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及其內涵

佩里·安德森

新的“文化熱”的興起——文明認同是文化，經濟效率是文化，市民社會也是文化——在關于資本的意識形態中并非沒有受到挑戰。經新古典經濟學完善的純粹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對冷戰后的世界仍然是極為有力的闡釋框架，但它全然忽視了隨歷史進程而變化的文化差異。根據這種觀點，全部的問題都歸結到一種具有普適性的解決辦法上，即降低成本的競爭，并認為在這種競爭機制的壓力之下所有的社會都會漸漸趨向平等。把這一觀點理論化的是美國重要經濟學家保爾·克魯格曼(PaulKrugman)，他認為，文化的優勢或工業化政策并不能避免自由市場競爭：所有的社會或早或晚都將達到一個共同的水準，這是普遍的和不可改變的。

克魯格曼的理論正作為一種具有同質性的系統得到重新確認，無論是對特定的霸權力量還是對一般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均是如此。但是今天它被一種同是市場普遍主義但卻更為悲觀的說法投上了陰影。提出這種極具說服力的更加陰暗的看法的是美國思想家、軍事戰略家愛德華·路特瓦克(EdwardLuttwak)。他的觀點正與克魯格曼相反，認為當今國家間的競爭要求國家尋求一種經過深思熟慮的“地緣經濟學”，以便把競爭優勢擴大到最大限度，如果必要的話就采用補貼和保護的方法。然而，路特瓦克總的看法是，今天的資本主義如渦輪機一樣壓力日增，其技術力量從根本上加速了社會變遷的速度，摧毀了每一種傳統的、職業的和個人的保障，這一令人不可忍受的傾向正出現在所有發達工業化國家的人民面前?！艾F在，甚至在經濟零增長的時候，結構性變遷也非常迅速，而當經濟的確在增長時，變遷的速度就更快。發動機如此旋轉著，碾壓著蕓蕓眾生和人際關系，甚至當它停止不動的時候，也是如此?！睙o論是傳統的右派和還是老式的左派對這一史無前例的歷史風暴都無力回應。所以巨大的政治空間就留給了“質量上乘”的法西斯黨派，它通過為全球化設置障礙，增強了如今居于主流的白領大眾的保障地位。路特瓦克寫道，“沒有必要一定要知道如何拼寫‘禮俗社區(Gemeinschft)或‘法理社會(Gesellschaft)才能辨認由今天的渦輪式資本主義產生出來的法西斯偏見?！彼官e格勒以前的結論，在不同于他本人所確認的情況下，又重現于今天的世界中。不過不是資本主義終結了烏托邦，而是對于資本主義的烏托邦式的觀念，即把資本主義視作一種平和的穩定的秩序的觀念，在這里終結了。

到目前為止，我們討論的關于時代的闡釋都來自右翼，或中間派。那么左翼呢？在左翼的領域有一種洞見，以極為驚人的想象力提出了理論上的對立面。弗雷德里克·詹明信的《后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一書包含了關于時代的具有同質意義的理論難題。詹明信闡明了當前保守主義話題的發展方向，并指出這是以“歷史的衰落感”和“空間的新興感”為標志的時代。詹明信把文化看成是理解時代特性的主要手段，但卻是在全然不同的理論范式下來處置這些難題的。這比任何右翼的思想家的理論都更具有一致性并且難以反駁。然而，這里的文化既不是區分多種文明的界碑，也不是識別生產效率的分類編碼，而是一件資本主義新階段的非凡的法衣，它同經濟自身一同不斷擴張，并第一次真正像行星般地在全球周游。換句話說，文化現象并不與全球化現象相對立，而是全球化現象的最引人注目的表現；而經濟的發展，與其說是受到多種文化動因的制約，不如說是被某種決定了生產和消費方向的單一文化因素所左右。這種所謂有單一的文化因素，正是后現代主義。

