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家”認同：唐詩創作的集體記憶建構

何 蕾

(蚌埠學院 文學與教育學院,安徽 蚌埠 233000)

在唐詩創作中,以“漢家”來指代唐朝或者譬喻唐朝,被稱為“以漢喻唐”或“以漢代唐”。這種“以漢喻唐”“以漢代唐”寫作模式在唐代甚為流行。這是唐詩對魏晉南北朝詩歌寫作技法的繼承,而作為強盛的中原王朝,漢、唐在精神氣度方面的相似也是促使唐詩好“以漢喻唐”的原因之一。然而“以漢喻唐”并非邊塞詩創作獨有現象,在登臨、送別、抒懷之作中亦時常出現。這些作品雖以抒寫個人情懷為主,但“漢家”意象的使用擴大、豐厚了詩境,如錢起《送褚大落第東歸》“漢家側席明揚久,豈意遺賢在林藪”;杜牧《登樂游原》“看取漢家何事業,五陵無樹起秋風”等,不勝枚舉?？梢姟耙詽h喻唐”“以漢代唐”模式是唐人慣用寫作手法。促使“以漢喻唐”“以漢代唐”寫作模式的確立和流行,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必要進一步思考。

已在學界廣泛展開討論的“集體記憶”概念,或許可以為此現象的闡釋帶來新的空間?！凹w記憶”是一個特定社會群體的成員共享往事的過程和結果,是族群認同感的基礎。哈布瓦赫認為,“存在著一個所謂的集體記憶和記憶的社會框架;從而,我們的個體思想將自身置于這些框架內,并匯入到能夠進行回憶的記憶中去”[1]69?！皼]有記憶能夠在生活于社會中的人們用來確定和恢復其記憶的框架之外存在”[1]76。根據哈布瓦赫的觀點,集體記憶是一個社會建構的過程,需要一個“記憶的場所”或者一個社會框架,在這個場所或框架內,集體記憶才能夠明確地存在。因此,無論是社會文化變遷還是文學藝術創作,構建一個群體的集體記憶需要一種框架或者一些意象以再現集體記憶。簡言之,集體記憶是族群認同感的基礎,需要一個社會框架來支撐,在這個社會框架內,需要一些意象來再現集體記憶。一個時代的文學潮流,往往承載著集體記憶?！耙詽h喻唐”“以漢代唐”的詩歌寫作模式在唐代的流行,彰顯的是唐代詩人的“漢家”集體記憶。

一、唐詩中的“漢家”意象

(一)“以漢代唐”“以漢喻唐”

唐詩里的“漢家”意象多指“唐家”,即“以漢代唐”“以漢喻唐”。以“以漢代唐”為例,如無名氏《涼州歌》“漢家宮里柳如絲,上苑桃花連碧池”;岑參《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漢家大將西出師”;高適《薊門行五首》其二“漢家能用武,開拓窮異域”;陳子昂《答韓使同在邊》“漢家失中策,胡馬屢南驅”,王維《冬夜書懷》“漢家方尚少,顧影慚朝謁”;鄭愔《塞外三首》其三“漢家征戍客,年歲在樓蘭”;白居易《長恨歌》“聞道漢家天子使”等。結合詩句上下文,可知這些“漢家”意象所指均是唐朝,是典型“以漢代唐”的寫作手法?！耙詽h喻唐”的例子也不勝枚舉,如宋之問《春日芙蓉園侍宴應制》“芙蓉秦地詔,盧橘漢家園”;王維《出塞》“玉靶角弓珠勒馬,漢家將賜霍嫖姚”;張籍《隴頭》“誰能更始李輕車,收取涼州屬漢家”(《樂府詩集》卷二十一);張祜《聽簡上人吹蘆管三首》其三“分明西國人來說,赤佛堂西是漢家”;趙嘏《長安晚秋》“云物凄涼拂曙流,漢家宮闕動高秋”;司空圖《有感》“國事皆須救未然,漢家高閣漫凌煙”等。

