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選官制度得失
——以科舉制為中心的思考

高 馳

(云南大學 歷史與檔案學院，云南 昆明 650091)

一、唐代選官制度概述

所謂“選士命官，有國之大典”。選官制度是中國古代官僚機制運行過程中極其重要的環節，也是國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唐代是中國古代政治文明高度發展的時期，選官制度在這時期取得了很大發展。唐代官員的選拔主要包括科舉、門蔭入仕、流外入流3種途徑[1]1804。門蔭入仕的范圍，唐代對其有明確的規定：三品以上蔭曾孫，五品以上蔭孫，六品以下官員沒有門蔭特權[2]1774。唐前期，門蔭入仕是官僚隊伍的主要來源[3]145。唐后期，隨著科舉的影響越來越大，參加科舉的高官子弟日漸增加，高級官員主要來源于科舉進士科，門蔭制度逐漸走向衰落[4]18。唐代官員分九品，稱流內官，九品以外則為流外官。流外官在任滿一定年限后，經考試合格，可到吏部參加銓選，授予官職，成為流內官。流外入流是唐代中下級官員的主要來源[5]18。

門蔭入仕在唐前期發揮較為重要的作用，流外入流主要是對中下級官員的選拔?？婆e制不僅是下層民眾向上流動的重要途徑，也是高級官員的主要來源，在唐代官員選拔中占據重要地位。根據考試形式的不同，科舉分為常舉和制舉。常舉每年舉行，又稱歲舉。常舉最初由吏部考功員外郎主持，自開元二十四年(736)起，改為由禮部侍郎主持。常舉的科目為明經科和進士科，進士科地位尊貴，為士人欣羨。明經科在唐初主要考察經義，自唐高宗調露二年(680)起，明經科開始加試貼經。進士科在唐初只考策文，唐高宗后期改為貼經、雜文、對策三場，后成為唐代進士科考試的定制。通過常舉后，舉子只是獲得了出身，還需吏部對其進行“身言書判”的考核，通過后方能授予官職。制舉由皇帝臨時下詔舉行，科目繁多，與常舉不同，制舉通過后可直接授予官職。制舉大盛于武則天時期，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后停止。

二、唐代科舉制的進步性

科舉制的創立，是中國古代選官制度的重大發展和進步。較之先秦時期的世卿世祿制、漢代的察舉制以及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九品官人法，科舉制無疑有著很大的進步。

(一)選拔范圍的開放性

唐代科舉制對身份的限制大為降低，士人可以“投牒自進”，不需要州郡長官推薦。在科舉制下“獲取官職的機會對任何人開放，只要他們能證明自己有足夠的學養”[6]141。由于選拔范圍的開放性，使更多的人能夠通過參加科舉考試進入官場?？婆e制上及官方之政教，下系士人之耕讀，使整個社會處于一種循環的流動之中[7]。從某種意義上說，科舉制的實行使普通民眾通過讀書考試來實現自身的階層流動成為可能，這對擴大唐王朝的統治基礎具有重要意義。大量的讀書人進入官場為統治階層注入新鮮血液，大唐盛世的造就與之不無關系。同時，由于科舉制為廣大平民通過考試做官進入統治集團提供了途徑，使廣大士子“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不再產生對任何統治政權不利的念頭”[8]535。這對保持社會穩定、維護唐王朝的統治具有積極作用。

(二)選拔標準的全面性

唐代科舉制一方面突破了各種身份限制，另一方面，選拔的標準也更為全面。唐代常舉科目為明經科和進士科，前者主要考察應試者對儒家經典的理解，后者則主要考察其文學才能，常舉通過后還需要吏部對其進行“身言書判”的考察。至于制舉，科目繁多，包括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于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率、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等?？婆e的科目眾多，只要有一技之長，便可應舉，有利于選拔不同類型的人才。

三、唐代科舉制的不足

任何一種制度都需要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唐代科舉制也存在諸多問題。錢穆認為，“科舉進士，唐代已有。但絕大多數由白衣上進，則自宋代始”，唐代科舉在為平民子弟提供入仕機會方面作用有限，并將唐代稱為“前期科舉社會”，宋以后為“后期科舉社會”[9]46。

