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復活”
——基于《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楊 紅 李 旭

《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以下簡稱《起源》)是恩格斯依據摩爾根所著的《古代社會》和馬克思對《古代社會》一書所寫的摘要,運用唯物史觀方法闡釋摩爾根的理論成果及其偉大意義的劃時代著作。恩格斯在序言中高度贊揚了摩爾根的研究成果,“原來,摩爾根在美國,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發現了40年前馬克思所發現的唯物主義歷史觀。[1]”可以說《起源》是恩格斯對《古代社會》的唯物主義式的轉義,《古代社會》是唯物史觀的歷史寫照。

恩格斯在《起源》的結尾中引用了摩爾根的原作中的一段話,“政治上的民主、社會中的博愛、權利的平等和普及的教育,將揭開社會的下一個更高的階段,經驗、理智和知識正在不斷向這個階段努力。這將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復活,但卻是在更高級形式上的復活。[2]556”這個結論揭示了“自由、平等、博愛”的“否定之否定”的歷史轉折,其有三層含義,一是肯定前者,是說氏族社會即在沒有形成階級之前的社會是“自由、平等、博愛”的。二是否定后者,是說“文明時代”是“自由、平等、博愛”的牢籠,是“自由、平等、博愛”的墳墓。三是未來所要達到的社會,是實現更高層次的“自由、平等、博愛”,其也是與古代氏族相聯系的。本文就以“自由、平等、博愛”的“否定之否定”的歷史轉折為中心,基于《起源》原文,展開討論并探求原文中所蘊含的唯物史觀,用恩格斯以“自由、平等、博愛”為依據的社會階段劃分辨析今日的不同制度間國家的交流與對立的問題,以驗證習近平總書記人類命運共同體偉大構想的深刻歷史關照與博大人文胸懷。

一、 氏族社會的“自由、平等、博愛”

在參照了《古代社會》和大量歷史學、人類學的材料的基礎上,恩格斯在《起源》一書中對易洛魁氏族分析的結語中贊嘆道:“這種十分單純質樸的氏族制度是一種多么美妙的制度呵![1]94”“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婦女在內。[1]94”對于在國家和階級誕生之前的原始社會,對于從啟蒙時代起始到野蠻時代鼎盛的氏族社會,其之所以“自由、平等、博愛”是同社會的基本特征相關的,是同氏族的習俗制度不可分割的,是注定要走向滅亡的。

首先,氏族社會的基本特征是公有制社會的原始狀態,是公有制的萌芽。從生產生活資料的占有權來看,在易洛魁氏族和羅馬氏族的習俗中都規定了死者財產歸氏族所有,羅馬氏族的制度中部落有著共同地產,雅典氏族同樣建立在擁有共同財產的情況下。氏族社會經歷了土地由氏族共同耕作的一個階段,生產資料共同占有同樣是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的基本特征之一,可以說在土地權上,氏族社會實現了部分公有制;同樣,氏族社會的家戶經濟也是公有的,勞動者生產的產品歸勞動者所有,這與之后產生的私有制是不同的。在這樣的社會,凡是共同制作和使用的東西,都屬于共同財產,是不可被買賣的。也許因為特殊的需求和技能,會產生一定的交換,但這種交換是出于人類的需求本能和友善互助,而不是商品的交換,這在勞動產品的所有權與使用權上實現了部分公有制?？偟膩碚f,在氏族社會中,雖然生產力低下甚至仍然處于自然支配中,但實現了土地公有和勞動產品歸屬于勞動者,從而進一步實現了經濟方面的低層次的“自由、平等、博愛”。

其次,氏族社會的習俗制度體現了民主、實現了初步自由。在氏族社會的習俗規定中,議事會是“氏族的最高權力機關[1]86”,參加議事會的不同氏族成年男女具有同樣的表決權,可以選拔、罷免酋長,而酋長“不能要求任何優越權[1]86”。他們用歡呼、敲打武器稱贊道義,用怨聲抵制不公,即在氏族社會初步實現了權力歸人民所有。雖然這樣的制度簡陋得不能說是制度或體系,但在這里“全體成員都是自由人[1]86”,他們沒有對文明時代的貴族、國王、君主俯首稱臣的必要,也不會被監獄、警察、憲兵隊等國家的暴力機關所鎮壓,在這里“一切問題,都由當事人自己解決[1]94”;由于氏族大多誕生于普那路亞家庭,是“由血族關系結合起來的同胞[1]86”,雖然未有規定,但“自由、平等、博愛是氏族的根本原則[1]86”,他們相互援助、保護。在原始的叢林社會中,面臨自然風險與外族戰爭,個人同氏族緊密相連,氏族會為個人“殺人償命”,他們甚至可以團結到用長矛、投槍打散、擊退持槍攜彈的英軍。在這里,實現了社會制度低層次的“自由、平等、博愛”。

