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共識與語境復義：人工智能自然語言大模型重塑文藝美學

劉方喜

一、引言

從技術角度看，美國OpenAI 的ChatGPT、中國百度的“文心一言”等開啟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簡稱AI）研發的大模型時代；從影響上看，ChatGPT 注冊用戶達16 億左右，表明AI 應用的大眾化時代也被開啟。AI 技術和倫理研究專家陳小平用引發廣泛的“社會實驗”來描述這種影響：大模型“只考慮語元之間的關聯度（一種語境相關的統計性質），忽略語元的其他任何性質，包括語元在自然語言中攜帶的所有其他信息，從而將語元歸結為無直觀含義的符號”〔1〕，由此形成“形式語義”?！白匀徽Z言人機交互是大模型的核心功能”，“只要把大模型用作人機交互的產品，把‘用戶是上帝’的信條用于這種產品，就立即排除了更強共識的可能性——每一個用戶都有權堅持自己對語元直觀含義的個人理解，而機器無權改變用戶的理解”〔2〕，用戶理解所依據的主要是“個人的語言經驗”而“非科學標準”?！皩π问秸Z義的直觀理解，即實質語義”〔3〕，在人機交互的用戶個人的直觀理解中，大模型產品的“形式語義”轉化為“實質語義”，而這種實質語義具有弱共識性。由此，“語境相關的統計性質、弱共識性實質語義和非概念化公理系統”〔4〕及其相關的“實例性”等，是大模型關聯度預測的基礎特性，顛覆了傳統科學概念化、強共識公理系統，科學文化將被重塑。

陳小平還認為：“牛頓本人對牛頓力學的理解，絕不限于這四條公理及其形式化解釋，即形式語義，還包含對形式語義的直觀理解，即實質語義?！薄?〕科學文本（公理、公式等）的形式語義也需要在人的直觀理解中轉化為實質語義，而“對牛頓力學基本概念‘力’‘質量’‘加速度’等的理解，科學共同體不僅有共識，而且這種共識具有強制性，違反共識的個人理解是不被接受的”〔6〕?？茖W文本在個人直觀理解中形成的實質語義的強共識性又要求其形式語義的單義性。人類文學創作的基本工具也是“自然語言”，大模型“用戶是上帝”的信條在文藝接受理論中就成為“讀者（接受者）是上帝”的信條，“每一個用戶都有權堅持自己對語元直觀含義的個人理解，而機器無權改變用戶的理解”〔7〕，這就成為“每一個讀者都有權堅持對一部文學作品直觀含義的個人理解，而作家無權改變讀者的理解”〔8〕。這也意味著讀者對作品直觀含義的個人理解具有“非強制性”，由此就形成了不同讀者對同一文學作品的不同理解（所謂“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的“弱共識性”。新批評揭示了文學文本“形式語義”的“語境復義性”或多義性——這決定著文學文本“實質語義”的弱共識性，而這在讀者對文學文本的直觀理解中才能具體展現出來，但新批評總體上卻切斷了文學文本及其語境與讀者的關聯，忽視形式語義向實質語義的轉化。最終不能充分揭示語境形式、語義多重性所決定的文學文本實質語義弱共識性的文化價值和社會意義，即有助于個人心元組合運動的和諧化、文明化和個人性與社會性相統一的非強制性的社會交往（即中國古代所謂的“樂合同”），文藝接受理論、康德美學亦對此有所揭示。

