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來婺源的生態環境與社會變遷

卞 利

[摘 要]明清以來,婺源作為皖南和贛東北的一個山區小縣,一直隸屬徽州府管轄,號稱“吳楚分源”之區。境內山清水秀,林木森森,自然生態環境極為優越;宗族聚族而居,厲行教化;文風昌盛,教育發達;人文蔚起,勛業文章并重,巨商大賈迭出,人與自然呈現出和諧相處的局面。盡管在明末清初的改朝換代、清中葉棚民的亂砍濫伐和清末的咸豐兵燹等社會變遷中,婺源的生態環境曾經一度小范圍地遭受過破壞,但在地方官府、鄉里基層組織和宗族的共同努力下,逐步得到了緩慢的修復。

[關鍵詞]明清時代;婺源縣;生態環境;社會變遷

[中圖分類號]G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6848(2009)03-0037-07

[作者簡介]卞 利(1964—),男,安徽泗縣人,歷史學博士,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徽學和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安徽合肥 230039)

[基金項目]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明清時期的村規民約與鄉村治理”階段性成果(06BZS011);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明代徽州族譜研究”階段性成果(08JJD770085)。

[收稿日期]2009-10-30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Changes of Wuyuan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IAN Li

Abstract: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s a small mountainous county in the south of Anhui and the northeast of Jiangxi, Wuyuan had been a partition of Wu and Chu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Huizhou. With the charming scenery and the superi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gathering clansmen practiced cultivation to attain to flourishing education, cultures and businesses, forming a 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lthough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Wuyuan was once destructed to some extent by social changes, such as the change of times and ages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the Shed people's excessive deforestation in mid-Qing dynasty and Xianfeng's war disasters in late Qing dynasty, it had been recovered grad-ually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the county's basic administrative units and the local clans.

Key words: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uyu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ocial changes

一、明清時期婺源的自然和人文生態

婺源現位于江西省東北部山區,屬上饒市管轄,與安徽和浙江兩省毗鄰。婺源建縣于唐開元二十八年(740年),因最初縣治清華鎮傍依婺水而得名。歷史上,婺源是一個生態環境優越、人文底蘊豐厚的發達之區。境內群山聳立,峰巒疊嶂,河川激蕩,溪流縱橫,素有“八分半山一分田,半分道路和莊園”之稱。全縣面積為2947平方公里,其中林地面積占82.88%,耕地面積只占7.55%,茶果面積占3.65%,水域面積占1.79%。海拔1629.8米的大鄣山為最高,享有“盤踞徽繞三百里,平分吳楚兩源頭”之譽。無論是從地勢還是地貌上看,婺源都和古徽州連成一片,屬于皖南丘陵山區的重要組成部分。

據不完全統計,婺源境內的大小山峰總計達219座之多,其中海拔300米以上的山峰有177座,如大鄣山、石耳山、大廣山、五龍山以及回嶺、浙嶺和虹關諸嶺,多集中于西北和東北部,山勢險峻陡峭,林木郁郁蔥蔥。

婺源的河流縱橫,大小河流約三四十條,如婺水、段莘水、沱川、浙源水等。除江灣水由西溪灌入,大鳙水南流東至浙江衢州過蘭溪注入婺江之外,其余各水大都發源于境內東北和西北諸山。發源于大鄣山、大廣山之南的婺水是婺源境內最大的一條河流,它自發源地穿越群山險灘之后,廣納諸水洪源、考源、白石源諸溪,在清華鎮與浙源、沱川匯合。境內另一支較大的河流段莘水則發源于東北群山,一路奔流湍急,分別在溪頭和汪口與武溪及江灣水交匯南流,最后在今婺源縣城紫陽鎮(古城“弦高鎮”)之武口與婺水相會,三面繞縣城而過,這段河流也被稱為“星江”。星江繼續南流,匯婺源南部諸水,經樂安江出境,最后注入鄱陽湖。

