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誹謗”到“腹誹”的荒唐演變

孫家洲

我國向來有懲治言論的傳統，歷史上因“腹誹”獲罪的人亦不在少數。究竟“腹誹”之罪是何時產生的?它與“誹謗”有何聯系，在歷史上又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呢?

在我國古代專制政體之下，任何違背君主意旨的言行，都可能被處以重罪。臣子即便是出于對社稷大計的考慮，對君主的過失給以善意的批評和勸諫，也有可能觸怒龍顏，招致殺身之禍。因此，就有“伴君如伴虎”之說。

從秦朝開始出現的“誹謗”罪名，是典型的言論罪。它是維護思想專制的利器，也是冤獄叢生的淵藪。而“誹謗”之罪，特指對于君主的批評，至于這些批評是善意的進諫，還是惡意的誹謗，判斷全在君主的一念之間。漢初的思想家就把“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漢書-賈誼傳》)，作為秦朝速亡的原因之一。既然為國家籌劃長遠大計的人，敢于對朝廷決策失誤挺身進諫的人，均被裁定為“誹謗”，智者就只好三緘其口，坐視國家覆亡了。

漢文帝明令廢止“誹謗”法，這與“去肉刑”一道，成為漢文帝施行仁政的主要標志。但到漢武帝時期，“誹謗”之法不僅得以復活，而且較之秦始皇時代更為變本加厲，其標志就是“腹誹”之罪的出現。

“腹誹”(也作“腹非”、“腹議”)，意為在肚腹之中“誹謗”皇帝，盡管批評性的話語尚未出口，統治者僅憑自己的臆斷，就可以給予嚴厲的制裁。這一立法比“誹謗”更為嚴苛，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和隨意性，是其最根本的弊端。

漢武帝時代，與“腹誹”罪相關的大案是名臣竇嬰、顏異被其所殺。魏其侯竇嬰以平定“吳楚七國叛亂”和正直而名動朝野，后來在與武安侯田蚧相爭之時，田蚧加給竇嬰的罪名就是：“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印視天，俯畫地，辟睨兩宮間，幸天下有變?！?《漢書·竇嬰傳》)“腹誹而心謗”，是嚴重的政治犯罪，最終導致竇嬰被殺。

各朝立法，不見有“腹誹”的具體罪名，但是，歷代統治者借此殺人的不在少數。

南朝蕭齊時期的大臣謝超宗，是大文學家謝靈運的孫子，史稱“為人仗才使酒，多所陵忽”。常常憤世嫉俗，口出怨望之言。后來，齊武帝惱怒謝超宗的輕慢無禮，決意除掉這個恃才傲物的人，指使他人彈劾謝超宗，其中就有這樣的罪狀：“訕貶朝政，必聲兇言。腹誹口謗，莫此之甚；不敬不諱，罕與為二?！?《南齊書·謝超宗傳》)因“腹誹口謗”在當時是殺頭之罪，所以富有才氣靈性的謝超宗也因此被免官、禁錮，最后在流放途中被賜死。

縱觀歷史，在政治開明的時候，真正有作為的統治者，往往鼓勵臣民批評時政、針砭時弊，借以用作施政的鏡鑒。春秋亂世之中的鄭國執政子產，以“不毀鄉?！倍骨嗍?；唐太宗以“導人使言”的雅量，開創著名的貞觀盛世。與之形成對照“誹謗”、“腹誹”之類罪名的存在，直接造成了群臣不敢直言進諫的思想壓力，導致上下懸隔的局面。以禁錮思想、控制輿論，作為治國之道，表面上似乎是鐵腕統治，而實際上則流露出統治者因缺乏自信而趨于的自閉的無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