(二)感懷、追慕漢室

唐詩中還有不少提及“漢家”處,主要抒寫詩人對漢朝的感慨和歷史感懷。如駱賓王《帝京篇》“秦塞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李嶠《汾陰行》“漢家五葉才且雄,賓延萬靈朝九戎”,戎昱《詠史》“漢家青史上,計拙是和親”,李頎《古從軍行》“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蒲桃入漢家”,劉長卿《送鄭說之歙州謁薛侍郎》“漢家尊太守,魯國重儒生”,孟浩然《長樂宮》“秦城舊來稱窈窕,漢家更衣應不少”,張籍《送防秋將》“重收隴外地,應似漢家時”,李商隱《茂陵》“漢家天馬出蒲梢,苜蓿榴花遍近郊”,陳陶《南海石門戍懷古》“漢家征百越,落地喪貔貅”,諸如此類,從唐初至唐末,綿延不絕。

歌行、樂府詩中也有提及“漢家”處,以指代兩漢居多。如李白《戰城南》“秦家筑城備胡處,漢家還有烽火然”;王昌齡《長歌行》“況登漢家陵,南望長安道”;李隆基《春臺望》“聞道漢家全盛日,別館離宮趣非一”;張籍《董逃行》“董逃行,漢家幾時重太平?”這類作法在抒寫兩地相思的樂府舊題中較為常見。

除此之外,奉和、應制乃至宮怨閨怨等詩歌中的“漢家”出現頻率也較高,如梁昇卿《奉和圣制答張說扈從南出雀鼠谷》“從來漢家盛,未若此巡方”。此外,還有不少詩提及“漢家”,但僅作為典故使用,并未賦予“漢家”新的涵義。需要注意的是,不獨唐人以“漢家”自譬,“夷狄”亦時有以漢代唐的說法?！杜f唐書》卷一百九十八載高昌童謠云：“高昌兵馬如霜雪,漢家兵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滅”[2]5296。

由上可知,“以漢代唐”“以漢喻唐”是唐詩創作中的普遍現象,它貫穿了整部唐代詩歌史的寫作模式。以邊塞詩為例,無論是表現戰斗生活、批判現實,還是彰顯唐朝將士不懼艱難、斗志昂揚的精神,“漢家”意象于全詩情境而言都十分貼合。如李頎《古從軍行》,作為批判戰爭的作品,結語“空見蒲桃入漢家”的“漢家”屬于典型“以漢喻唐”,批判色彩濃厚。再如劉長卿《疲兵篇》結語“只恨漢家多苦戰,徒遺金鏃滿長城”之“漢家”,批判意味和《古從軍行》類似,但多了一層悲涼色彩。綜觀唐詩,無論抒發相思鄉愁、抒寫征戰之苦、表現戰斗激情,還是感懷歷史、感慨人生,“漢家”意象都能為全詩增添一種古拙、闊大的意境。這種創作手法的普遍使用,絕非單一因素促成。漢唐之間,橫亙著近四百年的魏晉南北朝,其間也曾豪雄紛起,然而如“晉室”“南朝”“齊梁”等語出現在唐詩中的頻率卻遠不如“漢家”多,即便出現也往往是批評或感慨的對象,如“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后塵”“經術震浮蕩,國風掃齊梁”“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等。略去近四百年的歷史,在詩歌中將漢唐系為一體,這種寫作手法的流行與唐代詩人群體對漢代的選擇性記憶有關。這種針對漢朝的有選擇的記憶是典型的集體記憶。

二、“漢家”集體記憶的社會框架

哈布瓦赫認為,“集體記憶可用以重建關于過去的意象,在每一個時代,這個意象都是與社會的主導思想相一致的”[1]71。唐詩中的“漢家”意象所體現的“漢家”集體記憶,是唐朝在制度層面建構的結果。這種建構,表現為唐朝高層的“漢家”認同和對“漢家”制度的復刻行為。

