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狗”們的命運

黃　波

漢初，高祖劉邦取得天下，要對文臣武將們論功行賞。圍繞誰的功勞最大的問題，當時發生了一場有趣的爭論。劉邦認為丞相蕭何“功最盞”，群臣大嘩，特別是那些武將們紛紛表示不滿：“我們在戰場上披堅執銳，多的經歷過百余次大小戰斗，少的也有數十次，攻域略地、斬將奪旗，在刀林劍雨中出生入死，蕭何不過是文臣，充其量做做寫寫畫畫和后勤工作罷了，怎么能居頭功呢?”劉邦回答說：“這就好比打獵，追殺獵物的是狗，而發布命令卻得靠人，像你們不過就是‘功狗，而蕭何卻是‘功人啊?！?/p>

蕭何在劉邦逐鹿中原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劉邦自己心里當然是像明鏡兒似的，當初楚漢相爭，于劉邦不利，如果不是蕭何穩定關中后方，積極籌措糧餉，劉邦極有可能一敗涂地。蕭何的的確確是“功人”，這一點兒也不夸張，然而事實歸事實，事實能不能在帝王一言九鼎的情況下被承認，卻是另一個問題。

劉邦沒有諱言臣下之功，可千萬不要以為這在帝王中是很容易做到的，朱元璋就不能。

在劉邦那兒，跟隨自己驅馳的文臣武將還有“功人”與“功狗”之分。到了朱元璋這里，還會有這種品類、等級、作用上的區別嗎?分析朱元璋和功臣們的關系之始終，可以肯定地說，沒有。在朱元璋心目中，只有“功狗”，只有在自己指引下去撲殺獵物的“功狗”，哪里有什么“功人”?不過是“功狗”而已

朱元璋待功臣之酷，堪稱空前絕后。我們不妨看看他手下重量級“功狗”們的命運。

涼國公藍玉“數總大軍，多立功”，洪武二十六年二月，錦衣衛指揮蔣獻告他謀反，藍玉被族誅。潁國公傅友德在藍玉被誅殺之后，不能自安，有人對傅友德發牢騷說：“皇帝年紀越來越大，看樣子馬上就要輪到對我們開刀了，可怎么辦才好?”這話傳到朱元璋耳中，傅友德遂罹禍。友德之死，史籍記載不一，《太祖實錄》書“卒”，《明史稿》書“坐藍玉黨賜死”，《明書》書“勒其自殺”，《明紀》書“賜死”，《國榷》書“自殺”，但不論是哪一種，傅友德均非自然死亡。宋國公馮勝“功最多，數以細故失帝意。藍玉誅之月，與傅有德自山西召還京。友德既死，勝遂不免”，于洪武二十八年被賜死。

武將之中，屬于“大帥”級別的除以上三人外，還有封衛國公的鄧愈和被追封開平王的常遇春，他們的運氣似壞實好，都是在出征途中病死，尚可享受哀榮。死得有些不明不白的，則有人稱功臣第一的中山王徐達和朱元璋的親外甥、曹國公李文忠。

徐達之卒，《明史·徐達傳》中說是病死的，對其功績特別引用朱元璋的話大加褒揚，仿佛君臣相得甚歡，但在另一篇《李仕魯傳》中卻又微露馬腳，該傳中記錄了大臣陳汶輝的進言，他說：“今勛臣耆德，成思辭祿去位，如劉基、徐達之見猜，李善長、周德興之被謗，視蕭何、韓信，其危疑相去幾何哉??在“見猜”的名單中，明確有徐達的名字，而且這是當時人的說法，可見朱元璋、徐達二人暮年關系究竟如何，值得探究。

