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來吳澄及草廬學派研究述評

梁 杰

(浙江師范大學 人文學院,浙江 金華 321004)

吳澄(1249—1333)是元代繼承朱子學的重要代表,他以江西崇仁為中心,影響元朝南北方諸多地域,成為南儒中能與北方許衡雙峰并峙的人物。而由他創立的草廬學派,也與許衡創立的魯齋學派、劉因代表的靜修學派,合稱為元代三大朱子學派。吳澄及草廬學派眾多的門生弟子,赫然成為元代江西學術史以及朱子后學的中堅力量。對于吳澄及草廬學派,明清學人如顧炎武、黃宗羲、全祖望等都曾撰有學述或評議。清末民初以來,在現代學術的研究視野下,對吳澄的研究有增無減,百年來涌現出大量成果。對這些成果,不時有學者進行回顧與總結,如查洪德《吳澄:一個正在被認識的重要文論家》考察了20世紀70年代末至90年代關于吳澄的文學研究論著,指出吳澄的文學價值亟待深究;[1]吳立群《吳澄哲學思想研究綜述》從吳澄的學術立場、在理學中的地位、理學思想三個方面,分析研究者對吳澄思想的論述。[2]然二文僅考察吳澄個人,對草廬學派的整體研究尚有缺失。本文摭補海內外的學術成果,再次述評吳澄及草廬學派研究的舊作與新論,分析百年來研究的走向及誤區,以期尋求新的學術增長點。

百年來的吳澄及草廬學派研究,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一是民國時期,學人開始運用現代學術方法研究吳澄,為吳澄在元代思想史中的地位做了奠基工作;二是1949年至1980年,我國臺灣地區及海外關于吳澄學術身份的研究占據了主要篇幅;三是19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末,大陸開始涌現有關草廬門人的個案研究;四是21世紀以來,草廬學派逐漸以群體的方式進入研究者視野,研究方法、視角推陳出新,為接下來的吳澄及草廬學派研究指明了方向。

一、民國時期學界對吳澄及草廬學派的關注

民國時期學界對吳澄及草廬學派的關注,被囊括在新文化運動興起后元代理學的相關分析里。這一時期,元代理學在各類哲學史的書寫中地位不高——如呂思勉《理學綱要》(1931)、馮友蘭《中國哲學史》(1934),在最初建構中國哲學體系的過程中,基本上“無元代理學的一席之地”[3]——但仍有部分哲學史著作對元代理學表示重視,如謝無量、徐敬修、鐘泰等人的哲學通論著作就對元代理學派別的論述相對較多,而吳澄及草廬學派也被包含在內?？傮w來說,這類著作將草廬學派置于朱陸關系中來討論,認為吳澄在“和會朱陸”方面作出了極大貢獻。

具體來看,謝無量《中國哲學史》將宋元哲學史與明清哲學史并列為近世哲學史,其中元代以“程朱學派”“朱陸調和派”“陸學派”三派為主要討論點,吳澄隸屬“朱陸調和派”。謝無量參考《宋元學案》收錄的“草廬精語”,即“朱、陸二師之為教,一也。而二家庸劣之門人,各立標榜,互相詆訾”[4]來闡釋“草廬和會朱陸二家之意”,肯定了全祖望在《宋元學案》中對吳澄所作的判斷。[5]徐敬修《理學常識》列出“元代理學之派別”一節,同樣認為吳澄是由朱入陸者。[6]鐘泰的《中國哲學史》繼續采用這種劃分系統,將吳澄、鄭玉單列一章,視作元代“和會朱陸”者。鐘泰認為,吳澄以朱學為根基,融會陸學主靜工夫,將朱、陸兩派各自的流弊分析得十分清楚。[7]

這三部著作是民國時期吳澄研究的代表?？梢钥闯?吳澄的學術傾向是學者致力闡發的重點,這種闡發源于他們在梳理中國哲學如何由朱入王(陽明)的過程中,試圖以“朱陸和會”作為轉變的原因,而吳澄則是將陸學引入朱學的關鍵人物。此時段研究成果數量雖少,且多為粗略的概括,對吳澄背后的草廬學派及門人也鮮有關注,但卻奠定了吳澄及草廬學派研究的基調,啟發了后續研究重點討論草廬學派思想里的朱陸關系。

二、1949年至1980年吳澄及草廬學派研究

1949年至1980年,這一時期的哲學通論著作,如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只論述了馬端臨的史學思想,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1970—1980)則對元代思想只字未提,只有錢穆在撰寫完《朱子新學案》后,為梳理元明后繼朱子學說的緣故,對黃震、王應麟、吳澄三人各自作了學述整理。

錢穆的《吳草廬學述》是此期研究的代表作。錢穆通過細析吳澄的文章,指出吳澄之學淵源于程朱、邵雍,“畢生為學,依然是朱子精神”,又因經歷亡國之痛,“退四書而進五經”。錢穆駁斥后世學者以吳澄為朱、陸調和者的觀點,他通過吳澄《仙城本心樓記》《題四書》等文,自證吳澄只是砭“朱學末流之失”,而非“歸于陸學”。錢穆的論述,在從《宋元學案》以來至民國時期有關吳澄的研究中顯得別開生面,既敏銳地發現了吳澄思想的內核,又同情吳澄經歷換代的遭遇。[8]惜其對吳文寫作時間的考證有失誤,如他將吳澄作于咸淳四年(1268)的《題四書》定在至大元年(1308),認為此文是吳澄為了回應元廷國子監眾人的質疑而發,①但即使有誤,卻瑕不掩瑜,其中對“朱陸關系”的跳出態度仍值得今天的研究者學習。

