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辱負重半世紀

王志英　趙瞻國　楊望久

安民，現年85歲，鹽湖區離休干部，運城市區喬家巷人。

“七七”盧溝橋事變后，他投筆從戎，隨八路軍115師晉南游擊支隊在運城一帶進行抗日活動。1939年2月，受黨派遣，打人敵人內部，同年12月入黨。先后以閻錫山同志會縣分會主任、運師訓育副主任、十四專署秘書等敵偽人員身份為掩護，為我黨抗日斗爭搜集傳送情報，發展和掌握武裝。運城解放后，又以“隱干”身份，在西安、運城等地為我公安機關做了大量工作。

期間，他被閻錫山懷疑，屢遭拘禁審查；被父母誤會，罵他給祖宗丟臉。

1958年審干時，原安邑縣政府也把他定為“舊官吏”，并以“歷史反革命”罪名，將祖業18間房產全部經租。

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小將又把他當成“頑固不化”、“死不悔改”的“國民黨”、“反革命”，殘酷斗爭、無情打擊。

他不但本人受到社會歧視，而且家屬子女也備受株連，但他卻以黨和人民利益為重，忍辱負重，只字不吐真情。直到1983年7月7日，黨公開他的“隱干”身份后人們才猛然醒悟：“原來他早就是我們的同志!”

受派遣打入敵營搞情報建立奇功

1939年2月，他受地下黨負責人杜任之派遣，先后在閻錫山行政人員訓練所干部訓練團政治部、閻錫山同志會執行部干部管理委員會任干事，主搞干部情報和統戰工作。

期間，他利用工作之便，將閻錫山派往各縣的同志會主任特派員、特派員等干部名單、簡歷及政治態度，都及時報送黨中央。

特別是1942年夏，他把閻錫山騎著毛驢到吉縣安平村和日軍密謀投降事宜的情況報告中央后，黨中央立即指示中共晉西特別組組長杜任之：“閻錫山是個軍人，公開投降比汪精衛對民族的危害更大。因此，必須想法阻止閻公開投降?！?/p>

杜任之便和樊耕農連夜用左右手和不同筆體寫了幾封匿名信，內容是“民族革命必須抗戰到底，誰回太原，就是漢奸!”“我們掌握抗日槍，誰要投降就打死誰”等，投進閻錫山的密報箱。

杜又讓路紀宇、沈紅江到吉縣和孝義等縣發動思想進步者和愛國紳士致函閻錫山要他堅決抗日，反對投降；安民則利用“密報員”的特殊身份，向閻錫山反映了社會上、軍隊里、家屬子女、周圍朋友對他準備投日的不滿情緒，迫使閻錫山在各界輿論壓力下，思其后果，終于沒敢公開降日。

打“閻”旗發展武裝依靠黨建設政權

“安平會議”無果而散，日軍立即調遣重兵打垮了閻錫山在汾南地區的基層政權。閻錫山急忙決定組建戰地工作第九團南下汾南。杜任之巧妙推薦我地下黨員吳晟出來組團，吳晟又用“拜把子”方式，同安民等10個同志結為盟兄弟，共赴汾南開展工作。安民的職務是第三隊副隊長，具體負責萬泉縣。

一到萬泉縣，他就發展革命武裝。先是支持和協助隊員袁子敬、地下黨員解子安、進步青年張希安發展了三支武裝隊伍，后又推薦地下黨員王斌為萬泉縣戰工隊長，發展隊員30多人，槍25支……

短短一年間，他就在萬泉縣發展起300多人的抗日武裝隊伍。到1944年夏，可以由吳晟和他調動的武裝力量就發展到了1萬多人。

槍桿里面出政權。1943年，第九戰工團改為十五專署，吳晟任專員兼保安司令。他推薦安民任萬泉縣同志會主任特派員，地下黨縣委書記曹聲宣推薦進步青年王子英為萬泉縣長，安民又推薦地下黨員牛巨鵬為政務秘書、進步青年袁子敬為警察局長。

全縣四個區，就有三個區長是地下黨員，一個是進步青年，從而使萬泉縣從上到下都被共產黨控制，抗日斗爭開展得如火如荼。

散傳單喚醒民眾剪話線助我攻城

日本投降后，安民奉命潛入第14專署擔任謝克儉專員秘書，以此為掩護，為黨做了不少工作。

特別是解放運城前后，他突出地干了三件事：

一件是散傳單。我軍攻城之前，先奇襲了飛機場，守敵損失慘重，謝克儉卻說重創我軍。為了揭穿敵人謊言，他寫了《機場之戰誰勝誰敗》《老鄉，不要再受騙了》等傳單，由地下工作者樊鴻太張貼散發，起了喚醒民眾的作用。

二是剪斷電話線。1947年12月27日黃昏，我軍在北門城墻處炸開一個缺口，敵人通過電話頻繁調動后續部隊增援北門。安民當機立斷，帶領助手樊鴻太，把敵128團指揮北門的電話總機線路剪斷，使敵人一度中斷聯系，為我軍進城贏得了寶貴時間。

三是運城解放后，他又協助公安機關迅速破獲抓捕了沒有逃走或潛伏的國民黨中央軍統保密局、太原綏靖公署和西安綏靖公署駐運敵特人員、蔣閻政權猬集在運城的三個專署、18個縣政府和當地的黨政軍警憲要員、惡霸地主、反動骨干共3000多人，摧毀了晉南反動政權的社會基礎。

