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任之際談美國高等教育政策得失

周岳峰

隨著布什政府第二任期屆滿，從2005年起出任美國聯邦教育部部長的瑪格麗特·斯佩林斯（Margaret Spellings）女士也隨之卸任，她在卸任前夕接受了美國《高教紀事報》記者的獨家專訪，對于在出任聯邦教育部部長期間她所處理的美國高等教育中一些核心問題，包括她任命一個由19人組成的高等教育未來委員會一事，斯佩林斯重申了自己的觀點，她還談及學生貸款、學生資助以及大學費用等外界所關心的熱點問題，并就美國高等教育如何適應21世紀的需要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以下是這次采訪的主要內容。

問：您在聯邦教育部部長辦公室的時光，可能會因為您任命高等教育委員會一事而為人們所記住，該委員會花了一年的時間，尋找改進高等教育入學機會、負擔得起學費和問責制的辦法。一方面，許多高校抱怨說，您批評它們未能改進它們早先啟動的問責制的努力，另一方面，許多高校覺得您對它們施壓太緊，過于嚴厲，最終它們只好讓國會出面來阻止你的做法。您是否是帶著如下這種感覺，即大學尤其四年制私立大學中那些直言不諱的批評者，真地懂得以資質而不是聲譽為基礎的這種競爭的必要性而離開部長辦公室的？

斯佩林斯：正如我所看到的，高等教育界的很多人都看到,我們必須向消費者提供更好、更多有用的信息。我為彼得·麥克弗森（Peter McPherson）（全國州立大學和贈地學院協會主席）和他發起的自愿性問責制而感到自豪?，F在共有300多所學校參與其中。我們動用了中等后教育改進基金贈款，以確立各種問責制的模式等。因此，這是我所希望的向消費者提供更多、更好信息的一個開端。

是否有惡意的批評者呢？當然會有的。但是，無論什么時候，當你嘗試作出改變時，尤其當標準的作業程序是“要么給我們錢，要不就別管我們”時，總會產生一些不愉快。但是，我確切知道的一點是，家長和學生都希望并理應獲得有價值的信息，這是很合理的。

問：如果您讓美國那些最負盛名的四年制私立大學都靠各自聲譽過日子的話，您能否讓它們做一些可能使得它們看來好象并不是這個星球優勝者的事情嗎？

斯佩林斯：眼下我們有一項正在進行當中的自愿性活動，我感到自豪的是，它是由那些通過土地撥贈方式建立起來的高校領頭，值得一提的是，它們正在展示高等教育經驗是一種多么偉大的價值，尤其在經濟緊縮時期，當我們知道我們需要擁有一個產出能力基本上是現有體制兩倍的高等教育體制時更是如此，這并不是在中傷其他高校。至于不少脫離這種體制的孩子，我們需要找到更好的方法來加以解決。除了精英私立大學外，還將通過其他類型的高校來填補這種差距。

問：負責中等后教育的聯邦教育部助理部長戴安·奧爾·瓊斯（Diane Auer Jones）于5月辭職，此后，她曾說過，她需要逃離一個高層根本不重視文科、相信大學應該專注于培養對產業具有特定價值畢業生的教育部門，這是對您的一些高級顧問的準確描述嗎？你覺得大學課程應在多大程度上追隨商業的主要議題？

斯佩林斯：我只想說的是，我自己的女兒就上了一所很杰出的人文學院，學費相當昂貴，讓我感到興奮的是，她擁有了這種經歷。她正在接受很棒的藝術教育。因此，至少就我自身的經驗來說，作出那樣一種評價似乎有點兒奇怪。

問：至于那些向您提供建議的其他人呢？

斯佩林斯：我不可能提到聯邦教育部其他人的個別態度。很顯然，我們全都有我們自己的經歷，我們都有自己的觀點。

問：在您卸任之際，另外一個研究小組剛剛發表了一項報告，該報告指出，大學教育費用的上漲速度超過了通貨膨脹率。您是否同意這樣的看法，即大學各種費用的增速超過了它們本應有的增速，要是這樣的話，為什么費用問題一再藐視控制它的各種努力？為自身利益著想，高校是否將此看作是它們需要解決的一件事情？

斯佩林斯：這是一個共有三個部分的問題。第一部分是，這是一個問題嗎？你已經見過了相對于衛生保健費用，不斷增加的高等教育費用和生活以及其他項目費用之間的比較。高等教育費用7%~10%的漲幅，遠遠超過了其他項目費用的漲幅。我的確認為這是一個令人關注的問題。這種情況有著許多原因，其中之一便是州援助和其它形式外部支持的減少，這就意味著高校不得不靠學費來彌補不足。

