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風與西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上的梁啟超

葛佳淵　羅厚立

西方的中國研究通常都注重政治人物。象梁啟超這樣一個雖然參預政治，但主要還是個知識分子的人卻有三本英文專書進行研究是極少見的。而且這三本書都是從思想史而非政治史的角度來研究梁氏知識分子的一方，就更加非比尋常了。五十年代初，李文森((Joseph R.Levenson)出版了《梁啟超與中國近現代思想》這樣一本開山之作。七十年代初張灝和黃宗智先后出版了他們對梁啟超的研究。手邊一時找不到黃氏的書，所以本文之評介只涉及前兩本。李文森的書其實在大陸和臺灣都有中譯本。遺憾的是兩個譯本都錯誤甚多，且原書分析的精采微妙之處恰是錯誤最多的地方，有時譯得與原作者的意思恰好相左，故皆不足據。張灝的書聽說也有了中譯本，但尚未見到，不敢置評。為減少錯誤理解，本文的討論仍據二書的英文原本。

懷德海說：人生如持續的軌跡，將各種不同的經歷貫穿。從而形成“個人同一性”。李文森就據此提出一個基本預設：“每個人都在情感上忠實于歷史而在理念上則信守價值，并總欲使二者相結合?！崩钍先珪徒⒃谶@個基本預設之上。然而，在十九世紀的中國，“歷史和價值在很多中國人心中被撕裂了，”就梁啟超來說，他“從理念上異化出傳統，在別處〔西方〕尋求價值；但在情感上則離不開傳統，為歷史所左右?！崩钗纳J為，梁啟超終其一生都在不斷努力通過緩和歷史與價值之間的沖突來平息情感和理念間的緊張。更具體地說，由于在“歷史”方面顯然是中國失敗而西方勝利，梁啟超在其一生的幾個階段中從不同的取向不懈地力圖肯定中國與西方在“價值”上的對等。與此同時，中國本身卻正走在西化的道路之上。這就是梁啟超的“個人同一性”。

李文森以為，梁啟超一生欲將中西拉平的訴求其實是在回答一個他的前輩和后輩都同樣在關懷在回答的問題。這也是一個中國社會同時存在的各種觀念都可以被看作是某種答案的問題。這樣，通過梁啟超這一個人的思想歷程，李文森就認為可以看到中國整個社會，也看到了“近現代中國的思想”。

然而梁的思想是在不斷變化的。同樣，梁要回答的問題也在變。李文森將梁啟超一生分為三段，在一八七三一一八九八年間的第一階段，梁氏辯稱中西思想原本相同，實則是想將西方價值走私進中國歷史之中。一八九八一一九一二年間是第二階段，梁氏在此時正式擯棄了儒家的外衣，但并不從文化上進行中西比較，而是在國家間進行比較。梁氏并認為中國的文化轉變是在新舊之間而不是在中西之間。最后，在一九一二年以后的第三階段，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影響了西方一些人，使他們對自己的文化悲觀，梁氏得以重新討論中西文明，這一次他強調中國文明是精神的，而西方文明是物質的。換言之兩者不僅對等，而且各有所長。

李文森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幅來討論梁啟超思想轉變的第二階段，這也是全書最精采的部分。他分析文化主義和民族主義之間既關聯又有別的關系，詮釋社會達爾文主義對文化主義造成傷害且又成為民族主義的核心這樣一種作用，以及描述孔子在梁啟超心目中從先知到英雄的轉變等方面都頗具才華。李氏的論證和結論未必使人同意，但他在論證過程中的許多洞見確實具有歷久不衰的價值。李氏探討問題的取向也很有啟發性。全書立論構架頗佳，邏輯力量強，語言也很有感染力。但是有不少李文森以為早已成立毫無問題的論題實際上需要進一步的仔細推敲。比如，西方的沖擊到底在何時及在何種程度上影響了梁啟超和中國近現代思想這樣的問題就使一些學者感到疑慮。于是到七十年代初張灝等的梁啟超乃應運而生。

張灝有一些李文森不曾具備的有利條件。首先是丁文江編輯的大部頭《梁任公年譜》于一九五八年在臺灣出版，其中大量的書信極有價值。不久張朋園在一九六四年出版了第一部受益于年譜的專著《梁啟超與清季革命》，增進了對梁氏的理解。張灝的基本立論構架是一八九六一一九○七年那大約十年是中國文化思想由傳統到現代的分水嶺，其重要性更在后來的五四運動之上。在這個轉變時期中，具有“新民”思想的梁啟超則是一個上承儒家傳統下接現代中國思想各流派的過渡性中心人物。如梁氏“新民”說的民族主義部分即是二十世紀的新傳統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都共同接受的思想。張氏的論證在表面上看有些類似李文森關于從儒家的文化主義到現代(西方)的民族主義的思想轉變的提法。但張氏的取向是不一樣的。他承認西方沖擊的重要性，但以為中國知識分子對外來沖擊的反應是在傳統中國儒家思想的內在理路之中作出的。張氏運用韋伯的“想象參與”程序，特別注意中國傳統的內在層面及其運作。