孫克寬則揪心于近代以來的民族危機。出于強調“中華民族與他那深固不易的文化形態”目的,他特別關注元代蒙古人統治下的漢文化,將吳澄研究置于“夷夏之防”的背景中。他在《元代漢文化之活動》中,將元初儒學分為“金源文化的注入”“江漢學派崛起”“江南文化的北來”三個部分,第三部分尤以吳澄為思想界大師。他熱衷于討論吳澄學術與時代的關聯,認為吳澄首發《古文尚書》的偽造痕跡,“非北方之儒所能躋及”,故元代南人試圖抬舉吳澄“做儒學的泰斗,取許衡的地位代之”。[9]孫克寬指出,這種推崇漢文化的構想最終失敗了,直到吳澄弟子虞集、揭傒斯、歐陽玄等人,才借由文學成就在政壇話語權的爭奪上占據了優勢。孫克寬的研究超越了同時期的其他學者,首次將目光聚焦吳澄背后的群體,意識到吳澄及草廬學派代表著元代南人勢力,對吳澄及草廬學派的研究是一種突破。但強烈的夷夏之心,使他特別重視文人在政治中的地位,認為吳澄“終其身不會大行其道,倒不如金許諸儒,閉門教授,不仕王侯”,對吳澄之學的影響評價不高。此外,袁冀的《元吳草廬評述》稽考了吳澄的行跡,“按年系入行事編年”,[10]成為第一部詳考吳澄生平的著作。

美國學界也對元代南方文人給予了關注。勞延煊《元初南方知識分子——詩中所反映出的片面》分析了吳澄作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的《感性詩》《題程侍御遠齋記后》等詩文,指出以吳澄為代表的元初南方文人,在面對入主中原的元廷時,他們的反抗思想是如何由重變輕的。[11]勞延煊對吳澄文本的分析,至今仍值得借鑒。日本學界更重視吳澄與元代陸學的關系。石田和夫《吳草廬と鄭師山——元代陸學のー展開》將吳澄定義為元代陸學發展的關鍵人物。石田和夫是日本陸九淵后學研究的先驅人物,他揭示了吳澄研究與陸學的緊密關系。[12]

該階段的吳澄及草廬學派研究以我國臺灣地區及海外研究為主,較少受到民國時期“朱陸關系”熱潮的影響,更傾向于立足現實背景,以漢族為中心,將吳澄視作元代南方文人的代表。此期雖未以草廬學派為主要研究對象,但在具體論述中,對草廬學人如虞集、歐陽玄等也多少有所涉及。這種結合時代、歷史的視角頗具新意,為之后的吳澄及草廬學派研究起到了不同角度的示范作用。

三、19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末吳澄及草廬學派研究

19世紀80年代,吳澄及草廬學派的研究得到我國研究者更多的關注。吳澄首先以理學家的身份進入研究者視野,大量思想通論著作開始重點闡述吳澄及草廬學派。與此同時,草廬學人的個案研究也不斷涌現,歷史學、文學、文獻學、教育學等多個學科關于吳澄及草廬學派的研究呈現出百花齊放的局面。

(一)思想史通論著作中的吳澄及草廬學派研究

通論著作中,唐宇元首開吳澄思想研究風尚。唐宇元重點關注元代思想史、哲學史。他在1982年先后發表《元代的朱陸合流與元代的理學》《吳澄的理學思想》兩文,將吳澄視作元代“對朱學的偏離”和“朱陸和會”的代表。這兩篇文章隨后都收錄到侯外廬等主編的《宋明理學史》中。[13]唐宇元對吳澄的論述是民國時期研究的進一步發展,“朱陸關系”仍是分析的重點。蒙培元《理學的演變:從朱熹到王夫之戴震》也對吳澄由“朱熹理學向心學的演變”軌跡作了重點分析。蒙培元認為,吳澄確立了以心為本體的思想,否定了朱熹心外求理的方法,對朱熹的格物說作出符合心學所需要的修改。[14]趙吉惠等主編的《中國儒學史》同樣也認可吳澄在“朱陸和會”中的作用。書中指出,元代理學有一個普遍現象,理學家為了避免程朱之學“流為訓詁之學”,采用“求助于陸學”[15]的方式,許衡、吳澄、許謙都有此傾向。相比之下,徐遠和《理學與元代社會》則跳出吳澄個人的思想,將目光聚焦草廬學派的整體思想傾向。他把元代理學分為魯齋、靜修、草廬、北山、徽州、陸學等六大派別,認為草廬學派是南方理學的重鎮。徐遠和用很大篇幅分析了吳澄究竟是偏朱還是偏陸,他認為吳澄“以朱學為主,兼宗陸學”,[16]并對吳澄緣何重視“本心”之學進行了細致的闡釋,指出吳澄之學為陸學的結論難以成立。徐遠和還對草廬傳人元明善、虞集進行考察,探討了吳澄理學思想在元代中后期的傳承與演變。

20世紀末,有更多的通論著作提及吳澄。如韓鐘文《中國儒學史·宋元卷》將江西與徽州視作宋元之際朱陸合流的不同階段,吳澄尤為江西陸學傳衍的代表。[17]朱漢民《宋明理學通論——一種文化學的詮釋》指出吳澄“立足于學術綜合和發展的觀點”,“突破了狹隘的道統論”,對朱陸之學有所會通。[18]

