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霍桑探案》的功能型人物——包朗

程小青的《霍桑探案》歷來被認為是民國時期中國本土偵探小說的代表之作，小說除具備偵探小說的種種藝術特征之外，同時又具有中國傳統小說“載道”的特質。這不僅表現在程小青對小說背景題材的選擇上，對主要人物霍桑性情、意識等的刻畫上，而且常常借助小說中的另一人物——包朗加以體現。

包朗是《霍桑探案》中私家偵探霍桑的老友兼搭檔，程小青筆下的霍桑與包朗這種大偵探與助手的搭檔原型直接取法于英國作家柯南。道爾筆下的福爾摩斯與華生。包朗是一名職業作家，程小青在小說中告訴讀者“霍桑探案”的故事均是由包朗創作的，協助霍桑探案只是包朗的業余所好。包朗熱愛偵探工作、崇尚科學、同霍桑一樣為了正義可以出生入死……在小說的敘事藝術中包朗的地位亦舉足輕重：比如：在那些采用第一人稱限知敘事的作品中，包朗便是故事發展的視角人物；而隨著故事的發展，包朗對案情的推理或是內心的疑惑又相當于是一名勤于推理的讀者?？梢哉f包朗在小說敘事藝術中的地位和價值是不可撼動的，因為，無論是作者編故事還是讀者參與故事都要大大借助包朗。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一由埃倫?坡始創、又在柯南?道爾的偵探作品中定型了的主角與配角的搭檔關系從一開始便是優勢與缺憾并存。作為大偵探的助手，無論是華生還是包朗，其價值更多地體現于小說的敘事藝術之中，其缺憾則是作為小說所塑造的人物，其形象不夠個性與凸顯。換言之，這一類人物設置的特點便是功能性價值遠遠大于人物的個性價值。進一步言之，如果說華生等西方偵探助手的功能性價值主要體現在《福爾摩斯探案》等小說的謀篇布局、敘事視角等方面的話，那么相比之下，包朗的功能性特點又比西方的偵探助手多出了一點——“載道”。具體而言，程小青通過包朗的“宏論”來“言道”。包朗的“宏論”突出地表現在《霍桑探案》中那些采用第一人稱敘述的小說中，讓人無法忽視。

表現其一是包朗總是不失時機地對霍桑加以褒贊。如小說《古鋼表》的開頭：

在一般人的眼中，霍桑的性情要被看作是相當古怪的。他最厭憎無聊的應酬。他常說我國的有閑階級里面，有一種專門應酬不作別用的人才。他們靠著祖先的余蔭，無所事事，生活的方式只限于今天李家請客，后天張家答席；或是王某三十大慶應當去應酬幾副撲克，趙家如夫人開吊，又得去敷衍幾圈麻將?！安蛔鳠o益事，怎遣有涯生？”便是他們的人生哲學。結果影響了那些意志薄弱的后輩，弄得社會的風尚奢靡好閑，正當的社交反不容易推行開來……

這段話放在小說的開頭。若是有對《霍桑探案》的創作風格不熟悉的讀者，很可能要認定下文將會是一篇人物評論了。

表現其二是包朗時常有意無意地為所從事的偵探工作辯護。試看《官迷》的開場：

有幾個對于偵探似乎沒有多大好感的人，曾有這樣幾句類似譏諷的話：“偵探是靠罪案而生活的；所以罪案和偵探的名詞始終連接在一起，永遠不分離。

這幾句話顯然在抱怨偵探是一種可憎可厭的不祥人物；他所到之處，罪案便會跟著發生。一般地說，這話是不合邏輯的……這又像是一段偵探工作的辯護詞。

表現其三是包朗總會不失時機地發表對社會問題的主張、見解及對時事的看法?！痘钍分杏幸欢喂适聦懙交羯１蝗苏_陷卷入一場人命案，當地報紙趁機大造聲勢混淆視聽，由此引出了包朗對記者違背職業道德、捏造不實之詞的指責。在同一篇小說中，檢查官要求當事人霍桑當庭陳述案情，約定的陳述時間已到，卻仍不見檢查官的蹤影，引出了包朗的嘆息：

我不禁暗暗嘆息。官僚們的作風竟如此惡劣，指定十點鐘檢驗，到了十一點鐘，連人還沒有到場。老百姓的時間，在他們眼中簡直不值一文錢！

包朗的這些“宏論”時而涌動、時而低吟，猶如一條潛流貫穿在《霍桑探案》的大部分作品中，讓人無法忽視。顯然，程小青的這一創作特點并不是從埃倫?坡或柯南?道爾那里學來的，究其原因，應該說首先是承繼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史傳筆法”。我們說在史書中夾入議論，作為點睛之筆，以提醒讀者加深對史書中人物、事件的理解，但小說畢竟是敘事文學，中國小說的敘事藝術由最初的“全知”到后來的“限知”，其自身的發展規律使小說家們逐漸認識到，客觀的敘述比他們的主觀論述更有力量，更能表達他們的創作意圖；相反，太多的說教只能讓讀者生厭，破壞小說的藝術效果。夏曾佑在《小說原理》中就此做過論述，認為敘事與議論是兩種不同的表達方式，運用于不同的文體。他甚至認為寫史書都不應該大發議論，最好全用史實說話，更何況是講究形象與情節的小說呢？議論無非是為了表明作者的思想觀念，在議論性的文章中不失為一種好的表達方式，但將之大段地運用到小說的創作之中，則只能說是作者的不明智了。正如與晚清“四大譴責”小說的“辭氣浮露”相比讀者更欣賞的是《儒林外史》的“直書其事，不加論斷，而是非立見”的創作風格一樣。

