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學院

喬治·梅森大學

“聽美國人話，中國轉型就不會那么成功”

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中國希望人民幣保持低價值，主要希望以此擴大出口，并消化從農村涌到城市的勞動力。中國在對外出口上的成功有著多方面的原因，不僅僅在于它的低工資和高生產率。人民幣匯率在這方面不構成一個主要因素。

當我們看到有13億人開始擁抱全球經濟時，我們應該歡迎，而不是加以指責。不管存在什么樣的問題，中國已經并且正在進行相當顯著的轉型。我認為，如果完全接受美國人或世界其他人的意見的話，中國在轉型方面就不會有現在這么成功。

在人民幣問題上，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中國對美國出口增長的絕大部分動力，主要來自于亞洲制造和組裝產業鏈的轉移。在1985年，中國大陸、香港、臺灣、日本和韓國五個經濟體占了美國對外貿易赤字總額的52.3%;但到2005年，這五個經濟體占美國對外貿易份額已降至40.9%。中國對美出口增長，主要因為中國商品要比其他亞洲經濟體便宜一些。

人們一般認為，中國導致了美國外貿增加赤字，這一觀點其實不對,從各個角度看,應該是中國降低了美國的外貿赤字——因為正是購買中國產品,為美國人節約了大量的美元。而且,更大程度上,現在其實是中國在補貼美國的消費者。

許多美國人以為，假如美元兌人民幣匯率下降，美國人就會花更少的錢在中國產品上。但從另一個角度說，這意味著中國產品出口會下降，美國消費者就會面臨產品價格的提高。人民幣升值不大可能對美國有利。

此外，人民幣升值的效果可能也不大。中國出口擅長的是組裝貿易。中國花外匯從國外進口譬如半導體這類的元件，然后組裝成最終產品，因此現在中國在對東亞其他經濟體貿易上存在著逆差，人民幣價值走高對這一產業鏈將有重大沖擊。隨著人民幣幣值的走高，中國在出售電子產品時將面臨一個艱難的時期，但基于中國在半導體不斷增長的購買力，將極大抵消這一不利局面，這也不會對中國競爭地位構成多大損害。

最后一點要說的是，美國在人民幣問題上壓中國沒有多大意義。不可避免地，中國出口工業正走向一個更高工資、更高成本的處境，美國應當讓這個過程順其自然。

作者Taylor Corwin為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教授

耶魯大學

美國股市:監管不可放松

自2005年夏季以來，美國財政部長保爾森及一群華爾街和美國商界高管們，一直在發出警告，稱美國資本市場的競爭力正不斷削弱。他們一直在爭取放寬《薩班斯－奧克斯利法》的某些規定;改革美國會計文化，提倡使用廣泛的會計準則而非細則規定;約束對企業不當行為的訴訟;以及整合零散的監管結構。然而，這些綜合舉措在其基礎和時機方面都存在一些嚴重缺陷。

有人抱怨，美國有著太多的監管規定和法律訴訟，在吸引國際首次公開發行(IPO)方面，紐約證交所和納斯達克的生意正在被外國證交所搶走。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美國都在公開資本市場上占有優勢，美國的交易所市值占全球股市總市值的一半以上。另外，即便美國想贏得更多的上市交易，但就許多在倫敦融資的俄羅斯企業和在香港上市的中國公司而言，它們令人擔心的質量，例如信息披露不充分、所有權結構不明晰、對小股東保護不力和政府幕后操縱等，都可能迫使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削弱對美國投資者的保護。誰會提倡這種“向下競爭”(race to the bottom)呢？

該項全面改革金融市場的新舉措的另一個重大不足，在于資本市場國家競爭力的概念出現了時代上的錯誤，尤其是在當今這個所有資金通過電子化手段越境流動的時代里。美國經濟是這種國際化市場的重要受益者，它隨時都可以從中國或沙特阿拉伯獲得貸款，為其國內投資提供融資。高盛和JP摩根等美國公司也是贏家，因為不管是中國工商銀行在香港募股，還是石油巨頭俄羅斯石油公司在倫敦上市，它們都是重要的承銷商。通過富達投資或美林等數十家此類公司，美國公民能夠輕松地認購外國企業發行的證券;實際上，美國散戶投資者在外國股票上的投資，是其購買國內股票資金的三倍多。

鑒于金融市場改革背后的強大動力，在放寬資本市場的保護措施和程序方面，監管的鐘擺可能擺動太大。資本市場對于美國經濟的發展可謂功不可沒。當越來越多的美國人的經濟生命線依賴于他們的私人投資，而非政府方案時，美國政府為了特殊利益而放棄公眾利益，就頗為危險。

作者Jeffrey Garten為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國際貿易和金融學教授

哥倫比亞商學院

CEO的薪酬也是公司治理

對任何上市公司而言，協調股東與管理層的利益、使之密切聯系并趨于一致，是一項根本性的挑戰。處理這一挑戰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手段，是高管薪酬結構。