(一)唐朝的“漢家”認同

唐朝以中原正統的繼承者自居,在官方話語體系中,以對漢朝文物制度的頻繁引用表達對“漢家”文化的認同,突出“漢家”正統身份。

“漢家”本是西漢朝自稱,東漢延續了西漢文物制度,亦以“漢家”自稱。如“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3]。漢宣帝稱“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4],兩漢以降,舉凡官私說法,“漢家”多指兩漢。如《北史》卷四十七《袁翻傳》載北魏袁翻稱西?？ぁ罢潜碧斖鶃碇疀_要,漢家行軍之舊道”[5]?！锻ǖ洹肪硎妒池洝吩蔽豪畋肷蠒唬骸皾h家乃設常平,魏氏以兵糧制屯田,軍國取濟”[6]289?！肮耪咛熳佑辛?漢家前后左右將軍四人,今則十二衛、神策等八軍,凡有將軍六十人也”[6]1107-1108。這個說法,在以《舊唐書》為代表的唐代官方話語體系中,“漢家”主要指向以兩漢為代表的中原文明體系,個別情況下指代唐朝。如“則知兩廟周人成法,載主以行,漢家通制”[2]990;“今若舉河西之地委質事之,即漢家竇融,未足為比”[2]2251;“漢家宰相,無不精通一經”[2]4939;“昔漢家故事,丞相以天災免職”[2]1356;“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2]2569;“遼東之地,周為箕子之國,漢家之玄菟郡耳”[2]2360;“其在漢家,尚猶然矣”[2]2851等。唐代官方記載中稱“漢家”之時,有時亦指代唐朝,如《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五《殷侑傳》中載殷侑出始回紇時,對回紇可汗稱“可汗是漢家子婿,欲坐受使臣拜,是可汗失禮,非使臣之倨也”[2]4320。檢閱兩《唐書》,在唐代官方話語體系中,“漢家”意為中原正統,多數情況下指向兩漢,指向唐朝的情況最少。然而在詩歌創作中,“漢家”意象指向唐朝的案例較多,如王之渙《涼州詞》“漢家天子今神武”、岑參《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漢家大將西出師”、白居易《長恨歌》“漢皇重色思傾國”“聞道漢家天子使”等。相對于較為嚴謹的官方話語體系,詩歌創作雖然要隨意得多,但詩人習慣“以漢喻唐”并非任意而為,而是出于對“漢家”的認可與推崇。

詩壇對“漢家”的推崇與認可,本質上是從精神層面將漢唐系為一體,是時代潮流,也是唐朝精神氣度的文藝表達。魯迅在《看鏡有感》里說過,“遙想漢人多少閎放,新來的動植物,即毫不拘忌,來充裝飾的花紋。唐人也還不算弱,例如漢人的墓前石獸,多是羊,虎,天祿,辟邪,而長安的昭陵上,卻刻著帶箭的駿馬,還有一匹鴕鳥,則辦法簡直前無古人”[7]44。此論代表了很多學者的看法,漢唐在開放、恢弘的精神氣度方面是相似的。唐不僅繼承了漢的恢弘氣度,在對外關系上,也同樣的開放而自信,正所謂“漢唐雖然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7]45。而在唐朝的官方話語體系中,唐朝秉承漢室正統,具有無可辯駁的合法性和正統性。雖說李唐締造者有胡人血脈,政治制度也源出于北朝,但從國策到文學創作,都呈現了一種大氣、自信的特質,某種程度上延續了漢朝的恢弘特征。不僅如此,官方認知、文藝創作強調“漢家”色彩,更凸顯了唐朝對于漢朝文化的主動認同。

(二)唐朝的“漢唐”一體認知

隋朝結束了近四百年的分裂局面,因國祚太短,有時被有意無意地忽略,在“漢唐”的稱呼中與六朝一起被直接略去?！皾h唐”的稱法肯定了唐朝與漢朝并為大一統王朝的地位與性質,同時也暗示了唐朝與漢朝之間的繼承關系。站在后人的角度來看,唐朝確實延續了漢朝的某些特質與精神,無論是統治的疆域、宏闊的氣度還是對外影響力,漢唐都有著相似性。站在當時的背景下看,唐朝也是不折不扣的“漢家”正統。唐朝的締造者隴西李氏是漢人,漢人身份具有統治中原的合法性。陳寅恪在《統治階級之氏族及其升降》一文中指出,李唐皇室自李淵至李治,母族“皆是胡種,而非漢族”[8],此前在《李唐氏族之推測后記》一文里,陳寅恪也指出李氏雖“漸染胡俗”,但“若僅就其男系論,固一純粹之漢人也”[9]。所以李唐皇室一族雖“源出夷狄”,母系一族為“胡人”血統,但在以父系為中心的制度下,母族血統并不妨礙李氏“漢家”正統身份的自我認知和社會認同。所以,父系中心的主流觀念和習慣決定了沒有人會對李唐皇室的漢人身份產生懷疑,李唐皇室也不需要刻意強調自己的漢人身份,為政權的合法性增加依據。

