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顧維鈞回憶錄》

辛　笛

《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分冊最近已經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主持下，委托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根據縮微膠卷集體翻譯出版了。這是一樁頗有意義的事情。本書正如卷首出版說明所說，主要記述了我國高級職業外交家顧維鈞(少川)先生的長期外交生涯，也正是一部從民初以來五十年間包括北洋政府與國民黨政府時期對外交涉的歷史實錄。內容涉及的方面極為廣泛，其中有許多屬于我國近代史范圍的第一手權威性資料，甚為珍貴。全書英文打字原稿計一萬一千頁，譯成中文約五百六十萬字，擬分訂十二冊，陸續在一九八六年前出齊。

遠在青少年時代，在先君書齋中曾翻閱到顧氏贈給他的自撰《英文外交簡牘》一書，我對顧氏的淵博學識.卓越才能和優美文體即已留下深刻印象。此次獲悉《回憶錄》譯本出版消息，亟在書坊間訪求未得，不久收到參加翻譯的唐寶心、高承志兩位老同學寄贈一本，深為欣然，于是在百忙中窮二日之力，瀏讀一過，得以與往昔見聞鱗爪相互印證，深感此書對于增進我們了解民國以來內政外交的情況，大有裨益。

就本分冊目錄來看，計分三卷。第一卷為童年及求學時代(一八八八——一九一二年)；第二卷為擔任外交官的頭十年(一九一二——一九二二年)；第三卷為回國任職(一九二二——一九三二年)。

顧氏于一八八八年一月二十九日生于上海，原籍嘉定。在第一卷中，讀者就可以看到他從少年時對身邊各事就有自己的看法，許多故事讀后不禁頗有同感。例如：七歲時外祖母去世，他看見舊俗女眷號喪，假裝慟哭，感到厭惡。在學校讀書時向往于當時維新運動，但也看到教會學校內中文課地位遠在英文課之下，中文教師的薪金也極微薄，使他認識到教會學校辦學的目的并不是出自我國國家的需要，而是一切為了宣傳教會的活動。后來留美進入哥倫比亞大學，他在同學當中看到反猶太教情緒，他認為在個人交往中要緊的并不是朋友的宗教信仰；個性、品德或情操都比宗教信仰更為重要。通過經由歐洲回國途中所見亞洲人民的貧困和西方繁榮適成對比，他開始感覺到中國的苦難是西方列強的侵略、剝削和壓迫造成的，同時也是清朝政府的腐敗無能所致。他的結論是：“中國人民為改善國家的狀況，可以做很多事情，卻沒有做多少。當時政府從根本上錯了，他不是鼓勵那些該起帶頭作用的人有所作為，而是阻撓他們去進行改革”。辛亥革命的爆發使他為國效力的心情再度活躍起來。

在第二卷和第三卷中，我們讀到，顧氏飽經舊政界的滄桑，又經常代表當時政府在外交方面為國家挽回了不少損失?？梢哉f他是本著一片愛國熱忱，盡其智能，置身于國際樽俎之間，起了相當的積極作用的。一九一四——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國主義向袁世凱政府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第一次歐戰后一九一九年的巴黎和會以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后一年，國際聯盟派出李頓調查團前往東北調查等史實，在我這般年紀的人當時都曾聽到老年人講過，或在報章上閱及，而顧氏此書記載綦詳，讀罷掩卷之余，更令人無限憤慨。弱國本無外交可言，顧氏在夾縫中應付周旋，已煞費苦心，而國內政局又往往風云詭譎，動輒掣肘，可勝浩嘆。但即令如此，顧氏仍在事前事后做了不少工作，多少也說明了事在人為。如果換了今天我國在國際政治中舉足輕重的地位，象顧氏這樣富有才能學識的外交人才，必能更好地發揮他的特長了。

全書有很多動人的事例，在此限于篇幅，試舉兩事著重一述：

一、顧氏在書中一再告誡當時政府人員在舉借外債時拒絕接受回扣，或向外購買軍火時拒收回傭，以免為對方所利用。他自己就拒絕過美國聯邦無線電公司的現金饋贈，直率地向對方指出：這樣做就是行賄。顧氏此舉難能可貴，但在舊社會陋習成風的官場中，顯然未必能起多少作用。

二、由于熟諳國外法制情況和及時掌握輿論動態，顧氏就能對當時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安格聯違反中國政府指令拒不回華返職一事，即斷然下令以抗命論，將他革職。這一舉動曾使中外有關各方感到意外。但正如顧氏在書中所述：“這段插曲更進一步加強了我的這樣一種信念：只要中國立足于其合法權益的立場上，不管其行動在遠東或在整個亞洲看來是如何引人注目或甚至令人震驚，也都將會在海外得到充分的理解。何況任何一個外國政府，如果它的官員象安格聯一樣行事的話，不論其職位多高，它也會象中國政府一樣將其革職”。

