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眼看人

趙　昂

所謂另眼，就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中的“睜一只眼”，又稱之為“第三只眼”。另眼看人，留一半清醒，多一半困惑，少幾許浪漫，多幾分痛苦。我的所見所聞，局限于常打交道的警察和罪犯；所思所想，著眼于文化意義上的社會治安。另眼看人，正常不正常，準確不準確，天曉得。

——題記

一

說起來可能有人不信，當了二十年警察的我仍然覺得自己是個局外人。倒不是其貌不揚的外表與一般意義上威風八面的警察形象相去甚遠，也不是文弱斯文的氣質與風風火火的職業要求大相徑庭。作為一個曾經受過專門培訓的職業警察，警校畢業后的前十年被分配去鉆紙堆，研究一百年來的地方警察史，后十年則是為警察和關心警察的人們編輯通俗雜志。因此，雖然從警的年月不短，資歷不淺，但是，自己并沒有經歷過多少短兵相接的沖鋒陷陣，也沒有直接與形形色色的罪犯斗智斗勇，基本上算是個警察中的文職人員，低調一點說，也是個“坐山觀虎斗”的旁觀者?

有道是：旁觀者清。不錯，就連警察辦案和法庭審判等司法環節都很重視證人證言呢?？墒?，我常以質疑的態度對待名言警句——真的是旁觀者清了，那警察何必為了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而去費力勞神，甚至大動干戈乃至刑訊逼供呢?要說旁觀者清，也許就“清”在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清”在遠距離隔岸觀火不動聲色，“清”在不關痛癢的無利無害，“清”在心如止水的寵辱不驚，“清”在無私無畏張揚正義的實話實說。假如摻進人情世故或威逼利誘，旁觀者還會“清”嗎?

我之所以淡化自己職業警察的身份而以旁觀者自詡，是因為我既對罪犯缺乏認識，又對警察不夠了解。這樣一來，我不僅僅是一名旁觀者，更是個多余的尷尬人，仿佛馬群里闖入了一頭似是而非的騾子。

然而，誰能相信你呢?身著警服，又不愿強化警察身份；置身警界，又分明是個不入流的另類。這一切，可能與我當警察的經歷有關，再加上一雙眼睛有些特別吧。

我是參加了高考并經過體檢和政審加入警察隊伍的。中學時代，蓬勃的理想只是想讀大學中文系，準備將來做個作家或者記者。怎奈命運不濟，實力不逮，高考成績是上大專綽綽有余，進大學差強人意。無奈之下，決定投筆從戎，置身警界。八十年代初期，世風不像當下這般糟糕，警校雖然是熱門之一，但入學(乃至分配)幾乎不需要走后門找關系。雖然當時體重和身高有點困難，但是，到警校畢業時已“發展壯大”，完全符合錄警的要求。出身于農村，視力原本是“大大的好”，怎奈十多年編輯的冷板凳坐下來，腰彎了，背駝了不說，眼睛也近視了，而且兩只眼睛都呈90度散光。

不自信的其實是蹩腳的眼睛，看人讀字，經常模糊一片。

二

就說警察吧。也許真的應了“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詩意，我對于同行的認識從來都不自信，尤其是細化到具體的人和事，時有讀不懂、氣不過、看不慣的感慨。按理說，研究過警察的歷史，了解警察的現狀，對于警察的本質和現象都不陌生，不應該生出“隔行如隔山”的隔膜。然而，事情就是這么怪，“燈下黑”的怪圈無所不在。

我曾在一個警官培訓班上問過這樣一個簡單而且近似愚蠢的問題：你們的薪金是從哪兒來的?“財政撥款”，“不是偷來的!”……滿教室人眾說紛紜，只可惜答非所問，就像知道黃河的人卻不清楚它的源頭一樣，沒有一個人提到自己真正的衣食父母。對于衣食父母的淡漠和失憶，幾乎成為當下黨政干部等端鐵飯碗一族的流行病，而他們中間占很大比例的人，曾經生活在社會的底層，是從幽深的井底躍上井臺的幸運之蛙。我從小也生長在農村，又是在農業中學讀的書，對中國最底層人的生存和生活狀況可以說毫不陌生，尤其是“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春耕夏作，秋收冬藏，頂風冒雨，酷暑嚴寒，假種子，貴農藥，低糧價，高負擔……他們的付出和辛勞，他們所承載的負荷是常入所難以想象的，他們的命運卻常常成為人們熟視無睹乃至置之腦后的青煙鴻毛。他們在自己用賦稅所供養著的包括警察在內的公仆面前低三下四甚至卑躬屈膝，承受的“話難聽、臉難看、門難進、事難辦”，有時可以說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荒唐地步。