李唐皇室的“漢家”身份是毋庸置疑的,其政權帶有普遍認同的天然合法性?！八虚_頭都包含回憶因素。當一個社會群體齊心協力地開始另起爐灶時,尤其如此”[10]1。唐朝于締造之初以革命者的姿態推翻了隋朝,登上了歷史舞臺,也可算是“另起爐灶”,在宣揚統治者正統身份的同時,還需要在制度和儀式方面強調對正統政權的延續和繼承。唐朝對漢朝的認同和模擬,就充滿了“回憶因素”,因此,唐朝的制度雖源出北朝,但又時時公開表示,典章制度以漢室為圭臬,如皇帝謚號中加“孝”字即是對漢朝的公開模仿。雖然唐朝不是第一個在君主謚號中加入“孝”的,但這種官方行為卻是對漢唐一體的暗示?！顿Y治通鑒》卷二百一十七載,天寶十三年二月,“癸酉,享太廟,上高祖謚曰神堯大圣光孝皇帝,太宗謚曰文武大圣大廣孝皇帝,高宗謚曰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宗謚曰孝和大圣大昭孝皇帝,睿宗謚曰玄真大圣大興孝皇帝,以漢家諸帝皆謚孝故也。甲戌,群臣上尊號曰開元天地大寶圣文神武證道孝德皇帝”[11]。自唐朝立國之初,禮儀制度即遵漢制,如高祖去世前下令“既殯之后,皇帝宜于別所視軍國大事。其服輕重,悉從漢制,以日易月?！盵2]18太宗去世亦“遺詔皇太子即位于柩前,喪紀宜用漢制”[2]62。喪禮為“四禮”之一,且在“事死如事生”的社會環境中,重要程度堪稱“四禮”之最,因此,喪禮用漢制,足見唐朝以漢朝為模板的態度。

“漢家”制度,多來自儒家禮法體系。儒家最重“禮”,而儀式能加強一個族群的集體記憶?！皟x式是重復性的,而重復性必然意味著延續過去”[10]50。唐朝正是以繼承和發揚“漢家”制度的方式,加強對漢朝的集體記憶,昭示唐朝是承繼漢朝而來的正統政權,是中原文明的延續。唐朝與漢朝中間隔著華夏分裂的“魏晉南北朝”,但在唐朝的官方話語體系中,漢、唐之間的四百年常常被選擇性遺忘,制度闕疑之時必提及漢,而不提中間的四百年。誠然,這四百年間中原分崩離析,九州半數落入異族之手,漢人建立的朝代也多“短祚”,對于自認“漢家”之后的唐人來說,這段歷史確乎不太好看。在詩人看來,漢、唐之間的幾個漢人朝代也無提及的必要,甚至都不算正統。王勃在《大唐千歲歷》里說“魏、晉至于周、隋,咸非正統”[2]5006。因此,唐朝的政治制度雖源自北朝,官方話語體系卻刻意向漢朝靠攏、有意地忽略北朝。

集體記憶建立在社會環境之中,詩人的思維模式和創作行為直接受到社會思潮的影響,思想的潮流又受制于政治制度與政治環境。從唐詩內容來看,“漢家”意象彰顯的“漢家”集體記憶,是對“漢家”族群所代表的中原文化的認同,而非局限于狹隘的漢人血統?！凹w記憶在本質上是立足現在而對過去的一種重構”[1]59。詩人在“漢家”的記憶框架中撫今追昔,強化了唐與漢在中原文化演進過程中的繼承與被繼承的關系。而這個記憶的框架,是時代提供的,個人無能為力。

三、“漢家”集體記憶的詩歌建構

唐朝在制度層面提供了“漢家”集體記憶的框架,詩歌創作則以一種寫作模式的確立和流行為特征,完成了“漢家”集體記憶的建構。大量唐詩以“漢家”意象構建了對漢朝的集體記憶,同時又將這種集體記憶加以強化,形成一種時代特色鮮明的印記。