人類發明了文字這種外在于個人身體的符號，匯聚每個人的力量而創造出文字等符號世界，如此，每個人的力量就凝聚成社會力量并物化到這種符號世界中，每個人把力量匯聚到這種社會符號世界中，同時也借助或通過這種符號世界的社會力量而發揮出自身個人力量，這一過程體現了人類物種“社會性”與“個人性”相統一的特性?？茖W文本形式語義的單義性及由此決定的實質語義的強共識性，偏重社會性而相對抑制個人性，目的是積聚物化在符號世界中的社會力量以認識、征服、改造自然世界，從而造福人類——這是科學文化的價值所在。文藝文本形式語義的多義性及由此決定的實質語義的弱共識性則相對偏重個人性，但文藝符號世界本身同樣是社會力量的凝聚物，創作者把個人力量物化、匯聚到文本符號世界，同時也借助或通過符號世界的社會力量而把個人力量發揮出來，這種創作過程體現了個人力量與社會力量的交互。文藝接受理論強調文本的閱讀是一種再創造，需要閱讀者發揮個人力量，閱讀者同樣借助或通過符號世界的社會力量而把個人力量發揮出來。因而，文本閱讀過程同樣體現了個人力量與社會力量的交互，聯系起來看，創作—閱讀的全過程也就是以文藝文本為中介的創作者與閱讀者以及閱讀者與閱讀者之間的社會交往或交互過程，而文藝文本的弱共識性則有助于保障這種社會交往的非強制的自由性、平等性，這是人文文化的價值所在。

因此，在文學、美學與科學的對話中，整合文藝接受理論和新批評等理論有助于揭示自然語言大模型弱共識性實質語義的形成機制及其文化價值；新批評有關語境語義多重性的研究總體來說還處于“思想實驗”層面，而現在大模型則以“工程實驗”予以證明，這對于重新認識和重塑文藝美學有重要啟示。

二、新批評語境論新釋：文學文本形式語義的復義性與語元的實例性

首先看新批評理論家瑞恰茲的“語境定理”或“意義的語境理論”。語境（context）的字面意思是強調一個詞與另一個詞所形成的上下文的關聯性，引申義則可指任何一個事物與另一個事物之間的關聯性?！啊Z境’這種熟悉的意義可以進一步擴大到包括任何寫出的或說出的話所處的環境；還可以進一步擴大到包括該單詞用來描述那個時期的為人們所知的其它用法，”〔9〕這關乎社會歷史語境。而“最后還可以擴大到包括那個時期有關的一切事情，或者與我們詮釋這個詞有關的一切事情”，“也許通過研究因果律所論述的大自然中的再現現象，我們就能正確地理解我所說的語境”〔10〕，這關乎自然語境。在瑞恰茲的“技術性用法”中，“正是這個詞前后的其它詞確定了該詞的意義，而這些詞在‘語境’中也同樣會產生熟悉的感覺。這種‘語境’很容易擴展到整整一本書的范圍”〔11〕?？傮w上強調的是語言文本內部語境中詞與詞的關聯，以及一個單獨的詞的意義是在整體性結構中產生的，而不考慮文本與外部的個人、社會、自然世界的關聯或交互。

瑞恰茲認為存在一種“語境的節略形式”：“當發生節略時，這個符號或者這個詞具有表示特性功能的項目——就表示了語境中沒有出現的那些部分”；但是，“我們并不主張設法找出語境中沒有出現的部分……這條定理的功能遠不是肯定一些做法，而是在否定一些做法，然而它并不因為這種否定作用而降低其應用價值”〔12〕。即一種“否命題”的提出是為了證明“正命題”，即一個詞的意義是由這個詞前后的其他詞及其構成的語境確定的，這就是“意義的語境定理”的應用價值。瑞恰茲據此辨析了幾種情況：（1）認為“一段文章是指某一件事情，它仿佛就不能同時指另一件事和一件截然不同的事”，“一個符號只有一個實在意義”〔13〕，這是一種習慣性的迷信。（2）關于“詞語間相互作用”即“把詞語合起來放在句子中時發生的情況”，根據“語境定理”要“把完整的敘述——即句子——加以分解”，而不是“把詞語的意義首先孤立起來，然后再組合起來”〔14〕，這強調了整體、語境先行原則。（3）“向某個單一的敘述提供意義的語境的不同類型間的競爭”，比如雙關語等，由此，“意義的語境理論將使我們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在最大的范圍里遇到復義現象”〔15〕，此即“語境復義”論?！芭f的修辭學把復義看作語言中的一個錯誤，希望限制或消除這種現象”，而新的修辭學則把復義看成是“語言能力的必然結果”和“表達思想”，尤其是詩歌形式離不開的重要手段；“中性的解釋是一種特殊的、局限性很大的使用語言方法。比較起來，這種方法近期才有所發展，因此我們至今還不能使語言適應其發展（某些自然科學領域除外）”，“除了火車運行的程序和自然科學中比較呆板和固定不變的領域之外，純說明是一種相當罕見的現象”〔16〕，自然科學領域的術語、文本就是“純說明”“中性解釋”，作為表達思想的形式，科學文本要求“限制或消除”復義現象。

