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創造了人本身”新論*

李 珍

“勞動創造了人本身”命題出自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中的最后一篇論文——《勞動在從猿到人的轉變中的作用》（以下簡稱《勞動》）?！罢谓洕鷮W家說：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源泉。其實，勞動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為勞動提供材料，勞動把材料轉變為財富。但是勞動的作用還遠不止于此。勞動是整個人類生活的第一個基本條件，而且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致我們在某種意義上不得不說：勞動創造了人本身?！雹佟恶R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88頁。該命題內涵豐富、意義重大，它彌補了達爾文單純從生物學角度說明從猿進化到人的理論局限，從哲學、社會學高度回答了人類起源問題；將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與社會歷史觀相銜接，使辯證唯物主義形成了完整體系；揭示了勞動對于人及人類社會的創造性作用，為馬克思主義正確處理人、自然與社會的關系奠定了科學基礎。然而，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哲學、人類學、遺傳學等領域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圍繞該命題展開了激烈而持久的爭論，具體問題包括：恩格斯關于人類起源的論斷是否合乎現代科學？勞動的工具規定性是否正確？命題的生物學基礎是拉馬克主義還是達爾文主義？倘若是前者，命題是否還能成立？這些質疑不但威脅到“勞動創造了人本身”本身的科學性，甚至還會影響整部《自然辯證法》的合理性。近年來，來自多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從各方面證實并推進了這一命題，展現了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

一、人類起源問題

在《勞動》一文中，恩格斯提出“勞動創造了人本身”之后，大篇幅論述了勞動在從猿轉變為人過程中的創造性作用，即勞動促進手的自由、語言的產生、人腦的形成、意識和抽象能力的發展、人及人類社會的出現。學者們關于“勞動創造了人本身”命題的一個爭論是，該命題關于人類起源的論斷是否合乎現代科學。有學者認為，由于人類是自然界的一種生物，其起源必然受自然律的支配，而用非自然的“勞動”來解釋人類起源是一種超自然律①這里的自然律指的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生物進化規律。在這些學者看來，“勞動”之所以是非自然因素，是因為勞動是體現了生物體主觀意圖的行為，主觀意圖不能夠完全用生物進化規律來描述。的特創論，在本質上否定了現代科學②龔纓晏：《關于“勞動創造人”的命題》，《史學理論研究》1994年第2期，第25頁。。這種觀點源于認識論上的兩種局限：一是把人類起源問題看成是純粹的生物學問題，而非文化、社會等多領域的問題；二是立論的出發點仍然是經典達爾文主義，而未考察達爾文主義的最新研究進展。

首先，從學科范疇的界定上來說，人類起源問題絕不僅僅是生物學問題，而是一個涉及自然科學、文化、社會的跨學科問題。作為一個生活在19世紀的學者，恩格斯對人類起源的看法是極具前瞻性的，《物種起源》是達爾文在1859年出版的，他從生物學角度（主要包括變異性、遺傳性、人工選擇、生存競爭和適應等方面）回答了人類起源問題，之后這一問題的研究逐漸向交叉學科發展，形成了后來的人類學。作為一個獨立學科，人類學產生于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它是一個涉及生物學、社會學等領域的交叉學科。從探索人類起源問題的學科發展史來看，恩格斯所給出的答案已經遠遠超出了他所處的時代，他看到了達爾文學說的不足。雖然人類起源直接地要受自然界客觀存在的生物進化規律的制約，但人類與自然界的其他動物相比具有明顯的獨特性，這主要表現在人類除了具有動物本能之外，其思維能力和實踐能力明顯高于其他動物。因此，僅僅根據一般生物學規律來解釋人類何以發展成為一種在思維和實踐方面遠超其他動物的物種，顯然是不夠全面和準確的，這無法解釋人與動物之間的巨大差異。

恩格斯在批判性繼承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基礎上，從社會學、哲學等方面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補充，從而提出了“勞動創造了人本身”命題?！笆紫仁莿趧?，然后是語言和勞動一起，成了兩個最主要的推動力，在它們的影響下，猿腦就逐漸地過渡到人腦……由于隨著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現又增添了新的因素——社會，這種發展一方面便獲得了強有力的推動力，另一方面又獲得了更加確定的方向”。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992—993頁。勞動在人類獨特屬性的生成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提出了人的四重規定性，即人是自然存在物、類存在物、對象性存在物和社會存在物，而勞動在人的這四重規定性中都起著關鍵作用。