婺源是名副其實的古樹之鄉。良好的生態環境和民間的保護意識,使得婺源境內的千年古樹比比皆是,參天蔽日。據粗略統計,婺源境內現存的樹齡在800~1300年的各類古樹有32株之多;而僅在江灣鎮,樹齡在300年以上的樟樹就達300余株。段莘的千年銀杏樹、清華唐代古楮、虹關古樟、龍山楠木、文公山古杉樹群以及被譽為“此物最相思”的方思山千年紅豆杉等,這些珍貴的千年古木樹,是“活著的文物”,見證了綠色婺源滄桑歷史與社會的變遷歷程。

婺源還是優質茶葉之鄉,所謂“我婺物產,茶為大宗”①。婺源的茶葉自唐代即已名揚遐邇,宋代方形餅茶盛行,方形團茶更是被作為貢品而直接進貢給朝廷享有。明清時期,婺源茶葉產銷兩旺,其盛產的茶葉除托名休寧的“松蘿茶”由商人行銷遠近外,其他如溪頭的梨園茶、硯山的桂花樹底茶、大畈的靈山茶和濟溪的上坦源茶,作為婺源的“四大名茶”,每年源源不斷地被輸往北京,成為貢品,數量達5000斤之多。清代中葉特別是近代開埠以后,婺源茶葉開始外銷,茶商將初制的毛茶運往徽州茶葉加工和集散中心屯溪加工,經閶江、鄱陽湖和贛江,越大庾嶺前往廣州十三行,并在那里進行精制后銷往海外。乾隆年間,婺源約有5萬擔毛茶銷往國內外市場。

“物華天寶、人杰地靈”,婺源自古就是人文薈萃之地,號稱“東南鄒魯”和“人文淵藪”。繼宋代著名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朱熹之后,婺源文風大開,“自虹井發祥、篤生朱子,名臣理學、忠孝廉節之士后先輝映”②。據統計,自唐至清,婺源總共產生了654名文武進士,中舉者更達到了1272人之多,這在我國的一個縣級區域是不多見的。作為文公故里,婺源自古即有重視教育的傳統,雖“十家之村,不廢誦讀”③。婺源還是徽商的故里,明清時代馳騁在全國商業的徽商群體中,婺源商人獨擅茶、木之利。

明清時代的婺源是一個典型的宗族社會,粉壁黛瓦馬頭墻式的徽派古民居建筑錯落有致,黑白相間,與青山秀水構成了和諧相處的優美的自然與人文景觀,精美絕倫,遠遠望去,“粉墻矗矗,鴛瓦鱗鱗,綽楔崢嶸,鴟吻聳拔,宛若城郭”④。宗族聚居,造成了一個村落就是一個強宗大族聚居的格局,“鄉落皆聚族而居,多世族,世系數十代,尊卑長幼,猶秩秩然”⑤。而宗族通過制定族規家法和教化來約束族眾,管理村莊,治理環境,這就使得明清時代的婺源在廣大聚居宗族的管理和治理下,雖僻處山區,但環境優美,社會和諧,秩序井然,形成自然生態環境與人文生態環境優良并和諧與共的局面。正如清代康熙年間知縣蔣燦所指出的那樣,“千巖萬壑,孕秀爭奇,最擅山川之勝,而又以紫陽夫子篤生其間。故其人往往淳樸,蹈禮義而被詩書”⑥。乾隆年間婺源知縣俞云耕也說:“星源之為邑也,大鄣盤踞乎徽(州)、(上)饒,朱子繼述乎鄒魯。山阜崛起之雄,賢哲挺生之異,實為海內靈奧名區。大江以南,聲名文物著稱者,是為最?！雹?/p>