再看蘭色姆的相關理論。瑞恰茲提出“事物是法則的‘實例’”〔17〕，而蘭色姆指出，黑格爾把藝術品看作是“了解世界過程的‘實例’教育或者象征”〔18〕。意象派詩人試圖“使‘事物性’中的‘事物’呈現出來”，由此形成“意象對抗概念”，而“科學只能把具有無限性質的意象等同于與科學有關的某一性質，然后才能對之進行控制”，由此“通過抽象化來破壞意象”〔19〕。詩的“事物性”“意象性”體現了自然事物的實例性、特殊性、個別性、具體性等，展示著自然物質性質的無限性，這又是通過詩歌語言的“多重意義”來實現的?！耙皇自娭械奈矬w具有異質性，或者說是多側面的，有著多重意義”，“在結構性的組合中，組合的原則自然是所有物體所共有的一個或多個方面”〔20〕?？茖W文本只展示自然物體及其性質的“一個”方面，這與科學的“單義性”相互規定；而文學文本則展示自然物體的“多個”方面或“無限性質”，這與詩歌的“多重意義”或“復義性”相互規定。如果把詩歌的“作品語境”與“自然語境”聯系起來的話，詩歌內部語境“復義性”的功能恰恰在于可以展示外部自然物體形態及其性質的多樣性，科學則只展示自然物體某個方面的單一性。

蘭色姆的詞語組合觀又與其“語境觀”緊密相關，他把語境分成五種。（1）生理學語境?！坝袡C生命組織的最小元素是次心理的微小神經內核”，這就是現在大腦神經科學所說的“神經元”，“它們將從詩歌中接受刺激，繼而展開其特有的無形活動”，這只能是“一種精心編織的虛構，多數場合無法在詩歌中進行觀察”〔21〕，但是現在的大腦神經科學與AI 結合卻已使這種神經元運動變得可以觀察。（2）心理學語境。心理學語境關乎“更大的意識情感中心”及其“自給自足”，“它們無須通過認知活動與認知客體發生關系”〔22〕。心理情感組織的最小元素可稱為“心元”，現在AI通過情感計算也可以考察人的心元組合運動及其規律。（3）生物學—心理學語境?！霸谶@里，詩歌的價值在于它具有約束或調節情感中心的能力。詩歌是一種關于世界的陳說，它使情感中心在真正接觸這個世界時有所準備。情感中心與客觀的認知活動密切相關，后者為之提供有關這個世界的真實情況?！薄?3〕（4）生物學—邏輯學語境。生物學—邏輯學語境不再理會情感中心而關注詩歌的智性結構及其指稱和邏輯組織，這種適用于科學話語研究探討的是詩歌的科學和邏輯價值，而不是詩歌特有的價值。如果說前三種語境關乎的是組織的最小元素的話，那么，所謂邏輯學語境關乎的則是最小元素所組合成的結構及其組合原則。構成詩歌智性結構的最小元素可稱為“語元”。在蘭色姆看來，詩歌智性的語元組合結構與世界的結構和組織或物元組合結構相聯系而具有科學和邏輯價值，而“科學話語”的語元組合結構也是如此。與“智性結構”相對的可稱為“感性（情感）結構”，在蘭色姆看來，這與物元組合結構無關，因而不具有科學和邏輯價值。（5）美學語境。其不再從科學或散文的話語中獲取材料，而是尋找“詩篇中的非結構要素”即作品的肌質，如此，仍然把詩歌看成一種“真實的認知活動”而要保證其“指稱的有效性”〔24〕?！案邢Ｍ蔀閰^別詩歌與散文的特征的是一首詩所特有的結構”，而詩歌與散文結構的區別不在“情感、感受力或‘表現’”〔25〕，這實際上切斷了詩歌特有的結構與情感結構或個人心元組合體的關聯。