(一)忽視公平

唐代科舉考試中，應舉者包括來自學館的生徒和州縣的鄉貢。學館的生徒多為官員子弟，平日所教授內容無不與科舉考試有關，較之出身多為平民的鄉貢，其在科舉考試中占有優勢，且主考官在錄取時也有意偏重生徒。據《唐摭言》記載：

高宗咸亨五年，考功員外郎覆試十一人，其中只張守貞一人為鄉貢；開耀二年，劉思立所取五十一人，只雍思泰一人為鄉貢；永淳二年，劉廷奇取五十五人，只元求仁一人為鄉貢；光宅元年，劉廷奇重試所取十六人，只康庭芝一人為鄉貢；長安四年，崔湜取四十一人，只李溫玉稱蘇州鄉貢。[10]21

由此可見，在唐代科舉中，出身官員子弟的生徒較之來自地方州縣的鄉貢，往往更易及第。此外，從錄取結果來看，即使在鄉貢中，也存在地域上的不公平。據《唐會要》記載，長安京兆府舉送的前10名舉子，其登科希望“十得其七八”[2]64。而其他地區的登科比例明顯低于長安地區。

唐代科舉盛行的請托行卷之風是有損考試公平性的又一重要問題。所謂行卷，是指應試的舉子將自己的文學創作寫成卷軸，在考試前呈送給在社會上有地位和聲望的人，請求他們向主考官推薦自己，以增加自己及第可能的一種手段[11]380。柳宗元說：“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十一，即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不能遺士者，偽也。惟聲先焉者，讀至其文辭，必目必專，以故少不勝?！盵12]399負責判卷的官員，面對連篇累牘的文章不能一一細讀。因此，對舉子來說，在考試前將自己作品呈給當時有聲望的人以獲得名聲尤為重要。行卷依然是對高官子弟有利，“有門吏諸生為之前焉，有親戚知舊為之地焉……其于名達，進取如掇”[13]8337。出身普通人家的舉子行卷難，晚唐詩人杜荀鶴有“空有篇章傳海內，更無親族在朝中”的感嘆。唐代舉子行卷中存在大量抄襲現象，甚至出現盜取他文以行卷之事?！短圃娂o事校箋》記載了一件有趣的事：

(李)播以郎中典蘄州，有李生攜詩謁之。播曰：“此吾未第時行卷也！”李曰：“頃于京師書肆百錢得此，游江淮間二十余年矣。欲幸見惠！”播遂與之，因問何往，曰：“江陵謁盧尚書?！辈ピ唬骸肮皱e也，盧是某親表?！崩顟M悚失次，進曰：“誠若郎中之言，與荊南表丈一時乞取?！痹侔荻?。[14]1065-1066

類似情形在唐代有很多。傅璇琮認為，行卷發展到這一步，已成為勢門子弟與寒士爭奪進士出身的一種手段[15]295。

唐代科舉進士科主要考察詩賦，明經科主要考察經學。谷川道雄稱唐代科舉“是以教養考試認定貴族式人格的制度”[16]162。唐代進士及第后沒有立即授予官職，還需經過吏部的銓選即釋褐，而吏部的銓選對勢門子弟有利。吏部銓選的內容為“身言書判”。勢門子弟擁有的文化資本使他們在吏部銓選中更容易脫穎而出，唐代選官“在科舉之前已經進行了事實上的選拔”[17]21。同時，由于吏部負責選拔的官吏多是門閥出身，寒門出身者在吏部銓選中多被黜退[18]221，勢門子弟在科舉中占據優勢。唐代官僚機構中，科舉出身者士族占絕大多數[19]341。唐代的士族盡管在政治上的影響力日漸式微，但仍有很大勢力，直到唐末的黃巢起義才真正消亡[20]229。據毛漢光統計，唐代寒士進入統治階級較兩晉南北朝有所增加，但其入仕比例仍未超過30%[21]。從唐玄宗時期開始，大量士族參加科舉，這些在政治上占優勢的官宦世家極力排擠新興士人，導致唐末進士士族出身者不減反增[22]368-369。當時“舉子尤盛，進士過千人，然中第者皆衣冠子弟”[23]7802。晚唐時期，官員中寒族占比僅為13.5%[24]218。許多未及第的士人，只能供職于藩鎮幕府，有人對朝廷漸生離心。據《新唐書·王鐸傳》載：“李山甫者，數舉進士被黜，依魏幕府，內樂禍，且怨中朝大臣，導從訓以詭謀，使伏兵高雞泊劫之，鐸及家屬佐三百余人皆遇害?！盵25]5407有的落第士人連入幕的機會也沒有，以至鋌而走險，成為唐王朝的反叛者。黃巢走上反抗唐王朝的道路的原因之一就是“屢舉進士不第”，其發布的文告中斥責唐王朝“銓貢失才”，表達對科舉制不公的強烈不滿。