可見,論生態環境和人文環境之優,婺源當之無愧。

二、明清以來婺源生態環境的治理與保護

明清時代是婺源社會、經濟與文化發展的鼎盛時期,特別是在明代中葉以后至清代前期,鐘靈毓秀的婺源無論在生態環境還是在人文環境上,都達到了極盛的巔峰?！捌渖娇⒍?以故賢才間出,士大夫多尚高行奇節,在朝、在外,多所建樹。其潛心性理之學,代不乏人”⑧。在西北部的桐川朱氏宗族聚居地,“英才接踵,文章華國,濟濟后先。詩禮傳家,振振子孫,宇內夙推鼎族;鳳翥蛟騰,藝苑群仰,名鄉云蒸霞蔚”⑨。在東距清華鎮僅十里許的龍溪俞氏宗族聚居區,“山環水秀,毓為人才,家多素封,華實并茂”⑩。在西北沱川的北岸,理坑村沿臨溪石板路延伸,迤邐展開它清新秀麗的南立面,粉墻黛瓦的古舊宅,點綴著錯落跌宕的馬頭墻,變化有情有致,形成聞名遐邇的水街景觀。明代中葉后,理坑先后涌現出一批有名望的碩儒、官員,文風文運歷數百年而不衰,以至至今不足千人的小山村,就有“尚書第”(明萬歷間工部尚書余懋學的府第)、“都諫第”(明萬歷間禮科給事中余懋孳的住所)、“司馬第”(清康熙間兵部主事余維樞的住所)、“大夫第”(明萬歷間東粵提舉余世榮的住所)、“天官上卿”府(明天啟吏部尚書余懋橫的府第)、“官廳”(明崇禎間廣州知府余自怡奉旨敕建)等多處名人宅第。

婺源優美的自然環境,得力于人文底蘊的厚重和地方官府、鄉村基層組織、宗族及普通民眾的保護意識的強烈與高度重視。

婺源素來具有崇尚堪輿風水的傳統,重視村落的選址和墳墓的保護,依托聚族而居的宗族居住特點,形成了成熟而完備的宗族管理制度。婺源的古村落遵循堪輿風水的傳統理論,精心物色和選擇依山傍水的區域作為宗族聚居中心的村落,并苦心積慮地進行營建和改造,進而刻意地加以維持和鞏固,以期符合天人合一的居住理念,維護良好的人居環境。

在遍布婺源城鄉的人居聚落中,篤信堪輿風水學說的婺源人尤其重視水口和龍山的保護。在婺源人的心目中,水口是一個村莊的水進、水出的重要場所,是關系到村莊的興衰和人丁的興旺發達與否的關鍵。因此,每一個聚居的宗族大都加意于水口的營造,在周邊廣植林木,涵養水源。李坑水口的文昌閣,延川水口的關帝廟和文昌閣,虹關參天蔽日的古樟樹林下,都是經過堪輿風水專家精心選擇、營造的村落水口的典型代表。在俞氏宗族的聚居村——汪口,江灣水與段莘水在村南匯合,形成了枕向山、面流水的格局。于是,俞氏族人在向山上精心培植林木,“掌養樹木,垂蔭森森”(11),形成了青山疊翠、河流清澈的村莊水口環境。在延川,“村外水口,歷蓄山苗蔭護宅基,誠以水口山神廟墳冢胥賴庇蔭”。水口樹木嚴禁亂砍濫伐,更“不許入該村水口林內搬枝摘葉”(12),否則,將聞官治罪,決不寬貸。思口鎮鄣山外村甚至在乾隆年間呈請縣府,專門頒布了嚴禁盜砍和侵占后龍山的《告示》,云:本村四戶公置之的俞師坦、茶塢、里田塢,面前山、下塢、西培、頭下塢、上培、板門橋、林子坑、黃培山、倉塢培等處山場12處,為“一村之來龍,面前水口攸關。栽種杉松竹木,掌養保護,屢被無知小民入山侵害。今村僉議,業經唱戲鳴約加禁,但恐人心不一,未沐示諭,仍蹈前轍。為此,公叩憲太老爺恩準賞示,勒石嚴禁,俾愚民知有法究,而山場永無侵害,合村感戴上稟等情。據此,合行示禁。為此,示仰附近居民人等知悉:嗣后,王文等公置俞師坦等處山場杉松竹木,乃一村攸關,□□□□□山侵害。倘有不法棍徒擅敢砍伐,許業主同約保指名,據實赴縣具稟,以憑嚴拿,大法重究,斷不寬貸?！?13)