我曾經將自己的這點不合時宜的思想與警校時的同窗好友交流過，職務在身的昔日知音除了喟嘆我的書生意氣之外，已經失去了“激揚文字，指點江山”的熱情，無聲勝有聲地搖了搖頭。也許他已經習慣成自然，對此習以為常，視若無睹；也許他也身在其中，有某種難言之隱，失卻了話語權力。那一刻，我的近視眼條件反射似地模糊起來，一個曾經熟悉而清純的面孔很快變得陌生起來。此后，我倆便很少往來了。

曾經采訪過一個見義勇為與歹徒搏斗負傷的年輕刑警，他的英俊灑脫和慷慨陳詞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若干年后，我又一次采訪了他，只不過，“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他已不是昔日輝煌的他，而是一個因刑訊逼供致使無辜者重傷的觸犯刑律被判了有期徒刑的階下囚。殘酷的現實逼迫我試圖將兩張反差極大的卻是同一張拷貝的面孔重疊起來，結果是徒勞無益，根本無法以對接，使我大跌眼鏡，暗自搖頭慨嘆。

在本系統里，我也曾有過“心向往之”的偶像式人物。眼高手低的我常想，作為一個現代意義上的警察，“傻、大、黑、粗”不成，“冷、橫、硬、推”更不成；基本的職業精神應該是忠于法律，忠于百姓；能文能武，文質彬彬，威嚴與和善相統一，莊重與親切相和諧……我不止一次在自己的腦海里勾畫自己心目中理想警察的形象，并幻想著在我有限的視野里能屢屢呈現出來。一次很偶然的機會，我在會議上聆聽了他的講演。身為高級警官的他博學多識，旁征博引，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抑揚頓錯，滔滔不絕。整個研討會，我都沉浸在對他的仰慕之中，并千方百計打聽他的有關情況，試圖在現實中建樹起一個能夠立得住并值得自己效仿的楷模。遺憾的是，同他一起來的參會者的不屑神情與欲言又止，給我的熱情澆上了一瓢冷水。沒過多久，這位高級警官觸“電”倒臺，他的淪落和下作，又一次推翻和打碎了我的一廂情愿建構起的偶像“烏托邦”。我像是喝燕窩湯的有福之人，胃里突然滑進了一只綠頭蒼蠅，惡心了很長時間還調整不過情緒；甚至情不自禁地懷疑起自己的視力來。

置身于圈子之內看圈子，同圈外人士看圈子，因站位、視角等的不同，難免有這樣那樣的偏差和區別。社會上的一些人對警察頗有微詞，我猜想原因有二，一是警察作為社會的公仆，該做的工作沒有做好，引起主人公理所當然的不滿。警察這個行當有時候很像足球運動員，越位和不到位，都容易引起裁判的警告和觀眾的不滿，更不用說你有意懈怠和恣意妄為了。二是隨著法制社會的日益臨近，現代社會對公務人員的要求越來越高。警察與足球運動員不同的是，警察的大量工作不像足球運動員那樣暴露無遺，恰恰相反，

多的是隱蔽的，很多時候處于“隱善”狀態。由于他們對真假美丑是非善惡的判斷往往事關重大，甚至人命關天，因此不能出錯，沒有回旋、伸縮的余地。但是，“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做好本職工作是理所當然的，但在大眾傳媒日益發達的今天，任何疏漏和錯誤都有可能被有意無意放大傳播。