蘭色姆所說的五種語境論是瑞恰茲廣義語境論的細化，但兩人最終又都把語境窄化為詩歌文本內部語境；而只有把五種語境聯系起來，才能充分揭示詩歌的“美學符號”特有的結構與“科學符號”邏輯結構的不同，尤其是兩者文化價值的不同。瑞恰茲強調“中性的解釋”的使用語言方法是“近期”也即現代以來才有所發展的，而至今還不能使語言適應其發展（某些自然科學領域除外），這表明現代自然科學領域是適應語言的這種發展的；而與中性的解釋方法相對應的是把詞語（語元）的意義首先孤立起來，然后再組合起來的方法，這主要是針對自然世界的，即把構成自然世界最小元素的“物元”首先孤立，然后再組合起來。瑞恰茲強調這種方法局限性很大，而局限性較小的方法是“把完整的敘述——即句子——加以分解”（參見前引）；所以，問題并不在是否要把某個世界整體分解為最小元素，而在考察世界的邏輯起點：是世界的整體、系統或廣義的語境先行，還是孤立的最小元素先行。

布魯克斯指出，科學的術語是“純粹的（或者說渴望它們是純粹的）語義”，“從推理上考慮，理想的語言應該是一詞一義，并且詞和義之間的關系也應該是穩定的”，“把詞語（語元）的意義首先孤立起來”〔26〕，也就意味著把語元的意義鎖定而使之只具有單義（一詞一義），這就否棄了作為具體“實例”的語元意義的多樣性。同樣，把構成自然世界的物元首先孤立起來，也就意味著把物元的“性質”鎖定而使之只具有單一性，這就否棄了作為具體“實例”的物元性質的多樣性——而作為具體實例的語元意義的多樣性是通過與不同語元組合會產生不同的意義表現出來的——語境復義論揭示了這一點。同樣，作為具體實例的物元性質的多樣性也是通過與不同物元的組合會呈現不同性質表現出來的，蘭色姆所說的具有“事物性”或“實例性”的“意象詩”展示了這一點?？茖W文本與文學文本的生成過程都是把個別的語元組合成整體的文本，所以，兩者的差別并不在于“個別”與“整體”之不同（科學文本也有一種整體性的語境），而在于前者抑制了作為具體“實例性”語元意義的多樣性，而后者以充分展示這種多樣性（多義性）為目標。

退特認為：“圖象符號在語義上是很弱的”，“美學符號（即圖象符號的一個變種）就必須大體在句法面起作用”，而“缺少認識的內容”實際上指形式語義，“否則，我們只能在語符運用面得到一個‘解釋’，而且，如果那‘解釋’明白易懂，那也是指語義關聯或科學文體而言”〔27〕。退特沒有充分注意形式語義與實質語義的不同，似乎認為美學符號的“弱的”語義是不需要解釋的。因此，用“強—弱”或“強共識性—弱共識性”描述科學文本與文學文本在“實質語義”上的區別，用“單義—語境復義”描述兩者在形式語義上的區別，就可以澄清新批評相關表述的矛盾，并可以將其有價值的認知從混亂中清理出來。在科學表述中，從形式語義看，在語元上要求單義性，在語元組合規則上要求邏輯性、強制性，由此形成的組合體即科學文本也要求單義性，并決定著在人的直觀理解或解釋中生成的實質語義就具有強共識性。而在詩歌表述中，從形式語義看，在語元上具有語境復義性，在語元組合規則上不要求邏輯性、強制性，由此形成的組合體即詩歌文本的形式語義具有復義性，決定著在人的直觀理解或解釋中生成的實質語義具有弱共識性。而實質語義的強共識性、弱共識性的不同文化價值，只有在跟作為科學與詩歌文本的解釋者的關聯中才能得到揭示。由于排除“讀者”的作用，新批評未能充分揭示詩歌非強制性、弱共識性實質語義的文化價值，而與之相對的文藝接受理論則有所揭示。

