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心與起點

長期以來,筆者一直認為,對青少年與青少年教育的研究要放在未來展望、歷史繼承與現實把握的交叉點上來進行,要置于多門科學、多種學科的視野下來思考。如何把握當代中國青少年道德建設的取向與定位?本人的觀點是:當代青少年的道德建設,應實現理想性與現實性的統一,應著力于公共理性與公共精神的建樹,應以公共倫理教育為重心,以公民——共同體意識教育作為起點。

在現代化的進程與和諧社會的建設中,為什么要提出青少年道德建設重心的問題?如何確定重心變革的依據?如何實現重心的轉移和重新定位?這是本文探討的主要內容。

一、道德建設重心的反思

當代青少年是未來的市民、國民,其道德建設重心的確定,必須放在這樣幾個背景下來思考:一是現代社會的發育與建設;二是公共倫理生活成為最主要的日常生活;三是市民、國民素質與上述社會生活的相適應。

由此,我們將在以下諸多方面的平衡中來考慮道德建設的重心問題:一,理想道德生活與日常公共倫理生活;二,理想道德品質追求與日常倫理規范遵奉;三,教化倫理宣傳與生活倫理養成;四,古典美德崇尚與大眾道德提升。

現代社會是大眾社會、公共社會,現代生活也就是日常的公共倫理生活,很顯然我們的重心只能向大眾、公共、日常生活這一端傾斜;但是,傾斜決不是一面倒,作為理想、品性、美德,我們應該崇尚,也要鼓勵追求,但卻不可強求一律去推行,更多是通過自我教育、自我提升去逐步養成。不過,鑒于現代社會發展的要求和人的有限理性,現階段道德建設的重心只能落在大眾、公共、日常生活這一端。

二、道德建設重心研究的

多學科理論視野

現代社會的公共日常生活倫理建設與教育關系密切,哲學家、社會學家、倫理學家、政治學家、心理學家、人類文化學家、社會教育家等從不同視角就公共倫理與道德品性的追求以及相關的人性、社會建設問題提出了各自看法,這些不同學科的理論成為本文理論建構的重要資源。

1.康德提出了人作為有限理性者必須認同與維護公共倫理規范,也就是說,人要擺脫“有限性”的存在狀態。成為一個理性存在者的關鍵就在于分清臣民與公民的區別,認識個人自由與公民權利的互依互存,從而成為公共倫理生活中的主體而非附庸。

2.滕尼斯與迪爾凱姆分析了共同體與集體意識從傳統向現代演進的歷史必然性,指出在這個歷史演進過程中,必須不失時機地構建現代社會的公共生活秩序與倫理規范,并依托于行會、合作社和社會主義來實現。

3.拉爾夫?林頓認為,人類行為和主張的基本一致性或曰標準性構成了“文化模式”,而現代公共生活的發育、公共倫理的踐行和公共精神的張揚,其實就是一種特定社會發展階段的文化模式。這種文化模式是構建特定社會的必要條件,也將塑造與社會相適應的人的素質。在這里,社會、文化模式與人是互為依存的關系。

4.羅爾斯與哈貝馬斯從不同的學科立場對公共理性問題進行了論述,前者注重可行的政治公共理性,后者追求理想的人文公共理性,從而互補地共同構建了現代公共理性的下限與上限。

5.亞洲的社會學家尾關周二基于社會共生類型與人類交往理性的互動關系,主張在“共同的共生”與“共生的共同”的平衡穩定中,從傳統的共同體走向現代化的公共社會。這一思想的提出對于儒家文化圈的亞洲社會有極大的意義,并將推動相應教育理念與目標的轉變。

6.中國學者黃萬盛批判全球化的三大原則:科學技術、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他的批判分析是對工具性質的公共理性的超越,也是對一種新的公共理性——人文公共理性的呼喚。這一觀點使我們認識到,人文公共理性有可能引導人類走出科學主義、經濟理性與消費享樂主義的泥潭,在共同善的目標下構建世界共同體。