通觀這一階段思想史通論著作可以發現,一方面,學者對吳澄的研究仍沿著《宋元學案》以及民國時期的路數,著重考察吳澄思想中的“朱陸關系”,無論是“對朱學的偏離”,還是“以朱學為主”,他們的判斷都局限在哲學史書寫的框架下,仍將吳澄看作朱學向心學演變的中間人;另一方面,草廬學派的研究仍然較少,且不成系統。因此,后續關于吳澄及草廬學派的研究仍有突破的空間。

(二)吳澄及草廬學人個案研究的涌現

這一階段吳澄及草廬學人的個案研究開始涌現,其中,吳澄、虞集、危素特別受重視。

首先是吳澄的個案研究。與通論著作相似,吳澄的個案研究仍以其理學思想為主。方國燦《理學大師——吳澄》以樸素唯物主義的眼光,將吳澄生平與其“以夏變夷”的思想聯系起來,認為吳澄的理學思想具備一定的唯物主義因素。[19]章偉文《略析吳澄易學中的陰陽卦對思想》《略析吳澄的易學象數思想》兩文,對吳澄的易學思想進行研究,指出吳澄以陰陽卦對來解說《周易》經分上下之義,超出了朱熹的易學思想。[20-21]1998年,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舉辦“元代經學國際研討會”,吳澄的思想成為討論熱點,詹海云《吳澄的〈易〉學》、楊自平《吳澄〈易〉學研究——釋象與“象例”》、蔡方鹿《吳澄的〈尚書〉學述要》、姜廣輝《評元代吳澄對〈禮記〉的改編》,四篇文章各自對吳澄的經學著作進行了闡述。要之,此階段對吳澄個人思想的研究,偏重細析吳澄各部經注中的具體思想,使得吳澄研究更加具體化、細節化,這也是吳澄哲學思想研究的必經之路。

吳澄的教育思想也受到了關注。吳澄曾在元朝京師國子監任職,又在以江西為中心的南方書院輾轉講學,因此,吳澄的教育思想很快吸引了研究者的目光。胡青《吳澄教育思想初探》吸收了唐宇元《吳澄的理學思想》的看法,將吳澄教育思想與朱陸合流聯系起來,認為吳澄的教育思想是由宋代教育理論向明代發展過渡的重要環節。[22]隨后,楊布生《吳澄草廬講學與書院教育》、劉桂林《吳澄教育思想探新》均未脫離胡青研究的軌道?？梢哉f,吳澄的教育思想研究是其哲學思想研究的一個分支,研究者也多從朱陸關系的角度論述吳澄如何通過教育來實踐其哲學思想。

吳澄的文學研究異軍突起。該熱點源于元代文學研究的轉型。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界開始意識到元代文學不能只局限于元曲,詩文體裁都應該加以注意。[23]“而只要開展元代詩文研究、元代文學批評的研究”,[24]就必然會注意到來自理學的影響,因此,一直處于理學思想研究熱浪中的吳澄就成了文學研究的對象。劉明今《吳澄與宋元之際江西地區文學批評的風尚》以吳澄為中心,闡述宋元之際江西地區文學批評的特殊風尚。劉明今提出,與當時駁斥江西詩派的復古思潮不同,吳澄肯定了江西詩派的風格,并受到陸氏心學的影響,注重“品之高其機在我,不在乎古之似也”,[25]以詩歌表現真我。隨后,王素美發表《傳統詩教與非傳統詩教之間——論吳澄詩歌理論的特點及其影響》《理學家的視角 儒者的情懷——論吳澄喪亂詩的特點》等多篇文章,集中對吳澄的詩歌理論進行了論述。這些論文后來被收錄進王素美《吳澄的理學思想與文學》[26]一書中,成為與《許衡的理學思想與文學》《劉因的理學思想與文學》并列的三部曲之一。王素美的相關研究逐漸構建起完整的理學與文學交叉研究的體系,開啟了21世紀吳澄的文學研究。查洪德在1998年“國際元代文化學術研討會”上提交《吳澄的理學與文學》一文,也將吳澄的理學與文學思想作為一個系統,認為吳澄是自覺運用其哲學思想來研究文學問題的。

此外,吳澄的生平考證也有進展。路劍《吳澄年譜》利用虞集《吳澄行狀》、揭傒斯《吳澄神道碑》、危素《吳文正年譜》《壙記》《吳文正集》《元史》本傳、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韓儒林《元朝史》、沈起煒《中國歷史大事年表》、馮君實《中國歷史大事年表》等書,并取時人別集,如程鉅夫《雪樓集》、趙孟頫《松雪齋集》和有關方志等,對吳澄的生平事跡及著作作了簡要梳理。[27]

其次是草廬學人如虞集、危素等人的個案研究。李才遠《虞集哲學思想試探》將虞集的哲學思想追溯到吳澄,用樸素唯物主義認識論與樸素辯證法來論述,認為虞集的思想是宗朱融陸的唯心主義,即“窮理正心之學”。[28]鄧紹基《略論元代著名作家虞集》對虞集理學影響下的文學觀念進行分析。鄧紹基的論點基于他對元代詩、詞、文的重視,該文收入其《元代文學史》第二十章,虞集被列為“元代后期詩文作家(一)”,[29]范梈、揭傒斯等草廬學派文人也在該書中有相關論述。此外,周少川《虞集的史學思想》論述了虞集理學思想影響下的史學觀點;[30]查洪德《虞集的學術淵源與文學主張》《虞集的詩文成就》考察了虞集的詩文主張;[31-32]胡青、桑志軍《危素學術思想探析》、黃建榮《揭傒斯佚文兩篇及其考證》等分別探討了其他草廬學派成員的思想;[33-34]陳高華、孟繁清點校的蘇天爵《滋溪文稿》對蘇天爵的文章進行了梳理。[35]可以說,關于草廬學人的相關研究,起步較吳澄更晚,此階段的研究仍是初步探討。

