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溪觀舞隨筆

陶景杜

“紅苗傘”撐起的希望

舞蹈《紅苗傘》是湖南省歌舞劇院為參加第五屆中國舞蹈荷花獎·民族民間舞蹈大賽所創作的一個群舞作品，有過舞劇《邊城》、《古漢伊人》成就與驕傲的湖南專業舞人，亦是首次競爭這個被列為中國舞蹈藝術最高的專業獎項。

2005年貴陽的晚秋艷陽流金，“浪漫花溪、舞蹈之都”匯聚了來自全國各地區、各民族的舞蹈精華。進入“半決賽”、“總決賽”的《紅苗傘》一路高揚，最終贏得了作品類的銅獎，它為今后湖南進取中國舞蹈荷花獎奠定了一個歷史性的起點?！昂苫í劇钡姆至吭诤艽蟮某潭壬蟻碜运碾y得，全國297個參賽作品僅僅設有6個“作品獎”。濫發獎杯有瀆“荷花”的圣潔清純，不在作品上修煉，很難摘取荷花獎的桂冠。本土的生活，本土的情調，本土的舞蹈形態，只有植根于本土的編導才能熟知熟曉，真情真愛的付出，使《紅苗傘》走進了“荷花”的境界。

《紅苗傘》的編導黃煒在湖南算是個不錯的舞蹈演員，近年來圍著電視臺打圈兒的黃煒在“歌伴舞”的制作中由演員轉化成為一個“導舞者”。但是舞蹈作品的創作并非像制作“歌伴舞”那么容易，一旦置身于《紅苗傘》的編和導，便把黃煒和他的演員們弄得個精疲力竭。省舞協和劇院領導的日夜牽掛、陪伴使黃煒和演員干勁倍增，劇院有著豐富生活積累與創作經驗的資深前輩編導將一份份的關愛，化作對結構、舞段、細節的具體指導。排練場上兩代舞人的交融會合激蕩起《紅苗傘》火般情懷：紅傘托起的驕陽/紅傘下燃燒/扭扭擺擺的辣妹/興濃趣高 /蹈舞踏歌的阿哥/情焦意躁/那紅傘里的故事有誰知曉……舞中的情、情中的愛，《紅苗傘》“個性”且“味濃”，熱血、實在的湖南舞人又一次把本土舞蹈的“真情實態”，呈現在中國民族民間舞蹈的百花園中。

因為有了《紅苗傘》，于是有了黃煒的新起點?；蛟S正是有了《紅苗傘》高的起點，黃煒從此必定會有更多的編導“承擔”。有過《阿惹妞》、《阿嫫惹?！烦晒涷灥鸟R琳在荷花獎“中國民族民間舞蹈創作論壇”上反復強調：“編導永遠是從零開始”。愿從零開始的編導黃煒在今后的生活修煉、文化積累與藝術實踐中，奉獻出更好的民族民間舞蹈作品，也愿發展中的中部地區涌現出更多的能植根腳下熱土、潛心創作的“年輕代”民族民間舞蹈編導。

來自天山腳下的感動

有一位舞蹈前輩給我們留下了這樣一句教誨：“民間舞有的我們可以再創造，民間舞沒有的我們也可以創造”。前句話顯然偏重于繼承中的發展，后句話指向的是在現實生活中的“新發現”。榮獲第五屆中國舞蹈荷花獎·中國民族民間舞蹈表演金獎的維吾爾族舞蹈《刀郎人》，在一定程度上有了一個“再創造”的特質，作品中“傳承”意義的包涵與細節的呈現，已使“刀郎”從廣場性質的舞動向劇場藝術的轉化中，注入了一定的“創作”意味。另一個維吾爾族女子群舞《石頭舞》中的石頭敲擊，原本是維吾爾族男人們特持的一種打擊類樂器，女人擊石而舞亦是編導的一種“突破性”創造。記憶中的維吾爾舞蹈創作總是在前人整理好的訓練組合中拼接，豐富多彩千姿百態的驕傲，一度使維吾爾族舞蹈創作在不變中雖保留了“風格性”卻淡化了創新精神。一位來自京城的編導教師對《刀郎人》結構的贊許，引起了我們在決賽中對這幾個維吾爾族舞蹈作品創作形態的新一輪審視：在強化本土舞蹈特色的同時注入一些屬于編導個人的思考與整合，無疑也可能成為發展民族民間舞蹈創作形態的通暢途徑。例如《刀郎人》、《石頭舞》。但是“新思想”、“新內容”、“新形態”的楔入，往往構成民族民間舞蹈創作上的難點，個別節目呈現出的“想當然”的內容與形態，使人感到滑稽可笑且懷疑編導低估了觀眾的智商?！绑w驗生活生活體驗”決非是前輩們“喋喋不休”的“開導”，民族民間舞的創作，“生活”，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支撐與基礎。維吾爾族舞蹈《于闐女》的編導為了她的“于闐女”多次“身入”新疆南部，越戈壁踏瀚海穿干溝啃干馕的艱辛，是我們這些從城西到城東都懶得動彈的都市人難以體會的。摘除了面紗脫去了素袍的于闐女洋溢著時代的濃烈——從生活出發，開掘現實人物與舞蹈人物的思想、情感，從主題入手，選擇、發現、提煉可能“再創造”的舞蹈形態，這構成了維吾爾族女子群舞《于闐女》的一個成功的要訣。

沒見過戈壁瀚海騰升的、碩大的太陽，想象不到新疆的天之高地之廣。沒見過博格達峰的挺拔高昂，難以體會新疆人的堅韌與氣慨。在祖國西部大開發的凱歌聲中，新疆各族兒女迎來了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成立五十周年的大慶，在“浪漫花溪、舞蹈之都”，新疆各族兒女又為天山分別摘取了表演金獎、作品銀獎、編導銅獎的三枚“荷花獎”。愿祖國西部的民族民間舞蹈永遠火熱濃烈，也愿它年的花溪更加五彩繽紛光輝燦爛……。

“論壇”抱憾

有關對“民間舞”的“定義”，是這次中國舞蹈荷花獎“中國民族民間舞蹈創作論壇”的一個依舊“不變”的“理論”話題。

“劇場性”、“廣場性”，“原生態”、“創作態”，抑或“繼承”、“發展”中的“多樣化”，使這個年代的“民間舞”產生了許多的“質變”。但是“約定俗成”的“民間舞”概念似乎很難通過一次或幾次的“論證”，便可統一在“民族舞”這一科學的包含與規范之中。于是，“民間舞”概念的“模糊性”，很自然地造成了“中國民族民間舞蹈”在創作觀念、呈現形態、以及名詞運用等等問題上的“糾纏”與“打架”。筆者參加這次“論壇”所作的大會發言的題目是，《“地域性”——民族民間舞蹈的創作現狀》。顯然，“地域性”在這里亦構成一個“詞不達意”的所指，然而自從有了“學院派民族民間舞創作”的生成，各地區、各民族的“民間舞”創作的“特指”，便很難找到一個更為妥貼、鮮明的“代碼”。京城曾有學者著文將當前中國舞蹈創作的陣容分為“學院派”、“地方派”、“部隊派”，難以認同的是，對于來源于民間、并由各地區、各民族廣大人民群眾創造的“民間舞”，這個“派”那個“派”地劃分，只能使人感到牽強、生硬。抱憾的是，正是有了這么多年的“學院派民族民間舞創作”的又一個“約定俗成”，為了“區分”，筆者也只好選用“地域性”這一較為中性的“特指”，以來對應“學院派”而言……。

“理論”一旦囿限于“模糊性”的“約定俗成”，“現實”便變得復雜與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