產量，同時退出多邊環境談判進程。這些政策和做法直接導致企業加大化石能源等的開采與研發，不僅污染了環境還會因為過度開采破壞生態和諧。在《瘋癲亞當》里，澤伯就描述了自己的父親瑞夫正是因為該種政策的紅利而成立了“巖石圣油教”。瑞夫打著《圣經》和《馬太福音》的幌子，杜撰出石油至高無上的地位，號召所有人冶煉石油來造福世界。而這正為苦于石油短缺導致價格飆漲的社會公司高層提供了出路，瑞夫也因此斂財無數。因此，正是由于小布什政府的政策支持加之像“巖石圣油教”的瘋狂洗腦，出現了阿特伍德筆下的廢市垃圾堆積、冰山融化、植被減少以及讓人生病的“變質的食物和水”［6］90。吉米在《羚羊與秧雞》里回憶道，大院的人不會輕易去廢市，“廢市里除了買賣活動外所發生的其他事情都毫無意義：沒有精神生活可言?！保?］

（二）人與科技的隱喻書寫

阿特伍德的《瘋癲亞當三部曲》被稱作科幻小說，里面描寫的科幻場景如電影里的景象：轉基因動物、基因編制的人類、雜交人類等在作家筆下屢見不鮮。但阿特伍德自己更愿意把三部曲當作現實主義作品來看待，在描述離奇的科幻場景時，她嘆惋于人類精神文明的失落，抨擊科技僭越倫理道德。在第一部曲《羚羊與秧雞》里面，吉米的父親是大院基因研究的專家，他負責器官豬的研發工作。吉米的父親這樣描述器官豬：“這些器官很容易移植并可避免排異反應，但也能抵御每年層出不窮的細菌和病毒的乘虛而入。一種快速成熟基因被拼接進器官豬體內，這樣其腎、肝和心臟可以很快制備好，現在他們的技術正日臻完善，一只器官豬一次可長出五六只腎。這種宿主動物多余的腎便可以割下來；然后也不用殺死它，而是讓它繼續生長出更多的器官，很像龍蝦失去一只鉗子后能再長出來?！保?］吉米的母親也是大院里面的科學家，她負責研究對器官豬有害的病菌。但是吉米的母親和父親對這些基因編制項目有著截然不同的態度。吉米父親升職搬進了荷爾史威瑟大院之后，兩人之間的矛盾更加突出，吉米母親指責吉米父親“在干涉構造生命的基礎材料。這是不道德的。是一種……瀆圣行為”［3］。吉米母親顯然反對違背人類倫理道德的行為，但是吉米父親卻沉迷于基因項目帶來的豐厚回報。吉米母親有一天便離家出走，再也沒有回來，吉米后來從電視里的“快樂杯”游行示威活動中看到母親，得知母親被公司警一槍打死。吉米母親是反抗科技僭越倫理道德的代表者，其結局以死亡告終，這似乎諷刺了科技凌駕于人類的現象。

三、傳染病隱喻書寫的反思

阿特伍德的三部曲以科幻小說的形式為讀者再現了瘟疫襲擊的慘烈場景，作品里傳染病造成的“末日景象”讓中國讀者不得不聯想到發生于2020年的新冠肺炎病毒。作家先知性的末日描寫讓讀者深思人類中心主義，讓政府當局對各種頻發的社會問題引起重視。在作品里既充滿了悲情和慘烈的個體問題，也呈現了群體的分崩離析，同時還凸顯了時代痛癥問題。她不僅僅描寫了傳染病，還借瘟疫來質詢人類如何為“后疫情時代的社會發展尋找合適的出路”［10］。

四、結束語

以《瘋癲亞當三部曲》傳染病書寫為研究對象的并不多，大多數學者主要關注第一部小說《羚羊與秧雞》里的“瘟疫”場景，而忽視了其余兩部作品里“瘟疫”對現實的警醒作用。通過本文分析得知，“三部曲”之一的《羚羊與秧雞》里描述廢市被“瘟疫”病毒籠罩的情境呼應了之后新冠疫情中的的苦難情形?！叭壳敝逗樗辍防镉谩皐aterless flood”來指代“瘟疫”，借指《圣經》所預示的結局：人類會被這場“洪水”滅絕。第三部《瘋癲亞當》則為讀者展現了“瘟疫”之后，世界廢墟的景象：人類幾乎滅絕了，而僅存的人類也即將在孤獨和缺少食物中滅亡。阿特伍德用其細膩的手法和精湛的筆觸為現代人類敲響了警鐘：世界的秩序和規則需要被重新界定，人類不再是世界的中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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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管新福.病毒、隱喻與臨床救治：20世紀以來西方文學的瘟疫敘事［J］.名作欣賞，2020（16）：12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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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松林.人類命運共同體視域下的英美詩歌瘟疫書寫［J］.外國文學動態研究，2021（2）：17-28.

［8］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M］.程魏，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20：33.

［9］閆海艷.瑪格麗特·阿特伍德長篇小說中的疾病書寫［D］.曲阜：曲阜師范大學，2022.

［10］朱振武.文學想象：從生態批評到環境正義［N］.文藝報，2015-04-13（7）.

作者簡介：孫倩（1996—），女，漢族，四川內江人，單位為內江師范學院，研究方向為美國文學。

（責任編輯：趙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