三、實現建設重心轉移的

歷史與現實依據

(一)歷史反思:不和諧文化與國民性缺陷

人類傳承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文化的傳承。在物質匱乏和強權統治下,人們出于生存理性中避害趨利的本能往往凸顯人性中的幽暗面,從而累積形成一種反社會反倫理的不和諧文化,在這種不和諧文化與人的生存理性的互動下型塑的國民性有著很多的缺陷。在長期的專制社會與小農經濟的生存環境中,國人有兩個最主要的缺陷:一方面不尊重獨立意識、獨立人格,另一方面也不重視公共意識與公共精神。這就使得中國現代公共社會日常生活運行成本很大,更嚴重阻礙了公共秩序、公共社會的健康發展。由此,國民之公共倫理素質的提升已經歷史性地成為今天社會教育的責任,這就是青少年道德建設重心轉移的歷史依據。

(二)現實把握:公共問題的認知缺失與動力心態的偏頗

實證研究發現,當代青少年的公共倫理素質存在兩個方面的明顯不足:一是對于公民認知的“有限”與“有誤”。這主要表現為將公民簡單地理解為好人,對公民的權利與義務也不甚了解,特別是對做一個好公民的認同比率竟然與年齡成反比。還有相當比率的青少年有誤將“公民”當作“臣民”的傾向,還有過半的被調查青少年對遵守公共秩序是人己兩利之舉表示不認同,凸顯出公共理性的盲點。二是對公共倫理遵奉的被動性與對“搭便車”行為的高度認同。數據顯示,對現有公共倫理的遵奉,過半的被調查者是出于“不受處罰”和為“受大家尊敬”等他律的外在的原因;另外,幾近半數的被調查者對無人管理就闖紅燈、違規發財、走捷徑超過別人等表示理解和認同,特別嚴重的是這一比例與年齡成正比,年齡越大認同率越高。這些調查足以成為我們進行道德建設重心轉移的現實依據。

四、人性假設與人類社會發展需要

視角下的重心取向

對青少年道德建設重心的定位,也應在微觀的內在依據與宏觀的外在需要的交叉視角下,也就是在追求深度的人性假設理論框架與探尋廣度的物、人、文化與社會四維互動的系統性研究思路的結合中展開。當然,這些分析既是對前面內容的小結與歸納,也是對前述問題的擴展與深入。

根據以上的研究思路,筆者認為,社會的發展必須以人—國民—青少年的發展為基礎,而現代社會中人的發展和人的獨立人格的培養,以及置身于風險社會、公共社會和網絡社會的素質要求,成為了青少年道德建設重心取向的前提。

五、道德建設的重心定位

現實生活的演進與當代社會的發展,推動著傳統倫理生活向現代日常生活倫理的轉型,也促進著革命時期的集體主義向后革命時期的社群主義或曰新集體主義的發展?，F代公共倫理的構建與新集體主義的傳播已經或正在成為現代社會生活的必要條件,由此公共倫理教育也必須成為從今往后廣大青少年群體道德建設的重心。

較之現代社會中的公民教育,本文提出的公共倫理教育在中國應更有針對性,更注意現實問題的把握與實際問題的解決。因為,公共倫理教育不僅注重每一個公民的主體性立場,強調個體的獨立性、獨立人格,而且更注重主體間性的問題,也就是強調主體之間的平等對話、協商合作、共生共榮、互動雙贏。對于曾經被稱為“一盤散沙”的中國社會與國民心態而言,關注主體之間的現代契約理性與交往理性的培養教育,對于中國現代社會建設與相應國民心態的調整無疑極具現實性。換句話說,我們要真正實現胡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提出的“從各個層次、各個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目標,那么公共倫理教育就是基礎,其培養出來的公共理性、公共精神才可能給予國民有序參與的意識與能力。由于中國的國情,恐怕在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時候,此類教育將成為現代化建設的重中之重。由此,與其將來為應對“瓶頸”而高成本“補課”,倒不如早日將公共倫理教育確定為當代青少年道德建設的重心,并加以制度化的保證與實踐的推進。

六、道德建設重心的起點選擇

現代公共倫理生活的擴展、公民社會的建設,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是一個必然的過程;同時,思想文化資源的不足導致國民面對公共空間和公共生活的困惑,也是不爭的事實。如何彌補不足、擺脫困惑、實現和諧共同體的建設,這是即將成為未來中國公民的當代青少年道德建設的重心所在。重心實現的路徑就是公民—共同體意識的教育與公民有序參與的實踐。而公民—共同體意識教育無疑是一切的起點,更是人們價值與行為取向的基石。這一基石的核心部分,就是現代共生共存理念的傳播、接受和內化。