(三)海外吳澄及草廬學派研究仍在發展

這一階段,海外有關吳澄及草廬學派的研究也在持續向前,且更加注重細節考證,這就為吳澄研究提高了準確性,拓展了深度。

日本學者福田殖《吳澄小論》針對唐宇元《吳澄的理學思想》和錢穆《吳草廬學述》二文里宗朱、宗陸的分歧,對吳澄思想進行了再分析。福田殖通過歷敘吳澄的從學、從政生涯,辨析了清人李紱《陸子學譜》以吳澄為“祖述陸子之學”的觀點,指出全祖望《宋元學案》成書與李紱思想的關聯,認為“虞集所謂的‘朱、陸和會’的觀點理解最深,而全祖望實證性的評價最為妥當”。[36]福田殖認可《宋元學案》的觀點,認為吳澄的“朱陸和會”思想發衍于老師程紹開。而在三浦秀一的《學生吳澄、あるいは宋末における書院の興隆について》中,此觀點遭到了反駁。他列出左袒朱學的方回對程紹開的肯定,指出程紹開的學問本身并未偏向陸學,吳澄從程氏那里學到的也非“和會朱陸”。三浦秀一非常注重“江西書院及州學的學術環境”,他認為,與其說吳澄的思想是“朱陸和會”,倒不如說“只要為了實現圣賢之學,不管什么樣的內容都值得肯定,朱陸等學都是可以成為圣賢的有效學問”,而這種包容的思想正是供吳澄學習的臨汝書院及江西撫州州學的整體學術風向。[37]這兩篇論文反映了日本學界的研究進展:對吳澄思想的分析由單純的思想史進入與歷史、社會等聯系起來的階段,這種分析的細致程度仍然值得當下學界借鑒。

韓國學者也注意到了吳澄在思想史中的地位。孫美貞《吳澄心性論對韓國的影響》分析了吳澄對朝鮮性理學,尤其是處于麗末鮮初朱子學傳播期的權近理學和發展期的退溪心學的影響,將吳澄及草廬學派作為中國理學自朱熹到陽明發展過程的中間環節,而權近、退溪則繼承了朱陸合流的傾向。[38]

綜上,19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末,關于吳澄及草廬學派的研究仍以吳澄個案研究為主,僅有些許思想史著作注意到整個學派,對學派整體學術傾向的探討仍是空白。對吳澄以外的其他草廬學人的個案分析開始出現,不過論述仍屬于以吳澄“和會朱陸”思想的發散分析。值得注意的是文學研究的興盛,這一階段具有代表性的中國文學史通常能更加關注元代詩文中草廬一派學人的作用。如鄧紹基《元代文學史》,張晶《遼金元詩歌史論》,章培恒、駱玉明《中國文學史》,周惠泉、楊佐義《中國文學史話·遼金元卷》等文學史通論著作,多將元代文學史分為前、中、后三期,以吳澄為前期詩文作家、虞集為中期作家,對二人進行重點討論。[39-42]與思想研究相類似,此階段關于吳澄、虞集等人的文學研究也較多注重個案分析,真正討論草廬學派整體文學傾向的研究要到21世紀才逐漸興起。

四、21世紀以來吳澄及草廬學派研究新階段

進入21世紀后,學界普遍意識到吳澄在元代文學中的重要性,關于吳澄及草廬學人的文學研究碩果累累;草廬學人的基礎文獻整理、思想研究也有很大進展;草廬學派這一群體開始受到青睞,一些論述學派整體學術、文學傾向的研究映入眼簾。

(一)吳澄及草廬學派的文學研究

吳澄及草廬學派的文學研究在上一階段理學與文學思想結合的基礎上繼續發展。正是在文學研究者的視野里,草廬學派的整體為學傾向才真正受到關注。查洪德《元代學術流變與詩文流派》以吳澄和虞集為例,說明其學問“不能簡單地認為……是‘和會朱陸’”,而是“融會各家,廣納百川,在融通中形成自我”,[43]他們代表元代中期江右整體的文學風尚,并由此形成元代代表性的詩風文風。查洪德在隨后的文章中重點論述了吳澄、虞集的文章與理學的關系,將視野擴大到元代整個江西文風,提供了理學與文學研究的范本。[44]王素美《吳澄的理學思想與文學》一書,從吳澄的理學思想、理學對文學的影響、理學視域下的文學創作三個方面進行分析,較為全面地概括了吳澄的大致思想與創作主張。[45]李宜蓬的吳澄散文理論研究對吳澄的文統論、文學創作論展開了具體描述。楊鐮《元詩史》對吳澄身兼學者、詩人的雙重身份進行分析。[46]黃金葉《吳澄“性情之真”及其元代詩學史意義》《吳澄的詩學性情觀》《吳澄“性情”詩學研究》旨在分析吳澄如何利用性情論連接哲學與詩學,建立全新的理學詩學。[47-49]楊萬里《吳澄文氣論的理論創新》《理學思維下吳澄的文藝本體論與文道觀》則關注吳澄建立的以“理”為本體的文藝復古理論。[50-51]孫文歌、吳光正《試論元代大儒吳澄詩歌中的出處情結》從南方士人的視角考論吳澄詩歌。[52]這類論述多以吳澄為中心,旁及以虞集為代表的江西文人,論述他們在元代文學史中的地位。盡管這些研究還未能打破江西的地域范圍,但這種做法為該學派整體文學傾向的展開研究奠定了基礎。