第一，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但與動物本能式地、全面地依賴自然不同，人是具有能動性的自然存在物，人通過勞動發揮自身的能動性。勞動使人與自然互為對象，一方面自然界是人的對象，另一方面自然界成為了人的自然界，人通過勞動使天然自然演化為人化自然。第二，人不但是自然存在物，還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坝幸庾R的生命活動把人同動物的生命活動直接區別開來?！雹佟恶R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6頁。，“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是人在勞動中生成并實現的，勞動就是人的自覺自由的活動，人在勞動中確證了自己是類存在物。第三，人不是“惟一存在物”，而是對象性存在物。勞動將對象性活動貫穿于人的規定之中，是人在對象性活動中實現自我本質力量的確證。第四，人的本質規定是社會存在物，勞動使人們集聚在一起，促進個體與他人構建各種各樣的社會關系，從而使人成為處于一定社會關系中的社會存在物。由此可見，勞動在人類生成的過程中具有不可忽視的巨大貢獻。因此，該命題不僅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達爾文單純從生物學角度來研究人類起源問題的不足，而且極具預見性地展現了人類起源的全貌。

其次，從達爾文主義的發展歷程來看，生物進化理論經歷了從經典達爾文主義到現代達爾文主義的轉變，理論逐漸趨于成熟、完善。達爾文所代表的經典達爾文主義存在明顯的理論缺陷，所揭示的生物進化規律并不完備。例如，該理論過分強調物種的漸變過程，以至于它無法解釋一些生物進化過程中的“躍變”現象，如寒武紀時期的“生命大爆發”（Cambrian Explosion）②在這一段時期，門類眾多的無脊椎動物突然大量產生。；該理論過于強調自然選擇在生物進化中的作用，而忽視了生物體對環境的適應性行為所發揮的作用?，F代達爾文主義者在這些方面均做出了改善，他們提出，生物體的適應行為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產生新的自然選擇壓力，導致生物體表型的逐漸變化，并最終通過基因型的作用形成新的性狀?，F代綜合進化論的集大成者恩斯特·邁爾（Ernst Walter Mayr）提出，主體的行為在主體的進化中起著重要作用，勞動在人類進化中所起的作用為生物進化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③參見［美］恩斯特·邁爾：《很長的論點——達爾文與現代進化思想的產生》，田洺譯，上海：上?？茖W技術出版社，2003年。。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包括達爾文在內的許多科學家都指出，自然選擇不是導致生物進化的唯一因素，許多其他的進化機制尚未得到探索。達爾文本人就曾經在《物種起源》緒論的結尾處寫道：“我深信自然選擇是變異的主要途徑，雖然并非是唯一途徑?！雹埽塾ⅲ莶闋査埂ち_伯特·達爾文：《物種起源》，周建人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年，第19頁?？梢?，達爾文對生物進化機制持開放態度，他并不認為他所論證的自然選擇機制是生物進化的唯一途徑。不少現代科學家也持這一觀點。邁爾就明確指出經典達爾文主義“有些還不完備，而且過于簡單”⑤［美］恩斯特·邁爾：《很長的論點——達爾文與現代進化思想的產生》，第180頁。，他認為傳統的由基因型決定表現型的發育程序過于簡單，并不是所有的發育程序都由遺傳因素決定。生物學家瓦格納（Andreas Wagner）也批評經典達爾文主義“拋棄了生物體本身和表現型，一味執著于對基因型的研究”。⑥［美］安德烈亞斯·瓦格納：《適者降臨》，祝錦杰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7頁。雖然主流的生物進化論能對大多數進化現象提供有力的解釋，但生物進化的全景圖并未被科學家完全探明，以此為依據簡單否定勞動在人類起源過程中的作用是不可取的。

綜上所述，人類起源問題的學科發展史與現代達爾文主義的相關理論表明，“勞動創造了人本身”命題在人類起源問題上的論斷不但是合理的，而且極具前瞻性。恩格斯從生物學、社會學、哲學等多學科角度揭示了勞動在人類起源過程中的作用，彌補了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的單一視角問題，并獲得了現代科學的證據支持。

