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淵明是我國文學史上的大家之一，對他的歸隱，評之為對黑暗社會、丑惡政治不滿而忤世隱逸者有之（鐘優民、李文初）；評之為立志從文以成就功業、為文求仕者有之（魏正申）（1）；評之為救世不成而轉向自救者亦有之（李春青）（2）。上述評價都有一定道理，不過，筆者認為若將其歸結為對人生美的追求似乎更為妥帖。因為對于社會黑暗，淵明雖強烈厭倦并最終遁世，但卻未有什么具體的救世思想與行動；至于為文求仕，雖然淵明詩文不少，然文中并無強烈的以文求仕之念，否則不至拂袖而去；至于自救，則倒不如說是為了實現一種人生理想：詩意地棲居，純美地生活?！懊椭疽菟暮！保ā峨s詩八首》之五）是為求美；“臨清流而賦詩”（《歸去來兮辭》）是為求美；“念此懷悲凄，終曉不能靜”（《雜詩八首》之二）亦是為求美（3）。不論從政也罷，歸田也罷，都統一在他對人生美的追求與體驗之下，并集中體現于其詩文創作中。故本文將其人生理想界定為人生美，對這一理想的追求導致了他的歸隱行為。

一、人生美理想的界定與淵源

談到陶淵明的人生美追求，首先須對人生美進行一大致界定。所謂人生美是指主體對人生、生活的審美地理解與把握，即有意識地從實實在在的生活中挖掘美、感受美，使得現實人生得以升華，浮動著一種詩意。對人生美的認識是與價值觀念、理想追求分不開的，所以，談到人生美就不得不先從人的理想與價值談起。這就須上溯到先秦，正是先秦所形成的那種“士”的精神形成了我國傳統的文化精神、價值追求，并影響到人生美的蘊涵。

“士”這一概念在先秦可統稱男子，但主要是指西周宗法制體制中的貴族最低階層。貴族的身份使他們有機會學習由統治階級掌握的各類文化知識，而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宗法制的破壞則使他們失去了貴族地位，僅僅成為無權無勢無地位的文化傳承者，開始真正具有了我國傳統中“士”的基本精神：掌握豐富的文化知識，有自己獨立的氣節、品格和價值觀念，并企圖以自己對人類、對社會的理想來規范社會，使之向更高、更美的方向發展。因此，“士”的理想骨子里是對真、善、美的追求。士因其具體理想與主張的不同在當時又分為許多派別，即所謂的諸子百家。最為典型的當數儒、道兩家，他們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兩大支柱，亦因之形成了人生美理想的兩個主要類型。

儒家主張積極用世，將自我納入社會，希望通過輔名君、做賢臣、立功業，使社會達到一個合乎天地倫理的大同境界，實現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的統一。這是儒家之士的典型追求，雖然功利性太強，也沒有讓人審美地注視人生，但對個人而言，在進德修業的同時也會因功業的取得、道德的實現而獲得一種心靈的愉悅，因而儒家開辟的審美之路是追求自我價值在社會認同下的審美：修身立德、奮發有為，在積極奮進的人生追求中進行個人審美體驗，從而形成有價值有意義的壯美人生（在此特意標出審美是為了將其與僅限于求仕進的純功利性目的相區分）。

與儒家相對應的道家追求則可直接進入審美范疇。他們追求的天人合一境界、無為無恃的逍遙游，都借助于主體審美的感受和把握。雖然其審美立足于縹緲的“道”，有虛無、消極之嫌，但其根源則是對至美的執著，對個體精神自由的追求，故而他們采取的方式是以超越現實功利的審美態度對待人生以獲得精神的愉悅、心靈的滿足，這就導出一種清逸自然、寧靜和諧的優美人生之路。如果說儒家的壯美人生往往因政治、社會的干擾而易失難達的話，道家的優美人生則較易獲得。不過，儒道兩家的兩種追求也并不是涇渭分明的，而是互滲互融，以其在不同人身上所占比重的不同而各有差別、互相區分。

二、陶淵明人生美理想的形成與歸隱

如上所述，人生美可分為壯美與優美兩種類型，陶淵明的人生美理想當歸何類呢？總體說來，淵明的人生美理想即優美人生，亦即用和諧愉悅的心境體驗人生，追尋詩意，從而讓具體人生得以升華，彌散一種詩意的美。不過，這種人生美理想在淵明是有一個發展變化而最終定型的過程的，這須結合其成長經歷而言。

淵明出自一個沒落貴族家庭，幼讀六經，兼習儒道。良好的家庭教育使之樹立起宏偉的志向，形成高潔的品格。他對人生前途有積極思考，抱美好理想，正如在《感士不遇賦》中所言：“或擊壤以自歡，或大濟于蒼生”，這說明獨善其身和兼濟天下兩種人生前途他都考慮過。而在志趣初立的青年時代，他曾有過“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的雄心和“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的經歷，期盼建功立業，更渴望實現自我生命中壯美的一面，這可以說是在儒家思想占主導地位的傳統文化中士人的共同追求和基本精神，淵明早期詩作《詠二良》、《詠三疏》即體現了他佐明君、做賢臣、實現壯美人生的抱負和追求。