還有很多學者從元代文學研究專題的角度來討論吳澄等草廬學人的文學傾向。例如史偉《元詩“宗唐得古”論》在討論元詩如何“古體宗漢魏,兩晉近體宗唐”時,將吳澄作為由宋入元士人的典型范例,認為他是“古詩似漢魏,可也,必欲似漢魏,則泥”,即反對僵化仿古的觀點的代表。[53]丁功誼《元代詩論中的性情說》在分析元詩“性情說”時,吳澄因主張“詩道情性”而位列其中。[54]這類研究都注意到了吳澄在元代詩壇文壇中的地位,從不同角度填補了吳澄研究的空白。

真正從群體視角討論草廬學派文學的,要數江南的博士論文《草廬學派文學研究》。該文對草廬學派的文學成就沒有引起學界重視進行質疑,并基于此“對草廬學派的文學主張、代表作家對元代文學產生的重大影響進行梳理,為草廬學派的文學研究做力所能及的基礎性工作”。[55]江南將草廬學派的整體文學傾向歸納為文道合一、詩法自然、釀蜜法般的詩法,以及衍宋脈、“宗唐復古”、取法先秦兩漢的文風,指出草廬文風對元代盛世文風的形成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并對除吳澄以外的元明善、虞集、陳旅、貢師泰、蘇天爵的詩文研究進行了分析。邱江寧《元代草廬文人與他們的文學時代》也將目光聚焦草廬學派。該文非常重視元朝“疆域遼闊、文化多元、思想駁雜”的現實,指出草廬學派有著和會朱陸的哲學思想、不立崖岸的人生選擇以及和會包舉以倡導清和雅正的創作風氣,這些學派的整體傾向與元朝“大一統時代”的獨特性有著密切關系。正是“在元代社會多元文化的融合過程中”,包括吳澄、虞集、揭傒斯、范梈、危素、周伯琦等為核心的草廬學派,“確立了他們自己在元代文化領域的中堅地位”。[56]可見,吳澄、虞集以外的草廬學人,是在2010年之后文學研究者的視野中才受到重視的,而元朝這一特殊的社會背景也開始引發關注,這對草廬學派研究來說意義非凡。

(二)吳澄及草廬學人的文獻整理

文獻整理是進行研究的基礎,標志著相關研究正式啟動。吳澄的重要性日益凸顯,文獻整理也在起步。世紀之交,吳澄詩文集的整理由各種文獻匯編來承擔?！度摹返?4、15冊收錄吳澄文章1 459篇,其以明成化二十年(1484)《草蘆(廬)吳文正公文集》為底本,校以清文淵閣四庫全書百卷本,“集外共輯得佚文三十八篇”。[57]《全元詩》第14冊收錄吳澄詩566首,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吳文正集》一百卷(卷九十一至九十八)編錄吳澄詩,以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成化二十年刻本《臨川吳文正公集》四十九卷(卷四十五至四十九)、《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影印《臨川吳文正公集》四十九卷、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吳文正公集》四十九卷、顧嗣立《元詩選》初集《草廬集》?？?。集外詩編在其后”。[58]此外,《儒藏(精華編)》第246冊收入李軍校點的《吳文正集》。[59]該書以臺灣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吳文正集》為底本,以明初刻本、明成化本、清乾隆刻本為校本,并參?！对念悺贰端卧獙W案》《元詩選》等典籍的相關部分。底本所缺的《道學基統》和外集,自校本整體移錄,置于最末。

以上工作對吳澄詩文集的整理很全,但對其真偽考證較少。僅以《全元文》為例?！度摹分惺珍浽趨浅蚊碌奈恼?很多都與《全元文》中虞集名下的文章重復,這是因為吳澄文集傳世本里原有部分文章跟同時期其他文人是重合的,《全元文》沒有篩選,又在輯佚過程中增加了更多重復的文章所致。②方旭東點校本《吳澄集》在這個問題上有了很大修改,該版本是目前第一部吳澄詩文集單行本。

黃曙輝點校本《道德真經吳澄注》對吳澄在大德十一年(1307)訂正的《老子章句》作了整理。[60]目前,囊括吳澄詩文集以及各種經注的全集尚未出現,有待學界整理。

草廬學人的文獻整理也有一定進展。除卻《全元文》《全元詩》中對草廬文人文獻的整理外,尚有部分學人別集有現代整理版,例如王颋點校的《虞集全集》,邱居里、趙文友校點的《貢氏三家集》,李夢生標校的《揭傒斯全集》,等等,這些整理本均對草廬學人的著作進行了基本的梳理。