于是，有了徐達之死的另外版本，《明書本傳》中說：“十七年，(徐達)自北平疽發背……疾愈甚，太祖延致天下名醫為調劑……稍愈，上屢遣中使候消息起居狀，達召諸醫曰：‘若等急去，稍遲，若等誅矣。諸醫不知所為，皇遽逃去。_日，上賜食，食已薨。上果索諸醫，諸醫已去久矣?！弊掷镄虚g仿佛在暗示一個陰謀：徐達病重，本來稍愈，元璋賜食中頗有蹊蹺，乃死；朱元璋還企圖嫁禍于給徐達治病的醫生，而徐達仿佛又早知道皇上的意圖，早將醫生遣散。野史中還記載，當徐達的死訊傳來，元璋興奮得不能自制，在殿內來回走動，并喃喃自語：“徐達死了，徐達死了?！边@一失態的真情恰恰被一個佯裝熟睡的宮婢看在眼里，似乎和徐達未得善終的說法能夠相互印證。也許正是這些緣故，吳晗在《朱元璋傳》中徑直說：“徐達背上長瘡，本來是不能吃蒸鵝的，元璋偏偏賜之，徐達含淚吃下，遂死?！边@一說法并無確證，但徐達死得不明不白則是事實。

李文忠之卒，《洪武實錄》中歷述其赫赫戰功，君臣甥舅之間仿佛也全無芥蒂，然考之他史，則仍有異聞。明朝大史學家王世貞在《史乘考誤》中引用了野史的一個說法，李文忠多招納士人門客，朱元璋大不高興。一日，李文忠說宮中使用太監過多，宜裁省，元璋大怒，說這不是要削弱我的羽翼嗎?這個壞主意肯定是你的門客教你的，于是將李文忠的門客盡數誅殺，“文忠驚悸得疾，暴卒”。這一說法另有正史的記載可以參證，洪武十九年，朱元璋給李文忠的兒子李景隆一道誥書，其中批評李文忠“非智非謙，幾累社稷，身不免而自終”。

“大帥”級別的武將中，沒有戰死這種“福氣”，而又得善終的似乎只有一個信國公湯和。他因為早早請求解甲歸田，且為人非常謹慎，“入聞國論，一語不敢外泄”，所以平平安安地在老家活到了70歲。

武將下場如此，文臣也不例外。首任丞相李善長因受胡惟庸謀反案的牽連，連同妻女、弟侄家七十余人被誅殺；一代大儒宋濂，是太子朱標的老師，因為孫子受胡案所累，也差點被太祖賜死，幸，虧得到馬皇后和朱標的力救，才得以幸免；劉基出于避禍心理，在朱元璋建國初期就脫離了叔力中心，可是因為一個小故卻被召入京中問罪，并被罰祿，最后也是死得蹊蹺；汪廣洋被朱元璋稱作自己的張子房(劉邦的智囊張良)，為人“謹厚自守”，卻被加了一條“未揭發奸人”的罪名，賜死……

都說“狡兔死，走狗烹”，洪武之功臣是否也是走上了這個老套?并不盡然。過去“烹狗”的行動中，不過二三子而已，哪像朱元璋這樣大范圍地屠戮?。又有人說太祖不放心手握重兵的人，但文臣們的待遇又能好到哪里呢?人們喜歡舉湯和的例子來反證朱元璋之所以要誅殺勛貴是因為他們擁有兵權，其實所謂的兵權對朱元璋并沒有那么可怕，因為朱元璋在提防武人上早有周密安排，將帥只是出征時才有兵權，戰事一完就得離開部隊，交還兵權，也就是說，將帥只有在出征時才對部隊有控制權，況且朱元璋還有分鎮各要害之地的藩王(都是他的兒子)，他是不會擔心無法駕馭手握重兵之人的。他厚待湯和，與其說是嘉勉其早交兵權，毋寧說是贊許其知趣，很對自己的脾胃。

洪武功臣為什么會落得如此下場?竊以為，應該把朱元璋殘忍的天性及其“自大狂”心理結合起來進行考察。

起兵時自稱“唯不嗜殺人”的朱元璋骨子里是偏愛虐殺的，不過一直在為奪天下的大計隱忍罷了，而功臣們的勛績又偏偏和他的“自大狂”心理相沖撞。為了事業的需要，他不得不對功臣大加賞賜，但同時他又不斷地敲打他們。即使是湯和，他也要時時拿其過去的“瑕疵”對之加以羞辱，即使是對他毫無威脅的宋濂，別人稱其為大儒的時候，他也不屑一顧地說：“宋濂哪是什么大儒!”他仿佛時時在提醒功臣們：你們不過是“功狗”而已，不要逾分!功臣一個個倒在血泊中，我們從中可以看到朱元璋暴虐的人格特征，同時也依稀窺出其羞辱功臣后的自得之

