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孝親情感與現代工業文明的調適
——以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上海為個案

艾 萍

（上海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 上海 200444）

自中國進入封建社會后， 確立于周朝的宗法制度即被統治者用于構筑家國同構的社會秩序， 宗法體系日益完善， 其影響已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細胞， 并隨著時間的流逝和空間的流動， 逐漸沉積和擴散到社會關系和價值系統的根部和每個枝蔓。直到現代浪潮襲來， 社會有機體中仍長期保留以血緣紐帶維系著的宗法制度及其遺存和變種， 傳統的宗法觀念擁有深厚的社會心理基礎， 仍然影響深遠。宗法觀念衍生出中華民族一個重要傳統心態：家族至上， 家外有家， 以一種倫理集體主義強調個人對家庭、 宗族和國家的服從義務。

宗法觀念的一個重要體現： 在人們心目中， 尊祖孝親情感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 “孝”是一切道德規范的核心和母體， “百善孝為先”成為社會公認的準則。如何表達這種尊祖孝親情感？一方面， 人們對在世的長輩， 以順從、 孝敬為基本原則， 風行做壽之風； 另一方面， 人們對已故的祖宗、 先輩要隆重祭奠， 厚葬久喪。由此， 做壽和喪葬成為我們觀察孝親觀念的重要視角。

國民政府統治時期， 即使在擁有“國際都市”頭銜、 以開放著稱的上海， 也可以看到宗法觀念的長期影響力， 筆者將以孝親情感為切入口， 以做壽和喪葬， 即侍生與侍死兩個方面的案例， 嘗試展示傳統宗法觀念在現代工業文明中的遺存與調適。

1 做壽之風

做壽一方面是晚輩表達對長輩的孝敬， 另一方面也是人類本能的表現。人作為自然界中的一種生物， 有生即有死， 對死的恐懼和利用各種手段抗拒死亡， 是人類的本能。 “人類不能不在死亡的陰影之下去生活， 凡與生活很親而且享受圓滿生活的人， 更不能不怕生活的盡頭。于是同死打了照面的人， 乃設法尋求生命底期許， 死與永生， 那就是不死的欲求， 像現在一樣， 永遠都是人類預言里最動聽聞的題目?！保?］29-30做壽的習俗出現并盛行， 就是祈壽心理的表現。

開埠以來， 上海經過歐風美雨的洗禮， 逐漸以“國際都市” “移民都市” “現代都市”的形象呈現在世人面前［2］。然而， 現代文明之下， 傳統做壽之風并不會戛然而止。

其一， 傳統觀念與現代生活如影隨形， 并不會因為上海進入“現代”而消失殆盡。晚輩對在世的長輩要以順從、 孝敬為基本原則。因此， 做壽之風風行。每到父母六十六歲壽辰， 上海地區的習俗是由女兒買一刀肉（約一斤左右）， 把肉切成六十六塊， 讓父（或母）親一餐吃完。意為亂刀已砍在肉上， 可逢兇化吉。

其二， 國民政府成立后， 有意識地將孝親觀念運用為政治統治的手段。戴季陶認為： “民族主義的基礎， 就是在孝慈的道德， 民權主義的基礎， 就是在信義的道德， 民生主義的基礎， 就是在仁愛和平的道德?！保?］25他將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與中國固有的“忠孝仁愛禮義和平”八德相結合， 重新解釋三民主義， 使之成為國民黨的意識形態。八德中，又以“孝”最為國民黨重視， 蔣介石指出： “‘忠孝仁愛禮義和平’八德為吾中華立國固有之精神與道德， 而孝道尤為總理遺教所特重?！保?］因此， 中國立國之道當“以孝為本”。