本分冊最后幾頁談到李頓調查團——李頓爵士手杖的故事。國際聯盟派出的這個調查團去東北調查之后，到山東參觀，李頓在登泰山時丟了手杖，他無端懷疑是中國挑夫偷的，而其實是隨團的日本軍官陰謀搗亂。當時住在泰山的馮玉祥將軍把這件事作為外國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傲慢跋扈的一例，頗為忿忿不平。眾所周知，后來李頓調查團的報告就不敢承認“九一八事變”是日本對華侵略，當然更令人氣憤了。在本書第五卷中(譯本作為第四分冊將于今年內出版)，關于香港問題也有述及。我國在一九四三年開羅會議前就曾向英國提出收回香港問題。顧氏在先就從英國朝野上下的輿論了解到他們也都覺得沒有理由在戰后繼續強占香港，應該歸還我國，但終因英國首相邱吉爾老奸巨猾，始終持延宕的態度，拒不解決。從這側面來看，也足以說明我國今天為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而采取的措施是如何堅決而有力的了。

本書之所以先用英文寫成的原因，根據顧氏為本書寫的“附言”所說，是由于他當初接受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學院院長馬丁·威爾伯的邀請，參加該大學口述歷史的計劃，先后由五位學者根據顧氏口述，并利用他保存多年的日記、會議紀要、電報檔案及信函、文件，經錄音、編寫、核實、校正，歷時十七年之久，始得完成，可稱為顧氏和美國哥大東亞學院共同合作的成果。二十世紀初至新中國成立前正是中國多災多難的時代。顧氏在此期間歷任外交要職，親身參與折沖，所以在許多重大外交事件中，他是一位最有資格的歷史見證人。顧氏記憶力之強堪稱罕見。不論對少年家庭或讀書生活到從政后官場生涯和外交內幕曲折經過，顧氏俱能就當時原委細節娓娓道來，如數家珍，風趣盎然。這一巨著誠如天津老教育家黃鈺生(子堅)所說，可以看作是“舊中國的外交史，中國和世界的近代史，也是舊中國和新中國對比的好教材”。但美國和臺灣方面都未給他全部出版。今天我們能以全文譯出，公諸于世，實在值得高興。此書具有歷史性質，涉及各種專用名詞很多，往往非當時身歷其境者不能一一譯出，而譯文通體流暢，全無洋腔洋調，殊屬難得，這應歸功于袁東衣同志為首的翻譯集體，加之顧氏的女兒顧菊珍乘兩度歸國探親之便，對本書的翻譯工作予以多方支援。

顧菊珍談到她讀了《回憶錄》以后，感想也很多。她說：“過去國家亂，經濟靠外債過日子，站不起來，事事聽外國人擺布。二十年代，有人問家父：中國前途如何？他說：有一半要看外國。如果你們外國人不去侵略剝削中國人，中國就會站起來?，F在事實說明：我們沒有依靠外國而竟然站起來了?？磥?，我父親作了一輩子外交官，總希望中國收回權益，站起來，但是那時候是辦不到的。他當時作外交官是很苦惱的，并未得到當時政府的信任，所以他聲望雖高，但是力不從心。這從《回憶錄》中就可以看到他的苦衷”。顧氏本人已屆九十六歲高齡，得見此書之譯成功，其心情之愉快自亦可以想見。

近年來，我國在搶救革命史料方面也已做了大量工作，成績極為可觀。因此，聯系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口述歷史計劃”(OralHis－toryProgram)，我也有一點設想。這兩年離休的革命老干部為數不少。聽聽他們講起在戰火紛飛的年代里帶領軍民浴血斗爭的故事，無異是上了一堂生動的革命傳統教育課。對于我國全體人民特別是青少年，在提高思想境界方面是大有好處的。但同時要考慮到由于年齡、時間和精力等等限制，筆述顯然遠遠不及口述來得方便。如果我們也能充分利用現代傳播工具如錄音、錄像器材，把口述資料記錄下來，然后責成專人執筆整理成書，或用縮微膠卷攝存原稿，則將來可以保存下來的歷史記錄必然會豐富到多少倍。在黨的統一領導下，這種口述歷史計劃在我國實行起來，估計困難不大，似可加以研究推廣。

一九八四年二月

(《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分冊，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五月第一版，2.4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