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間的啞謎

〔美〕杰伊·韋倫斯

一

那是在我出生前，當時我的兩個姐姐伊芙和薩拉分別是8歲和4歲，她們和我父母一起住在弗吉尼亞州的里士滿。那年我父親買了一臺新的彩色電視機，作為家里的圣誕節驚喜。那是一個大家伙，又寬又厚，有一個旋鈕可以調換12個頻道。一天中午，女士們都不在家，父親拉來一個工作上的朋友，兩個人一起費力地將電視機抬回了家。父親發現，備用房的角落里有一張大桌子，上面蓋著垂到地面的桌布，下面正好能塞下這臺電視機。他心想，這足以在圣誕節前的3周里將電視機完全隱藏起來。

然而，我父親的觀察角度出自一個高大的成年人視角，他沒有想到兩個孩子有自己的視角——她們在家里蹦跳、打滾兒，還會在家具周圍爬行。在電視機被搬來的那天下午，4歲的薩拉正要爬進她最喜歡的地方和姐姐玩捉迷藏，腦袋就撞上了一樣硬硬的東西。她掀開桌布，認出了那個東西，然后興奮地跑進廚房與伊芙分享她的發現。母親聽見姐妹倆的對話，也迅速行動起來，她和她們談了一個條件：只要不讓父親知道她們已經發現了這個驚喜，姐妹倆就可以每天看一小時電視。于是，每天下午3點30分左右，伊芙放學回到家，女孩們就掀起桌布，趁父親沒回家，看一小時的兒童節目。母親想必是感到了一種復雜的情緒：一邊是身為20世紀60年代主婦的心虛，一邊又對自己避免危機、與兩名幼女談判的技巧感到得意。

一天夜里，在兩個女兒上床之后，父親覺得她們肯定已經睡著了，他和我母親終于能看看他買回家的那臺新彩電了。他小心翼翼地把女兒們的房門打開一條縫，確認她們在兩張小床上已經睡熟，然后又悄悄關上房門，在下面的門縫里塞上毛巾，以防電視的聲音驚擾到她們。母親看著這一幕，明白自己成了這個家里的雙面特工。很快，她就開始白天和女兒們偷看電視，晚上又和我父親偷看，就這樣日復一日、夜復一夜地偷看，并全程替兩邊保守著秘密。

還有一周就是圣誕節了，我父親向一小群街坊透露了他為家里買了一臺新彩電的消息，并且很興奮地宣布要給家人一個大大的驚喜。當然，伊芙已經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她的朋友，朋友們告訴了各自的母親，母親們又告訴了自己的丈夫?，F在，整個街區的街坊幾乎都知道我父親的妻女在下午偷看他小心藏起來的電視機這件事了。這些街坊又慫恿我父親在別的朋友面前一遍遍地說這件事，直到“約翰和他的新彩電”成了當年圣誕節鄰里間無人不曉的故事。當圣誕節終于到來時，我母親成了全街區最高興的人：她終于不必再費盡心力地過雙面人生了。兩個孩子事先已經隨她排練過一遍揭曉儀式，當父親揭開電視機上的桌布時，她們手拉著手歡呼雀躍，歡天喜地地和父母擁抱，完美地演繹了自己的角色。

后來父親過世，20年后母親也隨他而去，父親發現真相的確切時間就湮沒在了家族掌故之中。

二

在完成醫學院最后一年的學業后，我和梅利薩搬到了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遜市居住。我們也終于在猶豫了近兩年之后，決定結婚。我們把我父母請出來吃午餐慶祝，大家舉起酒杯之時，我們宣布了結婚的決定。餐桌上頓時洋溢起歡聲笑語。我們干杯，為家庭、為將來，也為自己。然后，我懷著心底的最后一點兒天真，望著我父親，問他愿不愿意給我做伴郎。

除那天之外，我幾乎沒見過父親大哭。就在我請他做伴郎時，我看到他在明白我的意思之后，臉上的表情出現了怎樣的變化，他整個人一下子被情緒占領了。我父親是一個近乎永遠樂觀的人，他主張人只要有信心，就能掌控自己的命運。他對孩子的支持與愛也從不動搖。像許多父子那樣，他身上有許多我不夠理解的地方。但在那一刻，當我向他宣布婚訊時，我認為自己從渾渾噩噩、拖延已久的青春期向著成年邁進了一大步，未來我還有不少年頭可以和他一起成長，向他學習。有一天我也會步入中年，那時已是老人的父親，將自豪地回顧他頗有建樹的一生和充滿愛意的家庭。