在工業文明和政治力量的介入下， 這一時期的做壽之風呈現出新的特點：

第一， 政府對于民間普遍垢弊的做壽中的奢侈問題并不是十分在意， 它更加關注的是現代禮儀的推廣。由于做壽之風愈演愈烈， “大則動靡巨萬，小亦盈千累百”［5］， 勞民傷財， 毫無裨益， 引起政府和社會的廣泛注意， 要求革除做壽、 慶壽的聲浪不斷。1928 年12 月， 上海市政府擬具《慶壽及宴會饋贈辦法》， 規定： 男女年滿六十歲始得慶壽； 參加慶禮以家屬親屬為限； 行鞠躬禮； 禮畢舉行茶會； 禁止迷信等［6］。涉及做壽年齡、 參加人員、 慶典禮儀、 款客辦法、 饋贈標準等各方面， 重點關注的是鞠躬禮的推廣和傳統迷信的禁除。由于《辦法》并沒有制定相關的處罰條例， 不具很強的操作性， 這一規定形同虛設。

第二， 政府期望以經濟手段來迎合民眾對于做壽進行限制的要求， 收效甚微。1929 年9 月， 市政府頒布《上海特別市財政局征收筵席捐規則》， 對市區內以酒菜為營業者每次筵席價值滿三元即征收百分之五的筵席捐［7］。作為傳統習俗， 筵席捐的出臺并不能阻止人們做壽飲宴； 除了增加些許財政收入， 對于改革傳統習俗的作用微乎其微。1934 年9 月， 行政院制定并通令各省市遵照《公務人員革除婚喪壽宴浪費規程》， 這項規程明確規定以公務人員為主要執行對象， 另有處罰辦法。但稅收調控和無關痛癢的“告誡” “懲戒”［8］根本無法阻止人們慶壽、 做壽的熱情。新生活運動期間， 上海市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再次擬定《新生活運動改革禮俗之規定》， 將慶壽年齡降為五十歲， 筵席價值提高為八元［9］。這一規定客觀上放寬了對做壽的限制。

第三， 在政府再三的政令之下， 做壽習俗反而愈演愈烈， “尤以軍政紳商各界為甚”［10］。政界商界人士已然將做壽活動視為重要的聯絡情感、 搭建人脈的重要手段。1933 年10 月28 日， 上海綢業銀行董事長兼總經理王延松的母親在湖社舉辦六十壽辰， 前往祝壽的來賓有四千余人， 市長吳鐵城、 秘書長俞鴻鈞以及各局局長悉數到場， 下午有“妙舞倩歌”， 晚上有京劇， “節目頗多精彩， 直至深夜三時， 始盡興而散”［11］。蔣介石的五十壽辰慶祝也是一個典型例證。1936 年10 月31 日為蔣介石五十壽辰， 從1935 年起， 全國各地各界即開始積極籌備各種祝壽活動。1935 年初， 由上?？捉糖嗄陼讋?，聯合紹興七縣旅滬同鄉會、 上海市市民提倡國貨會、 中華全國道路建設協會及上海市各業同業公會等共25 個團體共同發起建立蔣介石紀念堂， 并組織“各界建立蔣委員長紀念堂籌備委員會”具體負責籌建［12］。后來， 因蔣介石要求“中止進行”的電文而將結存的捐款923.60 元移賑水災。

第四， 做壽活動以中西合璧的方式進行， 各種現代的聲光電手段成為傳統孝親觀念進一步播布的重要載體。由于上海開埠較早， 各種西式娛樂活動很快被應用于中式慶壽活動中。1919 年12 月21 日， 國民黨元老徐季龍的母親八十壽辰， 除了中式飲宴外， 另安排了民生女校和圣母瑪麗女校的學生“奏琴助興”［13］。1929 年9 月11 日， 孔祥熙在上海慶祝五十壽辰， 下午邀請滬上聞人齊聚康腦脫路（今康定路）， 參加西式茶話會； 晚上邀請票友王曉籟等參加中式堂會［14］。在1936 年蔣介石壽辰的慶?；顒又?， 各地的慶壽活動更是熱鬧非凡。公司團體致賀電， 報紙增刊轉載蔣介石言論、 飛機散發祝壽標語傳單， 另有提燈大會、 焰火、 禮炮、 演劇、 懸旗， 張燈結彩等活動不一而足。