(三)吳澄及草廬學派的思想研究

首先是思想通論著作中的吳澄及草廬學派思想研究。進入21世紀,元代理學開始普遍依附在宋代理學中被學者論述,吳澄及草廬學派被論述得更加勤密。張豈之、朱漢民《中國思想學說史·宋元卷》收錄了朱漢民在《宋明理學通論》中對元代理學家吳澄的闡述,仍從天道、心性、朱陸和會三個方面來分析,體現了對朱陸關系的持續關注。[61]陳谷嘉《元代理學倫理思想研究》指出,“元代思想文化研究是一個有待開拓的新領域”,并對涵蓋“吳澄理學倫理思想”的元代理學家進行了梳理。[62]姜國柱《中國思想通史·宋元卷》沒有論述吳澄思想中的朱陸成分,而是簡要分析了吳澄的理氣、人性思想。[63]而在陳來等所著的《中國儒學史·宋元卷》金元部分,方旭東則認為吳澄的思想“與其說是所謂兼陸或和會朱陸,不如說他所要求的是一種‘全體大用’之學”,并基于此對吳澄的理氣論、太極論、性情論等作了闡述,且在“元代陸學”一章中收錄了對吳澄弟子危素的論述。[64]可以看出,21世紀思想通論著作雖集中分析了吳澄的個人思想,但對草廬學派的思想地位仍較少提及。這一階段關于吳澄個人的論述,已經不再重點討論“朱陸關系”,而是著重對吳澄的具體思想進行剖析。

一些關于元代思想的碩博論文也對吳澄及草廬學派有了更為細致的闡述。周春健《元代四書學研究》提及了吳澄與草廬學派的四書學在元代諸學派中的地位,開始從學派的整體視角來考述,但重點仍是吳澄“于朱陸二氏之學互有發明”,即朱陸觀在吳澄《四書》學中的表現。[65]周春健還對吳澄弟子袁明善的《四書日錄》作了佚文輯錄。朱軍《元代理學與社會》沿用早期哲學史的做法,也將吳澄囊括進元代“朱陸和會”思潮中,認為吳澄“宗朱兼陸”,是“宋代程朱理學過渡到明代王學的關鍵人物”。[66]

其次是吳澄及草廬學人的專題思想研究。這一階段,關于吳澄個人思想的研究層出不窮,其中最令人稱道的是方旭東、吳立群、許家星的研究。方旭東《吳澄評傳》是國內首部研究吳澄的專著。書中對吳澄生平、理氣論、太極說、性情論、心學觀、格物說、主敬說等七個方面進行了闡述,并附錄了吳澄詳細的生平編年,是對吳澄思想梳理最為完整的著作。與《中國儒學史·宋元卷》所持觀點一致,方旭東認為學者以吳澄思想“兼主陸學”的誤區在于過分看重程紹開對吳澄的師承影響。他指出,吳澄思想多是“私淑于經”,吳澄發揮的是程朱理學的心性理論,所推崇的“尊德性”也非陸氏心學的“尊德性”,而是繼承《論語》《禮記》直到程朱的主敬涵養之說。方旭東試圖徹底擺脫吳澄思想中的朱陸成分,主張全面論述,這對吳澄研究來說很有創見。[67]同樣,吳立群《吳澄理學思想研究》一書,也指出“朱學、陸學或和會朱陸看待其(吳澄)學術思想,是無法理解其思想的復雜性與深刻性的”。書中著眼于吳澄理學思想發生的文化、歷史背景,以儒家道統學說的演變為考察起點,闡述吳澄理學思想的內在邏輯,整體把握其思想脈絡,全面揭示吳澄理學思想具有的內涵和特征,并試圖借吳澄理學思想研究這一個案,管中窺豹,體認理學的核心話題以及這些核心話題的邏輯發展和內在聯系,對吳澄在中國哲學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響作出說明。[68]而許家星的《朱子學的內在演變與朱陸合流——以饒魯〈大學〉詮釋對朱子學的突破為中心》《朱子學的自我批判、更新與朱陸合流——以吳澄中庸學為中心》等系列文章,則以“朱子學的內在演變”這一話題為核心,深入剖析吳澄的經典詮釋學,說明由饒魯到吳澄的雙峰學脈如何修正朱子思想,并以此開啟朱陸合流的思潮。[69-70]

研究吳澄專題思想的單篇及碩博論文集中出現。這些研究重點闡述吳澄的五經學和道家思想?？傉撐褰泴W的有張欣《論元儒吳澄的五經之學——以〈四書〉獨尊和南北抵觸為背景》,《禮》學有劉千惠《吳澄〈三禮考注〉之真偽考辨》、朱娜娜《吳澄〈禮記纂言〉研究》、王啟發《吳澄的禮學著述及相關問題》,《春秋》學有石梅《吳澄〈春秋纂言〉研究》、劉德明《吳澄〈春秋纂言〉中的“屬辭比事”探析》,《易》學有章偉文《試論吳澄易學的理氣論思想》、王新春《吳澄理學視野下的易學天人之學》、張國洪《吳澄的象數義理之學》、翟奎鳳《變卦解〈易〉思想源流考論》、楊效雷《吳澄的卦統、卦主、卦變說》、馬慧《吳澄易學研究》,等等;道家思想相關研究有劉固盛《吳澄〈道德真經注〉試論》、劉怡君《吳澄〈道德真經注〉“援儒入〈老〉”的詮釋向度》《吳澄〈道德真經注〉“心性論”探微——以理學詮解〈老子〉的義理向度》、毛佳佳《元代理學家吳澄對〈道德經〉的解讀》等。這些研究對吳澄思想研究的深度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21世紀以來,吳澄思想研究出現了可喜的變化。一是開始有意識地不再拘束于朱陸關系的討論,逐漸擺脫了哲學史式的書寫,對吳澄個人獨特性的論述提上日程;二是關于吳澄思想的研究更加細化與深入,具析吳澄五經學及其他專書思想的論文大量涌現,從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凸顯了吳澄的個人理學造詣。