敬宗尊祖、報本追源是婺源悠久的文化傳統。婺源人特別重視祖先墳墓的營建、培護和祭掃,認為:“墳墓為根本之地,子孫枝葉榮瘁所系?！?14)墳墓周圍專門栽種樹木,以庇護祖蔭。故《婺源縣志》云:該縣“尤重先塋,自唐宋以來,丘墓松楸,世守勿懈?！娓钢?則子孫春首必謁,歲暮必奠,省松楸,禁樵采。有樵牧者,子孫仇之?！?15)為此,聚居于婺源城鄉各地的宗族大都訂立族規家法和村規民約,要求全體成員不惜一切代價,對祖墓的林木進行保護,嚴禁砍伐和破壞。江灣江氏宗族就在《祠規》中嚴厲規定:“墳墓為根本之地,子孫枝葉榮瘁所系。我族人以各祖墓宜隨時親身展省,來龍、水口、向山有庇蔭處,嚴謹樵采,密訪侵犯?！敬鍋睚?、水口等山,亦不許樵采,挖土破壞,致傷基圖命脈。如犯,祠正副重加責罰,毋少徇情?！?16)這一規定,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保證了墳墓周圍的山林,維護了祖墓周邊生態環境的安全。

山多田少、糧食不能自給的婺源人主要是靠山吃飯,“每歲蓋田所入,不足供通邑十分之四,乃并力作于山,收麻、藍、粟、麥,佐所不給,而以杉桐之入易魚稻于(上)饒”(17)。但杉桐等林木資源是有限的,要想維持林木資源源源不斷地供給,就必須加意進行興養和栽植,維持一種可持續發展的局面,嚴厲禁止亂砍濫伐森林。這一點,婺源人是深有體會的。為此,不僅宗族重視山場林木資源的保護,而且民間還自覺地成立各種團體,同地方官府和宗族里保等組織一道,共同致力于森林保護。清末光緒年間,延川村村民就自發地成立了老燈會組織,并勒石立碑,嚴禁亂砍濫伐山林,要求“上嶺底山場,長養杉松雜木,原為村蔭起見,茲復演戲加禁。嗣后,內外人等毋許入來龍山伐木取土。如敢故違,定行照章議罰,決不姑寬”(18)。為避免因不慎造成山林大火導致林木資源的損失與破壞,清末光緒十三年(1887年),洪村在大火之后,還專門頒布禁示,嚴禁擅自入山侵害,違者將遭到重罰,告示指出:“下山、繠塢山場,初新眾清業,今被誤燒,經中挽情勒石:嗣后,內外等毋許入山侵害。如再犯者,重罰?！?19)

婺源人不僅通過各種方式保護著村莊和山場的林業資源,而且對水資源和動物也刻意地加以興養和保護。明清時代,嚴禁在河流中恣意挖沙取土、禁止擅自捕獲野生動物等族規家法和村規民約也屢屢見諸婺源各地的宗族譜牒及石碑告示,遍布各個山村的放生池和養生河(20),就是這種民間保護動物資源行為的集中體現。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六月,婺源知縣胡玉瑚應漳村鄉紳、約保的要求,專門頒發了養生勒禁、維風杜患告示,責令“漳溪一帶,上至灘頭,下至灘尾,毋許仍前日集河干,灰網魚竿,肆行雜沓,以及裸體水泅等事。如有故違,許該業主協同約保,立即指名赴縣稟報,以平嚴拿究處,決不輕貸”(21)。嘉慶十五年(1810年)四月,洪村亦奉婺源知縣憲示,在該村上至南沅口亭、下至下水碓碣的水域范圍內“養生”(22)。這些舉措,有力地保護了當地的動植物資源,維系了自然生態的穩定和平衡。

正是通過地方官府、宗族、鄉村基層組織和民間團體以及千千萬萬婺源人一代一代自覺的積極努力,婺源的河流山川和動植物資源才得到了良好的保護,形成了生態平衡,在保護河流山川和動植物資源的同時,也為自身營造了美好的家園,正如詹佩弦匯編歷代歌詠號稱“江南第一樟”——虹關古樟的詩文集《古樟詠集》所描繪的那樣:“樹蔭虹關數百年,休(寧)、黟(縣)、祁(門)、歙(縣)盛名傳。幾多詞客增詩意,仰視云霞俯聽泉?！?/p>