原因之二是程小青對傳統小說“說書人”縱橫捭闔般的優勢地位的向往。一方面，是《霍桑探案》中程小青采用第一人稱限知敘述學習了《福爾摩斯探案》的技法，另一方面，也是他對敘事藝術的自覺追求。程小青一方面認識到“自敘體”創作的優勢，但在具體創作中又常常表現出對傳統“說書人”全知全能自由馳騁、隨意評論優勢的向往。如：上文引用的《官迷》、《古鋼表》等“楔子式”的開頭，以及穿插在正文間的議論等等。我們說加在正文之前的“楔子”本是由話本小說的“入話”發展而來，但又有差別。入話中雖然也有作者的議論，但一般要以與正文故事相關的一首詩詞或一個小故事引起，給人以“緣事而發”的印象，而作者的創作意圖就表現在入話小故事與正話故事的對照襯托之中，對故事及人物的品評最終還要由讀者來體味?！痘羯Ｌ桨浮返牟糠制聟s拋棄了“入話”的主要功能，以純粹的議論來表白作者的意思，主觀介入的色彩就太濃了。

原因之三，這種主觀評介的手法也是受到了近代作家將小說作為改良社會風氣工具的影響。在程小青創作偵探小說之前的近代社會，正是被研究者們稱作是“新小說”家們創作的旺盛期。此間，首先是以梁啟超為首的資產階級改良作家，高度評價小說對社會改良的作用，小說的社會地位空前提高。如嚴復、夏曾佑就說：“夫說部之興，其入人之深，行世之遠，幾幾出于經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風俗，遂不免為說部之所持?！?繼之而起的便是“新小說”家們以“竊火者”的姿態在小說中傳播新知了，將“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一寄之于小說?！?在這種形式下誕生了像李伯元的《中國現在記》、《文明小史》，吳趼人的《痛史》，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等一批以政治改良為目的的政治小說。在當時以“作者的熱情、真誠，以及議論之精辟，理想之高尚，確實使此類小說一度擁有不少讀者?！辈⑿纬梢粋€模式：“‘新小說家更習慣于化身為人物，借小說人物的言談表達作者的理想，拋棄那沿用上千年的說書人腔調。最后，但也是最重要的，作家不是為故事找教訓，而是為‘議論而編故事——在作者眼中，那幾句精彩的宏論遠比一大篇曲折動人的故事來得重要。因而很可能是開篇即‘提出問題，然后在故事的展開中逐步‘解決問題。目的十分明確，沒有半點猶豫，真的做小說如做論文?！?當然，我們不能將程小青的這類小說歸入像“新小說”家的為“議論”而編故事的行列，但“新小說”家這股議論之風對隨之而來的程小青的創作不無影響。

原因之四，在于近現代社會慘遭凌辱的現實，不能不令每一位愛國者憂心如焚，那么，作家出于憂國憂民的主張，借小說以抒“憂憤”，也就不足為奇了。程小青在小說中對近現代中國的社會現實做出了相應的積極的思考，我們從他所選取的故事題材背景、以及對主要人物霍桑的形象塑造方面便可窺豹一斑。程小青的思考是積極的，但作家自身認識的局限又難免讓他開出的醫治良方部分地停留在問題的表面。如：認為恃強凌弱現象的產生，“主要的癥結，在于禮智的湮沒，因此才有這種愚昧，偏私，嫉妒，壓榨，和恃強凌弱的丑態” 國力的貧弱，是由于“我國幾千年來的傳統思想，對于物質方面采取一種壓抑和輕視的態度”，國門“給人家敲開以后，這物質方面的對比，更赤裸裸地顯露出來，……于是，都市社會的一般人，目光都集中在現成的享用上；社會既然因此而更見混亂，國力也一天天地消損了！”作者認識問題的這些局限性，影響到創作上，相應地減弱了作品的思想深度。

王國維論詩有“有我之境”“無我之境”之說，所謂“以我觀物”，帶有明顯的作者的主觀色彩，所謂“以物觀物”，作者不介入，卻有利于讀者身臨其境，實現物我交融?！痘羯Ｌ桨浮分谐绦∏嘧杂X運用限知敘述等敘事手法，表明其對敘事文學的認識已從講故事的階段走向講故事的階段，但在具體創作中仍表現出對傳統技法的依戀，從而使得其創作中“有我”的成分較重。盡管如此，但若將程小青的創作放在縱向發展的時代性的角度來考察，其創作還是有極高的文化藝術價值的，更何況，從“有我”到“無我”總得需要一段時間來思考和沉淀。

（本成果得到山東省高等學校優秀青年教師國內訪問學者項目經常資助）

姜維楓：山東農業管理干部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