與此同步的是,草廬學人的思想研究也逐漸增多。相比21世紀前,這一階段的研究在深度與廣度上都有所加強和擴大。例如虞集,不僅有梳理其生平的,如羅鷺《虞集年譜》、劉東明《虞集之生平與交游》;研究其理學思想的,如姬沈育《宗朱融陸:虞集學術思想的基本特色》;還有探討其文學思想的,如姬沈育《元代著名作家虞集的文學思想》、何東、申慧萍《論虞集送別詩的藝術特色》、鄧錫斌《論虞集詩歌宗唐復古之風》、邱江寧《“一代斗山”虞集論》、鄒艷、陳媛《論虞集的江南情結及其反映的群體心理共性》等,研究群體不斷壯大,研究角度也在不斷擴展。盡管如此,草廬學派整體的“歷史地位與其研究現狀不成正比”,[71]接下來還需要更多的研究成果來補充。

最后是有關草廬學派整體思想傾向的研究。該研究是以考察“元明朱子后學”的主題方式出現的。周茶仙《偏離與轉向:元代江西草廬學派及其學術特點》指出,草廬學派的吳澄、元明善、虞集等人,他們一方面以朱子為宗,致力于探尋朱學本旨;另一方面則利用陸學發展了朱熹思想,陸學也因地域性的文化認同被草廬學人拯救并發揚光大。[72]周茶仙的論文被收進其與胡榮明合著的《宋元明江西朱子后學群體研究》一書。書中,草廬學派與存齋晦靜息庵學派、雙峰學派并列,共同構成探討江西朱子學兼陸學關系的主體。[73]同樣,朱冶《元明朱子學的遞嬗:〈四書五經性理大全〉研究》一書,也從朱子后學的角度對草廬學派進行分析。此書明確劃分了元代南方朱子學流派,并以吳澄、虞集作為江西草廬學派的代表,對他們的為學宗旨、與同時期北山學派和徽州學派的交往沖突作了闡釋。[74]可見,關于草廬學派整體思想傾向的研究,既有繼續從朱陸關系進行討論的,也有具析草廬學派為學氣質的,但整體上仍集中于吳澄、虞集二人,對于學派其他“二三流思想家”[75]缺乏更深入的探索。

(四)以草廬學派地域群體為視野的研究

21世紀以來,草廬學派以地域群體的面貌出現在元代江西文人群中被研究,其中又以周鑫、李超、邱江寧、羅海燕的研究格外突出。周鑫《鄉國之士與天下之士:宋末元初江西撫州儒士研究》通過稽考宋末元初撫州儒士在“宋元易代和元初科舉停廢兩大歷史場景的言行事跡”,試圖擺脫韓明士抉發的“南宋精英地方化”論點影響,即“習慣以家族為中心探討其地方活動,以朱子學為中心建構儒學的地域流傳”的研究方法,討論儒士地方活動與儒學地域流傳的多元面相。在周鑫的筆下,吳澄、劉岳申、劉辰翁等一大批草廬學派文人,都從具體事跡來說明他們易代時的動向與思想轉變。[76]李超《元代江西文人群體研究》一書,同樣聚焦元代江西文壇,并將其分為前期(以劉辰翁為中心的廬陵奇崛文風)、中期(以吳澄和何中為代表的撫州儒者文風)以及后期(以虞集為代表的館閣文臣的盛世文風)。李超吸收了查洪德《理學背景下的元代文論與詩文》對吳澄的評定,認為“元代中期江西的圣賢氣象實際是從他(即吳澄)開始添加的”,吳澄作為江西文派的盟主,引導虞集、揭傒斯、歐陽玄等人共倡雍容和平的盛世文風。[77]同樣,羅海燕《海宇混一:元代的儒學承傳與文壇格局》也認可吳澄是江西文派的代表,并將元代詩文流派分為中州、北方、江西、金華、新安、高麗六派。[78]邱江寧《元代文人群體的地理分布與文學格局》從元代文壇南北多族融合的角度出發,討論吳澄領導的草廬學派,以南人北進的步伐共同倡導清和雅正的文壇風氣,主導著元代文壇走向。[79]而江西文派以草廬學派為主,他們以理為詩之本,提倡平淡自然,主張辭由己出,在元代文壇具有重要地位。

通觀21世紀以來的研究,關于吳澄及草廬學派的討論出現了更為可喜的變化。一方面,思想類論著對吳澄及草廬學派不再是一掠而過,大量的專題論文、著作就吳澄及草廬學人的為學傾向進行了具體論述,并且這種論述也在漸漸改變著21世紀前那種集中于朱陸關系的討論導向;另一方面,關于理學與文學思想的關系,在上一階段的基礎上有了更深入的研究,草廬學派正式以一個群體的樣貌進入研究者的視野。不斷壯大的研究群體,從不同角度重現了吳澄及草廬學派在元代思想界及文壇的地位。