三、明清以來婺源的生態環境與社會變遷

良好生態環境的孕育和維系,需要社會各個階層人士的精心努力,但自然和人為的動亂及災害,往往會使得生態環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和破壞。就婺源這一山區小縣而言,明清時代突如其來的山洪等自然災害和社會動亂往往使得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良好生態環境受到破壞;而生態環境的惡化,則又會反過來直接威脅到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影響社會的穩定。盡管在自然災害和人為動亂之后,包括地方官府、鄉紳和民眾等極力修復被破壞了的生態,但在一段時間內卻很難迅速恢復到原狀。因此,生態環境與社會變遷盡管并不是完全同步,但卻是相輔相成的。

先來看自然災害,根據民國《婺源縣志》,我們特制作明清時期婺源自然災害一覽表如下(23):

從上表統計中,我們不難看出,明清時代婺源的自然災害是較為頻繁的,每一次自然災害都會給當地的環境與生態帶來一定破壞,給民眾的生產與生活造成一定的損失,大者甚至影響社會的穩定。在婺源諸多的自然災害中,頻繁發生的水災以及隨后相伴的次生災害,對婺源自然環境和民眾生命財產的破壞,影響巨大。明末天啟四年(1624年)五月婺源發生了一次大水,“朔,邑大水,舟泛于市,主簿公廨深三尺。既望,又大水,舟往來城堞上,西南城門圮,民居多漂毀,溺死者甚眾,田皆沖漲”。清末光緒四年(1878年)五月,婺源再次“洪水暴漲,學宮前深五尺余,總坊前深六尺,正南門月城圮,自有年橋以下,舟皆城上往來,漂廬舍、浸田禾、流尸棺無算”(24)。更為嚴重的是,婺源的水災往往連續性發生,如光緒四年的水災僅一年之內就連續發生3次,而且水災之后往往伴隨瘟疫和饑荒等次生災害。自然災害雖然是天災,是無法避免的,但正如《婺源縣志》所指出的那樣:“天時人事互居”;“天人之際,禎繡有以相盈,政善而祥臻治,失而咎見,自然之應也?！?25)天災是大自然對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的一種懲罰,要敬天法民,尊重自然,并在災害過后及時對災民進行賑濟和救助,對破壞了的環境和設施進行修復,把災害造成的損失降低到最低限度。

戰亂對自然環境生態和社會經濟的破壞也是巨大的。就明清時代的婺源而言,其規模較大、影響較深的社會動亂主要有清中葉的棚民涌入及清后期的咸豐兵燹。

婺源有棚民始自明末,“粵自明季,奸民漁利,鑿石燒灰”(26)。清代乾隆以后,來自安慶、池州、寧國等府和浙江、江西甚至福建等地的流民,攜家挈口,大規模進入包括婺源在內的徽州山區。他們于深山之中搭棚居住,或開山種田(包括種植苞蘆等耐旱高產作物和煙葉、藍靛等經濟作物),或采煤燒灰,從事種種謀生或營利的生產經營活動,“徽寧在萬山之中,地曠不治,有賃耕者即山內結棚棲焉,曰棚民。棚民之多,以萬計也”(27)。乾隆中葉以后,棚民大量無序地涌入與婺源交界的休寧縣回溪、嶺南和龍田等山區,并由此進入婺源北部山區。棚民的大規模進入,并進行無序的墾山種田和燒挖煤炭等礦物開采,造成了當地的水土流失,使得徽州山區的生態環境遭到了較為嚴重的破壞?！扒∧觊g,安慶人攜苞蘆入境,租山墾種,而土著愚民間亦效尤。其種法必焚山掘根,務盡地利,使寸草不生而后已。山既盡童,田尤受害。雨集則砂石并隕,雨止則水源立竭,不可復耕者,所在皆有。大溪旱不能蓄,澇不能瀉,原田多被漲沒。一邑之患,莫甚于此”(28)。婺源漳村和汪口就遭到了棚民的非法侵入及無序開山墾種,漳村俞師坦茶塢、里田塢等12處山場,“屢被無知小民入山侵害”(29)。汪口向山,“乾隆四十三年,無藉之徒盜行砍伐,適值張主仙逝,迫稟軍廳,已蒙究詳在案。奈日久玩生,復萌覬覦。旦旦而伐,山必童赭;事關禍福,害切肌膚”(30)。為此,汪口俞氏宗族鄉紳吁請婺源知縣頒示嚴禁之。

