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語的消退與認同危機

本期“明德講堂”來自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陳家琪教授在“親近母語”活動中的講話。當陳教授在同濟大學再次演講該話題時,引起了熱烈討論,并得到一位學生的書信回應。

陳家琪?1947年出生于陜西省西安市?，F任同濟大學哲學和社會學系、同濟大學德國哲學與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政治哲學與法哲學研究所所長,中國現代外國哲學學會理事,《德國哲學》編委,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著有《人在江湖》《人生天地間》《話語的真相》《經驗之為經驗》《沉默的視野》《形而上學的巴別塔》《浪漫與幽默》《在國外的日子里有所思》等作品。長期從事政治哲學與法哲學、德國哲學、中西比較哲學等領域的研究。

人生在世,除了生老病死,總還有一些東西是不可替代的;一個人從小到老,哪怕身體上的一切可替換的器官都替換了,自己也變得認不出自己了,但依舊還是自己。哲學上把這叫做“自我認同”。

現代社會,人的“自我認同”越來越成為現實生活中的一個緊迫問題,因為時間、空間可以分離——現代媒體往往會使我們不知今夕何年,不知自己身在何處,風險太大,偶然性太多,所有這一切,都可能使一個人既失去自信也失去信任。哈貝馬斯在《交往與社會進化》中說,“自我認同”就意味著“我”必須滿足“我自己”內在的連貫性要求:我過去是這樣,現在也是這樣,小時候的“我”是“我”,現在的“我”還是“我”,只有這樣,“我”才能自信自己所具有的內在的連貫性和統一性;這種自信是在生活經驗中積累起來的,本身就是一個社會化的過程。所謂社會化,指的是借助于對語言符號的吸收,把自己結合到某種特定的關系之中。如果說自信就是一個人所擁有的支撐這種連貫性和統一性的能力的話,信任則就是能做出別人也具有這種能力的判斷與決定;如果說自信靠的是過去生活經驗的積累,那么信任則必須完成一種超越,即在完全超越了自己的生活經驗的基礎上作出判斷與決定。過去的生活經驗并沒有告訴我們這個人或這些人是些怎樣的人,他們是完全陌生的,但我依舊能做出某種判斷與決定,就如我對我自己有著某種自信一樣。這些話說起來很抽象,其實在生活中我們時時刻刻都面臨著諸如此類的自信與信任問題?！拔沂且粋€怎樣的人”,我們必須要有基本的自信。去銀行、去商場,與人交談,特別是在他鄉遇故交,或在外國遇到本國的人,我們都必須作出是否信任的決定。一般來說這種決定都是自然而然或在下意識中完成的。

但我們必須承認:現在,我們每個人都在自信與信任上面臨空前的考驗,屢屢上當受騙,加上各種類似于“不要和陌生人說話”之類的宣傳警告,我們不但對他人失去了起碼的信任,也對自己是否還具有內在的連貫性與統一性失去了自信。一方面,這是一個現代性問題,即當我們走出原來相對封閉的生活圈子后所必然面臨的問題;另一方面,也說明隨著生活圈子的擴大,我們的社會化過程,即“借助于對語言符號的吸收,把自己結合到某種特定的關系之中”出了問題。

我們就是在這一意義上討論母語問題的。

我把母語定義為一種與生俱來的適應環境的先天能力。這里所說的“先天”,是說人與其它動物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人天生就具有接收、吸收、學習、使用語言符號的能力。這種能力在一個人出生的最初幾年里就能完全表現出來。如果表現不出來,我們就說這個人具有某種先天的缺陷。如果我們承認有“先天缺陷”這個詞,也就應該承認人有“先天的能力”。語言符號是什么?它承載著豐富的文化基因、文化密碼,承載著一個民族的各種象征、各種情感、各種回憶,承載著他們對起源、目的、價值的共同想象。只有人才能吸收、使用語言符號,也只有人才能成為具有文化的人。我們把文化理解為一種信息的傳播,它靠的就是語言符號的傳播,或者說,正是語言符號使文化成為可能,也可以說,語言符號就是文化,就是文化信息的傳播。這里所說的“環境”,指的是語言的環境、文化的環境。