尚武、開拓是唐朝的精神標識之一,也被認為是唐朝和西漢朝的相似處,這種相似并非與生俱來,而是唐朝有意無意地建構和重塑的結果。哈布瓦赫說,“記憶的集體框架也不是依循個體記憶的簡單加總原則而建構起來的：它們不是一個空洞的形式,由來自別處的記憶填充進去。相反,集體框架恰恰就是一些工具,集體記憶可用以重建關于過去的意象,在每一個時代,這個意象都是與社會的主導思想相一致的”[1]71?！吧鐣枷氡举|上必然是一種記憶,它的全部內容僅由集體回憶或記憶構成。但是,在其中,只有那些在每個時期的社會中都存在,并仍然在其現在的框架當中運作的回憶才能得以重構,這也是必然的”[1]313。唐代詩人對漢朝的集體記憶多以詩歌創作的方式呈現。以詩歌形態對漢朝的重構需要一個場所或者框架。唐朝的漢唐一體認知和對漢室制度的模擬構建了集體記憶的社會框架,在這個由國家制度建構的框架中,“漢家”集體記憶的文學呈現主要借助唐詩這一載體得以完成和展現。

(一)“漢家”集體記憶的情境

唐詩的“漢家”集體記憶主要是通過“漢家”意象的使用及詩境的構造體現的。唐詩與前代詩歌一個顯著的區別是描述邊塞、戰爭的作品大多傳達了“義勇”之情。這種“義勇”之情,一是體現在題材內容方面,二是體現在藝術技巧方面。除了時代賦予的“義勇”精神,“漢家”及相關意象的運用,構成了唐詩與前代詩歌的鮮明區別。這種幾乎同一的創作模式,頗有些“集體敘事”的意味,然而本質上卻非集體敘事,詩人們只是借助一種文學的表達手段呈現集體記憶。

“不同的記憶都是由其各自的成員通常經歷很長的時間才建構起來的。當然,進行記憶的是個體,而不是群體或機構,但是,這些植根在特定群體情境中的個體,也是利用這個情境去記憶或再現過去的”[1]40。按照哈布瓦赫的說法,再現過去或者說回憶過去需要一個特定的情境。對“漢家”的集體記憶,也需要一個特定的情境,這個特定的情境,對于詩人來說,正是詩歌創作的過程。關于詩歌創作中的造“境”過程,王昌齡深有體會,說：“夫作文章,但多立意。令左穿右穴,苦心竭智,必須忘身,不可拘束。思若不來,即須放情卻寬之,令境生。然后以境照之,思則便來,來即作文。如其境思不來,不可作也”[12]295。作為開元、天寶時代的一流詩人和邊塞詩名家,王昌齡總結的創作理論是相當有說服力的。生“境”是詩歌創作過程中必不可少的環節,創作早期階段的各種思考都是為了“令境生”,有了“境”后詩歌創作才能順利進行?！熬场笔鞘裁?王昌齡在《詩有三境》中以山水詩為例對“三境”作出了闡釋：“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物境一。欲為山水詩,則張泉石云峰之境,極麗絕秀者,神之于心,處身于境,視境于心,瑩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情境二。娛樂愁怨,皆張于意而處于身,然后馳思,深得其情。意境三。亦張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則得其真矣”[12]317。由此可知,“境”一是需要構思和營造,二是從形似的物境到意真的意境構造,是將作者的情感融入詩歌的一個過程。王昌齡留下了二十余首邊塞詩,首首精品,特點是多能傳出義勇,意境圓融、自然。由上可知,其邊塞詩創作也經歷了營造物境——情境——意境的過程。對“漢家”的追慕與認同,為王昌齡邊塞詩造“境”提供了前提和基礎。如《從軍行二首》其一：“大將軍出戰,白日暗榆關。三面黃金甲,單于破膽還?！边@首詩追慕大將軍衛青風采,書寫西漢故事,其“境”顯然不是出于王昌齡親身感受,而是時代為王昌齡提供了“漢家”記憶的空間,在這個空間中王昌齡運思凝神,以對衛青風采的追慕喚起“漢家”記憶。皎然也說過：“夫詩工創心,以情為地,以興為經,然后清音韻其風律,麗句增其文彩”[13]。此所謂“興”當指引發詩思的情境,在邊塞詩創作的過程中,如何“興”?當然是社會環境和歷史故事賦予的回憶和想象空間。

唐代對外交流多,邊事多,這為詩歌創作提供了喚起集體記憶的情境?！吧嫱狻北厝灰岬疆愖?在華夏與異族的戰爭和交往中出現最為頻繁的是“夷狄”。在漢人與“夷狄”的長期互動中,距離唐較近的魏晉南北朝顯然不是詩人們主動回憶的對象。雖然那個時代豪杰并起,但漫長的混亂和半個中國淪入“夷狄”之手的慘痛事實消弭了詩人們在詩歌中建構那個時代的熱情。只有強有力的漢朝,才能與煌煌大唐匹配。相似的精神氣度,拉近了漢唐的心理距離。在唐詩的創作情境中,唐人沉浸在對“漢家”的追憶中不能自拔。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唐詩創作也是唐代詩人實現集體記憶的工具。

