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南來作家”

王宏志

香港位處中國最南端，從前是化外之地，中原人士輕易不會南來，韓愈諫迎佛骨，也還不過是被貶到潮州。但自從十九世紀中葉成為英國的殖民地以后，香港人口便不斷激增，從一八四一年二月的七千四百五十人到今天的超過六百萬。換言之，在一百五十年里，香港的人口增加了近九百倍。顯然，這里面大部分都是外來人口，主要是從中國大陸過來的。中國人向來重鄉念土，他們愿意離鄉別井，跑到由夷人統治的殖民地，各人也許有著自己的故事，不一而足，這里想討論一下一個較特別的群體：“南來作家”。

什么叫“南來作家”？最簡單直接的理解，是從大陸到香港來的作家，但也有問題。香港文學史專家、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盧瑋鑾教授曾有專文討論，她大概的意思是只限于南來后又北返的作家(《“南來作家”淺說》，《香港故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這有一定的道理。長期在香港留住下來的，最后只能算是香港作家，這便牽涉到為“香港作家”下定義的問題。為免卻這麻煩，這里只會集中討論一批在兩個特定的歷史時刻——抗戰爆發以后以及國共內戰期間——南下到香港的成名作家。

顯然，香港能夠在這兩個不尋常的歷史時刻扮演前所未有的重要角色，是因為它的獨特政治身份：在前者而言，香港在中國大陸全面抗戰開始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仍然幸免于戰火的洗禮，相對于大陸的淪陷地區來說，香港仍算是一片凈土；后者方面，由于香港大體上較能夠容忍不同的政見，左翼作家可以在這里進行反國民黨的宣傳，對革命事業作出貢獻。結果，三十年代中葉之后到四十年代末，共有超過二百位知名的大陸文化人來港，其中包括很多早已成名、且名氣非常大的作家，如茅盾、夏衍、戴望舒、蕭紅、端木蕻良等，他們都在香港辦雜志、編刊物，從事創作、組織活動。更多的是在香港作短暫停留，很快便轉到內地其他還沒有淪陷的地區去，其中包括郭沫若、巴金、蕭乾、陽翰笙、林語堂等重要作家。

毫無疑問，這么多重要作家一起云集香港的熱鬧情況，真可說是空前絕后，因此，九十年代以來一些大陸學者所編寫出版的幾種《香港文學史》(包括：謝常青《香港文學簡史》[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年六月]、潘亞暾、汪義生《香港文學概觀》[廈門：鷺江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王劍叢《香港文學史》[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及王劍叢《二十世紀香港文學》[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三月]。)里，它成為大書特書的對象，是可以理解的。不過，有幾個重要觀點，似乎有深入梳理的必要。

眾所周知，大量作家南來，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箲鸹騼葢鹌陂g，不少作家暫時失去了活動的空間，無法發揮他們原來的作用，以至需要跑到英國殖民地來。說得直率一點，他們實際上是托庇于英國殖民地的統治，又或是利用殖民地相對來說較寬松的言論空間，來推行他們的政治日程。在本質上來說，這跟三十年代不少上海左翼作家為了逃避國民黨的拘捕而躲入租界的做法完全相同，卻跟香港本身沒有任何關系。

誠然，這些大陸作家和文化人的確非?；钴S，他們在香港的一些活動，也確實對部分香港作家有積極的影響，不過，相較于這些人的其他活動來說，他們對香港本土文學作家的幫助，只占極小的部分，甚至可以說是微不足道。他們在香港從事文學和文化活動，主要是為了要繼續他們在原來地區的文學和文化活動。他們所主編的報章和雜志，很多都是從大陸淪陷區遷來復刊的，如《申報》、《立報》、《大公報》等。即使要在香港建立一個新的文化中心，他們的著眼點也不在香港。薩空了曾說過要在香港建立起一個比上海更輝煌的文化中心，但文章的最后一句是：“為了祖國，全在港的同胞，速起來為建設這新的文化中心而努力吧！”(《立報》一九三八年四月二日，第四版)重點是“為了祖國”。當然，在全國一致抗敵的時候，香港以其特殊的政治環境，被視作為抗日基地，團結和收容各地而來的作家和文化人，策動宣傳活動，并沒有什么不妥，但卻不能說這些人為香港文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這不是他們原來的意圖。因此，我們見到很多作家和文化人都只在香港逗留了一段很短的時間，往往屬于過境性質，即使在香港時間較長的，在香港淪陷后便馬上離開，原因在于香港已失去了充當抗日基地的功用。

更重要的是要看這些南來作家在香港所寫的作品。不能否認，不少中國作家在留港期間創作了一些很重要的文學作品，以在香港逝世的蕭紅為例，她在香港創作了《呼蘭河傳》和《馬伯樂》兩部極其出色的小說。另外如茅盾的《腐蝕》、郭沫若的《洪波曲》、司馬文森的《南洋淘金記》，以至戴望舒的詩集《災難的歲月》等，即使不是這些作家的代表作，也是他們最重要的作品，它們在香港發表和出版，無疑使香港的文壇增加了光采。