第五， 傳統孝親觀念與現代“民族主義”相結合， 讓做壽活動有了新的舉辦理由。1935 年， 蔣介石紀念堂籌建活動夭折后， 并沒有阻擋各界祝壽的熱情， 另一項將“孝”與“民族主義”結合的活動取得了成功。1936 年3 月， 中國航空協會決議在上海市籌募捐款100 萬元購機十架， 編為一隊， 定名為中正隊， 作為祝壽禮［15］。各地的購機祝壽活動紛紛展開， 獻機總數達60 余架。10 月24 日， 上海市舉行了隆重的飛機命名典禮， 要求各機關、 團體、 學校一律參加， 有15 萬市民前往參觀。到了壽辰當日，上海上空駕機施放煙幕， 組成“壽”字和英文蔣字（Chiang）， 合成“壽蔣”。南京市的慶壽典禮在南京明故宮飛機場舉行， 其場面更為壯觀， 由何應欽、孔祥熙等九人組成主席團， 吳鐵城致詞， 典禮舉行時， 30 余架飛機在空中排成“中正”二字， 并散發傳單， 再列隊飛成“五”字， 表示五十壽辰， 最后由三架飛機作空中飛行表演， 有230 余個機關團體、20 萬民眾參加。

政府將此次祝壽活動與領袖崇拜、 國防運動、民族情感聯系在一起， 以強大的輿論攻勢和行政系統推行募款活動①以上海市為例，捐款分普通捐款及特別祝壽禮券兩種，連小學生也有捐款任務，市教育局通令全市各小學學生每人捐助糖果費一角，用作購機之需?！缎W生發起捐機祝壽》，《申報》1936 年3 月18 日。， 以豐富多彩、 形式多樣的娛樂活動吸引民眾的眼球。從捐機數和民眾反應來看，效果良好； 但這次“成功”的捐機祝壽活動恰恰違背了政府革除做壽的主張， 借慶壽聚宴痛飲的大有人在， “家家扶得醉人歸”［2］155的景象正是對政府力求節約的莫大嘲諷。

2 喪葬之禮

為適應現代城市發展需要， 這一時期， 上海市政府對殯葬方式也進行了改革。由于租界的建立和租界制度的發展， 造成近代上海始終處在華洋兩種制度并存“雙軌制”的特殊制度環境中。一方面，隨著租界各項建設的展開， 冢舍問題成為中外紛爭的焦點之一。冢舍因其對城市生存空間的占據、 對公共衛生無法回避的影響以及資金來源上先天的弱點， 在現代都市中開始了艱難的調適。另一方面， 西方公墓制以合理的地理位置、 普遍的服務對象、 科學的殯葬方式、 現代的管理體制、 簡單的喪儀， 給國人完全不同的現實體驗， 引發國人對都市中傳統冢舍的重新思考。向租界學習， 將殯葬設施的建設和殯葬事務的管理納入整個市政建設規劃中成為政府革新喪葬禮俗的基本思路［16］。從實施效果來看， 并不盡如人意。

造成喪葬禮俗改革步履維艱的原因多種， 然而， 最大的阻礙在于——傳統的宗法孝親情感。中國傳統的喪禮主要包括殮、 奠、 殯、 葬四個步驟和儀式。在上海， 以入殮、 祭奠為革新目標的殯儀館和追悼會進行得小有成效； 出殯儀式仍講究排場、風頭， “大出喪”難以清除； 改革葬俗的公墓制和火葬制推行不暢， 進展緩慢。據統計， 到1935 年， 在市衛生局注冊的公墓只有18 家②據統計， 1935 年，在上海市衛生局注冊的18 家公墓為：圣墓堂公墓、基督教會公墓、圣公會公墓、浸禮會基督教徒墓園、天安堂公墓、旅滬廣東中華基督教公墓、上海公墓、基督協記樂園公墓、中國公墓、廣東浸信會公墓、永安公墓、江西公墓、息焉公墓、萬年公墓、青邑諸巷會天主教教友公墓、浦東久安公墓、萬國公墓（1934 年收歸市立）、市立第一公墓。參見：上海市政府秘書處編?。骸渡虾Ｊ惺姓蟾妗ばl生》（1932 年7 月-1935 年6 月）， 1936 年，第7-8 頁；上海市通志館年鑒委員會編《上海市年鑒》（1935 年）“V”，中華書局， 1935 年，第42 頁。。關于這一點， 筆者已有專文論述， 在此不再贅述。究其原因， 仍可以從傳統的社會心理中得到一些啟示。

