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滿矛盾的周作人

鐵　榮

倪墨炎先生的《中國的叛徒和隱士：周作人》寫出了一個充滿矛盾的周作人。比如他和魯迅為何割斷兄弟之情？他失足之后為何要救助地下工作者？汪精衛對他大加賞識為何又讓他從督辦位置上下臺？他為日本的教育文化賣力為何又被日人稱為“反動老作家”？出獄后他為何不去臺灣而經上海轉回北平？新中國成立以后他為何著譯甚豐？等等這些問題，倪墨炎先生都力圖在書中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釋。

作為一員戰績斐然的新文學運動驍將，周作人下水以后思想上一定是很苦悶的，不然他就不會寫出那么多的讀書筆記。從這些眾多的讀書筆記中，我們可以體會出他的憂國感時精神，這些隱喻的感時精神在當時當然沒有什么意義可言，但在研究他的思想時就不能不說重要了，簡單地認為他是在“掉書袋子”，恐怕就失之大意了。作者是以冷靜的史實專家的態度來對待這一切的。他捋順了周作人與敵偽時期各刊物雜志的關系，既批判了周作人在一些公開場合中的奴才嘴臉，又特別指出周作人在失足后期，思想并不是單一凝固的，而是復雜變化的。

傳記寫出了周作人附逆前后的復雜心理過程。周作人并不是因為貪圖安逸的書齋生活和日本老婆的勸誘所迫，立即下水附逆的。他有一個過程，北大留平教授孟心史病逝，周作人送的挽聯是：“野記偏多言外意，新詩應有井中函?！币话闳丝催^后，可能會覺得周作人把老同事與古人相聯系，僅出于他的知識分子情致。但作者從中分析出挽聯中有周作人對民族的“眷戀”和對占領者的“不滿”！周作人當時對日本軍國主義并非沒有清醒的認識，隨汪精衛附逆后來又反正的三翻四覆的人物陶希圣在他所寫的傳記《離亂》中說：“我從河內到香港時(即一九三九年一月)，即派武先卿往北平，考察北平淪陷之后的情況，特別訪問周作人(豈明)?！M明對他說：‘日本少壯軍人跋扈而狹隘善變。一個宇垣一成大將，被他們抬高到九天之上，又被他們壓制到九地之下。他們對本國的軍事首長尚且如此，對于外國的政客如何，可想而知。周作人托武先卿帶給我的口信是‘干不得?！敝茏魅说倪@個分析不能不說是清醒的，他告訴別人“干不得”！而他自己為什么“事實上不能不當”呢？這一直是個謎。倪墨炎先生從思想上尋找周作人失足的原因，他為我們勾畫了一個周作人思想的變化過程，從周作人的空虛感、歷史循環論到迷信海軍……他對中國的了解不能說不深，然而了解到失望的程度，又實在令我們感到齒冷。我覺得作者的這個分析是中肯得當的。倪墨炎先生在《遇刺》一節中，引用了三種說法，這也是很公平的，因為周作人自己的那種說法很難讓人相信。他為什么在喪失民族氣節的下坡路上不斷地滑下去，人們的確只能從思想上分析事件的原因，知弟莫如兄，魯迅曾尖銳地指出——“昏”！知堂老人昏矣！倪墨炎先生形象地說：“一聲槍響，子彈沒有鉆進他的肚皮，卻打彎了他的膝蓋，他跪下來了，他屈膝事敵了?！倍吨没叵脘洝分小霸┑拇炭汀币还?，應看作是周作人為自己的辯解，他越是遮遮掩掩地表示避免辯解之嫌，越是在賣力地辯解！

倪先生的這本周作人傳記，章節精細，資料豐富，可讀性強。沒有空洞的大理論，而是靠史實說話。一冊傳記，一冊像周作人這樣有爭議的人物的傳記，寫到現在這個樣子實非易事，是應給予較高評價的。

(《中國的叛徒與隱士：周作人》，倪墨炎著，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5. 6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