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視角下的人物描寫

謝小瓊

摘要:吳組緗在其反映農村破產景象的一系列小說當中,自覺地運用了經濟視角來觀察生活、塑造人物,他關注人物的經濟地位,鋪設人物活動的經濟背景,描寫人物日常行為的經濟化,突出“錢財”的核心地位。通過這些文本,吳組緗不僅為我們揭示了二三十年代的社會經濟狀況,而且成功地塑造了多種生動、深刻的人物形象。

關鍵詞:吳組緗 經濟視角 破產 人物

中圖分類號:I206.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5312(2009)17-

吳組緗在1931-1934年間根據自己的生活和學習經歷創作了一批反映皖南農村經濟破產情況的小說。在這些“破產”小說當中,吳組緗自覺地運用經濟視角來看取社會問題,塑造了一批生動、深刻的人物形象。所謂經濟視角,是指作家主要是從社會經濟關系中看取社會人生、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社會經濟狀況,它是作家在創作中的一種審美意向。描寫經濟破產的狀況,最直接的一種觀察視角就是經濟視角。

吳組緗的小說創作的最終目的是反映時代與社會,而他認為時代與社會是通過人物活動來反映的,所以他非常注重描寫人物,并以此為小說的中心①。本文主要論述吳組緗在經濟視角下如何描寫人物,以及這樣描寫有何具體的意圖或作用。

一、關注人物的經濟地位,鋪設人物活動的經濟背景

人物的活動總是在一定的背景之下展開的,在不同的背景下即使同樣性格的人物也可能會有不同的表現,所以,寫出人物活動的特定背景,才能使人物的活動顯得自然、合理、不突兀。那么,在吳組緗的“破產”小說當中,人物活動的背景是什么呢?首先,從小的方面來說,是人物各自的經濟地位、經濟狀況。其次是整個社會經濟的蕭條破敗和人們的紛紛破產——這是作者最終所要展現的時代和社會的整體狀況。因此,吳組緗在描寫人物的過程當中,非常關注人物的經濟地位,并揭示相關的社會經濟背景。

例如,在《小花的生日》中,女主人公美容對小花的周年生日異常在意、熱烈期盼,但這在意和期盼又并非是因為小花的生日,而是因為三太太。這乍一看有點不近情由,直到作者交待了美容家的經濟近況,讀者才了然于心:原來,小花的爸自五個月前失業后再也沒找到工作,如今一家四口的生計全靠美容替人洗衣服、做女紅來維持,家庭經濟相當困窘,以至于給小花、大花做棉襖的錢都沒有,兩個小孩在寒冷的天氣里可憐地挨餓受凍,三太太答應在小花生日這一天約幾個人到美容家打牌,讓美容從中抽取彩頭給孩子做棉襖,還答應給小花的爸謀個生意。了解了這些情況,讀者自然就能理解美容的那種焦急、期待的心理了。

在談及小花的爸失業的時候,作者首先寫了導致店鋪破產的原因:“亂兵的強索,和土匪的搶劫,又加上主顧們,小康人家一天天貧窘起來,大富家又都搬到大地方去住,生意就逐漸清淡下來”。店鋪破產了,店伙自然只能收拾包袱回家,這就寫出了小花的爸失業的必然性。另外,為了突出小花的爸再就業的困難,寫出他性情變化的原因,作者借三太太的口說出了鄉鎮店鋪普遍破產、倒閉的大環境:“這兩年歇生意的人那只你小花的爸一個?三嬸嬸的富少爺,八奶奶家炳煥炳耀弟兄三個,南村里權叔叔的兒子,侄兒,……我所知道的就不下十余個”,“這年頭,找生意也不是容易事”。所以,小花的爸失業五個月都沒能再找到一份合適的生意,只能在家靠妻子養著。他不再是家中的經濟支柱,無法再承擔起一個男人應該承擔的養家糊口的責任,于是,他不僅要在家中整天對著妻子的愁眉怨眼,看著孩子挨餓受凍,而且還要承受旁人瞧不起的眼光和各種譏笑嘲諷。這一切都給他造成極大的心理壓力,致使他內心非?？鄲?于是他由一個“忠實勤快”的人變成了一個經常借打罵妻兒來發泄心中悲憤的暴徒。這就寫出了人物行為、性情變化的根由。

在另外的幾篇“破產”小說當中,吳組緗同樣注意人物的經濟地位及社會經濟背景:

《梔子花》中的祥發在堂叔們的多次勸誡之下仍執意要離鄉進城,是因為家鄉的店鋪“放排似地倒閉”,在家鄉“實在再也找不到飯碗”。

《官官的補品》中,“我”出生在一個闊綽的地主家庭,從小就可以不勞而獲,這養成了“我”好逸惡勞、揮霍無度、荒淫無恥、是非不分的丑惡品行;而奶婆和小禿子是貧窮的農民,為了謀生存,他們只能對雇主惟命是從,即使吃虧也不敢違抗;最后小禿子由一個善良忠厚的農民變成一個土匪,是因為實在走投無路,只好做強盜土匪來維護自己活下去的權利。

《黃昏》中,“我”的家鄉“敗得這么快”,如同一個埋著活的尸首的墳墓,是因為村里“年紀輕的漢子都找不到營生做”,而這又是由于日本兵“在北邊鬧”、“南京新近在美國借了五千萬棉麥”而導致稻價下跌、豐收成災、商店破產;在這種情況下,“我”還能被人尊稱一聲“大先生”,“我”的妻子還能被人尊稱一聲“師娘”,而“我”家也還能在別人連飯都吃不上的時候還買得起魚、尋思著魚該怎么煮,連“我”家的丫頭小玉也還能對連飯都吃不上的家慶說上一些譏諷的刻薄的話,是因為“我”家還有一點家底,而“我”在別人成群地失業的時候又還能擁有一份工作;而破落子弟家慶,只能在買得起魚的人家苦苦哀求、乞憐,厚著臉皮忍受別人的譏諷嘲笑和猜疑。

《一千八百擔》里面每個人的身份、經濟地位不一樣,所以他們的神態、語言等也都不一樣,一人一種腔調,一人一個心思,即使不指名道姓也能輕易地從人群中把他們區別出來;談到宋氏大家族“一敗至于此極”,小說借眾人之口說出了原因:外國人霸占中國海關、在中國加重關稅,“政府里還借大批美國麥”, 由此導致糧價下跌,土地貶值,國貨滯銷,進而導致曾經繁榮興盛的宋氏家族各房各家都走向破產。

《天下太平》中王小福的失業、難再就業,是由于戰亂、兵匪搶劫直接或間接地導致鎮上生意蕭條、店鋪倒閉,村里農事荒廢。

《樊家鋪》中的狗子和線子,一個做了盜賊,一個為了籌錢救夫而弒母搶錢,皆因稻價低賤,務農沒有出路,而茶鋪的小本經營也由于整個樊家鋪的冷落敝敗而變得生意蕭條……

如果社會經濟依然繁榮如昔,如果這些人的家庭經濟狀況還過得去,如果他們還能衣食無憂,那么,這些事情還會發生嗎?每個人物的性情、言行都和他們各自的經濟狀況相關。人物的經濟地位會影響其思想性格、行為活動、人際關系等各個方面。而他們各自的經濟狀況又都和整個社會的經濟環境相關。吳組緗就這樣牽牽連連地寫出了二三十年代中國的社會經濟狀況: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轉嫁和擺脫經濟危機,向中國傾銷過剩產品,導致中國國內相關產品滯銷或價格狂跌,極大地損傷了中國的城鄉經濟;再加上中國國內的軍閥混戰、苛捐雜稅以及接連的水災、蝗災、旱災,使得中國的民族工業、傳統農業和鄉鎮商鋪等在內憂外患的多重沖擊之下迅速凋敝,企業、商店、地主、農民紛紛破產。本來小有資產的吳家也在此破產浪潮當中遭到極大的打擊,吳組緗的父親在抑郁中去世。這樣一種親身經歷才使得吳組緗極為關注中國社會的破產現實,并且在其日后的小說創作中“以反映

農村破產時期動態的居多”②。

二、描寫人物日常行為的經濟化,突出“錢財”的核心地位

在經濟破產時期,人們為了盡可能地掙到每一分錢來維持生存,平日里一些不起眼的小事情也可能會成為他們謀生的手段,變成一種經濟行為,而且,他們會比平時更加不顧一切。

例如《小花的生日》中,小花的媽媽熱情地招待到家里來打牌的太太、少爺們,為他們提供打牌的場所、茶水、面點等服務,下雨了還讓孩子到各家去取雨具,她這么細心周到是為了從這個牌局中抽取幾塊錢的彩頭,給孩子做棉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