其一， 殯儀館的設置符合傳統喪葬儀式的特點， 推行較為順利。喪葬儀式亦是一種生命轉折儀式， 在這種儀式中， 死者從行將死去的那一階段開始， 即進入閾限性中， 別人不知怎樣與之相處， 儀式性的回避就是一種解決方法［17］229-233。同時， 對于死者靈魂的恐懼也讓生者對于殯殮有諸多忌諱。殯儀館的出現將入殮這一事宜納入特定場所進行，可以消除生者對于亡靈的種種恐懼， 是一種儀式性的回避； 對于公共衛生防疫也不無裨益。

民國時期， 滬上已經出現許多規模較大、 符合現代城市公共衛生需要的殯儀館。它們采用最先進的尸體防腐技術， 在殯儀館中進行殯殮， 成為喪家殯殮的首選。1931 年7 月23 日， 宋美齡的母親宋太夫人在青島病逝， 萬國殯儀館派員前往青島對宋太夫人進行殯殮， 29 日， 宋子文扶柩回滬， 在炎熱的夏季， 仍能保持“遺容如生”［18］。1934 年11 月12 日， 上海市公安局長文鴻恩病逝后， 即由中國殯儀館負責處理殯殮事宜。同月被暗殺的史量才由萬國殯儀館予以殯殮。殯儀館從初出現時的取價昂貴， 到20 世紀30 年代中期開辦日多， 收費減低，逐漸從貴族化走向大眾化。1934 年夏， 上海持續高溫， 氣候酷熱， 中暑、 染病死亡者眾多， 殯儀館“幾有應接不暇之勢”［19］。

其二， 出殯禮儀上， “大出喪”暗合傳統民俗心理， 依舊風行。中國傳統心理以愛好場面著稱， 尤其是居于上海的人們更酷愛場面， 滬諺云“身上綢披披， 家里沒有夜飯米”毫無夸張之嫌。莊嚴的葬儀是中國人所難以想象的， 中國式的葬儀“宛如婚娶， 應該熱鬧， 應該闊綽， 可是怎樣也沒有理由說它必須莊嚴”， 以致于人們難以分辨綿長的儀仗是送葬還是婚娶， “如非最后看見了棺材或者是花轎”［20］54。喪事應該熱鬧， 且與場面攸關， 自然， “非舉行大出喪不足以顯其闊綽、 示其威風”［21］180-181。由上海人稱“癟三”之流， 蓬頭垢面， 頭戴紅纓帽，身穿繡花袍， 肩旗打傘， 加上和尚、 道士、 各種軍樂、 孝子賢孫， 出殯十足成了一場熱鬧、 幽默的演劇， 缺少娛樂的民眾也視其為盛事， 甚至不遠而來， 專程觀看。1931 年4 月24 日， 滬上聞人黃楚九出殯， 因債務問題無法舉行大出喪， 但設花圈及軍樂隊， 報刊評價“極形簡單”［22］， 即使這樣， 仍然“沿途觀者如堵”［23］。

至于公務人員， 即使沒有大出喪的名頭， 但其場面也絲毫不遜色。仍以上海市公安局長文鴻恩的喪禮為例， 其病逝后在天通庵路廣東醫院停柩達四個月， 1935 年4 月14 日舉行出殯， 先在靈堂內舉行家奠公祭， 再行出殯。 “由公安局警察隊長二十人著制服， 佩短刀， 戴白手套， 扶舁靈櫬出靈堂登柩車， 公安局騎巡隊前導， 次為公安局軍樂隊、 警察大隊、 一中隊、 警備司令部樂隊、 保衛團一中隊、保安隊一中隊、 憲兵一排殿后， 次即全體執紼人員， 再次為雙馬挽遺像車、 靈櫬車， 末為家族。沿途由公安局各管分局所派長警放步哨， 警衛森嚴?！保?4］