張灝提出從十九世紀中葉到該世紀末那段時間中國存在著兩個并行的思想世界：一個是少數邊緣的條約口岸知識分子的世界，這些人受西方沖擊影響甚大；另一個是大多數的正統儒生的世界，這部分人主要的關懷尚不出儒家經典之外。只是到了十九世紀末的維新運動期間，兩個世界即中學西學才相互影響并整合出一套新的全國性的思想關懷和觀念。梁啟超的老師康有為的激進改革哲學就是結合了清季儒學的“經世”思想和一些西方觀念產生出來的，很能代表當時中西學間的文化交流。然而康有為思想的核心還是儒家的內圣外王思想，這個思想亦為梁啟超所傳承。內圣外王思想正是張灝全書一個持續的主要論題。

但是梁氏的思想淵源還要更復雜。梁也受譚嗣同本體論的影響。但特別是嚴復加工過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和英國自由主義對梁影響甚大。于是梁啟超從一八九六年起漸從經世之學轉化到以受西方影響的“群”的觀念為核心的“新民”說。一八九八年梁氏流亡日本，接觸到一個由西化的日本意識和日本化的西方思想組成的更加廣闊的思想世界。(張灝不曾論及日本化的西方思想是否對其原始意義有所曲解或發揮。同樣，張亦不認為西化的日本思想對梁有很大的影響。這些恐怕都有待進一步的探討。)到一九○二年，梁啟超已成功地將“新民”說系統化。但是次年他對美國的訪問又使他進一步發展了“新民”說。梁啟超在海外的華人社會中看到家庭觀念和村落意識的影響仍然很大。同時，他也從美國的工業力量中看到了“經濟帝國主義”的陰影。在梁氏看來，兩者都將是中國民族主義發展道路上的障礙。梁氏的“群”的觀念本來是注重協作意識的，現在則轉而更傾向于政治權威，因為這樣似乎才有利于保護中國抵抗帝國主義。

沿著這樣的思路，梁啟超又回過頭來重新強調中國傳統的“私德”觀念，這和他以前提倡西方的“公德”觀念恰成鮮明對照。那時他本認為公德才有利于“群”的合諧。張氏的這種論述又顯露出類似于李文森模式的第三階段：回歸中國。但張氏的解釋恰又是反李文森的。張氏以為梁啟超并非為了迎合其情感的需要去維護中國傳統，相反，某些儒家觀念存在于梁氏的西化“新民”說之中恰證明梁并不曾異化出中國傳統。有意思的是，除了批判以外，張氏甚少引用李文森的書。有時張氏雖然沒有引用李氏的觀點，細心的讀者也可以發現其論證正是直接針對李文森的詮釋的。

張顥對梁啟超的著作是下了苦工夫仔細研讀的，故其對梁氏思想淵源的分析十分堅實且甚具說服力。他關于中國當時有兩個思想世界并存又相互影響的論證獨具慧眼，很有啟迪性。但梁啟超雖然是張氏用來證明其更廣泛的關于一八九六—一九○七年這一文化轉型期的立論構架的一個中心人物，亦僅此而已。張氏真正著意的是那十年的轉型期而不是梁啟超。問題在于梁氏的思想發展并未停頓在一九○七年。以此時為下限截斷梁氏思想的討論給人一種不完整的夭折感。若張氏能按其取向對梁氏的后半生繼續研究，成就必會更佳。從某種意義上說，張氏將其研究截止在一九○七年恰好減弱了他本人最初的論點的說服力。張氏主張一八九六一一九○七這大約十年在中國文化的轉變上比五四運動更重要。但有人或許要問：如果這十年果真那么重要，如果中國思想文化已有一根本的轉變，何以又有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呢？這兩者間的關系又是如何呢？另外，張氏或因強調內圣外王，使其研究或可說太過于簡潔內傾，而且太偏重上層文化。正因為梁啟超的政治思想在這轉型期是如此重要，有人或會疑慮梁氏的思想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照應了當時中國的需求？中國的聽眾或思想接受者在這一時期和五四時期有無大的變化呢？對這些問題的解答大約可以提示一個側面去認識為什么在一八九六—一九○七年間的大轉變之后仍會有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生。

無論如何，張灝和李文森都把梁啟超視作一個在過去的儒家與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者之間的過渡人物。他們也都強調梁與中國共產黨人之間的思想關聯。李文森以為梁啟超和共產主義者具有同時代性，因為他們都試圖回答同一個歷史問題。張灝則注重梁的思想對共產主義者的影響。他認為即使在他寫書那個時候(即六七十年代)，梁的新民觀念“仍是〔中國〕共產主義價值觀念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的確，毛澤東曾確認梁啟超對他早年的影響。但這并不一定表明兩者的思想有什么邏輯聯系。毛的那一代人或多或少都受過梁的影響。那是歷史。重要的是，梁與毛兩人思想之間的聯系是歷史的而非邏輯的，這個區別極為關鍵。梁的思想對六、七十年代中國共產主義價值觀念體系有沒有或有多大影響本身尚須進一步推敲。但影響的程度是否到了“重要組成部分”的地步，我們是有些懷疑的。實際上，李張二氏對梁啟超與共產主義者的思想關聯的強調正表現了當時美國漢學界一種想要在理論上為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尋求依據的傾向。這也就是所謂費正清學派的一個特色。