(二)“漢家”集體記憶的再現過程

唐朝從制度層面完成了“漢家”集體記憶框架的建構,詩人只需要用文字和韻律來表現,并在表現的過程中加以強調。這在邊塞詩創作中尤為明顯。唐代邊塞詩創作大致有沿用舊題與創立新題兩大類,無論新題舊題、實寫虛寫,實錄邊事還是借邊塞以抒己情,必然要營造一個廣闊的空間,在這個由各類象征性的意象營造的空間中公開或暗示“漢家”的身影,成為詩人的必然選擇,如“秦時明月漢時關”“漢家山東二百州”等句。僅僅抒寫個人情思,在詩歌創作中是沒有依托的,毫無分量可言,邊塞詩尤其如此。而當個人置身于歷史或時代的大背景之下,并與之融合,個人便不再是渺小的存在,而是站在歷史的一個支點上與過去聯通。身處邊塞、朔漠,在撫今追昔中感慨唐朝的壯大與宏闊時,作為能夠喚起強漢記憶的“漢家”意象,無疑會成為詩人的首選,寫作的模式就此確立。詩人并非生來就具備對于漢朝的集體記憶,如上文所述,唐朝的規章制度、時代風習等等,建構了整個社會的“漢家”集體記憶框架。這種建構起始于制度,成熟于儀式。制度與儀式往往是一體兩面,各有側重,而儀式則具備增強記憶的功能。

唐詩中提到“漢家”約有200余處,多數“漢家”及相關意象出現在邊塞詩中,與“胡”“夷”“戎狄”等外敵相對,營造了一種對立、緊張、甚至殺戮的戰爭氛圍中。其中的“漢家”涵義是雙重的,既指唐軍,又代表了漢代以來的中原正統文明。如鄭愔《塞外三首》其三“陽鳥南飛夜,陰山北地寒。漢家征戍客,年歲在樓蘭?！贝嗽妼φ坦ふ?“陽鳥”“陰山”營造了跨越地域的廣闊空間,將中原和夷狄的氣候、風物描畫出來,而“漢家”“樓蘭”則超越了歷史的時空,強調了兩種文明的沖突。這首詩并非實寫邊塞情景,而是依樂府舊題而作,據“塞外”一詞展開想象,在“漢家”和“樓蘭”意象營造的對立空間中,突出蘇武的節操。全詩追憶西漢朝,但只是借用“樓蘭”和“子卿”等詞指代漢朝和夷狄的沖突,其余景物描寫全系想象,如“玉塞朔風起,金河秋月團”,放在任何一首邊塞詩中都不會突兀。唐代類似邊塞詩很多,不乏大家之作,如王昌齡很多作品就是借舊題追憶“漢家”舊事,在追憶中將漢唐系為一體,李白的邊塞詩則幾乎全部出于想象,如《塞下曲六首》其一以邊塞相關事物,如天山、戰馬等營造緊張的華、夷對立氛圍,再以“斬樓蘭”的典故引發對“漢家”功業的追憶。這類抒寫想象中情景的作品,創作模式基本相同,都以邊塞事物、戰爭意象烘托、渲染、凸顯華、夷對立,以西漢典故揭示詩歌主題——對漢唐武功的肯定。而對漢家身份的認同,也在抒寫漢代武功的過程中一步步得到體現。

實寫邊事的作品也以西漢意象彰顯唐朝精神,如岑參《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一詩,以“漢家大將西出師”指代封常清率軍出征事,除此之外,全詩都是唐軍于飛沙走石之夜行軍的實寫?！皾h家”即唐朝,然而如果不用“漢家”一詞,而用“唐家”一詞,整詩藝術效果會受影響?！皾h家”一詞的使用,突破了時空的阻隔,將封常清率軍夜征之事置于漢朝與唐朝兩個中原大一統王朝聯通的龐大歷史時空之中,封常清乃至麾下將士的形象更為高大、威嚴,同時也強調了唐軍征伐夷狄的正義性。無論實寫還是虛構,“漢家”一詞及相關典故的使用,客觀上都增強了作品的藝術感染力。而選擇“漢家”意象的目的是借助喚起集體記憶的手段,強調唐人的“漢家”身份認同。