二、勞動的工具規定性

關于“勞動創造了人本身”命題的第二個爭論是關于“勞動”的工具規定性。恩格斯在《勞動》一文中認為，“勞動是從制造工具開始的”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994頁。。但一些學者提出，現代科學發現表明動物也會制造工具。例如，綠鷺會向水中投喂人類丟棄的面包，一旦有小魚游過來，它們就會用長長的嘴抓魚吃，如果是大魚，它們會把面包屑叼起來，等到大魚游走后，再把面包屑丟進水里等小魚。最聰明的還數會“制造工具”的黑猩猩，他們會使用木棍做出各種復雜的行為。比如，遇到蜂巢想吃蜂蜜時，它們不會直接用嘴去咬而被馬蜂蟄個半死，而是拿一根長長的樹干捅馬蜂窩，然后舔舐木棍上的蜂蜜；它們想吃白蟻時，會用木棍捅白蟻窩，把白蟻趕出來吃掉后，再搗毀白蟻窩，吃里面的白蟻卵；它們想吃帶刺的果實時，會用樹葉當手套以免被刺傷；并且它們還會將這些技能傳給下一代②［英］珍妮·古多爾：《黑猩猩在召喚》，劉后一、張鋒譯，北京：科學出版社，1980年，第41—43頁。。根據恩格斯對“勞動”的定義，至少能夠得出黑猩猩也可以勞動的結論，這意味著勞動不是人類和動物之間的本質區別。這當然是對恩格斯“勞動”概念的誤解。

首先，恩格斯的“勞動”概念強調了勞動是主體的創造性活動。恩格斯提出“勞動是從制造工具開始的”，這句話有其具體語境，他在論述類人猿的遷徙、斗爭、濫用資源等活動后明確指出：“但是，這一切還不是真正的勞動。勞動是從制造工具開始的”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994頁。。其言下之意是類人猿的遷徙、斗爭、濫用資源等活動只是屬于一般動物出于生存本能進行的、被動地適應自然界的活動，還不具有創造性，因此并不屬于勞動范疇。類人猿“除了無意中用自己的糞便肥沃土地以外，它們沒有能力從覓食地區索取比自然界的賜予更多的東西?！雹堋恶R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993頁?！耙痪湓?，動物僅僅利用外部自然界，簡單地通過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變化；而人則通過他所作出的改變來使自然界為自己的目的服務，來支配自然界。這便是人同其他動物最終的本質的差別，而造成這一差別的又是勞動”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998頁。。由此可見，恩格斯認為類人猿還不具有勞動所要求的自覺能動性和創造力，因此它們還無法從事勞動。在此基礎上，恩格斯對勞動進行了定義——勞動是從制造工具開始的，這里實際上隱含了對“制造工具”的主體的規定性，主體必須具有較高的意識水平，擁有自覺能動性和創造力。

這一觀點與馬克思是一致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道：“勞動資料的使用和創造，雖然就其萌芽狀態來說已為某幾種動物所固有，但是這畢竟是人類勞動過程獨有的特征，所以富蘭克林給人下的定義是‘a toolmaking animal’，制造工具的動物?！雹蕖恶R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1—172頁。馬克思認為，雖然一些動物最初也可能創造和使用勞動資料，但勞動資料的真正創造和使用仍然是人類勞動的一個獨特特征，因為人類勞動是一種自覺能動的活動，而像一般動物諸如此類的萌芽狀態是一種無意識的、本能的活動。正如馬克思所說：“最蹩腳的建筑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蠟建筑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雹佟恶R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70頁。自覺能動性與創造力是人類超越動物的基本特征，也是人類勞動與動物處在“萌芽狀態”的類似活動的本質區別。因此，馬克思認為勞動資料的創造和使用依然是人類勞動過程獨有的特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制造工具才被視為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制造工具與人類的創造性之間的關系也被當代科學和哲學不斷驗證。法國古人類學家勒儒瓦—高漢（AndréLeroi Gourha）研究了史前時期“類人猿”變成“人類”的過程，他也認為這個過程是以工具的制造為標志的，他為此找到了很多考古學方面的有力證據。斯蒂格勒進一步闡釋了這一過程，他認為制造工具實質上是人類記憶的外部化（exteriorization）過程，而記憶的外部化需要以想象力作為其先決條件，同時，外部化為想象力開辟了新的可能性，使想象力能夠建立一種新的外部化形式，從而建立一種新型的技術（即工具）②［法］貝爾納·斯蒂格勒：《技術與時間》第一卷，裴程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20年，第183頁。。