更為重要的是，在強調紀律的高校體系當中并不存在任何的刺激因素，本身也不存在任何控制費用的內在動機。

問：您是否認為高校已認識到它們走上了不可持續的道路？

斯佩林斯：許多大學都已認識到了這一點?；氐絾栘熤七@個問題，當然，我們在幼兒園到12年級這一階段也看到了這一點。我認為，這些問題是相互強制施行的，而不是相互不一致的。換句話說，更多的透明度和更多的問責制，有助于描繪一幅顧及各種資源水平的圖景。但是，我認為，當我們的經濟正處于收縮時期，為了更多的人，我們將不得不尋找更為有效的辦法，而要做到這一點，我們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問：雖然布什總統確實簽署了大幅度增加佩爾助學金的法案，但是一直拖到2006年。學生資助的倡導者對于學術競爭助學金和智慧助學金（SMART Grant）項目是否明智提出了批評，說它們將以資質為基礎的各種因素引入至聯邦援助方程式里，從而削弱了政府所作出的幫助盡可能多的學生上大學的承諾。您將您對援助的處理方法，看作是對符合獲得聯邦助學金資格的高校學生人數進行限制嗎？

斯佩林斯：我絕對不這樣看待此問題。學術競爭和智慧助學金項目適用于獲得佩爾助學金資格的孩子。這些對于貧困學生來說是額外的刺激計劃，我始終相信他們是聯邦財政援助的重點并理應如此。對于這個體系是否能夠更好地運作，我認為，當然可以正像大家都知道的，佩爾計劃應該是聯邦援助主要推動力。而事實是，我們還有16個其他項目，它們具有各種不同規則和條例，我認為這削弱了佩爾作為聯邦財政援助主要推動力的目標。

布什總統在2000年呼吁大幅度增加佩爾助學金，我們每一年都朝這個目標努力。的確，當我們想出一種利用強制性的基金和自由決定的基金相結合的辦法，國會批準其運作起來時，佩爾助學金的數量獲得了最大幅度的增加。

問：當布什政府上臺之時，他被普遍看作是以銀行為基礎的保障學生貸款制度的朋友和監護人。然而，隨著政府逐漸放松管制，這套以銀行為基礎的系統正處于危機之中。這種系統沒落的好多部分，跟最近經濟的不景氣有關，這場危機也可能是由于各個部門的政策和工作人員，以及在國會中產生的對這些政策和人員缺乏信心所致的。政府問責辦公室（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和聯邦教育部的監察長，對于聯邦教育部對監督學生貸款公司所作出的各種承諾，一再提出質疑。我們已碰到了類似這樣的事件，其中一個涉及利瑪竇·豐塔納（Matteo Fontana），這名聯邦教育部官員被控在一家他受委托監管的貸款公司中持有股票，在這個向某些放貸者保證他們的貸款有9.5%回報的項目中存在各種漏洞，據估計造成了10億美元的損失。當涉及學生貸款問題時，聯邦教育部是不是沒有留意到學生和納稅人的最佳利益？

斯佩林斯：不對，不對，我們不是這樣的。正如你可能知道的，就在不久之前，直接貸款的數量出現了極為顯著的增加，并已新增了大量的學校。另外，由于提高了貸款限額，在大學理事會所屬的高校中，貸款的數量已經增加了，我們一直是這些項目出色的“管家”。

至于聯邦教育部監察長的報告，我采納并施行了他所提出的大部分建議。我們著手開始工作，并清理了需清理的東西，我們極為自豪，我們是這兩個項目很出色的“管家”。

問：在9.5%回報這一事情上，每次提到它時，總會聽到有人問道，為什么我們不忘記這件事呢，因為聯邦教育部部長已經解決了它。我知道您認為已經從根本上解決了這件事，但是，基于其所涉及的金額數量以及幕后的問題，為什么有些人會覺得此事未獲解決？

斯佩林斯：我的好處是知道事實。作為這些項目的一位決策者和管理者，我被賦予為美國政府調查這些項目優缺點的權力和處置權。在審核了大量的事實之后，我斷定政府為這些費用所承擔的潛在風險，肯定超過了這起案件獲得和解實際支付的數字。所以，我堅持這一決定。很明顯，當時的事實與目前的事態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認為這是正確的呼聲。我當時這樣想，我現在還是這樣想。如果在現在這個時刻，同樣的事實擺在我的面前，各種條件都是一樣的話，我將不得不采取相同的方式。但是，同樣重要的是，要將此案的和解置于這些貸款項目的規模非常龐大這種性質的背景之下。您知道，這是價值850億美元的融資項目。在安排各種事情的過程當中，我認為這是絕對正確的呼聲。

問：布什政府增加了用于基礎科學研究的聯邦資金，其中許多獲得了高校的認可。然而，布什政府各種科學政治化的行為，已招致人們的反復投訴，其中包括2004年一封來自60多位著名科學家的聯名信，該信批評政府有系統地歪曲在有關環境、衛生健康、生物醫學研究和核武器等問題上的科學事實。聯邦政府是否應該繼續成為美國大學校園所從事的基礎科學研究的一個主要資金來源？大學是否應該在沒有任何指導結果的政治考慮因素情況下自由地展開這類研究？

