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的亞洲新戰略

康紹邦

在新形勢和新挑戰下，奧巴馬政府的全球戰略和亞洲政策顯示出與前任不同的特點和調整。

一、美國全球戰略重心東移

奧巴馬在競選講演中說“世界的引力中心正在向亞洲轉移”，其上任以來更加重視亞洲，戰略重心東移，從單純的軍事部署擴展到外交、經貿、氣候變化等各個領域，加強與中印等亞洲新興國家在安全、經濟、環保等各領域的對話合作。希拉里就任國務卿后，打破慣例，選擇中日韓和印尼亞洲四國作為首訪國。種種跡象表明奧巴馬政府全球戰略重點繼續東移。

美國全球戰略重心東移，有著深刻的國際背景。首先，亞洲新興發展中國家的崛起與美國實力的相對下降，使美國在亞洲面臨新挑戰。冷戰結束后，中、印、韓、東盟諸國等亞洲新興國家經濟迅速發展，亞洲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斷提升，2008年亞洲主要經濟體(含日本)GDP占全球份額增加到19％，而美國份額下降到18％。其次，隨著多極化趨勢和亞洲經濟發展，美國在亞洲的戰略利益上升。目前美國與亞洲的貿易額約占美國外貿總額的56％，而美國與歐洲的貿易額約占美國外貿總額的20％，亞洲主要經濟體外匯儲備居世界前列，合計持有美國國債約占美國國債總額的1／6；美國反恐防擴戰略的重點在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朝鮮、伊朗等亞洲國家；美國對中俄的崛起更加戒備。美國在亞洲的戰略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已經超越其他地區，促使奧巴馬政府全球戰略重點進一步東移。

二、奧巴馬“巧實力”外交新理念

奧巴馬政府在外交理論上批判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義和單邊主義，傾向于新自由主義和多邊主義，這突出表現在“巧實力”理念上。據美國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約瑟夫·奈教授等人闡述，所謂“巧實力”(smart power)，意為“智慧的強權”，主張將“軟實力”與“硬實力”巧妙結合起來，綜合運用國家的所有資源為美國的全球戰略目標服務，特別是重視發揮美國軟實力的資源，以彌補美國硬實力的相對下降。

“9·11”之后，布什政府奉行新保守主義，打著擴展民主和人權的旗號，實行侵略性的單邊主義戰略，導致美國硬實力的下降，伊拉克戰爭、環保政策等使美國軟實力嚴重受損。金融危機的打擊和經濟衰退使美國實力進一步受損。因此，奧巴馬政府對布什政府外交的經驗教訓進行了批判和總結，調整對外戰略，強調運用“巧實力”，組合所有力量資源，構建一個能夠應對全球挑戰的框架，以期“延長和保持美國的優勢”，使美國成為一個“更加聰明的大國”，“在全球實現美國的目標?！?/p>

奧巴馬“巧實力”對外戰略的目標是，改善美國對外關系，改善美國在國際上的形象，以便有精力用于國內經濟復興，擺脫危機，恢復實力，重新樹立美國在世界領導地位。

三、奧巴馬反恐戰略的調整

布什政府發動的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反恐戰爭至今分別已8年和6年，雖推翻了薩達姆和塔利班政權，建立了親美政府，但兩國局勢依然嚴峻，襲擊爆炸流血事件不斷發生，國內教派沖突加劇，兩國人民生存狀況日益惡化。兩場反恐戰爭不僅嚴重消耗了美國實力，牽制了美國的全球戰略，而且引起國際社會和美國國內的強烈譴責。因此，調整反恐戰略成為奧巴馬政府上臺后的迫切任務。

一是將反恐重點從伊拉克轉向阿富汗。

二是加強阿富汗政府建設。

三是變單一作戰方式為綜合反恐戰略，以軍事、政治、經濟、國際合作等多管齊下的方式解決中亞和南亞的反恐問題。

四、奧巴馬亞洲外交戰略的調整

奧巴馬政府加強與亞洲盟國及新興國家的合作，試圖建立新的亞洲伙伴關系，以應對亞洲新形勢和新挑戰，維持美國在亞洲的主導地位。

進一步鞏固與日韓等傳統盟國關系，以美日韓同盟作為其亞洲安全戰略和外交戰略的基石。

加強與亞洲新興國家的對話合作，試圖在亞洲建立新的伙伴關系。對華政策是奧巴馬亞洲新戰略的重點，奧巴馬將美中關系由布什時期的“建設性合作關系”提升為“共同努力建設21世紀積極合作全面的美中關系”，全面加強與中國在安全、經濟、氣候變化等各領域的戰略對話。俄羅斯與亞洲地緣關系密切，奧巴馬在歐洲部署反導系統上對俄羅斯讓步，加強美俄在消減核武器問題上的協商合作，力圖將中俄共同納入美國主導的亞太戰略和全球戰略框架。印度近年來經濟發展勢頭迅猛，號稱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奧巴馬政府加強與印度在軍事安全、政治、經濟等領域合作，力圖建立基于共同民主制度上的美印伙伴關系。東盟囊括東南亞十國，是亞洲一體化程度最高的區域組織，希拉里選擇印尼為首訪國并參加東盟地區論壇，決定加入《東盟友好合作條約》，表明美國重返東南亞的意愿。另一方面，美與印度、東盟國家建立新的伙伴關系，旨在與美日韓澳同盟一起共同遏制和防范中俄崛起，制約中國在亞洲的影響力。

緩和與伊朗、朝鮮等國家的關系。奧巴馬政府改變前任布什政府的強硬態度，表示愿與伊朗和朝鮮進行直接對話，和平解決伊朗和朝鮮的核問題。同時，奧巴馬政府強調國際合作，重視發揮聯合國以及伊朗核問題“6+1”會談機制和朝鮮核問題六方會談機制的作用，尤其是拉中俄一起對伊朗和朝鮮施壓。

五、加強與亞洲國家在應對金融危機，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上的對話合作

在應對金融危機問題上，奧巴馬比前任布什政府更加重視與亞洲新興國家的對話合作，并采取一系列新措施：將中、印、韓和印尼等亞洲新興國家拉入G20，并取代主要由西方發達國家組成的G8；支持增加中、印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份額和投票權；在西方七國財長會議上，美國又提出由美、日、歐盟和中國組成G4取代原來由西方發達國家組成的G7。奧巴馬的意圖是將中國等亞洲新興國家納入國際金融體系，發揮中國等亞洲新興國家在應對金融危機、拉動世界經濟復蘇中的作用，同時繼續維持美國對世界經濟和金融體系的主導地位。

在氣候變化問題上，奧巴馬改變原布什政府的消極態度，采取了力爭主動、加強合作的態度。奧巴馬新氣候戰略的意圖，一是充分發揮美國在新能源領域的技術優勢，通過大力發展新能源和低碳經濟，刺激美國經濟增長，擴大就業，走出危機；二是改變布什政府在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上的被動，恢復美國軟實力，重塑美國的形象；三是通過加強與中國等亞洲國家的能源和環保領域的國際合作，構建新的亞太能源體系，壟斷世界新技術市場，主導世界環保秩序。

奧巴馬亞洲政策的調整和推行是一個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過程，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和亞洲局勢的發展進程，美國國會及兩黨的態度如何，都將對奧巴馬的亞洲新政策產生制約和影響，其效果如何尚待時間考驗。

(摘自2009年第21期《理論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