如果李張二氏對西方思想的原本意思與中國傳譯的西方思想之間的異同作細致一些的梳理，大約會更有助于我們對近現代中國思想的了解。兩人都應有能力做這樣的工作。李文森雖是漢學家，其西方思想文化的功力甚深，隨意引用西哲著作，如數家珍。李氏過人的聰明亦使他能從梁啟超的大量著作中領會到許多中國傳統文化和當時中國思想的重要因素。張灝是殷海光的學生，殷氏一門在中國人中是以西學見長的。不過張氏的西學功力在這本著作中表現不夠充分。相反，或許也是張氏有意為之，他在討論西方思想時似大量依賴于梁啟超的著作，但卻缺乏必要的界定即他到底是在討論西方思想還是討論梁氏理解的西方思想。張氏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把握似略遜于李氏對西方文化的把握，引用時有時略呈費力的感覺。不過張氏對梁啟超思想淵源的中國傳統部分的梳理是堅實而令人信服的，可以說張氏成功地把梁啟超放回了中國思想發展的內在理路之中。

張灝顯然強烈反對李文森關于梁啟超在理念上異化出中國傳統而情感上又固守傳統的基本預設。他同樣明顯地不欣賞李氏關于梁總在尋求中西對等的論點。不過，李氏的論證和結論是否確切是一回事，但他確實看到了問題。在許多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內心里確實存在著某種中西沖突的心理緊張。中國士人尋求一種新的社會和倫理秩序的努力或可上溯到很早的時期，但西方的沖擊無疑使這種新秩序的尋求成為緊迫需要。對十九世紀中葉以來許多探索中國現代化和富強之路的知識分子來說，現代化不可避免地意味著或多或少的西化。這正是中國知識分子與啟蒙時代西方知識分子的最大不同。西方尋求的現代化是淵源于本土的，或至少是只有新舊而無本土與異邦的沖突。而中國尋求的現代化至少在當時人看來多少是異邦的。傅斯年在半個多世紀前曾沉痛地表露說，象他和胡適那樣看起來反傳統又在理念上希望中國象西方一樣現代化的知識分子，在安身立命的根本之處還是為中國傳統所塑就的。全盤西化的問題在三十年代的大陸，六十年代的臺灣和八十年代的大陸三次引起激辯，每次辯論都充滿了情緒化的尖銳詞句和語調，已充分說明中國知識分子心態中確有某種中西不平衡的緊張。正象林語堂早就說過的，這種種中西文明的爭論其實是有某種愛國主義情緒在起作用。李文森所提出的這種心理緊張多少與民族主義情緒有關，我們切莫低估民族主義在近現代中國的影響力。

不過，梁啟超和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心態中確有中西不對等的緊張并不意味著梁確實一直在努力確定中西的對等。心理緊張與個人行為這中間有許多東西還需要一一研究。但是李文森這樣來認識和詮釋梁恰表明他本人也和梁啟超是具有“同時代性”的。用他自己的話說，李氏的詮釋恐怕也是對一個不再有存活力的問題的有時代謬誤的答案。

在某些方面，李文森甚至不能跟上梁啟超的某些超前論斷。透過李文森關于中國知識分子心理緊張的詮釋，我們或能覺察到其背后隱伏著的韋伯式的關于中國傳統的儒道二家有礙于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論式。在四、五十年代李文森寫這本書時，這個論式還是被廣泛接受的。但是正如李文森所說，歷史在變，歷史提出的問題和需求的答案也在變?！皝喼匏男↓垺钡慕洕删鸵炎C明上述韋伯式的論式的謬誤。許多新的研究表明，現代化，至少是經濟意義上的發展，可以不一定是西化。這就反過來表明梁啟超當年用新舊而不是中西來表達走向現代化的轉變恰好有著先見之明的提示性。李氏為其時代所限，反不能欣賞梁的預見。李氏曾說，當中國共產主義者向前看時，梁啟超在向后看。我們或可說，當梁啟超向前看時，李文森未能跟上向前看，也就等于是在向后看。從這個意義上看，李氏與梁啟超當然又不具有“同時代性”。

李文森曾說：“當我們認識到答案的時代謬誤時，我們也就認識到了問題本身的演變，這演變又與實際生活離題漸遠。這就是思想史的進程?！崩顝埗系闹鳠o疑都已在這問題和答案不斷演變的思想史進程中占據了一環。但一本涵蓋梁氏一生并兼顧其中西思想淵源的研究尚有待來者。

Joseph R.Levenson，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Modern China(2nd ed.， Cambridge，Mass.，1959)；

Hao Chang，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in China，1890—1917(Cambridge，Mass.，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