然而淵明所處的東晉，政治混亂，社會動蕩，災難頻生，這使得壯志初立的他陷入迷惘與痛苦的反思中：“三五道邈，淳風日盡”（《扇上畫贊》），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實現自己的價值？人生的道路該如何選擇？處世經驗不多的他開始向古書古人尋求借鑒。他在讀書中對古人的生活道路、精神風貌進行了思考評判，《讀史述九章》、《扇上畫贊》即他思考的結晶。上述古人的經歷和品格志向對他產生很大影響，使他對政治、社會開始產生厭倦之情：“世俗久相欺，擺落悠悠談”（《飲酒》之十二）。當他真正步入社會，走上仕途之后，他更切身感受到了現實社會使他不能遂心順性，官場的黑暗、世俗社會的人情世故使他更加懷念田園生活：“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庚子歲五月從都還阻風于規林》之一）、“前路威夷”、“顧我不能，高謝人間”。對古人“寄心清尚，悠然自得”的滿心欽慕使他產生“緬懷千載，托契孤游”的共鳴（《扇上畫贊》），開始奠定了他生活和思想的基調：“銜觴賦詩，以樂其志”（《五柳先生傳》），追求一種寧靜自由、和諧愉悅的優美人生。

如果說政治混亂激發他思索人生道路的話，涉身官場的不自由則堅定了他“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的決心（《夜行涂口》）。他的幾次仕而歸、歸而仕是他思想矛盾的反映，而“歸去來兮”正是自由意志的勝利，終于在公元405年他自免彭澤令之職而永辭官場，在田園生活的清貧逸樂中安度馀生。自此，他將自己的人生理想定位在了田園，高唱“悟以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之辭而熄滅了亦曾燃起的壯志豪情，轉而踏上了另一條人生之路：在“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的山野田園中開始了他對人生優美境界的執著追求和理想刻畫。雖仍有《讀山海經》之類的慷慨激昂，雖依舊關注現實并勤于思考，但更多走向了“臨清流而賦詩”、“負杖肆游從，淹留忘宵晨”（《與殷雪安別》）的自覺尋求人生優美境界的一面。對現實的沉痛、獨居衡門的寂寞、壯志難申的凄苦漸漸融于他山水怡情、詩文自娛的人生體驗中，他成了一個真正的、徹底的“歸家者”。

可見，作為一個士人，淵明有過仕與隱兩種思想、兩種經歷，但都貫通于他自覺尋求人生美的理想中?？是蠼üαI實現自我的社會價值是為求一壯美人生，志向難申而轉向田園是為求一優美人生。作為一個詩人，他強烈地尋求著人生中美的意蘊，以美為人生最高境界。所以應該說陶淵明是一個人生美的追求者，他之有別于大多數歷代文人士子的根本點亦在于此。他將美的體驗貫穿于自己的人生之路，將自己整個生命都投入了這種美的追求，離棄官場與其說是對人世的抗爭，毋寧說是出自對丑的厭棄、對美的向往，因為政治與社會在他僅僅是污濁與羈絆的代名詞（他并沒有受到官場上的傾軋陷害，只是因為不甘受辱、為五斗米而折腰罷了），而官場的經歷使他意識到應在政治之外尋求最高最真的美，故而他最終自覺走向了尋找生命真諦、心靈歸宿以體驗生命本來愉悅的田園之路。

淵明自身的經歷與思想說明了對人生美的追求是他最終歸隱田園的根本原因，然而，人總是時代的人，不可能超時代而存在，淵明亦然，應該說時代思潮也是其最終定位田園的內在驅動力。魏晉時代是玄風大熾、玄理盛行的時代，雖自“太和以降，世歷三朝，玄風圣跡，倏為疇古”（4），然而這正說明玄學已獲得長足深入發展并開始進入一個內在深化階段。淵明正處此時，因而他既受到玄學影響卻又不再切切于高談闊論，著意于外在形跡的體玄悟道，而是深切體味玄理真諦，將之融入生活，將這種高妙玄遠的理論“不著痕跡地貫徹在日常生活中”（5）。由是，他走向了田園，去尋找一種真切實在又優美和諧的詩意人生。他高歌田園，贊美田園，將之理想化并賦予一種新的意義，在田園生活中感悟人生真諦，體驗人生境界，這種詩意的田園成了他厭棄世俗社會的堅定精神支柱，成了他對美的追求的表征。在他眼中，田園無處不滲透其心靈的自由、精神的愉悅和生命的淳美，他將自己融入了田園，即使晚年境況惡化，他始終不改結廬人境卻心遠塵俗的志向，執著地尋求著超脫寧靜、優美和諧的人生境界，并寫下了大量和平靜穆的田園詩。

注釋：

（1）鐘優民《30年陶淵明討論和研究的回顧》

（2）李春青《烏托邦與詩》

（3）所引陶淵明詩文皆本魏正申《陶淵明集譯注》

（4）《晉書·徐廣傳》

（5）傅剛《魏晉南北朝詩歌史論》

（呂愛梅，曲阜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