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社會責任的真正內涵

程　芬

一位山西老板，開著幾十萬噸生產能力的焦化廠，沒有環保設施，被中央電視臺曝光。老板對著攝像鏡頭滿腹委屈：“光說我不環保，怎么不說我慈善??？這個村子里的老人，我每年白給他們600塊錢，過年還要送米送面——當兒子都沒有我這么孝順！”在他身后，村子裹在煙里什么也看不清，空氣里都是焦油的臭味，致癌物超標至少九倍。

這是《新聞調查》主持人柴靜的所見所聞，她說：只談扶貧濟困，不談怎么給弱勢群體說話的權利，不談監督強者的權利，就像往一只空杯子里倒水。如果這個杯子沒有底，要倒多少水進去？

我們有兩只眼睛，一只眼睛看見100位企業家連續十年每年捐出10萬元支持阿拉善治沙，看見李嘉誠樓、邵逸夫樓、×××樓在全國各大城市拔地而起，看見著名大學里的冠名獎、助學金越來越多；另一只眼睛看到的，卻是成片的原始森林被毀壞，大量的廢水污水將江河湖海變成了黑色和紅色，十幾歲的孩子連續加班十幾個小時哈欠連連手臂被卷入齒輪……

兩千多年前，儒家亞圣孟軻就倡導中國知識分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中國的企業家雖非文人，但是基本上都受儒家文化精髓的浸染，因而成功了都不忘回饋社會，樹立一個樂善好施的儒商形象。然而，如馬克思所說：“有百分之十的利潤，資本就蠢蠢欲動了；有百分之百的利潤，資本就忘乎所以了；而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那么上絞刑架的事都干得出來?！辟Y本的天性是冒險逐利，對企業來說，“達不離道”易，“窮不失義”難。毋庸置疑，企業社會責任已經成為一種全球現象，國際組織、國家政府、工商企業、民間團體都在熱烈討論這一問題。從全球經濟發展的角度看，企業社會責任在中國的出現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只是以某些偶然事件為國人所知曉，繼而爭論，再而追捧。

許多人覺得企業社會責任是新概念，其實不盡然。它既有傳統倫理的印記，也有現代公司管理制度的特點，是新舊結合的產物。經濟、社會、環境等外部條件的變遷促使企業開始關注企業社會責任，并成為一股不可逆轉的潮流?？梢?，企業社會責任實質上是一種非常原始、非常樸素的價值觀。要說它有什么新穎之處，那只能是緊扣時代特征、融入了現代公司的管理制度。

由于時代發展的差異，環境污染、性別歧視、商業賄賂等問題在歷史上并不突出，因此這些內容未被納入傳統商業倫理范疇。然而，近幾十年來，諸如環境保護、性別平等、反商業賄賂等被要求作為公司經營的行為準則，豐富了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

實際上，“企業”和“公民”都是外來詞。在古希臘的城邦制國家里，具有政治權利的自由民才稱為“公民”，奴隸和異邦人都被這個概念排除在外。資產階級革命后，公民成為一種普遍權利和義務的代名詞。與此同時，一群理性的自私的個人，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按照一定的契約規則建立起私人部門，包括公司、企業、個體戶、行會以及他們之間的社會網絡等等。發展到今天，人們不僅希望企業賺取利潤、解決就業、繳納稅收，還希望企業推動社會進步、關心環境和生態、扶助社會弱勢群體、參與社區發展。在這種期望中，“企業公民”應運而生。企業跟人一樣，都是社會的公民，應承擔起對社會各方的責任和義務。

“企業公民”雖然有其內在的驅動力，但是體現其內涵的企業社會責任卻是由消費者、勞工組織、環保組織、媒體等外界力量推動的。

2006年6月15日，一則以“血汗工廠黑幕：機器罰你站12小時”為標題的報道揭露了臺資工廠富士康深圳基地工人超時加班和工廠環境惡劣的現象。富士康公司因此起訴該篇報道的記者和編輯侵犯名譽權和商業信譽，并索賠3000萬元，隨后又戲劇性地撤銷訴訟。這一事件已經作為中國企業社會責任運動史上的經典事件引發了全社會的關注。實際上，富士康董事長郭臺銘并非純粹的黑心老板，他個人生活樸素、樂善好施，曾向深圳和自己的山西老家捐贈數億。但是，這一切作為根本不能平息民憤，富士康數年努力經營的“企業公民”形象因為勞工事件而斯文掃地。

“不能拿捐錢來衡量一個企業的社會責任，這種拜金的思維方式有可能給邪惡者以可乘之機?！睎|軟集團董事長劉積仁似乎不屑口口聲聲言必“企業公民”。他對媒體和研究者直言：“不要把企業社會責任過多地拔高，這容易讓責任感成為一句空洞的口號。把自己看成國家大系統的一部分，改變自己的行為，使每個客戶直接享受到我的服務，使每個員工都有責任感，使每個生產步驟都有責任感，我認為這就是社會責任感?！?/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