其三， 公墓制和火葬制度與中國傳統社會心理相左， 推行不利。公墓制源于西方， 其中積淀著濃厚的基督教文化， 教徒信奉唯一的神——耶穌， 死后靈魂升入天國， 尸體一般無需運回家鄉， 葬入公共墓地。儒家文化有著強烈的血緣、 地緣歸屬感，墓地一般以家族、 宗族為單位進行區分， 客死異鄉者一般都要葬回家鄉， 選擇風水寶地安葬。公墓制將不同血緣、 地緣的人葬于一處， 穴位完全由價格決定， 實際上模糊了人的傳統的、 先賦性的角色和身份， 代之以現代的、 非先賦性的身份和地位， 這是注重等級分層、 宗族血緣的傳統心理所不能接受的。因此， 上海雖設有多處公墓， 且“取費尚廉”，但“葬者尚少”［25］95， 扶柩回籍安葬仍是多數旅滬人士的主要選擇。

對于以孝為本， 尊祖敬宗的中國人來說， 從心理上無法接受先人經受烈火炙烤， 火葬制度自然推行不利。喪葬作為一種生命儀式， 象征一個人生命中一個階段結束， 進入另一個階段， 死者從此岸世界消失， 步入另一個生命世界， 對尸體的保存成為土葬的突出特點?；鹪崤c中國傳統的土葬不同， 它是將尸體火化后存入骨灰匣中， 以決絕的方式消除人的肉身，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 包括上海， 雖有火葬習俗， 但歷來被視為陋俗加以禁止。因此， 火葬一般為佛教徒采用的殯葬方式。

在實際操作過程中， 市政府禁革冢舍與建設公墓雙管齊下的喪葬改革并沒有如預想的那樣迅速取得成效。孝親觀念中不僅蘊含著社會進步的無窮能量， 更是維持、 規范社會秩序不得不考慮的重要因素。傳統的宗法觀念伴隨著華夏民族從野蠻走向文明， 從傳統步入現代， 已經化為民族精神的重要一部分， 并演變為人們的一種特定的思維模式， 直到今天仍然發揮著一定的作用。

3 宗法觀念與現代工業文明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 現代意義上的政黨在中國建立了現代意義的國家， 面對世界大發展、 列強步步逼近的壓力， 末世情感和圖強精神相糾葛， 恐懼—焦慮—趕超成為社會的一種普遍情緒。正如魯迅所說：

現在許多人有大恐懼； 我也有大恐懼。

許多人所怕的， 是“中國人”這名目要消滅； 我所怕的， 是中國人要從“世界人”中擠出。

我以為“中國人”這名目， 決不會消滅； 只要人種還在， 總是中國人。譬如埃及猶太人， 無論他們還有“國粹”沒有， 現在總叫他埃及猶太人， 未嘗改了稱呼?？梢姳４婷?， 全不必勞力費心。

但是想在現今的世界上， 協同生長， 掙一地位， 即須有相當的進步的智識， 道德， 品格， 思想，才能夠站得住腳： 這事極須勞力費心。而“國粹”多的國民， 尤為勞力費心， 因為他的“粹”太多。粹太多， 便太特別。太特別， 便難與種種人協同生長，掙得地位。

有人說：“我們要特別生長； 不然， 何以為中國人！”于是乎要從“世界人”中擠出。

于是乎中國人失了世界， 卻暫時仍要在這世界上??！——這便是我的大恐懼［26］307。

無論是魯迅所說的“協同生長， 掙一地位”， 還是國民政府所強調的“民族復興”， 當時社會的有識之士紛紛意識到學習現代科學知識、 培育現代進步思想的必要性， 打破舊世界、 重塑文明新生活成為各階層對新的社會中心體的客觀要求。國民政府無論從國家內在現代性訴求出發， 還是從確立政權合法性、 滿足社會各階層對政權有效性的期望考慮， 都應該改革舊風俗， 引領現代生活方式。