這里所說的共生,可理解為共同生活、共同生產物質財富、共同生產精神財富、共享人類文明成果、共同享受生活資源;共存,可以理解為互相幫助、共同存在、共同發展、共同追求人類幸福。共生共存理念表現為:

1.共生共存理念強調的就是要限制一部分人利用已經占有的權利(政治權利、經濟權利、文化權利、在場權力)任意揮霍和侵占他人的尚未占有而應當占有的權利。時時要想到自己生存別人也要生存,共生首先是人類共享的共同生存權。另外,還有一個共同發展問題,“抽肥補瘦”是共同發展的需要,沒有“瘦”,也就無所謂“肥”。相輔相成、相依相靠的關系,就是共生關系,人與人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國與國之間、人與自然之間均是如此。

2.教育世俗社會的人們,尊重自己,尊重別人。尊重不僅僅表現為對人有禮貌、講禮儀、尊重人格,更重要的是對自己、對別人生存權、發展權的關愛和爭取。共生共存理念既是當代人生存交往的原則,更是普遍的原則,不僅適用于過去、現在,還關乎到未來人的生存發展問題,關乎到生態平衡和可持續發展問題。共生共存原則,反對一切形式的壓迫、剝削、暴力、侵犯、殺戮、奢侈和浪費。浪費,就是間接地侵吞他人應享有的資源;節約,就是為他人預留資源。

3.共生共存要求每一個人每一個組織,都要從類生存的高度看待問題。所謂類生存是指人類生存于由“過去”展開的“現在”,總是以未來規范現在。尤其是已經進入了“人的自覺”時代的當代人更應確認:“共生共存”的理念是現代社會中,人們自覺提升理性——從生存理性到交往理性的根本依據,更是人們主動遵奉公共倫理規范、自覺維護社會有序運行的內在動力。特別要強調的是,傳統社會是英雄社會、精英社會,有信仰、富有理想的志士仁人是社會的實際推動力量;現代社會是世俗社會、大眾社會,有“共生共存”理念、有社會責任感的普遍民眾是社會的真正推動力量。在現代社會中,精英的責任在于主動積極地堅守、傳播和維護“共生共存”的理念。

世俗社會的人所要考慮的最遠大、最深刻、也是最現實的問題,是如何生存下去,如何幸福健康地生存下去。生存問題,是相對長遠的發展問題,是人類社會的根本問題,也是有理性的人憂慮的根本問題。人類的生存問題總是與其素質狀態存在著一種互動關系,共生共存的實現自然也與人類自身的意識與能力的型塑緊緊關聯。所以培育共生共存的意識、態度和養成共生共存的能力至為關鍵。在當代中國的現實語境下,這些意識和態度主要通過兩個方面來培育:一是以共生共存、人己兩利為核心理念的公民共同體的大眾價值觀教育,二是以公民倫理、公民理性、公民精神為底蘊的世俗人生觀教育。相應的能力則主要通過民眾的自我教育,在體現個人利益、個人興趣的自治組織、社會團體中,通過大量的社會實踐、社會參與來完成。

比如,作為社團組織的少先隊、共青團、工會、婦聯乃至合法的宗教團體、民間社團的各種社會實踐活動、自我教育活動;又如,農村的村民自治、企事業單位基層的各種自治活動。當然,這些自治都應該是在相應的制度設置下的有序的、理性的、合法的活動,而上述的價值觀、人生觀教育將成為這些活動有效有序展開并取得成效的保障。在這些活動中,人們的現代公民素質將得到不斷的提升,相應的活動與相應素質的逐步提升將形成一種良性循環,進而推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社會不斷向前發展。

【孫抱弘,上海社會科學院青少年研究所研究員,主要從事青少年素質養成機制的研究。上海,200020】

責任編輯/楊建偉

道德箴言

孩子初學步的第一步,在成人看來,的確是幼稚,危險,不成樣子,或者簡直是可笑的。但無論怎樣的愚婦人,卻總以懇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這第一步去,決不會因為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礙闊人的路線而“逼死”他;也決不至于將他禁在床上,使他躺著研究到能夠飛跑時再下地。因為她知道:假如這么辦,即使長到一百歲也還是不會走路的。

——《華蓋集?這個與那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