我記得那一天，在他含淚答應做我的伴郎、和我一起體會了自豪和喜悅之后，在我們走出餐廳各自回家之前，父子間有了一場簡短的對話。父親將我拉到一邊，隨口提起最近他的右手有些使不上勁。他第一次注意到這一點，是幾天前往冰箱的上層格放一罐咖啡時，他一時沒握住將罐子掉到了地上。我當時還沉浸在喜悅之中，只是馬上答應他會好好琢磨一下這事，并且周一會去問問醫學院的幾位教授——我還不知道那是一個多么重大的時刻。

接下來的幾個月里，他去看了不少次醫生，拍片、驗血，我也細讀了不少醫學文獻，希望得出另一種診斷結論。然而事實證明，這種最初只在舉起手時偶爾出現的抓握無力，提示的就是漸凍癥，一種漸進且無法治愈的神經退行性疾病——我們再也沒有“來日方長”。我無法接受自己將在接下來的日子里看著他放棄生活中的一切，最終留給他的只有呼吸、家人和回憶。

不過，他的死亡要等到18個月后才會來臨。父母明確表示不愿將此事告訴別人，包括我的兩個姐姐。起初父親還能用精明的偽裝掩蓋病情，比如談興再濃也不打手勢，或用外套遮住雙手。然而時間一長，癥狀總會顯露出來。人們看出他寫字、吃飯的動作變得日益困難，但就像所有人都會刻意無視聚會上的不速之客那樣，這條家人間的啞謎也始終沒有被說破。對這一切最擔心的當然是我的兩個姐姐，每次她們關切地詢問時，都只會得到“我們下周去看醫生”或“做點兒理療就好了”的回答。后來，這種“活在當下”的態度也在我和姐姐們之間造成了一絲隔閡，就像一根細小的尖刺，雖不明顯，但大家都感覺得到，它造成的傷口，要等父親去世后才會愈合——那時已無人可以責備，唯余悲傷。我記得婚禮前后的那幾天里，朋友和家人圍繞著我，都為我們即將開始的新生活感到喜悅，也都刻意回避說起父親的病。我后來常?；叵肫鹉嵌螘r光，想起父親在教堂門前站在我身旁，用近乎僵硬的手指從衣袋里摸出戒指，然后看著我的臉，目光里透著自豪，也仿佛在求我原諒：他在過去因為工作不能陪我，將來也注定不能在我身邊。我們不能像別的父子那樣一起變老了。他死去之時，我才剛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成年，剛剛具備成人的眼光，他人生中的秘密和選擇正要向我展現，我也正要開始理解它們，但這種可能性永遠不會有了。待到那時，當未來向我們沖來，我的心中只有對無力改寫它而感到的憤怒。在我的人生中，要等到很久之后，當我在生活和工作的困境中摸索，并試圖尋求其他助力，以一遍遍地重建那段在時間里終止的關系時，我才會感到自己是多么迫切地需要他的智慧。

我的兒女是在我和妻子結婚十多年后才出生的。對于我，父親是勇氣和快樂的體現，在我幼年時他過著充滿活力的理想生活，卻永遠離開了成年的我；而對于他們，我父親只是我們在節假日里圍坐在餐桌旁說起的故事中的人物。有好些年，我都會帶孩子們回里士滿的家，它對我的意義不亞于另一重時空——那里住著我父母和小時候的我，當時兩個姐姐已經去上大學，只有我們仨在時間之外一起生活。后來我又在那里收集我的童年故事，艱難地回顧著和父親共度的永遠不會完結的時光。

我在自己的故事里，剔除了他后來在醫院的病床上間歇性地咕噥和呼吸變慢的樣子，只留下在我即將迎來新生活的當口兒，他在那所教堂里和我并肩而立，然后從胸袋里掏出婚戒，自豪地交到我手上的情景。當時他抬頭與我四目相對，并舉起那只有力的手抹去悲傷。在與我擁抱之后，他把我的手交到我妻子手上，然后退了下去。我在轉身面向妻子前最后看了他一眼，他微笑著，快樂地大步走開，永遠遁入了將來。

（池 月摘自上海三聯書店《開顱：“牽動神經”的醫療故事集》一書，本刊節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