其次，恩格斯的“勞動”概念強調了勞動的生產性，“制造工具”是制造并使用生產工具的意思。人類制造工具的過程是人類利用其固有的對象性力量改造和支配自然世界的過程，自然界被納入人類勞動的范圍，以服務于自己的目的。這一過程的結果是凝聚了人類本質力量的人造工具的創造，而人造工具的出現使得人類的勞動領域得以拓展，人類的勞動資源和勞動對象更加豐富，最終促進了生產力的變革。盡管自然界中的其他物種也可以制造簡單的工具，但由于它們制造工具只是出于先天的生存本能，不具有任何生產性目的。并且，與人類的制造的工具相比，動物制造的工具復雜性程度非常低，因此，動物對自然界的改造絕不可能是深層次和大規模的，根本無法推動生產力的變革和發展。

概言之，恩格斯此處對勞動的界定蘊含著兩層涵義：其一，勞動是主體的創造性活動，因此，勞動主體必須具有較高意識水平，能夠從事自覺的、能動的、創造性的活動；其二，人類勞動是從制造工具開始的，因為制造工具的過程就是勞動所具有的創造性和生產性的體現，人造工具的出現既是人類創造力的體現，也意味著生產力的發展。而根據這一定義，對恩格斯“勞動”的工具規定性的質疑也就不攻自破了。前文所述的綠鷺、黑猩猩的各種行為雖然十分聰明，但與人類制造工具的活動有著根本性不同，這種區別主要表現在：首先，從工具的復雜性來看，黑猩猩制造工具的活動遠遠達不到人的自覺的、能動的、創造性的勞動水平。黑猩猩制造工具的活動是由生存本能驅動的對自然界的被動適應。由于白蟻為攻擊捕食者而分泌的甲酸具有很強的腐蝕性，黑猩猩在多次獵殺白蟻的活動中逐漸積累了經驗，使用木棍捅白蟻窩既可以幫助它們獲取食物，而又能使其免受攻擊。用棍子捅馬蜂窩、用樹葉當手套的行為同樣如此。盡管部分綠鷺、年幼的黑猩猩能夠通過模仿和試錯來學習一些技能，但這種學習模式通常仍然是機械性的條件反射，而不是自主行動③尚玉昌：《動物行為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436頁。。其次，從主體視角來看，黑猩猩的意識水平和創造能力還達不到從事勞動的要求，它們并不是勞動主體。再者，黑猩猩制造出來的只是一般意義上的工具，而不是具有生產功能的工具。它們所制造的工具常常只是一根木棍、一些樹葉，它們只會占有現成的自然存在物，而不能生產或加工出更具智能型的工具，而人類的生產工具卻能夠做到這一點。人類制造工具的活動體現了勞動相對于一般動物的本能活動的超越性，它是人類漫長勞動發展史的開端，是衡量人類勞動發展水平的標尺。

因此，一般動物能夠制造工具的科學發現不能證偽勞動的工具規定性，雖然從存在形式上來看，一般動物制造工具的活動與人類制造生產工具的活動存在某些相似性，但實際上兩者之間有著質的不同，這一觀點已被當代古生物學、認知科學及動物行為學研究所不斷驗證。

三、拉馬克主義還是達爾文主義

“勞動創造了人本身”命題的第三個爭論是其生物學基礎究竟是拉馬克主義還是達爾文主義。有學者統計，僅在《反杜林論》和《自然辯證法》中，恩格斯提到達爾文22次，提到拉馬克8次①杭州：《拉馬克式還是達爾文式？——恩格斯“勞動創造人本身”思想哲學研究》，《自然辯證法研究》，2020年第8期，第3頁。。在《勞動》一文的第二自然段，恩格斯引用了達爾文所提出的人猿同祖論；在分析勞動在促進猿轉變為人過程中的具體作用時，恩格斯運用了拉馬克的獲得性遺傳學說來解釋勞動促進了人手的完善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990頁。。由于生物學界對拉馬克學說一直存在諸多爭議，部分學者認為“獲得性遺傳”從未被證實，此外，分子遺傳學早已證明，生物性狀的特征、遺傳和變異是由生物體的遺傳基因在內部決定的，生物體適應外部環境所獲得的性狀是不能遺傳的。對拉馬克理論的質疑導致人們懷疑“勞動創造了人本身”這一命題本身的有效性。