由于工作的關系，我常常到公安一線采訪，很容易接觸到本系統中基層最為辛勞的民警，通過接觸了解，常常被那些不平凡業績的平平凡凡的創造者而打動，在這些看似其貌不揚的普通勞動者的內心世界，在那一張張看似平常甚至令有些人討厭的面孔后面，真實地蘊藏著人世間生生不息薪火相傳的真、善、美，這與道貌岸然掩蓋下的卑鄙無恥形成了極大的反差；他們像一顆顆毫不起眼的螺絲釘，在不為人知的角落里恪盡職守，用自己的堅韌不拔和真誠奉獻穩定著這個紛繁多變的社會。很少有人為他們搖旗吶喊鼓掌加油，仿佛他們的付出和犧牲是理所當然的，是他人飛黃騰達的必然鋪墊。從這一張張非常容易被達官顯貴紅男綠女忽略乃至輕視的面孔上，我讀出的是職業特有的凝重和常見的世態炎涼。我常常為他們不能成為立功受獎的主人而“不平則鳴”，也常常為他們被勢利的媒體所輕描淡寫而心懷不滿。但，這似乎是難以改變的現實，我讀懂讀不懂無關緊要。

三

身為一個公安期刊的編輯記者，打交道較多的還有各種不同類型的違法犯罪者。警察與罪犯很像“貓和老鼠”的游戲，角色需要也好，互為對手也罷，總之，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犯罪現象的存在，是人類社會擺脫不了的陰影，醫治不愈的頑癥；無論是職業警察，還是法制記者，行業的特性決定了要常常面對，無以回避。

對于罪犯的認識，我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由淺入深的過程。

有人說中國是個道德社會。至少，我小時候接受的啟蒙教育多是寓言、童話式的道德教育，壞人就是罪犯，罪犯就是天底下最壞的人；抓壞人、擒罪犯的警察，無形之中就成了最勇敢的好人、最威風的英雄：兩極對立，黑白分明。年歲稍長時，政治教育無孔不入、無所不在，報刊、廣播、電視、圖書、課本、標語、口號、文藝表演……而受教育最好的手段是電影——好壞分明的臉譜加上扣人心弦的情節故事，對初諳世事的人來說吸引力和影響力極大，真正收到了觸及靈魂深入人心的“藝術效果”。聲調統一且眾口一詞的傳媒給了我這樣的認知：所謂的罪犯都是與人民為敵的，面目也是一致的：紅眉綠眼、張牙舞爪、缺心少肝、無惡不作、面目猙獰、言行猥瑣，是些臉上有字、身上帶刺、容易識別的社會怪物。

打碎這面平面鏡子的，是上初中時遇到的兩件事：我的一位遠房親戚姓胡，在學校當政治教師，三十歲年紀，不高不矮的個頭，白凈的臉龐襯著青青的胡茬，衣著整潔，講課時語速不緊不慢，一副隨和儒雅風范，是學校里我最為心儀的師長之一。有一天，幾位公安人員突然闖進教室，將他戴上手銬，押到公社的大禮堂開公判大會，他的罪名是奸污女知青，破壞上山下鄉運動(事實真相是，他與學校的一位上海下放的女教師要好，被嫉妒他的人告發)。學校里還有一位上海下放的男外語教師，因為長期“收聽敵臺”(外語廣播)被人舉報，也受到公判，被捕入獄，成為罪犯。兩次親眼看見自己崇敬的老師跪在主席臺上接受批判，我的大腦一片空白，一向反應靈敏的腦筋竟轉不過彎來：難道這樣好的人能是罪犯?罪犯能是這副和善可親的面孔嗎?到底誰錯了?老師?我?警察?或者別的什么人?

回過頭來看自己，因為父親早逝家教欠缺，我的身心發育總是比同齡人慢半拍，社會化過程相對較長，“成長的煩惱”也比較多。一直到了警察學校畢業走上公安工作崗位后，這個謎團也沒有及時解開；而隨著接觸面的擴大，視野的開闊，類似的問題接踵而至，大有應接不暇消化不良的情勢。本來，警察與罪犯像貓和老鼠一樣，是互相對立又相互依存的一對矛盾體，如仇人相見分外眼紅乃至不共戴天，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一旦針對具體的人和事，情形則是另外一回事——至少對我而言是如此。