我們已經看到，從本文一開始起就討論的這兩個著名的概念，是怎樣在確定其意義的理論斗爭中一次又一次意外地受到政治的制約。文明，一度是進步的啟蒙思想一面令人驕傲的旗幟，在德國保守主義手中卻變為一個頹廢的污名；市民社會，這個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性術語，在當代自由主義的詞匯表中變成了值得稱贊的引人注目的事物。這些蜿蜒曲折都導向了右翼理論，而在詹明信所贏得的對后現代這個術語的控制權中，我們又看到了另一面。這個原本是自足的或非政治性的并與現存秩序有共生關系的術語，被革命性的左翼用驚人上的智慧與能量改變了原意。在這個抗拒革命的霸權時期，人們所熟悉的每一個左翼的航標看起來都沉沒在自波旁王朝復辟以來未曾有過的狂喜的反動浪潮之下，左翼在種種歷史變遷中卻終于獲得了理論上的勝利。毫無疑問，它提供的認識當代世界的框架，是這樣令人難忘地——既充滿詩意又諷刺刻薄地——抓住了充分同質化了的文化世界中居民們最深層最鮮活的生活經驗。

在詹明信的敘述中，后現代性既是全球性的又是地區性的，它所形成的多國資本的世界空間，并未耗盡地球資源或歷史資源。后現代是一種文化“要素”，而非一個完整的系統。它可以容納那些殘存的或突然產生的反對它的種種文化形式。在這個(無論比過去任何時候復雜多少倍的)資本主義世界仍然分裂為在發展水平上存在巨大差異的許多地區的條件下，它還能怎樣呢？詹明信指出，在目前，還沒有新的集體勞工力量能在國際范圍內形成與多國資本主義爭奪霸權的勢力。在發達資本主義的領地內，“我們還處于低潮，沒有人能說明我們還要在這種狀態中呆多久”。但是，將后現代、現代和傳統主題統合在一起的新的文化創造和政治對抗形式在中心之外繼續繁榮發展。詹明信在臺灣看到了二十世紀后半葉最令研究者振奮的國家電影工業，他寫道，“這是因為在晚期資本主義階段，即使是中心也被邊緣化了，關于邊緣的不平衡性和來自晚期資本主義經驗的不平衡發展結果的表述，要比衰落的中心所能作的任何表述更加強烈有力，更加意味深長，而且，尤其是具有更加深刻的象征意義?！庇珊蟋F代性所書寫的資本主義空間的重大擴張也意味著這一點?！霸诒臼兰o六七十年代的非殖民化與國家解放運動的巨大浪潮之后，世界各民族的新的自我意識”已經滋生出來。這里，文明和文化的保守主義理論家的預言也有了人口統計學上的依據，那就是“各民族中所共有的趨勢的日益擴大”。

在詹明信所描繪的全球秩序的格局內，我們達成了關于民族、國家和地區作用的認識。民族文化為抵抗全球資本主義霸權的百寶箱到底提供了多少東西呢？能否說它們比多國消費主義的商業文化在本質上更加流行呢？它們同地區性文明有什么關系？它們為現代性和后現代性提供了什么遺產？這些都是大問題。在這里我只對這些問題發表一些簡要的看法。

民族文化的概念包含了兩種因素的融合：被理解為在任何特定社會中的高級藝術與思想的集合的文化，和被理解為日常生活風俗、實際上的生活習慣以及同一社會的慣例的文化。當然，這是人們熟悉的兩種用法——分別為審美的和人類學的。馬克思主義者堅持認為，被視作一個整體的民族文化無法逃避或超越社會的階級。它不是居于各階級之上的一套共同價值，而是——正如列寧正確地指出的——體現著特定社會中所有階級的生活經驗，否則它就不是民族的。但是這種體現是不平等的，也就是說，民族文化在一個或若干個統治階級的控制之下，這(些)階級對權力和交往的控制最終將在記載文化的石碑竹簡上打上決定性的烙印。一般說來，剝削階級控制民族文化中大多數藝術和智慧的成就，這是由于它占據了不同于勞工的優越位置，他們有閑暇和知識；然而正是在勞工階級中可能逐漸產生許多日常生活中非正規的習俗和實踐。很明顯，這只是大致的分布狀態：詩歌和音樂(不僅是起源，而且常常包括其再生)產生于民歌；繪畫和雕塑總保持在手工狀態，這與手工藝的世界很相近；宗教教義與民間傳說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反過來，國家暴力和精英勢力使得那些地位較低者逐漸馴服于體現了地位較高者的支配權的習慣做法和其中所包含的殘忍。

