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綠”

甘　歌

綠，是富有魅力的。王安石在他的名句“春風又綠江南岸”中，妙用了這“綠”字，詩句分外生色，流傳千古。據說，詩人曾數易其稿，最初用“到”字，改為“過”字，又改為“入”字，再改為“滿”字，最后才選定“綠”字。這就給詩句另外增添了一層戲劇性的色彩，于是，人們無論是注釋還是欣賞，都喜歡說一說這“綠”字。錢鐘書先生在《宋詩選注》里，也選了王安石這首膾炙人口的《泊船瓜洲》，并且還環繞著“綠”字，提出了一連串饒有興趣的問題：

“綠”字這種用法在唐詩中早見而屢見：丘為《題農父廬舍》：“東風何時至，已綠湖上山”；李白《侍從宜春苑賦柳色聽新鶯百囀歌》：“東風已綠瀛洲草”；常建《閑齋臥雨行藥至山館稍次湖亭》：“行藥至石壁，東風變萌芽；主人山門綠，小隱湖中花?！庇谑前l生了一連串的問題：王安石的反復修改是忘記了唐人的詩句而白費心力呢？還是明知道這些詩句而有心立異呢？他的選定“綠”字是跟唐人暗合呢？是最后想起了唐人詩句而欣然沿用呢？還是自覺不能出奇制勝，終于向唐人認輸呢？

錢先生提出的問題不僅值得思索和玩味，而且還可以引伸出另外一個同樣值得探討的問題——既然在唐詩中已早見并屢見這種修辭手法，為什么王安石后用卻比唐人要來得知名呢？本來，煉字就是很考詩人本事的。劉勰在《文心雕龍·煉字》中曾感嘆：“故善為文者，富于萬篇，貧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為難?！蓖醢彩欠褚彩歉挥谌f篇而貧于一字，難以和唐人相避？但實際上他偏偏是在這“綠”字上出足風頭，領盡風騷，這難道是文學史上的一種誤會？《宋詩選注》中，錢先生對于陸游名聯“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注釋，為我們探討上述問題提供了鑰匙。

錢先生指出：陸游所描摹的景象，前人也描摹過，如王安石詩“青山繚繞疑無路，忽見千帆隱映來”；強彥文詩“遠山初見疑無路，曲徑徐行漸有村”，不過要到陸游這一聯才把它寫得“題無剩義”。錢先生的這條注釋，點明了陸游的名聯和前人的詩句的相互關系。錢先生從內容和形式的結合上，從意境的開拓上，看到了陸游的名聯所體現出的帶著歷史繼承精神的獨創性。的確，和前人相比，陸游這一聯詩句的容量增大了，對比感、韻律節奏感都增強了；在這稍致工巧的形式里，詩人還灌注了一種他從山水風光的暗示中領悟到的深刻哲理，以及與這種哲理相吻合的積極的樂觀主義精神。

同樣，在比較王安石的“綠”字和唐人的“綠”字時，只要不僅僅局限于辭典學和語法修辭學的范圍，而是從內容和形式的結合上，從詩句意境的開拓上著眼，就能發掘出王安石的“綠”字的特殊意蘊。王安石的“春風又綠江南岸”和唐人的“已綠湖上山”“東風已綠瀛洲草”相比，“綠”字的字義和用法是基本相同的，不同的只是所綠的對象。正是這種對象的差異造成了詩的意境的差異，使“綠”字的色彩在各個意境中顯示出不同的亮度。我們看到，丘為詩所綠的只是“湖上山”，李白所綠的只是“瀛洲草”，這些被綠的對象都比較單一、具體；王安石所綠的是“江南岸”，不僅在意境上顯得氣勢恢宏，而且還實中帶虛，給讀者留下了相當廣闊的想象空間。詩人眼中的江南岸，不是一片荒寒邈無人跡的原始大地，其間還生活著、勞作著江南人。在春風的撫慰下，江南的原野、山水綠了；江南岸上的江南人，也顯示出充滿“綠”意的生氣。在這個“綠”字里，交織著物象的綠色和人情的綠意，這種虛實結合的立體的色彩描繪，無論是從廣度上還是從深度上來說，都是其它“綠”字所不能比擬的。王安石欣然沿用前人用過的“綠”字，卻不動聲色地用出了新意，可謂是到達了不改一字，“盡得風流”的佳境。如果說陸游的妙處是將前人所創造的句式寫得“題無剩義”的話，那么王安石的妙處則在于他賦予前人所用過的“綠”字以新的色彩，從而使它烘托出一個嶄新的意境，這非但不是向唐人認輸，倒真正是“標新立異”，“出奇制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