三、接受理論新釋：形式語義轉化為實質語義中讀者的作用與社會意義

接受理論家施倫斯泰特指出：“索緒爾寫道——后來這一想法通過音位學變得更加精確——‘一個詞值得重視的，不是聲音本身，而是把這個詞同其他詞區別開來的聲音的差異性，因為正是這些差異性才是意義的載體?！鼈冎皇亲鳛橐粋€系統的部分才具有它們的功能，它們是被這個系統規定的?！薄?8〕通過聲音（語音）的形式差異來表征不同的意義，所指的是形式語義?！叭藗冊噲D憑借索緒爾的概念langue （語言）和parole（言語）來解決作品這個難題。于是，作品作為語篇不是被看作‘語言’（韋勒克和沃倫的主張）、就是被看作‘言語’（特拉奔德）?！薄?9〕畢勒則把語言和文學作品定性為“處在低級形式化階段的語言現象，這種語言現象脫離了特定的主體”，在此形式化階段形成的是形式語義，而言語則是“行動、實踐”〔30〕，因而與個人特定的主體有關。而索緒爾強調語言與言語的不同，實際上是強調了語言作為一個符號系統與個人特定的主體無直接關聯。

索緒爾把語言具有差異性的聲音（語音）稱為“能指”，把“意義的載體”稱為“所指”，語言“能指/所指”系統實際上就是指形式語義系統，跟“現實”和作為特定主體的個人無直接關聯。詞或語元的聲音差異只是一種物理學上的差異，與意義（語義）無直接關聯，或者說，具有聲音差異的語元及其組合體本身并不直接就是“意義的載體”，只有在特定的個人直觀理解中才能成為意義的載體，進而生成意義，也就是形式語義轉化為實質語義的過程。離開這種轉化過程，語元及其組合體的聲音差異也就只是一種形式差異，而不是形式化的語義差異，并因而無法承載意義。因此，只有充分結合實質語義，才能理解形式語義，把文學作品視作不同于言語的語言系統的韋勒克、沃倫等忽視了這一點。

施倫斯泰特指出：“對現實的經驗和認識以及對邏輯關系的掌握又通過語言表達可以組合的規則直接影響語言的運用”，邏輯和現實的“物元組合運動”對“語元組合運動”〔31〕會有影響?！霸姷墓δ芫褪歉鞣N形式層面（語音形象的和語法規則的結構）在傳達內容，并使之具有多層次性和多義性的過程中所發揮的一種功能”，這是指形式語義；而“在心理生活中，詞是一個活躍的、滑動的、復雜的構造，它包納了由各種固定意義形成的許多領域。在這個結構里面，意義表現為潛能的實現”〔32〕。形式語義是意義的潛能，而實質語義則是這種潛能的實現。

在閱讀文學作品的過程中，讀者“通過他自己的來自表象世界的審美的和實際的經驗來填補由本文產生的潛在意義”〔33〕，伊瑟爾用對“空白點”的“填補”〔34〕加以描述。作者“從效應策略方面這樣來安排他的作品，以便使寫進作品中的意義潛能能在閱讀中建設性地顯現出來，能產生出意義”〔35〕，由此，文學作品的潛在含義或潛能被“現實化、現時化和具體化或語義轉換”〔36〕，這種語義轉換其實就是形式語義在讀者的建設性閱讀或直觀理解中轉化為實質語義。朔貝爾指出：穆卡洛夫斯基認為“各種語言的本文只能是一種符號形態，它在主體范圍的交往是通過密碼系統進行的，而密碼系統又是存在于接受者各自的集體意識之中”，“強調所考察進程的集體性，而這種集體性又具體地只存在于一個個個人閱讀的行動之中”，“即使在自然語言中，一個個說話人在說話行動中實現語言系統時也發揮著一種‘產生意義’的功能”〔37〕。在讀者閱讀和直觀理解中，文學作品形式語義轉化為實質語義過程的基本特性，正在于集體性或社會性與個人性的統一。因此，只有在創作—閱讀全過程中，文學文本作為“潛能”的形式語義才能轉化為實質語義而使這種意義潛能得以實現，這個全過程也就是通過文本社會性符號世界而進行的發件人（作者）與收件人（讀者）之間的社會交往過程。