近年來，眾多投資者和監管機構已采取措施或正考慮提議，以改變確定和報告高管薪酬的方式。這部分是因為，投資者將此視為日益重要的問題。根據公司治理咨詢公司機構股東服務公司發布的2006年全球機構投資者調查，在加拿大、歐洲大陸的歐盟國家，以及英美兩國，高管薪酬被視為公司治理的三個最重要方面之一。

理論上，高管薪酬的目標之一，是把高管與公司股東的利益密切聯系起來，并提供激勵條件以優化企業總體業績。管理人員做出日常運營決策，而這些決策可能影響股東回報。因此，高管通常會遇到這樣的情況，即他們的決策將為自己帶來私利，但股東卻要付出高昂的代價。例如，管理者可以利用公司資金給企業購買一架噴氣機，既用于公務，也用于私事。緩和此類利益沖突成為一個常見理由，解釋了為何管理層的薪酬(至少部分)要基于公司業績。

但近年來，高水平的高管薪酬因幾乎與業績無關而一直備受詬病。許多人認為，高管高薪方案不但沒能使管理者與股東的利益趨于一致，實際上反而起到相反的作用。

在關于高管薪酬的爭論和最近一系列公司丑聞爆發后，監管機構加大了提高透明度的努力。證券交易委員會提出一項提議，建議修改美國上市公司的高管和董事薪酬披露規則。證交會提議中的具體變化措施包括:擴大薪水、股票期權價值以及“所有其他報酬”的披露范圍。其他報酬包括養老金計劃的精算價值，以及首席執行官、首席財務官及其后三位最高薪酬高管的額外補貼的精算價值。提議還包括使用“簡單易懂的英語” 進行披露的規定，以幫助股東理解，因為許多股東可能不是專業投資人士。

在最終決策過程中，監管者必須兼顧監管的預期成本與收益。在決定適當規則以監管高管薪酬的設定與披露、以及確定股東需在多大程度上介入這一過程的事宜上，存在許多艱巨而復雜的問題。

作者Sudhakar Balachandran為哥倫比亞商學院會計學副教授

沃頓商學院

技術公司的CEO該何時卸任？

太陽微系統公司的創辦人、22年來一直擔任公司CEO職務的斯科特·麥克尼利最近宣布卸任，成為大型技術公司繼任問題中的又一里程碑事件。我們認為，由于此類技術公司的增長速度異常迅猛，加之創辦者多數都是年輕有為之士，所以常常產生其他行業不曾面臨的繼任問題。

對于由蓋茨或喬布斯這樣知名度極高的企業家把持的企業而言具有更加重大的意義。如果公司的CEO由公司創始人擔任，那么當這位CEO下臺的時候就不只是單純的繼任問題了。這些人與公司有著千絲萬縷的緊密聯系，他們離開后可能會給公司造成極大的傷害。所以必須仔細考慮繼任人選。

那些具有非凡的創造力、個人魅力超群,喜歡在技術世界里遨游并對技術行業具有深刻領悟的領導者能夠讓年輕的創業公司繁榮發展。但隨著企業規模的增長，企業就必須尋找具備各種技能、經驗豐富的高級管理人員，包括具備在一套極為嚴密的管理系統中授權和經營的能力。

對于大多數默默無聞的技術公司而言，他們通常應風險投資者的要求，在企業尚處于初期發展階段時，由創始人將指揮棒傳遞給更加精通管理的CEO接班人。例如，拉里·佩吉和塞吉·布里恩于1998年創建谷歌，但在2001年他們邀請美國Novell公司前CEO艾里克·施密特擔任公司的董事長兼CEO。

一旦決定要更換CEO，董事會就面臨著從內部或外部招聘的難題。顯而易見大家都希望從業內的管理人員中選擇，但問題是技術行業還很年輕，很難找到可以執掌門戶的資深高級管理人才。目前技術行業正處在轉折時期，原來主要由技術人士掌管企業，現在則傾向于讓更精通業務的傳統管理人才擔任更加重要的職務。

有時候企業應該向外部招聘高級管理人才，特別在公司業績欠佳、希望讓外界知道它正在朝新方向努力的情況下更應如此。當公司的業務模式明顯存在缺陷并需要實施巨大變革的時候，對外招聘就是正確的選擇。

而那些成熟的技術公司，則更應考慮的是不要太依賴個人力量。雖然蘋果電腦喬布斯在蘋果的管理目前相當成功，但董事會也不能太過依賴他個人的洞察、執行能力。Sun就是因為太過依賴麥克尼利而陷入困境。Sun的發展陷入了停滯，它應該早些更換CEO。五年前如果更換CEO，公司的日子應該更加好過。

作者Peter Cappelli為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