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道德術語侵蝕我們的語言

語言塑造了我們對世界所發生之事的思考和感知。這就是為什么我不太擔心當今世界的令人不安的狀況，而是擔心我們用來描述世界的用語。

例如，我們使用“戰爭”一詞，來描述一種獨立于我們的術語而存在的現象。但是，如果我們始終如一地將世界描述和感知成是敵對的，它就會變得如此。出于同樣的原因，宣布我們正處于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邊緣，可能會成為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

1970年代，在閱讀了喬治·奧威爾的文章《政治與英語》之后，我第一次開始思考語言的發展對思想的影響。當時，我對我們政治語言的日益模糊感到震驚。

奧威爾早年寫道，他那個時代的悲慘事件—納粹主義、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爆炸—需要用故弄玄虛作為麻醉劑?！罢窝哉摵蛯懽?，”他寫道，“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站不住腳的辯護?！崩?，他引用了委婉的術語“人口轉移”和“整頓邊界”，它們被用來描述數百萬人被迫搬遷。

到1970年代，許多作家和奧威爾一樣擔心公共語言的惡化。盡管自1940年代以來，世界無疑有所改善，但委婉語的泛濫卻愈演愈烈。保羅·約翰遜將這種趨勢描述為“出于善意而避免傷害他人感情之舉”。我想知道，為什么我們變得如此敏感？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公共語言的模糊性明顯增加。例如，英國皇家藝術學會的目標是建立一個“有韌性、再平衡和可再生”的世界。這些使命宣言提出了一個問題：公共傳播專業人士拿到的劇本中，是否充滿了正確的形容詞、首字母縮略詞和常用短語，以構建“像預制雞舍一樣拼湊在一起”的句子，還是他們只是模仿他們所認為的行業最佳實踐？

在《1984》中，奧威爾探討了操縱語言如何控制思想，從而使“思想犯罪”變得不再可能。小說的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的任務是改寫歷史。他的職責包括修改昨天的新聞報道以符合最新的政策變化，移除過時的銘文、雕像、紀念石和路牌，以及焚燒舊書。與此同時，他的同事賽姆負責每天“銷毀（數百個）單詞”，或者將它們翻譯成“詞匯量逐年減少”的唯一語言。正如史密斯所解釋的那樣，“最終，我們將使思想犯罪從字面上變得不可能，因為沒有語言可以表達它”。

正如“取消”運動或羞辱個人使用“不恰當”語言所表明的那樣，我們面對的不是國家產生的新聞用語，而是從自由民主機制本身產生的政治正確詞匯。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托克維爾警告說，在一個沒有傳統約束并致力于平等的社會中，多數人的權力不受制約。他指出，在傳統社會中，“很少有新詞被創造出來，因為很少有新事物被創造出來。相比之下，民主國家為了自身利益而擁抱變革，這一特征不僅體現在政治上，也體現在語言上”。

與托克維爾所描述的基本上同質化的美國社會不同，今天的語言過度并不是由大多數人的暴政驅動的。相反，它們是由少數群體發起的，或者是由聲稱為他們說話的游說團體發起的，目的是為他們的固有或選擇的身份尋求“平等承認”。這種轉變給外來者帶來了道德義務，要求他們使用避免對這些少數群體成員造成“精神困擾”的語言。

但當今民主話語的最大問題在于，它傾向于用道德術語來構建國際關系，將世界劃分為“好”國家和“壞”國家。雖然這種二分法可能鼓舞士氣，但它阻礙了實現全球和平的努力，正如英國歷史學家艾倫·泰勒的名言：“俾斯麥打了‘必要的戰爭，殺死了數千人；20世紀的理想主義者打了‘正義的戰爭，殺死了數百萬人?！?/p>

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是英國上議院議員、華威大學政治經濟學榮譽教授。本文已獲Project Syndicate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