存在于個人大腦的信息、意義（如作家的構思等）是個人性的，語言符號是為了一個人與另一個人交流或交往才使用的，語言行為不同于個人心理行為之處就在其固有的社會性，個人把存在于自己大腦中的信息、意義傳輸到語言符號中，如果想有效地傳達給另一個人，就必須遵循語元組合的基本規則而受這種規則限制——這種規則可以是概念化、強制性較強的語法規則，也可以是非概念化、強制性較弱的實例性、習慣性規則。在人的語言行為中，語元的聲音（語音）差異構成形式語義，這些形式語義只有在個人的直觀理解中才能轉化為實質語義；而由于這種直觀理解的個人性，實質語義較難形成強共識性而具有非強制性的弱共識性——這可以說是自然語言的本相。從動力學角度看，科學符號為了特定的目的，即匯聚許多個人物化在語言符號中的社會性力量以認識、改造自然物元組合運動，必須盡可能限制弱共識性、個人性；以此反觀，文學符號的弱共識性、個人性則更有助于個體性與社會性統一的非強制性的交往——這正是文學弱共識性實質語義的文化價值所在，康德“審美共感”論對此有所涉及。

蘭色姆在《新批評》中指出：“詩歌活動是一種知識行為?？茖W與審美的認知方式應當互為啟迪，也許它們提供的是兩種可供選擇的不同類型的知識?！薄?8〕他試圖在話語或文本層面辨析文藝“審美性”與科學“邏輯性”的區別，乃是新批評的重要理論追求，而這也是康德美學的重要議題。

四、康德審美共感論與自然語言大模型弱共識的社會價值

康德把審美活動稱作鑒賞判斷，而“人們可以用sensus communis aestheticus〔審美的共感〕來表示鑒賞，用sensus communis logicus〔邏輯的共感〕來表示平常的人類知性”，“與健康知性相比，鑒賞有更多的理由可以被稱為sensus communis〔共感〕；而且審美判斷力比理智判斷力更能夠領有一種共同感覺這個名稱”〔39〕。sensus communis也可譯作“共識”，從字面意思看，sensus與感覺、感性等有關，強調的是個人性，而communis 強調的是公共性或社會性。共識的審美性就體現為個人性與社會性的統一；而知性、理智判斷力的共識的邏輯性則偏重社會性而抑制個人性。陳小平指出，自然語言大模型引發了廣泛的社會實驗，而其弱共識性又與具體用戶對其自動生成的文本理解的個人性有關，聯系起來看，其重大意義也就在于體現了社會性與個人性的統一。在此意義上，自然語言大模型的弱共識與審美共感是等值的，這為我們重新認識人類文化打開了新視野。

康德指出：從主體人看，一方面，審美鑒賞判斷是“反思性的鑒賞”“普適性的（公共性的）判斷”，與之相對的“感官的鑒賞”“私人的判斷”則不具有這種普適性、公共性；另一方面，審美鑒賞判斷又不同于邏輯判斷而具有非概念化特性?！耙环N不是基于客體的概念的普遍性根本不是邏輯的，而是審美的?！薄?0〕邏輯判斷“能夠通過證明來‘強迫’作出必然的普遍贊同”，而“不存在任何經驗性的證明根據去‘強迫’某人作出鑒賞判斷”〔41〕，審美鑒賞判斷“預示著‘強制’的合規則性就被盡可能地避免”或“對規則的一切‘強制’”〔42〕的擺脫。審美共感是非概念化、非強制性的弱共識，不同于邏輯概念化的強共識。

再從客體對象看，審美弱共識性與實例性相關，鑒賞判斷本身并不假定每個人都贊同，這講的就是非強制性的弱共識；邏輯判斷則假定每個人必須贊同因而具有強共識。審美鑒賞判斷“只是要求每個人都作出這種贊同，作為規則的一個‘實例’”，即瑞恰茲所說“事物是法則的實例”，“就這‘實例’而言它不是期待概念，而是期待別人的贊同來作出證實”〔43〕?！耙粋€如此通過種種‘實例’所證實了的鑒賞從評判對象在其下被給予人們的諸形式時的那種一致性的根據中起源的標準，這個根據深深地隱藏著， 對于一切人來說都是共同的?！薄?4〕審美共識是通過實例而非概念體現出來的，因而并不假定每個人都贊同而具有非強制性；而在科學活動中，實例則“期待”概念并因而具有強制性。實例性又與“形式性”相關：“如果對一個直觀對象的形式的純然把握無須直觀與一個概念的關系就為了一個確定的知識而有愉快與之相結合，那么，這個表象就由此不是與客體相關，而是僅僅與主體相關”，“無意于一個要從對象獲得的概念”，而其中的“愉快”所表達的“純然是客體的主觀的、形式的合目的性”〔45〕。主體的主觀的合目的性與客體的形式的合目的性是相互規定的，與之相比，科學邏輯判斷則是為了一個確定的知識而從對象獲得概念，進而認識客體對象，而審美判斷則不是為了認識客體對象，而是判斷客體的形式是否能引起主體的愉快（美感）。