整個世界為各種各樣的信息所滲透,也有很多哲學家干脆認為世界就是被各種承載著文化信息的語言符號構造起來的;與其說是我們發現并適應著環境(世界),還不如說我們發明了這個使自己可以適應的環境(世界)——用語言符號去發明它、適應它。用漢字發明的世界與用西洋文字發明的世界到底有何不同,這還真是一個有待研究的話題。我們之所以說兒童有自己的世界,就是說他們用他們的語言符號發明了一個為他們所喜愛的世界,他們就生活在這樣一個只為他們所擁有的世界之中。我們要進入他們的世界,就需理解他們的語言符號,在他們的語言符號中有著他們的象征、情感、回憶,通過這些符號喚起他們對起源、目的、價值的想象。我們小時候也有自己的想象,大了以后就忘記了,因為世界是不斷被發明的;而且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對于另一個不同世界的想象,現在的孩子就是對相同的語言符號也有著與我們小時候完全不同的想象空間,這是一個基本的事實。

有科學家告訴我們,從宇宙大爆炸那一刻起,宇宙間就充滿了各種信息:粒子、光子、電子等等。當今最著名的生物學家,被譽為“20世紀的達爾文”的恩斯特?邁爾在《進化是什么?》(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9年1月版)一書中告訴我們:生命的出現與生長有兩大難題,一是如何吸收能量,二是如何復制生命;相對來說,生命的復制更困難,因為它涉及到遺傳學中的一些基本問題。(參見該書第44頁)相對于人類而言,這種能量(信息)的吸收與生命的復制都與語言有關。生命的最初信息(DNA)從一開始就具有著“意指功能”,就攜帶著信息尋找接收者、吸收者,如植物從太陽獲得能量(信息),相對來說較為被動,動物就要主動得多,動物之間的爭斗往往是根據對方用“肢體語言”所傳播出的信息(姿態)而作出的決定;到人就更主動了,從語言符號獲取文化信息,超越了實物的限制,語言符號就是有聲的、可以描畫出來、寫出來(象形的漢字是最為有力的證明)讓對方明白的信息(姿態)。邁爾說:“動物物種只有發送和接受信號的系統。語言作為一種復雜的交流系統必然要包含句法和語法。心理學家已經努力了半個世紀,試圖教授黑猩猩語言,但是未能成功。黑猩猩似乎缺乏使用句法的神經構造。所以它們無法談論未來或者過去?！?同上書,第254頁)

各種生命都在摹寫自己的世界,環境就是一個被摹寫了的從而也就熟悉了的世界。西語主要靠的是聲音的傳達,我們則主要靠的是漢字的象形,即《周易》中所謂的“觀象以制器”。先觀象,再制器,然后再以器表意,慢慢使其意取決于上下文而不是其最初的所觀之象。不管怎么說,一種生命如果與環境不相適應,這種生命就會滅亡;一種語言如果失去了這種環境中的表意功能,這種語言也就會滅亡。母語就是我們最初摹寫世界的工具,慢慢地,母語就變成了我們的世界,我們就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之中。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在以后的歲月中成為另一國家的公民,也會運用另一種語言創造出非凡的成就,但他最初用于摹寫世界的母語總是不能忘懷的,因為正是母語給了一個凝聚著他的情感與想象的世界,使他有了最初的適應世界的能力。在這一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任何一個人都可以成為另一國家的公民,但“祖國”只有一個,而且是不可替代的,正如“母語”也是不可替代的一樣。母語就是一個人在生存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因素。