斯佩林斯：我將會回答該問題的第一部分，答案是肯定的。這是在我的腦海里辨別美國高等教育有別于其他國家高等教育的東西，在美國的高等教育中，有關研究，我們擁有非常牢固的公私伙伴關系，這些研究隨后在我們的高等院校之內被孵化，接著出口至私營部門。這就是使得美國高等教育偉大的東西，這就是使得我們的國家富有創新和偉大的東西。一點兒也沒錯。

現在，圍繞著有關美國納稅人支持力的事情，肯定存在著各種界限。很顯然，我并未參與那些建議或那些具體的決定。聯邦教育部并不掌管著研究經費，我會讓我的同事來回答那些事情的具體情況。然而，無論什么時候，當你跟聯邦納稅人的錢打交道時，肯定存在著政策公平性的問題。

問：您在這里是否還想提到其他事情？

斯佩林斯：我并不想讓人們“只見樹木，不見森林”。首先，我想說的是，我感到自豪，我花費了較多的時間并身體力行地從公共政策的角度來思考、談論美國高等教育的各種問題并提出各種倡議。這些都未兌現。我認為，在這個話題上，我們剛剛處于一個真正的公共論述的開始時期。20世紀50年代的高中畢業文憑，越來越類似于今天至少兩年的中等后教育。如果我們打算讓很多人以及更多的人——尤其是不同膚色的人——獲得入學機會、受益、負擔得起并完成美國高等教育的話，我們將不得不做一些與眾不同的事，正象我們打算要達到《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的各項目標，并讓每個孩子到2014年時在閱讀和數學這兩門核心課程中達到既定年級熟練水平，我們將不得不去做的事一樣。那些并不是不謙虛的目標，它們不是我們以前曾做過的事。這將需要更為大膽和敢想敢做，它將動用各種資源，我想讓人們知道，有重大的政策問題擺在我們的面前，這些問題對于個人和我們的國家來說至關重要，而我們只不過剛剛開始著手這些工作。

問：在這個國家，存在著這樣一種觀念，即大學就是你去那里并在學生宿舍住上四年這種傳統經歷。我們需要讓美國人民擺脫這種思維方式嗎？

斯佩林斯：我認為，我們有這種需要?？孔约旱男燎趧趧舆^上美好生活的日子，目前在全國各地已漸近黃昏。這意味著，有更多的美國人不得不接受中等后教育。我們需要改變這種狀況，這是極為緊迫的事。

問：您可能不想猜測當選總統奧巴馬將會挑選誰，或他應該挑選誰來取代您，但對于什么樣的特殊素質對一名聯邦教育部部長極為重要，您是否可能提出一些建議？例如，有些人說，作為一名內閣部長，更多的是一項管理工作而不是政策工作。因為您這個特殊的內閣職位，更多的是有關從幼兒園到12年級的事，而不是有關高等教育的事，因此存在著許多意見，對此您有想法嗎？

斯佩林斯：每個時期，一系列的政策挑戰要求某一特定類型的人，而這并不總是同一個人。有時高等教育問題更加緊急，有時候從幼兒園到12年級的事更為緊迫。有時候，管理問題要比其他問題更為復雜。在某些方面，時代將決定需要什么樣類型的人。對于他在教育方面想做的事，當選總統奧巴馬有責任進行思考，從而使得時代的各種挑戰與他的目標相一致，并尋找擁有符合這兩套標準所必不可少的各種能力和技能的相關人選。

問：在您即將卸任之際，您認為，教育這個職業更多的是一項初中等教育的工作，還是一項高等教育的工作？

斯佩林斯：與以往任何時候相比，教育現在被公認為一個更為重要的專業，并理應如此。它是作為一個國家的前途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我們必須做各種事情。我們必須讓更多從中學畢業的孩子做好參加中等教育后工作的準備。不過，很清楚，由于各種原因，處于聯邦一級的高等教育，其地位要比我國歷史上任何其他時候顯得更加突出。

問：最后一個問題，在1月20日您卸任之后，您今后有何打算？

斯佩林斯：我打算休息一段日子，以便開始新工作，理出個頭緒來。但是我將會呆在華盛頓特區，一直到我女兒在2010年高中畢業。所以，我希望從事各種活動：或許有一些演說和咨詢活動，以及其他活動。我的確希望并計劃將繼續成為從事教育這項重要工作的一名勇士——讓更多的人獲得、接受并能夠負擔得起高質量的教育。

問：我們會更多地在初中等教育舞臺上，還是在高等教育舞臺上看到您的身影？

斯佩林斯：你只能等著瞧。

責任編輯 張 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