可是，它們算得上是香港文學嗎？

其實，只要細讀一下上列的作品，便可以確定它們并不屬于香港文學，除了創作地點是在香港外，它們根本沒有什么地方能跟香港扯上絲毫關系。以蕭紅為例，《呼蘭河傳》是她回憶童年生活的自傳性小說，寫的是她在中國東北的故鄉呼蘭河小城的風貌，表現了一種強烈的故鄉思緒，而《馬伯樂》第一及第二部分別寫了馬伯樂在抗戰前夕從青島逃到上海以及由上海輾轉抵達漢口的故事，香港并沒有在這些作品里占任何位置。此外，茅盾的《腐蝕》以重慶為背景，寫的是國民黨特務組織的內幕；郭沫若的《洪波曲》是自傳體，寫郭沫若從日本回國后的經歷；而司馬文森的《南洋淘金記》則以菲律賓為背景，就是戴望舒的幾首在香港日軍營獄中所寫的詩，心中只有“永恒的中國”“這廣大的土地”。試問：香港在那里？

我們無意低貶這些作家和作品的價值，可是，在這情形下，縱然我們多么愿意，但也實在沒有辦法將這些作品稱為香港文學——即使用最廣義的定義來作界定。事實上，翻開所有現代中國文學史，不論是在大陸或香港出版的，都從沒有任何一部著作會把《呼蘭河傳》、《馬伯樂》、《洪波曲》、《南洋淘金記》等作品稱為香港文學，它們都只會給歸入在個別作家的討論章節里，與這位作家的其他作品一并討論，而這位作家的貢獻和成就，是由他(她)所有作品整合而成的，這些貢獻與成就，是指他(她)對整個現代中國文學的貢獻和成就，跟香港文學無關。

當然，要為香港文學和香港作家下定義，有一定的困難，更有所謂廣義和狹義的分別，這里不打算糾纏于一些細節，但必須弄清楚一個很基本而簡單的概念，就是一些人在香港逗留了一段短時間，寫出了一些作品，或是參加或主辦了一些活動，并不能因而說他們是香港作家，創作了香港文學。有誰會說蕭紅、茅盾、郭沫若、司馬文森以至戴望舒是香港作家？我們只可以說他們是南來作家，在香港居留過一段時間，寫過和發表過某些作品，這些作品可能是非常出色的，對香港作家產生了一些影響(其實，這些影響并不一定需要他們在香港寫作品才能產生出來的，否則，香港作家便不可能從那些從沒有來過香港的現代作家的作品中吸取養料)，他們也許發起和參加過一些活動，令香港文壇顯得較活躍，但卻不能說因為他們的種種文學活動，香港文學被推上一個新的高潮，他們可能確是把中國現代文學推到另一發展階段(例如抗戰文學)，但卻與香港文學發展無關。

相反來說，在大量成名作家南下后，香港文學本身的發展，在某一程度上說，其實是受到了牽制，或甚至是窒礙的。香港的一位評論家黃康顯便提出過質問：大量作家南來，“香港的作家，是否直接受惠呢？”他三番四次指出，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年間，香港文學開始有真正的發展，不過，只可惜這只是曇花一現，香港的青年作家，在一九三七年以后，仍很難抬起頭來，而直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為止，香港的重要文藝期刊，都是由大陸南來的作家所主持，發表的主要是他們的作品，例如由端木蕻良主編的《時代文學》，被譽為“香港歷年來水平最高，作家陣容最雄厚的一份文學期刊”，但六十七位撰述人中，只有一位劉火子是香港作家；茅盾主編的《筆談》，香港作家“根本就是不見蹤影”，而“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的理事及候補理事中，也不見有香港作家。(黃康顯：《香港文學的發展與評價》)正如另一位香港文學批評家黃維梁所說：“大批的大陸作家南下，本地作者在文潮中頓然失色，甚至‘消失了?！币虼?，當這些作家陸續北返后，“香港文壇又處于真空狀態”。

至于國共內戰期間的另一次作家南來潮，也是政治形勢變化的結果。有人認為：香港新文學的誕生和發展，與中國革命、中國新文學運動息息相關；一九四九年以前的香港文學對中國革命、對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都作出了應有的奉獻，所以應予整理，弘揚光大。(謝常青：《香港新文學簡史》)當然，這也不無道理，因為那些南來的左翼作家，確是利用港英政府較開放的一面——對不同言論的容忍，來從事政治宣傳：“宣傳抗日救亡大義，傳播民主革命真理，喚起民眾，團結抗日，支援解放戰爭”?？墒?，即使我們同意這是事實，但也不能說是香港作家或香港文學對中國革命而作出的“貢獻”，那還是從大陸來香港的中國作家的功勞，香港文學或香港的作家，實在不敢掠美。

我們不想用“壟斷”、“霸占”文壇等說法，但不能不強調，大陸作家南來香港，并沒有為香港文學本身的發展作出過貢獻，甚至可以說，不少人對香港抱有歧視的態度：只要翻翻三、四十年代一些從國內跑來香港的文化人有關香港的論述，便可以清楚知道他們雖然住在香港，也寫到香港，但大部份實在是無愛于香港，對于香港的文化，他們只有嘲弄和謾罵，完全是一種“身在曹營心在漢”的心態。(參盧瑋鑾編：《香港的憂郁——文人筆下的香港(一九二五—一九四一年)》。)翻亞暾在他那本《香港文學概觀》的引言里，說到人稱香港新文學是“移來的花果”以及“本時期的香港新文學，準確地說應該是‘香港的中國新文學”，是很值得思考的提法?！耙苼淼幕ü笔冀K不是這里的花果，人們能夠把它們移來，也能夠把它們移走，而“香港的中國新文學”始終仍是中國的新文學，不是香港的新文學。這其實正好就概括了南來作家跟香港文學的關系：南來作家并不就是香港作家，他們來過，但很快便跑開，他們所創作的只是中國的新文學。因此，一些學者以為南來作家是香港文學的主流，這是沒有看清楚事實的說法，對于這些作家以及香港文學研究來說，都是沒有益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