與審美主觀的合目的性相對的是客觀的合目的性，而“客觀的合目的性惟有借助于雜多與一個確定的目的的關系，因而惟有通過一個概念才能被認識”〔46〕，這是科學的追求。通過概念可以把雜多的自然物元組合在一起以認識自然，科學最終是通過認識并改造自然對象而獲得對于人類的“有用性”來確證其文化價值的。自然“除了有用的東西之外還如此豐盛地廣施美和魅力”，這表明“自然要通過列舉如此多的美的形態來促進我們的文化”〔47〕。這種促進又可以“從人對社交的自然傾向出發（經驗性地和在心理學上）作出闡明”，“美畢竟不與主體的情感相關自身就什么也不是”〔48〕，新批評離開“主體的情感”是無法揭示文學不同于科學文本的美的特性及其獨特文化價值的。

“美的藝術是這樣一種表象方式，它獨自就是合目的的，而且盡管沒有目的，卻仍然促進為了社交傳達而對心靈能力的培養一切美的藝術的預科”〔49〕，即“通過人們稱為humaniora〔人文學科〕的預備知識來培養心靈力量，這也許是因為人道一方面意味著普遍的同情感”，這就是審美共感。通過“與人性相適合的社交性”，“人性就與動物性的局限區別開來”；在一個民族共同體對“有法則的社交”的沖動中，存在著“自由（因而也將平等）”與“強制結合”〔50〕的沖突。審美愉快表征著個人心元（知性與感性想象力）組合的和諧化，進而使個人心理文明化；在審美活動中，人的社交遵循的是自由、平等的非強制性法則；而在道德、法律活動中，人的社交遵循的則是強制性法則。

審美共感體現了個人性與社會性的統一，“社會的沖動對人來說是自然的，因而對此的適應性和癖好，亦即社交性，對于作為注定有社會的造物的人的需要來說，是屬于人道的屬性”〔51〕。而審美鑒賞對此有促進作用：“一個孤零零地在一個荒島上的人”“不會裝飾他的茅屋”，“惟有在社會中他才想起自己不僅是個人，而且還按照自己的方式是一個文雅的人（文明化的開端）”，在文明化造就出的“文雅化”的作品中，“各種感覺惟有就它們能夠被普遍傳達而言才被視為有價值的”〔52〕。這種普遍可傳達性的理念無限地增大著它的價值，這就是“文明化”所造就出的文藝等作品的審美共感的文化價值所在。

總之，審美活動體現了社會性與個人性的統一，由此也決定著審美共感的弱共識性；而在科學活動中，知性、理智、邏輯判斷力則偏重社會性，而缺乏甚至抑制個人性，由此使科學的邏輯共感具有強共識性，這有助于科學匯聚物化在符號中的社會力量，以認識、征服、改造自然而造物人類及其每一個成員。

當今AI 計算機其實也是通過符號（代碼等）組合（算法結構等）發揮作用的，而作為深度學習發展的兩大重要突破：DeepMind 的AlphaFold 已經可以預測蛋白質結構——這開啟了AI for Science的發展方向，為通過符號組合認識、把握自然界的物元組合及其規律進而改造、征服自然開辟了廣闊前景。而OpenAI 的自然語言大模型ChatGPT可以自動生成自然語言文本，其多模態又可以自動生成圖像、音像等文本，這實際上開啟了AI for Humanities（文學藝術等人文文化）的發展方向。這表明當今AI 整體上已經并將進一步揚棄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二元對立。