我們首先需要澄清拉馬克理論和達爾文學說之間的關系。拉馬克是生物進化論的先驅，他在其代表作《動物學哲學》中系統闡述了進化的思想，他的進化學說可歸結為兩個基本原則：“用進廢退”和“獲得性遺傳”。達爾文學說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拉馬克的思想，其基本原則可歸結為：“物競天擇”和“適者生存”。但兩者之間存在著明顯差異：一是進化的原因。拉馬克認為是環境變化引起了生物需求的改變，導致“用進廢退”的變異和“獲得性”的適應遺傳，但達爾文認為進化的真正原因是隨機變異導致的自然選擇。二是進化的趨勢。拉馬克認為生物進化遵循趨于復雜和完善的趨勢，而達爾文將其看成是無向的自然選擇過程，進化的方向是趨于自然的。即便如此，在恩格斯寫作《勞動》一文的那個年代，達爾文學說和拉馬克理論并不具有排他性，將兩者對立起來完全是后人的主張。在達爾文提出進化論時，他盡量使自己的理論能夠與獲得性遺傳學說相容。在后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獲得性遺傳學說仍然占據絕對的主流地位。邁爾曾經提出：“直到19 世紀80年代初的時候人們仍然普遍相信獲得性遺傳。無論是科學家還是其他人都是這樣。少數反對者的聲音弱得幾乎聽不到”③［美］恩斯特·邁爾：《很長的論點——達爾文與現代進化思想的產生》，第137頁。。因此，恩格斯當時將兩種學說同時作為理論基礎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即使在當代，獲得性遺傳學說雖然未被證實，但也未被證偽；它與達爾文學說之間究竟是排他還是相容的關系，至今尚無定論④參見陸俏穎：《獲得性遺傳有望卷土重來嗎？》，《自然辯證法通訊》,2017年第6期。。遺傳學只是證明由遺傳基因所決定的性狀能夠遺傳，但并沒有證明由其他途徑所導致的性狀不能遺傳，即使是著名的“小鼠尾巴切割實驗”也并未做到⑤德國生物學家魏斯曼實驗發現，連續切割22代小鼠的尾巴后，后代小鼠并未形成“短尾巴”性狀，魏斯曼因此認為“獲得性”無法遺傳（cf.Mayr, E. Toward a New Philosophy of Biology: Observations of an Evolutionis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但實際上該實驗存在篡改“獲得性”概念的問題，“獲得性”是生物主動適應環境而獲得的新性狀，它并不等同于違背自然進化規律的外在強制性改變，所以這一實驗并不能證偽獲得性遺傳學說。。事實上，近年來獲得性遺傳學理論有了新的進展——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已經成為遺傳學領域的一股新力量，其研究成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為后天遺傳學理論提供分子層次的科學證據。表觀遺傳學致力于研究由非DNA序列變化引起的可遺傳基因表達。通過一系列實驗研究，表觀遺傳學的支持者提出，親代體內的某些表觀遺傳學標記，如DNA甲基化和組蛋白修飾，可以通過減數分裂在代際之間遺傳，而不會改變基因本身①Cf. Tollefsbol, T. “Epigenetics: The New Science of Genetics”. Handbook of Epigenetics: The New Molecular and Medical Genetics.Salt Lake City,UT:Academic Press,2011.。這些證據表明，生物體通過適應環境變化獲得的新性狀可以不通過基因，而是通過表觀遺傳標記記錄下來，并傳遞給后代，使它們也能表達這種性狀。

表觀遺傳現象不僅廣泛存在于真菌、植物和無脊椎動物中，而且廣泛存在于哺乳動物中。2001年，科學家做了一項有關表觀遺傳的著名實驗②Whitelaw,E.,Martin,D.I.“Retrotransposons as epigenetic mediators of phenotypic variation in mammals”,Na?ture Genetics,2001,Vol.27,No.4,pp.361-365.，研究者們用遺傳背景完全相同的小鼠作為試驗對象，讓它們進行自由交配，來觀察小鼠后代皮毛的顏色。根據基因遺傳定律，后代小鼠的皮毛顏色應該完全相同，但實驗結果卻顯示，小鼠們皮毛的顏色各種各樣，從黃色到各種雜合色，呈現出階梯狀變化的規律。經多次驗證，研究者們發現之所以出現這種實驗結果，是由于后代小鼠從母鼠中繼承的“agouti基因”甲基化程度的高低不同，而母鼠基因中甲基化水平的變化則是來源于它們生活環境中甲基供體濃度的改變。換句話說，皮毛顏色的性狀取決于母鼠中的這種甲基化狀態能在多大程度上通過生殖細胞被傳遞到后代之中。研究者們還發現，這種表觀變異能夠持續遺傳十幾代。這項實驗結果對于遺傳學來說可謂意義重大，它說明能夠遺傳的并不僅僅只有基因，表觀標記也能夠遺傳；它還說明變異的機制不僅包括基因突變所致的無向變異，還包括由生活環境條件的變化所引起的有向變異。

