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經之辨：回到常識和現實

楊東平

近年來主要由民間力量和自由知識分子推動的新一輪“傳統文化熱”，與1980年代學術界的文化熱很不相同，無論各地開展的少兒誦讀經典活動，北京的一耽學堂以及一些民辦學校、農村新興私塾等，都致力于行動和實踐，探索在當前環境下開展傳統文化教育的可行之路。比較而言，媒體上學者對讀經的論辯仍膠著于義理、概念，陳義極高，立論極深，卻顯現出與社會現實的反差和疏離。這并不是說文化討論不重要，而是主張對當下“傳統文化熱”的研究，應當更多地從實證、經驗和常識出發，從社會現實中認識問題和探尋原因，套用一句顧準的話，應當從理性主義回到經驗主義。

民間力量復興文化傳統的自發努力，產生于喪失了道德感和文化意義的社會生活，來自社會深層民族性的覺醒和現實焦慮。在全球化和功利主義、工具主義的社會環境中，青少年一代作為中國人的文化特質正在迅速喪失，對文化傳統可以一無所知，對書法、民樂可以一竅不通，劍橋英語卻不可一日不讀，視麥當勞、肯德基直如親娘老子。各地在經濟開發中嚴重破壞歷史文物和自然環境，一些地方甚至將贍養老人的基本道德都難以維系，都反映了傳統斷裂所造成的深刻道德和文化危機。當下所謂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無論擁護還是反對讀經，基本已無國學素養可言，許多人甚至缺乏對傳統尊重的情感和企圖了解的態度；而擁護或反對讀經的上一輩學人，無不具有深厚的國學根基和與傳統的天然聯系。

今天我們已經可以認識，世界上各種文明類型的社會都可以演進、轉型而進入現代，儒家文化也完全可以與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法制社會兼容。因而，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是以否定、割斷自身的歷史文化傳統作為文化方針和教育方針的。越是在全球化時代，民族化越成為一種有價值的追求。一個不尊重自身歷史文化傳統的民族，不可能贏得其他民族的尊重。中華民族的復興，不可能是作為“經濟動物”的崛起。這一切，正是當下傳統文化熱的社會動因和現實合理性。它主要不是學者討論出來的，而是產生于強大的社會需求。

當前在一些學校和社區開展的少兒讀經活動，準確名稱是“兒童經典誦讀工程”，取材主要為《三字經》、《弟子規》等古代蒙學讀物、孔孟學說，以及唐詩、宋詞等歷代佳作，也包括近現代中外文化名篇，并不排斥現代社會普適的思想、文化價值，通過“與經典同行，與圣賢為友”的誦讀活動，達成在民族文化、傳統道德和心理、情感方面對兒童的啟蒙。將此讀經混同于袁世凱的復古讀經，視為愚昧、倒退之舉，是一種想當然的誤解。

即便對那些高調的復興儒學之說，我也視為是一種善意的“矯枉過正”策略。由于儒教所依賴的農業社會、家族制度等宗法社會的基礎已不復存在，說它仍能成為現代社會的主宰性力量是不真實的。今天談儒家文化、談國學，不過是企圖重新建立與傳統的微弱聯系，培養對傳統的基本認知和情感，建立其作為多元文化之一元的合法性，哪里是要重新“定于一尊”甚至抵御現代文化，不過是爭取“一席之地”而已。比之佛教、基督教尚有寺院、教堂可以傳習，而儒教卻幾無立錐之地，顯然是不正常的。

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是延續和傳承文明，從而凝聚社會和民眾，并在繼承中創新。西方教育史上也屢次出現回歸經典的教育運動，20世紀出現過著名的永恒主義、要素主義理論和大學的“核心課程”。對此雖然也眾說紛紜，見仁見智，但沒有人會說他們是倡導愚昧或倒退、復辟之舉，正像沒有人會批評《圣經》陳舊過時。

今天，我們對弘揚傳統文化應當抱有更加民主、開放和寬松的心態。儒家文化教育應當進入學校教育的主渠道。除了少兒誦讀經典之外，中學、大學都應當開設專門的《儒家文化》、《中國傳統文化》課程，作為受過教育的中國人最重要的核心課程。

其實，五四時期的中國教育家已經接觸過傳統與現代化、民族化與國際化這樣的沖突和挑戰，處理得似乎比我們更好、更高明。如陳鶴琴的“活教育”理論提出的教育目標“做人，做中國人，做現代中國人”，便生動顯示了打通古今中外的理想和智慧，這難道不是今天我們也應當堅持和追求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