如果說母語就是文化基因、文化密碼的話,那么它在使我們熟悉了自己的環境(因為我們用它創造了這樣一個世界)的同時,也就限制了我們的視野,使我們走不出自己為自己所挖掘的“文化洞穴”。在這一意義上,掌握更多的語言,接收更多的文化信息,從而能適應更多的環境總是一件好事。任何語言都既有形式上(句法上)的要求,也有內容上(判斷框架上)的要求。形式上的要求(句法)有如組合玩具一樣,變化萬端,但萬變不離其宗;內容上的要求就是依據一些基本的價值框架進行判斷,因為我們知道只有作出這樣的判斷才能與環境一致(這也就是我們在前面所說的自信與信任),它的最為基本的依據建立在“我們想過怎樣的生活”“怎樣才能最大程度上實現自己的才能”上。按照查爾斯?泰勒的說法,“如何避免痛苦”與“怎樣才能獲得他人的尊重與維護個人的尊嚴”也是判斷內容上的基本框架。我們所有的經驗都是依據這樣一些框架在判斷中獲得的。

回到母語,親近母語,強化母語教學,說到底是要重樹我們的自信與信任。哈貝馬斯在《后形而上學思想》一書中認為,哲學的使命始終在于對傳統作出回應,也就是要對我們最初所摹寫的世界作出回應。這里的回應有兩層意思,一是思考古老的價值判斷框架是否還能容納現代社會所生發出來的種種要求;二是對我們母語中的語義學潛能進行重新闡釋,這里特別指的是對各種神話、童話、傳說,也包括巫術、方術、占星、風水、福瑞、兇兆等等的闡釋。如果我們今天無力通過一種社會化的中介使這些“文化基因”或“文化密碼”重新成為我們共享的判斷框架,那么總有一天這些語義學潛能就會變得完全無從認識,于是我們也就無所歸依。

母語的不可替代性,說到底,指的是古老傳統中的語義學潛能的不可替代性。只有我們才知道具體到一個字、一個符號、一句話的潛臺詞是什么。寫出《初唐詩》《盛唐詩》《追憶》等研究中國古代詩歌專著的著名漢學家美國人宇文所安,用他妻子田曉菲的話來說,“一方面他十分有學問,懂得很多中國人都不懂得的知識;另一方面又十分無知,普通中國人都不會犯的低級錯誤,他卻頻頻出錯?！?參見2009年4月20日的《文匯報》)原因就在于漢語畢竟不是他的母語。如果你通曉多種語言,對哪一種語言(特別是方言)的日常用法、對其語義學意義上的象征、隱喻、暗示有著大眾化的領悟,那么就只有那種語言才是你真正的母語。

當我們真切感受到自信與信任的危機時,也就應該感受到了母語的危機。

教育的最高理念就是使母語中的“文化基因”“文化密碼”不斷隱喻性地成為我們共享的價值判斷框架。

致陳家琪教授的一封信

陳老師:

您好!今天聽了您的講座,再結合自己近半年來準備GRE和TOEFL考試的感受,有一些想法,想寫給您看看。我沒有那位土木系同學的勇氣,更因為自己的語言表達不好,所以很少在講座中發言,只能回來自己寫寫了。

先說“母語”。我覺得有個英語單詞對于開始學習語言、認識世界的0—4歲的小孩子很好——Decipher(解碼),因為他們看到的世界的確就像密碼,很神奇,難以理解。一方面是因為生理原因,大腦還不能對事物運動和變化作出基本的邏輯判斷,未能建立時間、因果等方面的聯系;另一方面是因為還沒有形成能破解這些密碼的規則,即語言。絕大多數情況下,孩子最先學會用來表達自己思維狀態的那種語言,就是母語。

因為生長環境的不同,有些人在童年和少年時期就能接觸很多不同的語言,學會并能很熟練地使用它們。我曾經問過一個至少懂三種語言(哈薩克語、維語、漢語,還能聽懂一些她也不知道是什么語種的中亞地區的語言)的維族女孩:“在你表達一件事情的時候,這些語言不會打架嗎?”她說:“要看是對誰表達?！逼鋵?會這么多語言對于她自己來說是很自然的事情,因為從小就用它們生活,所以這些都是她的母語。而語言學家的研究也表明,對于八歲之前的孩子,學習外語比成人要容易得多,因為孩子的聽覺很敏銳,同時急速發育的大腦,很容易就能建立起對于第二語言的神經聯絡,只要有一定的語言環境,學外語對他們來說就像呼吸一樣自然,比如印度街頭擦鞋的小孩,都會用好幾種外語來攬生意。