從歷史的眼光看， 傳統的民俗文化中蘊含著社會進步的無窮能量。隨著社會的發展， 傳統的宗法觀念、 孝親情感也會生發出與現代工業社會相調適的質素， 成為中華文明發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家園。因此， 如何對待現代工業文明中的傳統宗法觀念與孝親情感？這是現代民族國家在邁向現代工業文明社會時不得不面對的重要課題。

首先， 傳統宗法觀念與現代工業文明之間并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按照美國社會學家希爾斯的觀點， 傳統的涵義應該指世代相傳的東西， 即從過去傳衍至今的東西。因此， 從歷史的長時段來看，傳統不是一個凝固的概念， 在連接和傳衍中它會發生變異， 會不斷被賦予新的內容， 會吸收和融合異質文化， 其中往往蘊含著走向現代的重要質素和巨大能量。因此， 宗法觀念、 孝親情感都是在歷史長河中不斷流淌的連續體， 對現代的追求并不是以與傳統的決裂為前提和代價的。

其次， 宗法觀念、 孝親情感是現代民族國家建設過程中重要的力量來源。宗法觀念伴隨著華夏民族從野蠻走向文明， 從傳統步入現代， 已經化為民族精神的重要一部分， 并演變為人們的一種特定的思維模式， 直到今天仍然發揮著一定的作用。如注重人倫、 天人合一對于處理人與人、 人與自然關系的重要意義； 注重整體， 強調國家、 民族利益對于國家建設的促進作用等?，F代民族國家從傳統國家發展而來， 與華夏民族精神、 傳統社會心理有著無法割舍的淵源， 當現代化大潮撲面而來之時，對于“現代性”的追求是否應以與“傳統”的徹底決裂為前提，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再次， 現代民族國家的構建者往往也是傳統宗法觀念的繼承者、 傳承者。在構建現代民族國家過程中， 國民黨人對“現代”的誤讀導致了對傳統的曲解， 人為地界定什么是“舊”、 什么是“新”， 先驗地將破壞傳統設定為走向現代的必經之路。實際上，劃分傳統與現代、 新與舊的“人”亦是生于斯、 長于斯， 傳統中的因素已經作為基因攜帶在“人”的細胞中， 傳統與現代在他們身上都有斑駁的投影， 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由此導致的結果是國家意識的絕對化與實際行動的妥協， 損傷的只能是國家利益和政府權威， 對傳統一味地解構并不能換來現代性的持續增長。

最后， 現代民族國家在改革風俗時， 應該小心處理傳統與現代的關系。國民黨從建立統治之日起， 就明確表達建立新世界的決心與意志。然而，當這種決心被片面地理解時， 原為一體的“傳統”與“現代”即被國家意識強行截斷（即使國民黨吸取傳統的“八德”， 也是為了將其用于三民主義的改造，為國家意識的構建、 推行服務）， “新”與“舊” “現代”與“傳統”被人為地兩分化， 造成的悖論與糾葛，讓身在其中的政治力量反而處于尷尬的境地。

4 結 語

在工業文明長驅直入， 社會不斷發展的今天，傳統宗法觀念長期留存， 與之相連的各種禮俗在漫長的歷史時間里， 仍保持傳承的活力， 這正是以現代性為標識的政府進行社會變革的重點所在。國家意識很快將其貼上“舊”的標簽， 行政強力全方位介入， 改革的力度越大， 遭遇到的阻力也越大， 其歷程也更為曲折。關于這一時期民俗變革的諸多曲折亦需要另文專述。

由是觀之， “因噎廢食”和“沉湎復古”都不是現代國家和現代人應有的對待傳統觀念和民俗的姿態。政府應該審慎對待傳統宗法孝親觀念， 辯證地看待其民族性與世界性， 使西為中用， 古為今用，新舊并存， 傳統與現代偕同生長， 或許， 這才是使傳統文化在現代文明中生存發展的一條有效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