裙帶關系在唐代科舉制度中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周雪光將裙帶關系等視為中國古代官僚體制中的非正式制度[26]。唐玄宗時期，苗晉卿“典選五年，政既寬弛，胥吏多因緣為奸，賄賂大行”[1]3349。天寶二年(743)春，御史中丞張倚的兒子張奭參選，苗晉卿將張奭拔為第1名，一時朝中輿論大嘩。范陽節度使將此事報告給唐玄宗，唐玄宗隨即命令重考，結果“登第者十無一二；而奭手持試紙，竟日不下一字，時謂之‘曳白’”[1]3350。在當時甚至出現不少權貴強迫知貢舉的情形。楊國忠之子楊暄舉明經科，知貢舉達奚珣將其判為不及格，后在楊國忠的干預下，達奚珣不得不將其判為上第[27]1333。在權貴操縱科舉的情形下，舉子若不受豪權請托，極易遭到貶黜。咸通十年(869)，王凝知貢舉，“凝性堅正，貢闈取士，拔其寒俊，而權豪請托不行，為其所怒，出為商州刺史”[1]4299。在權貴的操縱下，不少無德無才的紈绔子弟在科舉中及第，而大量出身普通人家但才華出眾的讀書人則被排擠出局。

(二)難以測試行政才能

唐代科舉中最重要的是明經科和進士科。明經科考試最初只考經義，后鑒于只考經義導致舉子“不讀正經，抄撮義條”，從調露二年(680)起加試貼經，以考察應舉者對儒家經典的掌握程度。但隨著應試明經科的人越來越多，貼經考試的內容逐漸發生變化?！锻ǖ洹みx舉三》載：“后舉人積多，故其法益難。務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絕句，疑似參互者以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余一二字，使尋之難知，謂之倒拔。既甚難矣，而舉人則有驅懸孤絕索幽隱，為詩賦而誦習之?！盵28]356明經考試的試題越來越偏、難、怪，其目的在于“務欲落之”，這違背了通過考試選拔優秀人才的初衷。開元十六年(728)十二月，國子祭酒楊玚奏：“今之舉明經者。主司不詳其述作之意。每至帖試。必取年頭月尾。孤經絕句?！盵2]1376結果導致“明經以帖誦為功，罕窮旨趣”。唐代前期明經科地位極高，甚至在進士科之上，活躍在唐高宗、武則天時期的政治家張文瓘、裴行儉、裴炎、李昭德、狄仁杰等都是明經科出身，而開元以后，明經出身的高級官員已少于進士科[5]171。

唐代進士科最初只考策文，后改為貼經、詩賦、試策三場。貼經主要是對儒家經典內容的考試，應舉者多是對經典內容死記硬背。試策是衡量策文的優劣，當時是重其詞華輕內容。進士科之所以講究詞華，是為了同當時制誥文講究四六駢麗、文藻相適應，也和唐代的重文風氣相關。從進士科試策中，舉子所對之策多是堆砌辭藻，內容大多是對朝廷的歌功頌德，很少有指陳當務之急和聯系實際的對策[15]172。唐代進士、明經及第后還需進行吏部銓選，考察內容為身言書判，其中最重要的是判，即對獄訟的處理。判是用以考察應舉者處理政務的能力。據《文獻通考》卷三七《選舉考·舉官》載：