(三)“漢家”集體記憶的文化認同

詩人在詩歌中建構“漢家”集體記憶的目的是強調唐人對“漢家”的認同。這種認同不論出身,無關血統,本質上是文化認同?！把哉Z的習俗構成了集體記憶最基本同時又是最穩定的框架”[1]80。對于文學創作來說,語言表達的模式構成了集體記憶的框架。少數詩人以漢代典故串聯起詩歌的敘述主線,構建宏闊場景,或者說是基于個人情感或選擇偏好,一代詩人都“以漢喻唐”“以漢代唐”,則是創作群體的集體記憶再現。以中原正統自居的唐朝,自上而下地呈現出崇漢的姿態,詩歌創作中的“漢家”意象,正是詩人集體記憶的呈現。王明珂在《歷史事實、歷史記憶與歷史心性》中認為,文獻史料被當作一種“文本”(text)或“述事”(narratives),以強調其背后的社會情景(context)與個人感情。中國古典詩歌的原始創作目的是“言志”,而非記述歷史,但其創作緣起卻是社會情景與個人感情,因此,時代性鮮明,可以補史。唐詩中的眾多“漢家”意象告訴后來的人們,唐朝對“漢家”的推重與模擬并非完全復制漢朝的模板,而是著意強調唐承漢后,是中原文明的繼承者。

唐朝高度包容的環境產生了相當多具有異族血統的卓異人物。這些活躍在唐朝的異族人物,在身份認同方面并無不適與迷惘,因為在這個環境中,是否漢人血統不要緊,只要忠誠于“漢家”就是“漢家”的人才。如哥舒翰與安祿山同為胡人,唐代官私話語體系并未因胡人的身份而將兩人混為一談,評價的標準始終圍繞著是否盡忠唐室,而非血統。在詩歌創作方面,詩人們也和官方保持一致,強調才干與品質,不考慮血統,在詩歌創作中對待異族將軍和漢人將軍并無區別,如作者不可考的《哥舒歌》：“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至今窺牧馬,不敢過臨洮?！北R綸《和張仆射塞下曲·其三》：“月黑雁飛高,單于夜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倍娝鰣鼍昂褪銓懙那楦芯愃?前詩并未提及哥舒翰的突厥血統,后詩也未刻意強調將軍的漢人身份。在唐詩創作中,罕見刻意強調血統之別的作品。在盡忠李唐皇室和維護中原文明的前提下,無論出身,皆屬“漢家”,詩歌所謂“漢家”并非強調漢家血統,而是指向文化方面的認同。此處須提及的一點是：漢之前無“漢人”“漢家”的概念,漢以后,“漢人”“漢家”說法深入人心,但直至唐代,“民族主義”的概念依舊模糊,也就是說唐人并無民族主義概念、也無排外觀念,直到宋朝,“中國”意識凸顯,方才有了模糊的民族主義概念。

四、結 語

由上可知,唐朝官方話語體系的“漢家”制度,主要指儒家的禮儀制度,涉及禮法相關事件時,官方話語體系常常體現出以西漢朝為模板的傾向。唐朝上層對“漢家”的認同主要是文化上的認同。在制度建構的共享記憶空間中,唐詩、尤其是邊塞詩創作呈現出了詩人群體的“漢家”集體記憶。唐詩中頻繁出現的“漢家”意象,是詩人群體構建“漢家”集體記憶的工具,彰顯著詩人對“漢家”文化的認同。唐詩中的“漢家”相關意象,有的以漢代唐、以漢喻唐,有的確切指代西漢,有的泛指漢朝,無論是以漢喻唐、還是泛指漢朝,根本而言,所有的“漢家”及相關意象,都指向和“蠻夷”區分開來的以漢朝為標志的中原文明體系。簡言之,唐人的“漢家”認同并非狹義的“漢人”血統認同,而是外延較大的文化認同。唐人在言及“漢家”時,著意的是文化,有較強的包容性。是對儒家“諸夏用夷禮則夷之,夷狄用諸夏禮則諸夏之”“夷狄入中華則中華之,中華入夷狄則夷狄之”觀的繼承和發揚。這正體現了唐人“漢家”身份認同不重血統而重文化的特點,也側面印證了唐朝的文化包容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