從文藝等人文文化看，康德指出，審美活動“通過種種‘實例’所證實了的鑒賞從評判對象在其下被給予人們的諸形式時的那種一致性的根據”是“深深地隱藏著”的（參見前引），而作為“實例”的形式的“美的組合”規律也是隱藏著的；同樣，文學文本語元通過實例性的美的組合規律也是隱藏著的?，F在看來，這只是表明僅僅憑借人類個體及其大腦神經元系統等很難全面展示這種規律，個人只能基于經驗而通過思想實驗來對這種規律加以推測；而現在的大模型人工神經元網絡，憑借超大算力等“學習”了人類個體根本無法學習到的超大自然語言數據（包括文學語料），通過對語元關聯度實例或語元作為實例的關聯度的展現，初步展示出了這種美的組合規律，或者說這種規律初步得到了“工程實驗”上的證明，這對于重新認識和重塑文藝美學等具有重要的啟示。

從科學文化看，自然語言大模型顛覆了傳統科學概念化、強共識公理系統，其實例性、弱共識將重塑科學文化，但并不意味著替代強共識公理系統，而科學辨析兩種公理系統及其應用邊界至關重要。懷特海提出所謂“把抽象誤置為具體的謬誤”，即“當僅僅以實際存在物作為某些思想范疇的‘實例’來考察實際存在物時，它忽略了其中所涉及的抽象程度。在各種現實性中有這樣一些方面，一旦我們把思想嚴格地限制于這些范疇時，它們就幾乎被忽略了”〔53〕。思想范疇的實例即瑞恰茲所說的“法則的實例”，康德所說的“規則的一個實例”：抽象的思想范疇、概念或概括性模型往往要求強共識，而實例性模型只具有弱共識，把抽象（概念）誤置為具體（實例），也就意味著把強共識誤置為弱共識。

面對現在的作為實例性模型的自然語言大模型，也應警惕另一種誤置，即把具體（實例）誤置為抽象（概念），進而把弱共識誤置為強共識。瑞恰茲認為復義是語言能力的必然結果，可以加以充分應用，而科學則把復義看作語言中的一個錯誤，希望限制或消除這種現象，消除復義則“一詞一義”“一個符號只有一個實在意義”“一段文章是指某一件事情”，這正是科學符號的強制性要求。瑞恰茲將此稱作“迷信”，表明科學文本只要使用自然語言，就很難徹底消除復義，進而很難形成強共識。這同樣是現在的AI 自然語言大模型面對的基本問題：表現為大模型會出現幻覺，通過“微調（Finetune）”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消除，但很難達到嚴格的準確性、精確性，進而很難形成強共識。這是大模型應用的邊界，如果不明辨這種邊界，把弱共識性的自然語言大模型不加處理地應用到需要強共識、嚴格準確性的領域如醫療診斷等，誤置或錯位將可能產生誤用風險。

此外，在對AI 力量的認知中也存在“誤置”謬誤：AI 機器所代表的確實不是人類個人力量，但卻依然是人類社會力量，因而也依然是人類力量，而有些人卻把AI 這種人類力量誤置為非人類力量，進而把未來超級AI 視作不同于人類碳基物種的新的硅基物種，這種似是而非的論調會引發對AI 認知混亂。與此相關的另一瘋狂想法是通過把智能芯片植入大腦等技術手段以提升個人智能，這實際上是把AI 社會力量誤置為個人力量，這種誤置既反人道也反自然，將引發人性的迷思和迷失，茲不多論。

總之，從科學文化內部看，自然語言大模型以弱共識公理系統顛覆了科學傳統的強共識公理系統，但在未來一個較長的時期內，兩種系統又將并存發展而不能相互替代，兩者不錯位而各安其位，對于AI 的合理應用非常重要。從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關系看，大模型弱共識性實質語義打破了兩者傳統的二元對立，但兩者同樣不能錯位而需各安其位，這又并不意味著相互隔絕。大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已打破了這種隔絕，而文學、美學與科學的對話一方面有助于揭示大模型弱共識性實質語義的形成機制及其文化價值，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揭示和認識文藝“美的組合”規律及其文化價值，進而有助于認識并重塑人類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