吏部所試四者之中，則判為尤切，蓋臨政治民，此為第一義……今主司之命題，則取諸僻書曲學，故以所不知而出其所不備；選人之試判，則務為駢四儷六，引援必故事，而組織皆浮詞……蓋雖名之曰判，而與禮部所試詩賦、雜文無以異，殊不切于從政，而吏部所試為贅疣矣。[29]354

由此可知，雖然吏部試判是為了考察應舉者“臨政治民”的能力，但實際情況是吏部的試判已測試不出治世之能者了。天寶十二載(753)，劉乃上書對吏部的銓選方式提出批評，認為其“察言于一幅之判，觀行于一揖之內”，不可能選拔出真正的人才。

(三)忽視道德

唐代科舉還存在忽視道德問題。劉峣上疏指陳科舉之弊：“國家以禮部為考秀之門，考文章于甲乙，故天下響應，驅馳于才藝，不務于德行?！盵28]406劉峣在奏疏中提出科舉以文章取士而忽視道德的問題。安史之亂時，大量科舉出身的官僚士大夫投靠安祿山。安史之亂后，楊綰、賈至等人本著道德立場批判科舉。楊綰認為進士科由于重文辭而導致“《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掛壁。況復征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1]3430。楊綰認為科舉重文辭是導致儒道不行的重要原因，甚至提出取消科舉中的文學考試，代之以重視德行的察舉制。賈至認為唐代科舉偏重文學技巧，忽視先王之道，滋生了小人之道，“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1]3433。直接將科舉制的弊端和安史之亂的爆發聯系起來。對于科舉制忽視道德的問題，徐復觀認為，科舉制在事勢上只能著眼于文字，而文字與一個人的義行名節無關，使士大夫和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相脫節[30]144。干春松認為科舉造成儒學的異化，經學成為“干祿”的工具[31]142；秦暉則認為科舉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儒家的道德自律[32]174。從某種意義上說，科舉考試在當時已成為一種智力測驗，儒家經典更是淪為應試的工具和記誦的材料，難以選拔出具有高尚品行的人才。安史之亂中，大批科舉出身的官僚投靠安祿山，安史之亂結束后，大量的士大夫卻對這些陷偽的貳臣表示同情，這和科舉制之下儒學的異化不無關系。

(四)滋生朋黨

唐代進士及第后，舉子要參謁宰相，并向知貢舉謝恩，并舉行同年集期等儀式，在此過程中結成的座主門生、同年關系易結成朋黨。對于科舉和朋黨的關系，顧炎武認為：“貢舉之士，以有司為座主，而自稱門生。自中唐以后，遂有朋黨之禍?！盵33]391將科舉中形成的座主門生關系同中晚唐時期的黨爭相聯系?？罪w力更是直截了當地說：“科舉考試是一座名副其實的生產朋黨的作坊?！盵34]11周雪光則將科舉中形成這種門生、同年關系稱為“泛血緣文化關系”[35]224。門生不僅要敬事座主，還要以實際行動對座主報恩，對座主的子弟加以照顧。至于同年之間的相互援引，在唐代更是常見。歷經唐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六朝的“牛李黨爭”被史家視為中晚唐三大政治問題之一，而牛黨的形成與科舉中結成的座主門生及同年關系密切相關。牛黨代表人物牛僧孺、李宗閔、楊嗣復皆為永貞元年(805)進士及第，“皆權德輿貢舉門生，情義相得，進退取舍，多與之同”[1]4556。牛黨楊虞卿在李宗閔的支持下“為舉選人馳走科第，占員闕，無不得其所欲”[1]4563，以至當時有“欲入舉場，先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25]5249之語，“蘇張”即李宗閔的親信蘇景胤、張元夫，“三楊”即牛黨中的楊虞卿、楊汝士、楊漢公。由此可見，唐代科舉中存在的座主門生、同年關系成為滋生朋黨的溫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