情。

當然，朱元璋的“烹狗行動”是隨著時勢而變化的。如果說在其統治的早中期，他大殺功臣還只是一時喜怒之無常，那么到了晚年，因為太子朱標的死，為了自己身后朱家王朝的安寧，他誅殺功臣就完全是一種有計劃的行動了。

有計劃的“烹狗”

藍玉，安徽定遠人，開平王常遇春的妻弟。此人打仗很勇敢，有大將之才，在追擊漠北殘元勢力中屢建奇功，朱元璋曾將之比為漢之衛青和唐之李靖。但這人的毛病是不知書，居高位后“多蓄莊奴、假子，乘勢暴橫”，據說俘獲元主的妃子后，據說有不法的陰事，致使這位妃子自縊而亡，為此屢受太祖的指責。后來，元璋給其加了個榮譽銜——太傅，而馮勝和傅友德則為太師，藍玉不滿，說：“以我的功勞，就不能做太師嗎?”粗人的怨言大概很難不流露于外。

洪武二十六年，有人告藍玉謀反，朱元璋很快定案，命族誅，“列侯以下坐黨夷滅者不可勝數”。按朱元璋詔書中的自陳，“藍賊為亂，謀泄，族誅者萬五千人”，而《罪惟錄》、《國榷》等則說牽連被殺的達兩萬人。究竟牽連到什么程度，有一個戲劇性的事件。史載藍玉不服指控，審問他的吏部尚書詹徽斥責他老實交待，藍玉大叫：“你詹徽就是我的同黨!”于是這個主審官亦人甕中，人頭落地。由此可見，在這個關系上萬人身家性命的大案中，審案與判決簡直如同兒戲。

藍玉居功自傲、橫暴不法是事實，但說他準備謀反，相信的人極少。明末史學家談遷在(《國榷))中分析得很好：“藍涼公非反也?；⒋直?，不善為容，彼猶沾沾一太師，何有他望!……涼公欲以部校家奴數百千人冀幸萬一，雖至愚不為也?！币粋€粗人，對太師的榮譽銜都戀戀不忘，他怎么會想要造反?征戰結束后，家居的藍玉所有的不過是幾百個部校家奴，他又怎么能造反?!

對藍玉不滿，殺之即可，非要造出一個“藍黨”羅織罪名，使元勛功臣一時俱盡，顯而易見，這是一次有計劃的行動。為什么會有這樣一個行動呢?

野史記載，藍玉與太子朱標交誼深厚，曾對太子說：“我看你的弟弟燕王朱棣(即后來的明成祖)有不臣之心，又聽會看風水的人說燕地有天子氣，你要早作防備啊?！边@句話不知何故傳到了朱棣耳朵里。太子病逝后，朱棣趁機對太祖進言說：“公侯們放肆不知節制，現在不誅，將來尾大不掉就麻煩了?！辈痪?，“藍玉案”就爆發了。

從這個記載中可以看出朱元璋對功臣的疑忌是客觀形勢所造成的，朱元璋雖然自信自己的才略，以他在制度上的種種安排，“功狗”們不會對他的王朝帶來致命威脅，可他卻不能不考慮其身后的問題。太子早逝，嗣立的是文弱的太子之子，使他更加擔心自己眼下對功臣的嚴密控制會不會在身后一朝崩潰，不可收拾。

藍玉死后被剝皮，朱元璋還下令把其皮傳示各省。因藍玉之女為蜀王妃，蜀王就把藍玉的皮保存了下來。歐陽直的《蜀亂》中說，明末大西軍張獻忠攻入成都后，看見門樓上供著一尊人像，穿著公侯的衣服，皮膚和手腳都是人的肉身，一打聽才知道這就是藍玉。