棚民在婺源山區挖山墾種、無序開采,給婺源山區的生態環境帶來了災難性后果,不僅使山區植被遭到大量破壞,造成了水土流失,而且使生活環境受到破壞。與婺源相鄰的休寧龍田,因遭棚民開墾,導致“溪圳盡塞,河水泛濫,田園交漲,房屋沖坍”(31)。為此,婺源從官府、宗族、約保和普通民眾掀起了一個保衛家園的運動,這就是驅除棚民運動。這次運動的結果,使婺源民眾生態環境意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強化,為婺源優美生態環境的維系和社會的良性發展奠定了廣闊而堅實的群眾基礎。

清末咸豐兵燹是婺源歷史上最為慘烈的重大事件。從咸豐五年(1855年)二月到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太平軍先后20次攻陷婺源縣境,12次占領婺源縣城,從南到北,自東而西,清軍、鄉村團練武裝和太平軍在婺源城鄉各地展開了激烈的廝殺,前后大小戰斗達85次之多。婺源受禍之慘烈,波及縣境地域之廣,在婺源歷史上都是空前的。正如民國《婺源縣志》所云:“清康熙初閩寇平定,二百余年不見兵革。乾嘉以來,士奮于學,農勤于野,商賈牽車遍都會。盛哉,稱富庶焉!發逆陷金陵,東南荼毒,郡邑邱墟,蹂躪無虛歲?！?32)咸豐兵燹給婺源的生態環境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人口大量死于兵火,繁華市鎮和城鄉居民被焚劫一空。咸豐七年(1857年)七月,婺源縣城弦高鎮被太平軍攻陷,縣治門頭及民居被焚毀,許村、港頭、寺前等處也次第被焚掠,民居被焚毀殆盡。次年八月,縣城公署廟宇盡被拆毀。十年,江灣、汪口民居被毀過半?！霸庀特S兵燹,十室九空,田畝荒廢無算”(33);“發逆而后,商業衰頹,十室九空”(34)。在嚴田,咸豐七年,李氏宗族“慘遭兵燹,煌煌區制,片瓦無存?！曰浄藬_婺以來,各派宗譜焚于賊火者有之,殘缺失次者有之”(35)。

咸豐兵燹平息后,婺源地方官府、宗族和鄉村基層組織及廣大民眾,積極采取措施并努力恢復被破壞了的生態環境,致力于經濟和社會建設。在官方,婺源官府明確提出并制定了了恢復生態、發展林業、興辦實業、振興經濟的政策。誠如《婺源鄉土志》所云:“山林之利,我婺獨擅,惜農力不勤,半成荒穢。故今日講求實業,斷以提倡林學為先”(36);“生利日寡,分利日多,經濟困難,實由于此。我邑岡巒重疊,其民精神堅忍。竊謂嚴樵采之禁,則林業可興;辟風水之謬,則礦業可興易;組織公司,優獎藝徒,則工業、商業可興?！?37)在民間,勃興于清末的婺源各種社會團體組織——會社,根據自身性質,分別肩負著振興教育、文化、經濟和改良風俗的重任,“婺邑社會,有以一邑為范圍者,有以一鄉一村為范圍者。紫陽學社目的在輔助官治,文廟燈會目的在莊嚴祀事,勸學所目的在普及教育,自治研究所目的在討論公益,物產分會目的在宏獎實業,統計分會目的在調查庶物,不纏足會目的在改良閨范,皆以一邑為范圍者也。城鄉之集善局,以慈善為目的,水龍會、水籌會以拯火災為目的。各鄉文會以觀摩文藝為目的,青苗會以保護農林為目的,橋會、路會以便行人、備水患為目的,皆以一鄉一村為范圍者也”(38)。在宗族,咸豐兵燹后,聚居于婺源各地的宗族在經歷失去家園和譜牒的慘痛后,紛紛于同治和光緒年間,捐資重建祠堂、重修譜牒,以維系已經中斷的宗族記憶和文化?！懊?、鄉賢、昭忠、節孝等祠,如各姓宗祠,經理維持,皆歷久不懈”(39)。然而,時過境遷,百廢待興,百業待舉,已經大傷元氣,在短時間內,婺源很難恢復到昔日繁華的景象,所謂“生計既極艱難,商賈迥不如前,而十匠九柯,工價又數倍,囊昔居斯室者,但得鹿瓦M咦髡稀溉為墻足矣”(40)。加之西方殖民者的侵入,鴉片對婺源人的毒害,茶葉的滯銷,婺源社會和經濟終究沒有能夠恢復到明代中葉至清代前期的鼎盛階段的水平,而生態環境的改善也循著歷史和文化的慣性一直向前緩慢地行進著。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婺源經濟、文化和社會的進步,才得到全面的修復,成為環境生態優良、社會經濟和文化和諧發展的“中國最美的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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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愛中.2000.初識婺源[M].黃山:徽州社會科學編輯部.