由此,母語的學習過程,更多的是生物學和生理學的原因,孩子必須馬上學會一種語言來理解和適應周圍的環境,而這種最先形成的語言對于他的人格和人生又起了怎樣的塑造作用,這就遠遠超出了生物和生理的內容,因為語言里包含的文化、歷史、社會規范、道德標準或民族特征等內容都在塑造著白紙一樣的孩子。

當一種語言成為母語后,形成這種語言的千百年的歷史和千百年來沉淀的文化特征也就開始塑造自己的思想和人格,開始自我認同和渴望被周圍環境認同。這就是為什么法國猶太人認為自己是法國人,德國猶太人認為自己是德國人。在《愛與黑暗的故事》中,奧茲通曉十幾種語言的父母以及那些經歷過大流散而遷徙到巴勒斯坦的“舊式猶太人”,“他們可以大談民族、歷史、社會、哲學問題,但是卻難以表達私人情感,而且面臨著巨大的語詞缺失,因為希伯來語不是他們的母語,難免在表述時似是而非,甚至造成滑稽可笑的錯誤”。對于他們來說,歐洲才是“應許之地”。而像奧茲一樣的“新式猶太人”,卻是講復興了的希伯來語長大的,理想就是在基布茲鍛煉成為新一代的猶太英雄。相比成長于以色列的后輩,“新移民為了讓希伯來文化接納自己,就必須摒棄,或者說輕視他以前的流散地的文化和信仰,使自己適應希伯來文化模式?！?參見奧茲的《本土人:新型猶太人的塑造》,2002)“至于適應希伯來文化模式的途徑則是多種多樣,包括要接受猶太復國主義信仰,講希伯來語,熱愛故鄉,參軍,到基布茲和農業集體農莊勞動,甚至取典型的希伯來名字等?！倍@種“連根拔起”的重新塑造差不多等于在殺人?！白晕艺J同”對于猶太人如此,對于阿拉伯人又如何?《格格不入》的作者薩義德,阿拉伯語和英語對他的“紊亂不整”的一生、“漂泊”的一生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

在母語對個人的塑造作用中,個人對語言的敏感程度和理解程度卻取決于這個人的受教育水平和自身經歷,表現為所說的口才、文采、表達能力。有的人講話寫文章流暢、富有激情、一針見血,給人以“妙”的感覺;有的就平淡無味,像看法律公文,缺乏感情。想起前幾日看到陳布雷起草的《告黃埔同學書》——“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即便今天讀,也能深受感染。越是母語水平高的人,文化積淀也就越深,由文化衰亡、道德淪喪而感受到的痛苦也就越深。正如陳寅恪先生在《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中說:“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現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w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鉅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后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毕啾戎?在日常生活中,文化是否衰亡的討論好像并沒有多少意義,因為本來就不需要太多的文辭技巧、文化典故,日子也能照常過。所以,如果說不需要為中文的消亡而擔心,那就要看是哪一層次的中文了,因為即便沒有人會寫漂亮文章、會做優美豪邁的古詩,中國話總還是有人會說的。但是如此一來,千百年凝練在上層的精華文化卻是真的消亡了,如同《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那》《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等,它們在成為文化代表的同時也成了文化的墓志銘。對于中國人,還會有人想到把歌德這句十分之長的英文版——We conceive of the individual animal as a small world, existing for its own sake, by its own means. Every creature is its own reason to be. All its parts have a direct effect on one another, a relationship to one another, thereby constantly renewing the circle of life; thus we are justified in considering every animal physiologically perfect,對應為漢文化中的“萬物相形以生,眾生互惠而成”的道理嗎?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講——and 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民有、民治、民享的精煉表達會出現嗎?