最后,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分工的開始以及交換的普遍,這種天然的氏族制度從內部瓦解,形成了階級、國家。正如社會形態的更替一樣,這種“自由、平等、博愛”的氏族社會被其他制度所替代。究其原因:第一,氏族社會的自由是與其生產力水平相匹配的。這種自由不能完全支配自然、順應自然,而是被自然所支配的。自然此時站在了人類的對立面,是異己的、是不可捉摸的,用其不可抗拒的自然力形成了一個“共同體”。隨著生產力不斷提升,勞動力所能生產的產品超越了維持本身所需的時候,人們的貪欲希望不斷通過戰爭擴張、經濟手段去尋求更多的勞動力來投入生產,戰俘便成了廉價的奴隸,奴隸制誕生了,公有制的萌芽也被徹底扼殺。第二,氏族社會的習俗、規范是低層次的、原始的。雖然氏族之事在氏族內部解決,但當時人類的精神境界和文化水平十分低下,沒有充分認識社會與自然規律,其形成的公有制萌芽與民主原則沒有得到充分發展,必須經過“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的上升運動,才可以到達更高層次的“自由、平等、博愛”。第三,氏族家庭內的男女平等會由于女性不能自由投入生產而最終走向破裂。在氏族社會中,母系社會是占據主要地位的,但隨著第一次社會大分工,馴養畜群的勞動是男子的事情,由于畜群這種特殊商品的交換會換來大量的奴隸和商品,而這些也自然歸男子所有,此時男女地位的天平倒向了男子一邊,家庭內部的不平等也逐漸擴大,形成了廣泛的不平等。

總之,氏族社會的“自由、平等、博愛”是與其生產力相匹配的,隨著階級和國家的誕生,文明時代來臨,但文明時代這種維護特權階級的社會是同氏族社會的“自由、平等、博愛”相背離的。為維持人內部的上下壓制關系,需借助“文明”手段來統治人從而產生了不文明的存在。

二、 文明時代中“自由、平等、博愛”的“退步”

摩爾根在《古代社會》中把人類文明發展歷史分為蒙昧社會、野蠻社會、文明社會,這里的文明社會具體來說是從有文字記錄和使用開始的。而恩格斯則把第三次社會大分工開始后的時代劃為文明時代,這個時代是以分工所形成的個人交換以及交換所需的商品生產為主要特點。在《起源》中,恩格斯深刻批判了文明時代的弊端,揭露了這種財富占有的貪欲打破淳樸氏族制度的秘密。

伴隨著分工的開始,氏族社會逐漸從內部瓦解,分工為人們縛上了自由的枷鎖。恩格斯在《起源》中說明了三次社會大分工的具體情形,第一次社會大分工把游牧部落同野蠻部落分離,從而形成了特殊的財產——牧群,特殊財產又帶來了眾多的個人交換,在此時期畜群充當了貨幣的職能。而畜群的繁殖形成了財富積累,財富的積累又使得生產擴大,這種差距把氏族成員分裂出階級,有人成為奴隸,有人成為貴族;而隨著鐵的發掘和工具的進步,生產的種類繁多又形成了第二次社會大分工,農業與手工業相分離,此時的生產成為了商品生產,商品生產形成了貧富差距,財產差別又毀滅了氏族共產制,私有制和個人家庭取代了古代氏族的制度習俗;第三次社會大分工則產生了商人,一個寄生階級,“一個不從事生產而只從事交換的階級。[1]163”從此,氏族制度真正瓦解了。因為土地共有、公共權力民主都成了富人、特權階級發展的制約,舊的氏族制度與這種新的利益需要完全背離了,于是國家為了維護特權階級權利的需要而誕生了。