五、總結與反思

百年來吳澄及草廬學派研究史,整體呈現為“糾察‘朱陸’成分—關注學術背景—討論學派整體學術、文學傾向”三個階段的變奏。民國時期幾部思想史著作對吳澄思想中朱陸成分的分析,奠定了吳澄研究的基調,時至今日,討論吳澄“和會朱陸”思想的研究仍層出不窮,如劉佩芝《元代信州理學“和會朱陸”特點》認為吳澄是元代江西理學和會朱陸第一人;[80]馮會明、孫玉桃《吳澄會通朱陸的原因探析》從師承和地域文化的角度討論吳澄和會思想之形成。[81]1949年至1980年,在我國臺灣地區及海外學者的研究中,吳澄作為元代南方文人的學術身份被屢屢提及。19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末,學界涌現的關于吳澄及草廬學人思想的研究,更多延續了《宋元學案》和民國時期朱陸關系的熱潮,不過吳澄的文學家、教育家身份也仍舊為人注意,相關文學思想的闡發在元代文學地位提高的趨勢下得到論證。21世紀以來,在文獻整理的基礎上,吳澄及草廬學派的整體學術及文學思想得到了更為深入的闡述?？梢哉f,吳澄及草廬學派的研究呈現出從無到有、從個人到學派、從思想單一到多元面向的發展趨勢。但是也應該看到,在取得許多高質量成果的同時,吳澄及草廬學派的研究仍有可改進之處。

其一,過度聚焦吳澄及草廬學人思想中的朱陸成分。雖然這種聚焦確實符合吳澄以朱熹后學自任,卻又兼領江西地域陸學思想成分的實際,但卻忽略了吳澄及草廬學人思想的其他方面。吳澄對先學的態度是兼包并蓄的,只要能對朱子末學偏重瑣碎的誤區有所修定,又不失對道體一以貫之態度的學說,都為吳澄所借鑒。因此,無論陸氏心學還是張載之氣、邵雍之數、王安石新學,都有可參考之處。而現有研究則重視吳澄吸收陸學成分的探討,忽略了吳澄以朱子后學的立場矯正末學之弊的出發點,過度圍繞朱陸關系來闡發吳澄思想的陸學成分。這種為學傾向有其學術史來源——自吳澄在元代朱學官學化的背景中提出兼容陸學,便有學人指摘吳澄之學為陸學,以至于全祖望在《宋元學案》中出現評判矛盾:既認為吳澄之學“終近于朱”,卻又提出“草廬多右陸”。圍繞吳澄之學究竟是朱學還是陸學的討論由此生成,無論哲學研究還是文學研究、教育學研究,“和會朱陸”這個標簽都緊隨其間。其實,只有擺脫過分看重吳澄思想中的朱陸成分,方能重現吳澄思想的全面性與特殊性,草廬學人的研究亦然。

其二,缺乏從橫向角度整體統合、還原吳澄及草廬學人所處的文化生態研究理念。不少學者從自身學識出發,孤立地探討吳澄及草廬學人的理學、文學思想。這種模式雖在縱向上彰顯了吳澄等人于學術史及詩文傳統脈絡里的價值地位,卻未能真正觀照橫向的文化因素。實際上,任何一種思想、文化的形成與演變,都受制于當時的物質條件及環境,它們在時間橫向的層面共同構成文化生態,忽略文化生態來討論思想家或思想流派的出現,往往很難洞察其本質。因而在定位吳澄及草廬學派的思想時,不可一味將其置于學術史演變中僅考慮其如何繼承朱熹之學,而是更應關注其如何與現實互動生成新的文學觀念與哲學思想。譬如吳澄的祭祀觀念就與元代的統治密切相關。統治者推崇藏傳佛教,允許藏傳佛教進入儒學“太廟薦佛事”,直接催生了吳澄將太廟同堂異室轉變為都宮別殿的建議。若忽略這種多元文化共存的時代特殊性,就難以了解吳澄理學思想的形成原因。吳澄曾數稱元朝有“車不同軌,書不同文,行不同倫”[82]的社會文化特征,因此,“從多民族、多地域、多文明的視角來觀照其時文人群體的流動性及整體創作面貌與格局”,[83]是吳澄及草廬學派乃至整個元代文學研究亟待探索的路徑。

其三,草廬學派整體的學術、文學思想研究依舊薄弱。盡管21世紀以來呈現了由吳澄個人擴展到整個草廬學派的研究趨勢,但研究對象仍集中于吳澄、虞集二人,研究角度或將草廬學派視為聚集江西的朱子后學以考察學術的流變問題,或以理學、文學結合的方式闡釋草廬學人的文學主張,對于學派的形成原因及過程、范圍界定、學派性質以及整體文化主張的探賾,尚屬空白。這種情況同樣是因為學者多依據《宋元學案》所列的《草廬學案表》來觀照學派組成狀況,忽略草廬學派的全貌呈現所致。實際上,草廬學派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學術、文學組織,它囊括了大量因元朝政治時局統合在一起的多元人群,如草廬門人元明善既為服膺于吳澄之學的上進門生,同時又是北方漢人董士選政治勢力的重要成員,他是以學術和政治兩層身份與草廬學派結緣的。因此,只有打破思維局限,具析并綰合草廬學人的政治、文化背景,關注成員的文化訴求,整合草廬學派復雜的人員構成,才能真正探明學派的特殊性與存在意義,為吳澄及草廬學派研究尋求新的學術孳長點。

注釋：

①實際上,吳澄曾在《題四書》落筆稱其作于咸淳四年(1268):“咸淳四年戊辰春二月二十七日戊申,吳澄題四書后?！笨勺C此文寫作的具體時間。而此時尚未入元,因此吳澄的看法只是他在宋末進行書齋學習時積累的學習經驗。吳澄:《吳澄集》,方旭東、光潔點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第2019頁。

②相關論文如李舜臣:《〈全元文〉誤收吳澄集外文一篇》,《江海學刊》2005年第2期;查屏球:《周弼〈唐詩三體家法序〉輯考》,《古典文學知識》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