一個民族文化中這些成分的特殊的混合方式將取決于從相關社會的階級斗爭中抽取出來的各種力量的特有的平衡。換句話說，與其他民族文化比較，某一民族文化是倒退性的還是進步性的，取決于相應的歷史和民族狀況，這就需要我們每個研究者用不帶感情色彩的眼光在我們自己的民族中嘗試著辨別。一個非常著名的例子是葛蘭西對意大利文化與法國文化所作的比較，他批評自己的文化遺產中缺乏他所謂的“民族—大眾”(national－popular)的法國式傳統。由此，意味著一個重要的更為深入的思想，即在意大利，文化的兩個層面之間有著結構性的分離，從而每一個層面都被削弱，使得衰弱的、行將滅絕的知識系統與粗俗的帶有迷信色彩的民間傳說相分離。反之，在法國，雅各賓主義早已把它那個時代最先進的政治和哲學思想同最為生機勃勃的民眾的激情和利益焊接在一起。

正如這個例子所表明的，如果認為今天的民眾運動必須總是優先運用它們的民族文化中從下層經驗派生出來的資源，那將是錯誤的。這些經驗中有可能沉淀著太多的失敗，或者消極忍耐的記錄太長，從而不能為今天情緒高昂的動員所利用。在某些情況下，倒可能是需要把武士或學者的而不是農耕者的傳統從它們階級的衰落中挽救出來，并使其為今天的民眾運動服務。既然這是一些技能或價值，它們是前資本主義階級的天然屬性，若是這些階級幾乎總是在衰落的過程中同資本主義的規則發生沖突，那么在它們中間就常有一種反資本主義的潛能等待著被釋放出來并“重新發揮作用”。在此意義上，馬克思主義傳統從未與只在過去的殘渣中尋求同盟軍的庸俗的民粹主義有過關聯。

再進一步說，即使當一種民族文化中最精華的部分從內涵相互沖突的混合物中蒸餾出來，倒進干凈的器皿中，作為今天反對全球資本主義及其地區性代理人的斗爭中的強化精神時，其被地方主義或沙文主義重新捕獲的危險依然存在。對付這一危險最有效的解毒劑無疑是地區性的團結。沒有哪一種民族文化的內部擁有所有必需的資源，可以成功地抵御用衛星通訊武裝起來的多國資本主義，也沒有哪一個民眾運動能夠占有全部國際資源——它們都潛在地源于世界各地的文化。恰當有效的辦法是對全部地區性文化遺產資源的主動意識，這些資源在支撐相鄰和有關文化(對全球資本主義)的斗爭中起著作用。拉丁美洲在傳統上是富有這種形式的國際主義的大陸。歐洲聯盟至少提供了一個框架，只是直到現在還缺少相應的實踐。在這方面東亞比拉丁美洲更像西歐，人們記憶猶新的是，東亞是一個被內部的自相殘殺和征服以及外部侵略所分割的區域。但是它的機會在于遍及整個區域的相互交流和共同努力，其歷史的聯系特別悠遠，沒有任何先進的政治制度能夠不顧它們而獨自向前發展。

那么，我們開始時提出的那個術語“文明”本身是什么呢？讓我們來恢復它的本來面目。它所陷入的兩種用法都不足取。我們不需要虛假的宗教上的一致性，也不需要由文明沖突論的文化學說指出它們之間的沖突；我們也能夠排除唯一的資本主義文明現在已遍及全球并使世界資源枯竭的經濟上的借口——一個使事情簡單化和為故事添加情節的姿態。傳統的傲慢隱藏在這些概念的后面。它們使人們回憶起一個亞洲人圣雄甘地的話，當一個西方人問他對西方文明的看法時，他回答說：“那也許是個好主意?！边@是我們在考慮一種全球文明的思想時應持的態度。當初啟蒙運動使用文明這個詞時，包括了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兩個方面，也包括了它們在進入到一個人性和文明的世界中去的巨變。這一理想狀態和它的反義詞今天都沒有失去其現實性。這個反義詞總是：蒙昧。羅莎·盧森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提出了另一種選擇：“社會主義還是蒙昧？”對后現代的耳朵來說，這一口號可以另行表述為：我們的困境不是選擇全球化的資本主義還是多樣化的資本主義文明，而是要資本主義還是要文明？文明在此指的是那個到目前為止剛剛露出頭來的包含著差異和平等的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