社會大分工通過一次次的內部侵蝕把氏族制度瓦解,當人們的生產活動能滿足身體所需和抵御自然危害后,財富的追求成為了推動社會發展的支柱。這種對財富追求的貪欲使得文明時代以追求私人財富為最終目的。正如《起源》所言,“卑劣的貪欲是文明時代從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動力財富,財富,第三還是財富——不是社會的財富,而是這個微不足道的單個的個人的財富,這就是文明時代唯一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目的。[1]174”同時帶來的便是剝削、壓迫、特權階級專政、兩極分化,文明時代看似文明的東西,一旦用于為特權階級服務,便會帶來不文明的結果,對于樸素的氏族制度來說,這是時代中退步的部分。當議事會被國家取代,自發組織的武裝民眾便換成了王公大臣,奴隸制國家上層的自由、平等完全是限制了奴隸的自由、平等所帶來的?！跋ＥD哲學家大多為貴族,他們不必為生計操勞,所以能夠利用閑暇從事哲學思辨。[3]”可以說,奴隸制越發展的國家和地區,上層貴族越是自由,下層的奴隸越是不自由。為了維護這種特權,其巧妙地發明了監獄、法庭、武裝等看似帶有公正性標志的強制暴力機關,這些在氏族社會應當為民眾服務的公共權力,被私有的財富所私有,如同氏族社會所天然擁有的“自由、平等、博愛”在人所能支配自然力量的日益壯大下被推倒了。

《起源》中說道,“自從文明時代開始以來所經過的時間,只是人類已經經歷過的生存時間的一小部分,只是人類將要經歷的生存時間的一小部分。[1]176”文明社會其“自由、平等、博愛”相對于氏族社會是退步,但在財富集聚的助力下,實現了科技和藝術的興盛,從而實現了生產力的發展,但這不自由、不平等、不博愛的時代也終究會落下帷幕,其不可逆的矛盾激化最終會毀滅自己本身,成為人類歷史的一部分罷了。而人類那種對“自由、平等、博愛”的追求,會使在特權階級統治下物利趨向的個人,不斷打破機械的分工以及階級和國家,再次回到血親連接般的氏族社會那樣,形成真正的人類共同體。

三、 新文明時代將實現更高層次的“自由、平等、博愛”

恩格斯生活的年代是資本主義社會,屬于文明時代,他在《起源》中沒有明確新文明時代同文明時代的區別,特別是社會主義社會同資本主義社會的區別。按照劃分來說,文明時代特指奴隸制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三個社會形態,其社會基礎都存在統治階級剝削,對比來說,社會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應算是新文明時代。

新文明時代,社會分工會在潛移默化中轉變,其不再是被迫的、孤立的,而是多維度、多方面的,因為足夠的物質積累使得人們有了大量的選擇余地,并且國家積聚的財富會通過各種形式造福無產階級。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直到國家所占有的社會集體財富的積累壓倒一切個人對生產部門的操控,不會再存在人對人的勞動束縛。當單獨的個人再次回到如普那路亞家庭那樣的社會集體聯系中,個人與集體又成了一個共同體,每個人可以盡其所能,不是單純地完成產業鏈的一環,不單純地局限于腦力或者體力勞動,從而實現人的勞動自由。此外,當集體財富壓倒一切個人時,便不再存在任何的特權階級,從而所有人再次享有公共的生產資料,所有人都成為了無產階級,那無產階級這個概念必然也會消失。因為所有人都無產,同時也所有人都共產,當一切都為了社會集體服務,一切利益都是為了社會成員的一致利益時,便不存在剝削、壓迫,不存在階級差距與階級斗爭,實現了人的社會地位平等。至于國家作為特權階級服務的暴力機關,作為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 “隨著階級的消失,國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1]171”“當國家終于真正成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時,它就使自己成為多余的了。[4]”在國家完成普遍財富的積聚并完全反饋給社會集體后,就不必存在社會干涉和約束來實現虛幻的集體利益,而是人類共享真實的集體財富,就不再需要暴力機關壓迫人、統治人,人再次成為自己的主人,從而實現了社會的“博愛”。