身為中國人,我的的確確感到驕傲,但同時也感到悲哀。驕傲的是每每朗讀精煉優美、氣勢磅礴的古文時,心潮總會很澎湃;悲哀的是我們那么多的古文經典、古文獻還有多少人在看?有人說“讀經是開倒車……五四以來那么多人的努力白費了”,可是,不讀經就是進步了嗎?相比于幾千年的文化,短短不到一百年的努力,連功過都還評不出個上下,怎么就能斷言是“開倒車”?讀文言、寫文言的古人在日常生活中還用白話呢,一個小小的讀經倡議就能讓歷史倒退,怎么可能?除了經典,近代本土大師們那些并不十分古文的書,似乎也熱不起來。相比之下,越來越多的外文原版或譯版(有些譯版十分糟糕)卻十分暢銷。前幾年Leften Stavrianos的《A Global History》擺在各書店顯要的位置,為了學英語,我也看了,的確很好,因為看起來很舒服,是我第一次覺得看英語這么順暢。直到去年,讀了錢穆《國史大綱》的引論部分,才發現大師們思想竟如此相通。而自己,對自己的文化竟是如此的陌生。

對母語從認識到理解的過程,就是對身處文化的解碼過程,這就需要大量的讀書、寫作、思考來幫助提高理解能力和表達能力。我是屬于對語言理解慢的人,因為直到初中,我才真正理解了《鋤禾》這些小學期間背的詩,以前那叫死記硬背,不理解更不會欣賞,根本不會在朗讀的過程中產生身臨其境的感受。近來看張徹的、徐克的電影,對何謂俠氣、情義才有了些較深的理解?，F在如果一個老外問我:“怎樣的一個人才能稱為俠士,具有俠氣?”我還是說不清楚,就目前的理解,只能用冉阿讓這個我覺得有東方俠氣的西方文學人物來做比擬給他們講。但如果他再接著問:“冉阿讓這個人有宗教的感化成分在里面,那中國的俠士是怎樣達到這樣的境界的呢?”——用習武先習德來給老外解釋?可德又是哪些呢?它們怎樣影響古人,成為社會的道德基礎的?這些俠士的理想是什么?我無言以對——因為我根本就不了解我的文化。2007年MST的Brow教授來中國訪問,陪他去周莊玩,他讓我給他講講《西游記》,我不會用對應的英語進行表達。他聽說我對周莊的古建筑、江南文化同樣也很好奇的時候,他很驚訝——“為什么?這不是你們自己的文化嗎?”——是啊,但是我們根本沒有認識過它,我們在學校學數學、學科學、學現代漢語,沒有學過古文化……而周莊對我們來講,也只是一個“Ancient Town but without Ancient Spirits”的架子罷了。

見不同人,做不同事,說不同話,語言在用文化和歷史內涵塑造人的同時,也塑造了不同的邏輯思維?？茖W研究表明,東方人用母語和英語做心理測試題時結果相差很大。而且,源于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學,對我來講,其實看英文解釋更容易理解。這是一種心理原因,還是語言現象,不知道。在近半年準備GRE、TOEFL考試的過程中,我開始不再懼怕英文,同時開始渴望讀我們自己的經典;我漸漸地能看懂英文經典了,能用英文交流、工作、寫論文了,但是作為一個中國人,連自己文化、歷史都不了解、不理解、表達不出來的人,怎么能讓別人理解,進而獲得別人的尊重呢?對于我這樣半路出家學英語的人,英語用得再怎么好,它終究不能進入我的靈魂,重塑我的生命;而我也不可能真正地理解西方,理解基督。就正如2007年7月《讀書》雜志《晚清的“支那旅行記”》里的那個英國人和陳老師您講的那個背唐詩的美國人一樣,一種語言的得體和微妙是非母語使用者而不能悟的,比如“好吧”這個詞,說快說慢,語義完全不同。而如今網絡語言的日新月異,更是趕不上趟的,不趕也罷,因為有些詞是來得快去得更快。

陳老師,您今天的演講,我有一些名詞和表達還不能理解,一方面是因為我不了解您所使用的語言體系;另一方面,我覺得自己現在閱讀長句的理解能力上下降了。是英語和漢語開始打架了嗎?母語雖然不可替代,但卻是可以被損壞的、被蠶食的,無論是對于整體還是個人。

【馬麗娜,同濟大學材料學院碩士研究生,美國密蘇里科技大學材料研究中心在讀博士】

責任編輯/楊建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