今人很難理解，既然“藍黨”只是朱元璋借機生事的一個由頭，并不是藍玉本人真有什么讓皇帝深惡痛絕的大逆不道之事，為什么還要在其死后殘酷對待他的尸體?朱元璋的行事往往就是如此，難以常情、常理度之。如果要勉強解釋，只能說藍玉死后還有“余熱”可供發揮，朱元璋希望能夠借這張人皮震懾臣下吧。

“功狗”敗亡的自取之道

在朱元璋當皇帝之前，他曾和手下討論漢高祖和唐太宗的優劣，認為劉邦不及李世民，因為漢高祖“內多猜忌，誅夷功臣”，“度量亦未弘達”，而唐太宗“能駕馭群臣，及大業既定，卒皆保全”。朱元璋又曾經稱贊為宋太祖“杯酒釋兵權”獻策的趙普，說如果沒有此計，宋初很難避免五代群雄割據的混亂局面，僅此一事，趙普就足以名垂青史了。

這兩條資料若非修史者諱飾，似乎可以看出，朱元璋的“烹狗”原非其初衷，他的本意還是想保全他們，以君臣之恩禮”而終的，只不過是“功狗”們不能體諒其苦心，自己有取死之道罷了。

清初官方修《明史》的人就持這種看法，他們說：“然則洪武功臣之不獲保全者，或亦有以自取與?”何謂“自取”?一言以蔽之，清初史官們認為，因為洪武功臣多橫暴不法，不利于社會秩序的穩定，所以朱元璋不得不除。

這種認識當然是有史料根據的。自來助人奪得神器都被視為不世之功，鮮有居此奇功而不驕恣的，更何況朱元璋的“功狗”們大多粗魯無文，恃功而驕在情理之中?！睹魇贰吩谂e了一些功臣不法的例子后，大發議論說：“治天下不可以無法，而草昧之時法尚疏，承平之日法漸密，固事勢使然。論者每致慨于鳥盡弓藏，謂出于英主之猜謀，殆非通達治體之言也……亦以介胄之士桀驁難馴，乘其鋒銳，皆能豎尺寸于疆場，迨身處富貴，志滿溢，近之則以驕恣啟危機，遠之則以怨望觸文網。人主不能廢法而曲全之，亦出于不得已，而非以剪除為私計也?！边@是一篇為明太祖誅戮功臣翻案的宏論。在清初史官看來，那種以過去“鳥盡弓藏”的故事來套朱元璋的看法都是不公允的。治天下不能不講法度，現在功臣志得意滿，觸犯法網，帝王又怎能因私恩而委屈公法呢?

有了“功狗”們不法的實例，這一議論似乎頗能自圓其說，細究卻大大不然。

首先，如果真是講法治，對犯法的功臣要加以懲戒，那么按法律條款治罪就可以了?？墒侵煸霸谡D戮功臣時，不但沒有遵循歷來的習慣，對功臣給予“議親議貴”的優待。相反還有加重之勢，法外用刑的情況極多。很多功臣并無大惡，如馮勝只不過“數以細故失帝意”，卻照樣被賜死。

其次，要樹立法律的威嚴，罪止其身就可以了，可是朱元璋卻嗜好對犯法功臣大肆株連，上述的“藍玉案”就是絕好例證。

在我看來，洪武朝部分“功狗”們真正的取亡之道，絕不是因為自己橫暴不法，自罹刑辟，而是在明太祖殺機已萌之際卻偏偏不能謹厚自守，從而給了“人主烹狗”的絕好口實。

綜而論之，朱元璋的大殺功臣有前后兩個時段，不同時段各有其特點。前期并不是一般論者所說的朱元璋擔心功臣握兵權而造反，而是其殘忍嗜殺、喜怒無常，以羞辱他人為快的天性流“露；后期則主要是為其身后朱家王朝的穩固考慮。過去人們分析朱元璋的濫殺功臣，往往忽略其個人品格和天性的作用，僅僅著眼于客觀情勢，我以為這是有些偏差的，至少在前期“烹狗”行動中，其性格因素尤為重要。

朱元璋為了后代坐穩江山，晚年將功臣一網打盡，而其身后，燕王朱棣起兵謀亂所以能夠成功，其緣故正在于朝廷派不出一名元勛宿將與之對抗，這也正是歷史的吊詭之處。

編輯蔡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