新文明時代的本質和最終目的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而文明時代以私人財富為唯一目的,這在社會運行和發展中是有本質區別的,一個為了人民全體,一個為了特權階級。在文明時代中,“生產的每一進步,同時也就是被壓迫階級即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況的一個退步。對一些人是好事,對另一些人必然是壞事,一個階級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對另一個階級的新的壓迫。[1]175”在新文明時代中,這種生產力的發展、生產的擴大,不是為特權階級,因為社會主義的領導階級是無產階級,“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權利,……它不能再求助于歷史的權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權利……它表明人的完全喪失,并因而只有通過人的完全回復才能回復自己本身。[5]”這種喪失一切而又要打破一切的要求,使得新文明時代的社會權力是屬于人民的,造福人民的,是人的回復。

總的來說,伴隨著公有制的普遍實行,伴隨著權利再回到人自身,一切在文明時代把人割裂開而統治人并為特權服務的產物都將陳列到博物館中。這些在文明時代不斷被分工、商業文化、國家機關分裂又打碎的個人,會在新文明時代不斷回到人們應有的家庭和社群中,那種不會被斬斷的人的天然的聯系是人們真正的社會需求所在。這種天然的聯系促使了新文明時代的人們會如同幾萬年前從非洲出發的智人那樣,會如同氏族社會的天然聯系那樣,一切人類的發展終將為了人類自身,終將實現“政治上的民主、社會中的博愛、權利的平等”,終將實現更高層次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復活。

四、結語

回顧《起源》,我們會驚奇地發現“自由、平等、博愛”經歷了一次“否定之否定”的轉變,從氏族社會低層次的“自由、平等、博愛”,到文明時代“自由、平等、博愛”的退步,再到新文明時代“自由、平等、博愛”的復活,這是一個漫長又艱巨的人類社會發展歷程。同樣,這個偉大轉變不是既定事實,是需要付出一代代人努力來實現的。為此,我們要時刻牢記《起源》中恩格斯對于社會、階級、國家等理論內涵,深刻把握“自由、平等、博愛”的“否定之否定”內在邏輯。

要認識到新文明時代是根本宗旨區別于文明時代的新歷史階段,在此歷史階段下,更能分辨出文明時代同新文明時代的區別,更有助于辨清資本主義社會同社會主義社會的區別,從而更好地認清“何為資何為社”的現實問題,即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在對“自由、平等、博愛”的追求上是不同的,資本主義社會屬于文明時代,其本身的發展與進步仍然是為了一定特權階級服務的,社會的驅動力仍然是財富,資本所占有的地位是無可動搖的。而社會主義社會已經同資本主義社會相區別,社會發展存在一定市場的部分,但宗旨是為人民服務,其所代表的是集體利益,個別資本發展最終還是要為國家與集體財富積累所服務的,從而通過集體財富積聚擺脫任何個人對生產的操控。從新文明時代和文明時代對比來看,文明時代必將如同氏族社會一樣,成為人類歷史的一小部分,因為其發展是犧牲了人的“自由、平等、博愛”的,正如氏族社會在人類支配自然的力量壯大中消逝,文明時代也會在被壓迫、剝削的人的力量擴大和積聚中,在人對“自由、平等、博愛”的更高追求中,在對特權階級的斗爭中,找到一條通往新文明時代的通路。

從“否定之否定”的歷史進程來看,文明時代和新文明時代必然會存在一定的交融階段,即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共存的階段,而由于兩個時代的根本目的截然不同,必然會存在一定的沖突與對立。對此,要充分把握新文明時代是為了人類整體的根本目的,要充分認識到國家間的沖突仍然是對人類集體利益的損害,從而對于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間的沖突,要采用兩制共存的共同體構想,要避免一定范圍內的國家間沖突而引發人類大的退步,要認識到習近平總書記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思想是處理不同制度國家間沖突的歷史通路?！巴苿訕嫿ㄈ祟惷\共同體,不是以一種制度代替另一種制度,不是以一種文明代替另一種文明,而是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歷史文化、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在國際事務中利益共生、權利共享、責任共擔,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約數。[6]”只有在兩制國家間和平發展的基礎上才能真正有大的生產力發展和大的社會財富積累,也只有大的社會財富積累,才能使集體財富壓倒一切個人財富對生產的操控,從而形成共產主義社會,形成自由人的聯合體,形成人類命運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