“秦民組”西進西安搞情報披肝瀝膽

運城解放后，閻錫山殘部渡河西逃，隱匿在以西安為中心的臨潼一帶。

我太岳軍區公安三分局黨委決定：由景秦珍、安民、李韶華與李秀珍(安民妻)組成“秦民情報組”，潛伏西安進行活動。

景秦珍原任解縣七專署秘書，到西安后找舊關系仍任原職；安民和妻子利用偽職住進了敵人的窩巢；李韶華也利用關系，在一家銀行當了職員。站穩腳跟后，他們就各自利用關系搜集情報。

安民和李秀珍以販賣紙煙為名，往來于西安、臨潼、渭南、大荔、韓城、潼關之間，很快，他們就將閻匪“前敵指揮部”的組織結構、人員配置、活動范圍和潛伏在運城、解縣、芮城、永濟、萬榮賈村廟等特務據點的人數以及在平陸、芮城、榮河、臨晉等地的小股武裝特務人數、名單、武裝配備等密寫成文藏人竹扇把柄夾縫中，讓李秀珍返回運城將情報送給了情報科長李國順，致使閻錫山潛伏在運城一帶的特務紛紛落網。

1948年底，西安解放前夕，地下黨組織決定由“秦民情報組”負責保衛東關電廠。期間，他們共繳獲敵人電臺兩部，偵破潼關、合陽兩軍統情報潛伏組人員7名，協助抓捕反動骨干分子12名、流亡惡霸地主4名、陰謀東山再起的政要6名，勝利完成了保衛東關電廠的任務。

做“隱干”無悔無怨赤誠心日月可見

朝鮮戰爭爆發后，國內外形勢驟然緊張起來，運城地區社會斗爭也很復雜：稷山縣發生了反革命武裝暴亂，“一貫道”反動組織活動猖獗，販毒吸毒現象嚴重。為此，運城地區公安處決定：由任彥、安民、朱天恩、文紹周和李秀珍組成“運城情報聯絡站”。

期間，他們協助公安部門審查、偵破、清理了一批隱藏較深、漏網逃匿的反動骨干分子和喪失民族氣節的漢奸、壞分子，抓捕了一批販毒、吸毒分子，打擊了猖獗一時的反動會道門“一貫道”，還偵破了幾起上級交辦的案件。

朝鮮停戰后，“運城情報聯絡站”奉命撤銷。

不久，地區又從四川、南京等地招回一批教師，成份比較復雜，地區公安處便決定派安民先到運城師范、后到舜帝廟中學以任教為名，做“隱干”工

作。

期間，僅經他手審查上報處理的就有6個人：一個是汪精衛南京政府秘書長，被清洗回家；一個是叛徒，但能主動交代，既往不咎；一個是漏網地主分子，戴帽回鄉；一個是張冠李戴，釋疑消案；一個是1951年的“坦白從寬”典型，已悔過自新，既往不咎，并被選為教研組長；一個是運師教師陸長卿，釋疑重用，調高專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國，舜中也不例外。

一天，一張《揪出國民黨舊官吏安民》的大字報赫然出現在校園，幾天后，又升級為《把歷史反革命分子安民揪出來示眾!》

他知道，一場不可避免的“歷史誤會”來臨了。

很快，來自太原、西安、萬榮、臨猗等地罪名為“同志會”、“干訓團”、“戰工隊”、“秘書”、“主任”、“反動骨干”、“血債”的種種“證明”紛紛飛回舜中，然后匯集入檔，上綱上線——一時，他成了全校、全縣乃至全地區教育系統的反面典型。

被押進批斗會場時，有人用槍戳他的腿，強迫他低頭彎腰；清理階級隊伍時，他日夜受審，被拳打腳踢；清隊后，他被戴上“歷史反革命分子”帽子，押到稷王山果園勞動改造。

期間，他73歲的老母親和84歲的老父親禁不起他被斗的驚嚇，帶著對他的強烈不滿仙世而去。親人至死安民也沒有能告訴親人他的真實身份。

當時他確實憋氣，但他知道，“我不能說，也無權利說”。

每逢廟會，不明真相的學生都要給他掛上大“黑牌”，上寫“歷史反革命、謝克儉秘書安民”，被游街示眾；開飯時，造反派又逼著他敲鑼請罪；冰天雪地，把他捆在樹上斗他、批他、凍他、餓他……

特別是在教室批斗的那一次，不知是哪個小將出了個主意，把學生坐的凳子一個個壘起來，一直壘了四層高，然后勒令：“反革命，上去!”

他上去后，他們就猛地蹬凳子，把他直摔下來。接著，又將凳子壘起，讓他“繼續革命”，一連三次，他被摔得死去活來。

瞬時，他忍無可忍，拍案而起，大吼：“你們說我是反革命，我不是!我不是黑幫!我……我……，你，你們……”

他真想一瀉千丈，道出廬山真面目；一吐為快，抖落掉強加在他身上的污泥濁水!

但話到嘴邊，他想起了黨的紀律：“不能啊不能，我根本沒有這個權利……”

于是，他又強忍著疼痛，把那劇烈顫抖的雙唇慢慢地緊閉起來，牢牢地閉起了歷史長河的閘門。

1983年7月7日，黨公開了他的“隱干”身份，恢復了他的“廬山真面目”。從此，沒有人再用歧視的眼光看他了。

面對這一切，他說：“我仍然是我——一個永遠忠于黨的事業的普通黨員。為了黨，我沒有任何選擇的權利，有的只是八個字：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責編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