一家公安雜志曾經舉辦過一次公安題材紀實文學作品征文活動，出于對自己和他人的尊重，我將一篇得意之作投了過去，編輯很快回話留用，雜志也及時刊載出來，據說讀者反應良好，責任編輯對作品獲獎滿懷信心。征文結束，大獎揭曉，結果名落孫山。責任編輯非常遺憾地告知，評委雖然很欣賞你的文筆，但是說你的作品調子灰暗，有同情罪犯的情感摻雜在文章之中，所以…所以……

我無話可說。本來嗎，文章是寫給讀者閱讀的，獲獎與否并不重要。

早些年在公安局實習期間曾經辦過一起盜竊耕牛案件。那是一個炎熱的盛夏，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終于破了案，作案者竟是一個老實巴交的中年農民，抓捕時他死活不愿離開家，刑警隊長竟被他抓破了臉，我憤恨之下上前踢了他一腳。晚上，沒有班車回縣城了，我和刑警隊長把他銬在大隊部院子中間的一棵樹上輪流看管。我也睡不著，就和盜牛者聊天。他交代說，家里太窮，老母親和妻子都重病在身，兩個孩子在上學，實在走投無路沒辦法……整個晚上，他的老母親、妻子都守在他的身邊，一邊流眼淚，一邊揮舞著扇子替他驅趕蚊蟲，他一男一女兩個孩子則站在院子的大門口，遠遠地向這邊凝望，久久不愿離去……那一夜，我也是淚眼朦朧，思緒萬千，對罪犯二字有了真切的再認識。

哲學家羅素坦率地說過：“有三種單純而強烈的熱情曾經支配了我的一生，它們是：對愛情的渴望，對知識的追求和受苦受難的人類所懷抱的情不自禁的同情?！币簿褪钦f，情感關懷、人文關懷和社會關懷，貫穿于大哲學家羅素的一生。我有自知之明，無法達到“高山仰止”的羅素的精神境界，但可以領略名人的高尚情懷。悲天憫人，心存惻隱，是正常人共有的特性。同情罪犯，并不等于同情罪惡；罪惡是不可饒恕的，應當受到懲罰。而罪犯是活生生的人，是地球上我們的同類，他們同樣具有人格，擁有七情六欲，也千方百計地想過上好日子；一個人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既有自身的因素，還有社會的原因，誰愿放著好好的人不做而戴上丑陋的面具去做鬼?我想，只有建立了這種認識基礎，才能真正認清罪犯與犯罪，才能徹底改造好罪犯，找到犯罪的根源，減少犯罪現象。

警察借助于國家的力量和社會正義而成為強勢群體，這既是職業的需要，又是社會的需要——至少在現階段和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不會改變。相對而言，罪犯中多數是弱勢群體，其絕大多數人處于社會的下層，這也是造成他們采取不正當的手段和途徑改變命運反抗社會的一個基本原因。我家鄉所在地是國家級貧困縣，鄉里鄉親的外出打工掙錢的很多，但是有些人出去了就回不來了——因為種種原因犯事了，被勞改勞教的不在少數，其中，以盜竊、搶劫、詐騙等侵犯財產和流氓、強奸等性犯罪為多。與大城市的金碧輝煌燈紅酒綠相對應的，是物質財富的匱乏和性生活的饑荒，強烈的反差和巨大的誘惑直接導致打工族鋌而走險違法犯罪。我們在譴責和打擊這類違法犯罪的同時，也應該靜心來想想，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這一切?如果說“饑餓生盜賊”，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這部分人不得溫飽不得小康?貧困、愚昧、無知、法盲……是我們用來譴責罪犯和剖析犯罪的常用語匯，進一步追問：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這一部分人的貧困、愚昧、無知、法盲的?作為弱勢群體的違法犯罪者，他往往沒有能力更沒有自覺意識為自己辯護，這是他們悲劇之上的悲劇。貧困、愚昧、無知，已經是不幸，由此而走上犯罪道路更是不幸中的不幸。這，難道不值得我們嚴肅思考并深表同情嗎?社會上有良知的人應該裝聾作啞漠然視之嗎?

夜深人靜時，貓頭鷹的叫聲是必不可少的，但它粗厲而尖刻，容易攪擾別人的夢境。我不知道是該閉上自己的眼睛，還是閉上自己的嘴巴……

責任編輯潘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