葉義銀.1993.婺源縣志[M].北京:檔案出版社.

責任編輯:胡穎峰

①光緒《婺源鄉土志》第六章《婺源風俗》。

②民國《婺源縣志》卷首《凡例》。

③⑤康熙《婺源縣志》卷二《風俗》。

④(清)程庭《春帆紀程》。

⑥康熙《婺源縣志》卷首《序》。

⑦乾隆《婺源縣志》卷首《序》。

⑧康熙《婺源縣志》卷二《風俗》。

⑨乾隆《桐川朱氏宗譜》卷一《知啟》。

⑩乾隆《龍溪俞氏家譜》卷首《附舊跋》。

(11)《清乾隆五十年十二月婺源縣嚴禁盜伐汪口向山林

碑》,原碑現嵌于江西省婺源縣江灣汪口村舊鄉約所墻 內。

(12)《清嘉慶二十五年三月婺源延村弭賭杜竊告示》,原碑 現鋪于江西省婺源縣思口鎮延村汪松林宅地面上。

(13)《清乾隆二十七年五月初十日婺源漳村合村山場禁 示碑》,原碑現嵌于江西省婺源縣思口鎮思溪村一古廟 墻中。

(14)(16)道光《蕭江家乘》卷十一《祠規》。

(15)康熙《婺源縣志》卷二《風俗》。

(17)光緒《婺源縣志》卷四《風俗》。

(18)《清光緒二十七年仲春月婺源延村老燈會加禁伐木取土 碑》,原碑現立于江西省婺源縣思口鎮延村村后嶺道 旁。

(19)《清光緒十三年婺源洪村加禁山林碑》,原碑現嵌于江西 省婺源縣清華鎮洪村光裕堂內。

(20)《民國三十三年婺源下曉川養生河碑》,原碑現立于江西 省婺源縣江灣鎮下曉起村。

(21)《清乾隆二十五年六月二十日婺源漳村養生維風禁 示碑》,原碑現嵌于江西省婺源縣思口鎮漳村一古廟墻 上。

(22)《清嘉慶十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奉憲養生碑》,原碑現嵌于 江西省婺源縣洪村長壽古里村門墻壁中。

(23)(24)(25)民國《婺源縣志》卷七十《祥異》。

(26)康熙《婺源縣志》卷首《舊序?詹養沈序》。

(27)(清)高廷瑤:《宦游紀略》卷上。

(28)同治《祁門縣志》卷一二《水利志?水碓》。

(29)《清乾隆二十七年五月初十日婺源漳村合村山場禁示 碑》,原碑現嵌于江西省婺源縣思口鎮思溪村一古廟墻 中。

(30)《清乾隆五十年十二月婺源嚴禁盜伐汪口向山林碑》, 原碑現嵌于江西省婺源縣江灣汪口村舊鄉約所墻內。

(31)《清嘉慶八年十月休寧浯田嶺嚴禁棚民入山懇種碑》, 原碑現嵌于安徽省休寧縣龍田鄉浯田嶺一家雜貨店墻 壁上。

(32)民國《婺源縣志》卷十二《兵戎》。

(33)民國《婺源縣志》卷首《序》。

(34)(37) (38)(清)劉汝驥:《陶甓公牘》卷十二《法制科?民情習

慣》。

(35)光緒《嚴田李氏宗譜》卷首《序》。

(36)光緒《婺源鄉土志》第六章《婺源風俗》。

(39)(40)《陶甓公牘》卷十二《法制科?婺源紳士辦事之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