表觀遺傳學真正引起公眾的興趣大約始于十年前，科學家們針對1944年的荷蘭冬日大饑荒（Dutch Hunger Winter）發表了一項開創性的研究。二戰期間，荷蘭鐵路工人發起了一場罷工，其目的是幫助盟軍阻止納粹的軍隊運輸，但這場罷工卻為荷蘭帶來了慘絕人寰的一場災難，因為納粹為此封鎖了荷蘭的食物供應，使得荷蘭大部分地區陷入了糧食危機，直接導致接下來一年內超過兩萬人被活活餓死。這場饑荒的災難不止于此，研究者發現，當大饑荒中尚在母腹中的胎兒在步入中年后，他們的甘油三酯水平、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水平均高于常人，糖尿病、肥胖癥、心血管疾病和精神分裂癥的患病率也相對較高，而所有這些人的一個與皮質醇水平（一種參與應激反應的激素）有關的甲基化發生了表觀遺傳變異。這項研究表明，某一代人的創傷可能會給未來幾代人留下永久性的傷害?？傊?，遺傳學并未徹底否定獲得性遺傳學說，表觀遺傳學的相關實驗反而表明拉馬克主義正在以另一種方式回歸，并與達爾文學說發生新的碰撞與融合。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作為“勞動創造了人本身”命題的科學基礎，拉馬克的理論與達爾文的學說并不具有同等地位，該命題的主要生物學基礎是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而不是拉馬克的學說。一方面，該命題有其成立的基本前提——“某種意義”，恩格斯是在基本肯定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意義的基礎上提出了“勞動創造了人本身”命題。因此，該命題是以達爾文所揭示的生物進化規律為主線的，在此之外結合拉馬克的理論做了一些補充，即表明除了生物進化的一般規律外，勞動也在人類進化的過程中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勞動》一文中，恩格斯多次明確使用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的觀點論證“勞動創造了人本身”命題，如生物進化的一般過程是由低級到高級、由簡單到復雜的觀點，以及達爾文明確提出的人猿同祖論、生長相關律等。與此相反，恩格斯很少使用拉馬克的獲得性遺傳學說，他主要用此論證了手的自由化。因此，在“勞動創造了人本身”命題所依據的生物學基礎理論中，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仍然是生物學的主流理論，拉馬克的獲得性遺傳學說雖然尚存爭議，但最新的遺傳學研究證實它可能是一種正確的、能與達爾文學說相融合的理論。

四、結 論

綜上所述，恩格斯立足于歷史唯物主義，結合社會學、語言學、生物學、化學等多學科知識，極具前瞻性地論證了“勞動創造了人本身”這一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原理，為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增添了人類發生學上的論據。并且，該命題的科學性不斷被當代遺傳學、古人類學、認知科學等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所證實。實際上，“勞動創造了人本身”命題所體現的科學性是整部《自然辯證法》的共同特征，在《自然辯證法》的大量論文、札記中都顯示了恩格斯全面考察當時自然科學的痕跡。例如，他從能量守恒與轉化定律及相關知識中，論證了運動不滅、物質與運動不可分等原理；從物理三態變化、原子數量變化對化合物性質的影響等，闡發了自然中的質量互變規律；從海陸變遷、生物進化、社會變革等揭示了自然界中否定之否定形式的發展，等等。這充分說明諸如薩特、盧卡奇等西方學者對自然辯證法科學性的指責是無稽之談，自然辯證法是立足于特定時代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科學論斷，而絕非主觀臆造的產物。誠然，科學理論在不斷地發展，自然辯證法中的一些內容也會隨之發生變化，甚至面臨被證偽的危險。然而，正如波普爾（Karl Popper）所說，這恰恰說明它是科學而不是神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