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高水平對外開放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

黃益平

發展新質生產力就是要提高總要素生產力，背后的關鍵是創新，包括科技創新、經濟創新、企業創新、行業創新、業務模式創新等各個層面的創新。決定創新發展的因素很多。以哈佛大學邁克爾·波特（Michael E.Porter）教授對國家創新能力的權威研究，大概有兩類因素決定一個國家的創新能力，一個是對創新的投入，包括科研人員、研發基金等，這方面我們發展得較好。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創新投入轉化，這個轉化效果受到一系列因素影響，比如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民營企業的活躍程度等。

國家的開放度是另一個影響轉化效果的重要因素。當今世界很少有一個國家可以關起門來自己把所有的技術都自主研發出來，我們利用的知識、技術、能力可能需要在世界范圍內搜尋、組合，即便我們自主開發，也需要借鑒世界各國的經驗。所以，在推動國家創新能力提升、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過程中，保持一定高水平的開放是非常重要的。這一點在今天的國際大背景下尤其重要，因為地緣政治沖突加大，國家安全問題變得尤其重要。維護國家安全是必要的，但如果我們要推動經濟走向高質量發展，就同時需要保持開放，并且不僅是對“一帶一路”國家、發展中國家的開放，對發達國家的開放也很重要甚至更重要。

正視產能過剩問題

近期中國的經貿關系出現了一些新情況。美國財政部副部長尚博表示擔心中國的產業政策會引發大量的產能過剩，沖擊世界市場。同樣，在2月份的時候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布的一份關于2023年中國履行加入世貿組織承諾的報告中，更是直截了當地指出，產能過剩的問題可能是國際貿易體系面臨的最大挑戰。歐洲方面，2月份歐盟對交通裝備制造商中車青島四方公司展開調查，借口是懷疑該公司利用國家補貼在競標案中削弱對手競爭能力。在2023年10月歐盟已經發動對中國電動車出口所謂的調查，指出政府補貼的問題。同時，與之前不太一樣的地方是企業界也變得活躍。2月份的時候，美國制造業聯盟發布報告分析說中企生產的汽車或零件是否通過墨西哥進入了美國，如果進入美國對美國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同時也提出了一些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建議。

這一系列事情的矛頭指向產業產能過剩，以及背后的產業政策，借口往往是對國際貿易秩序的“維護”。我們應該認識到這可能是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矛盾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所以我們要堅決地回應，捍衛我們維護自由貿易的權利，支持國際貿易體系的開放。

同時，我們也要思考是否引發了新的產能過剩問題。在過去中國經濟發展的幾十年間確實存在過產能過剩的矛盾，這種產能矛盾大概有兩大原因。第一類原因是宏觀失衡造成的，投資強勁而消費不足、最終需求疲軟。中國經濟下一步的增長動力應該由投資來驅動還是由消費驅動，在學術界有爭議，在我看來更重要的是在兩個驅動力之間維持一個相對的比例，有足夠多的投資去形成新的產能，也有相應的消費需求來消化新的產能，經濟增長才可持續。第二類原因是行業層面的問題，主要體現在全國的資源過度集中于一些比較好的產品或新興行業，短期內可能引發這些產業的產能暴漲，帶動產業發展，但如果短期內沒有市場消化產能，就會引發產能過剩的問題。所以，我認為我們在過去幾十年的經濟發展過程當中確實存在或多或少的產能過剩問題，隨著經濟高速增長，之前的產能過剩后來就慢慢消化掉了。

如果說我國在改革開放的四十年間一直存在產能過剩的問題，為什么現在變成了一個國際經濟矛盾的焦點？一個關鍵的原因是中國已經從早期的小國現在變成了一個大國，所謂的小國，就是我們的供求關系變化不會對世界市場造成根本性的影響，而一個大國增加或者減少供給可能影響國際市場的均衡。老百姓通俗的說法是今天已經變成我們買什么什么貴，賣什么什么便宜，我們增加供給的時候可能世界市場的價格就壓低了。從消費者的角度來說這不是一件壞事，但是從產業結構的角度來說，大國產生的供求沖擊可能引發政治經濟問題。所以，我們國家的產能過剩矛盾確實一直存在，目前這個矛盾除了地緣政治以外，也存在大國經濟的影響，我們已經無法簡單地通過大量出口消化國內的過剩產能而不引起部分國家的反彈。我們需要認真對待這種情況，如果這些所謂的“調查”“指責”真的變成一場普遍的針對中國產品的貿易保護主義浪潮，對我們下一步的發展尤其是創新發展極為不利。

產業政策著力點要注重創新鏈前端

一是主動積極地利用多邊框架如WTO和RCEP，維護開放、公平、透明的國際貿易體系。我們要更加積極主動地推動和利用世界貿易組織和地區性的貿易協定?？陀^地來說，我們生產便宜的、經濟實惠的電動車、鋰電池和光伏板等產品，對很多發展中國家可能是有益的，我們應該團結廣大發展中國家和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同推動多邊框架，維持一個開放的國際貿易體系。在應對歐美指責方面主動回應，對于一些不合理的指責給予回擊，從更大的框架來說，我們的主張是要維持一個開放的世界貿易體系。

二是逐步克服宏觀失衡問題，包括投資過度、消費不足的問題。從根本上來說，這個問題就是國內的消費需求能否提升。因為，在今天的國際經濟政治環境中，中國作為一個大國仍然指望把大部分產品出口到世界市場，難度較大。如果我們國內消費需求得到較大提升，那么，很多新產品和傳統產品可以轉為內銷。所以，國內經濟再平衡非常重要。提升國內的消費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有一些舉措短期可以做，有一些舉措長期才能見效。結構性的舉措可能有周期性的效果，通過改善收入分配、增加福利支持等方式增加居民收入也可以幫助總體提升消費，消除國內供求之間的缺口。

三是支持創新和新質生產力發展。在新興產業中，我們過去遇到一些“卡脖子”環境，因此我們需要自力更生地發展一些新興產業。同時積極地利用產業政策實施創新。一方面是保持開放，另一方面是需要考慮在支持創新的過程中，產業政策能否變得更加高效和市場化，更加符合國際經濟環境的條件。舉個例子，新興產業中，“新三樣”的發展取得了巨大成績，但像光伏行業形成了巨大的過剩產能，此類問題我們將來可能還會不斷地重復。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政府指向一個新興產業，企業家全力以赴，中央政府指引一個方向，地方政府和金融機構全力以赴。這樣做的好處是這方面的產業全面提升，但缺點是支持創新變成一個全國性的、各個地方、各個企業、各個機構都在做的事，最后很容易造成全國范圍內極大的資源集中在少數行業中。因此，我們需要的創新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在某一個領域，我們需要考慮創新發展能否更加平衡、更加高效一點。

從產業政策的角度，支持創新的重點應該放在前端，放在創新的部分，而不是將更多的資源放在生產端。換句話說，產業政策要支持技術的突破，而不是產能的復制。產業政策不要限制競爭，讓創新發展更市場化，政府應該著眼于幫助行業克服一些所謂的“卡脖子”領域和技術，而不是幫助一些特定企業發展。產業政策要有退出機制，新興領域的技術完成了突破，企業已經可以順利生產后，政府不能無限制地補貼。過去，發展中國家有不少存在幾十年的“幼稚產業”，這個教訓一定要很好地吸取。地方政府金融機構不能盲目地跟從一個方向，大家都支持某一個行業，甚至成為一種政治正確時，加總起來就會變成大的宏觀失衡。金融機構拿著政府的產業目錄發放貸款的做法一定要避免。地方政府、金融機構或國有企業支持創新活動，一定要算經濟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