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東晉南朝時期的人名看僧侶的影響

按照大多數學者的意見，佛教早在兩漢之際就傳入我國中原地區。東漢末年，安清、支謙等為避戰禍，先后南渡過江；稍后，康僧會也從交趾北上，到建業（241年，一說247年）后，設置佛像，從事傳教，又在孫權支持下立建初寺，譯注佛經，“由是江左大法遂興”，佛教在江南得到初步流傳。到了東晉，佛教開始“被士人普遍接受，而在中國真正站住腳跟”。

佛教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其發展需要一定的群眾基礎。東晉南朝是佛教發展的關鍵時期。當時，佛教在中國的傳播是僧侶們分散的、自發的行為，正是這種無組織的狀態，給廣大僧人的活動提供了極大的方便。他們可以自由地選擇志同道合的人士交往，其范圍逐漸擴展到社會各階層。佛教僧侶們通過辯論、講經、示法等活動，對人們施加影響；高僧們更是以身作則，以其淵博的學識、過人的智慧和高尚的品德贏得了人們的信任和崇敬。世俗統治者也頻頻主動與高僧們交游，談玄論佛，以為良師益友。帝王請僧侶講經也是司空見慣之事，繼而發展到讓僧侶們常居皇宮。所以，僧俗往來已經成為社會交往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長期的交往使僧俗之間產生了濃厚的感情，僧侶對俗世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使得世俗之人在多方面模仿前者——頗似時下的追星族——甚至連取名也不例外。

古人云：“黃帝正名百物”。人是萬物之靈，名字自然就尤為重要。人名是人類社會中的普遍現象，是人們通過符號區別于他人的特定標志。古人命名非常講究，《禮記?內則》中記錄下了十分繁雜的命名禮。關于名，《說文解字》解釋說：“名，自命也”。將名與命運相聯系，足以說明古人對命名的重視。

不同時代的人們有著不同的心理，名字的時代色彩較為濃厚。例如：商周時期，人名常與天干、天象、五行相關；而漢代隨著儒家思想的確立，名字中的禮教色彩則濃重起來。所以，名字往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個時代的風尚，而追逐風尚正是東晉南朝社會的突出特點之一。隨著佛教的盛行，僧侶也成為人們仿效的對象。晉時，河內人曇徽投道安出家，后隨其在襄陽。苻丕進攻襄陽，曇徽為避戰亂，來到荊州上明寺。他宣傳佛法，受到了僧俗的普遍歡迎。他常對道安的畫像行禮，這本是表達對師父的敬仰之意，沒想到卻使得“江陵士女，咸西向致敬印手菩薩?！?/p>

隨著佛教對社會的不斷滲透，俗名中也常出現一些佛教詞匯。這種現象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效仿僧侶法號的結果。法號是所有僧尼都擁有的，通常在字面上給人以十分濃郁的佛教氣氛，在社會交往中引人注目。

在各種命名用字中，最常見的就是“僧”。如：東晉時的南昌公郗僧施、南蠻校尉羊僧壽等。到了南朝，這種情況更加普遍，在此依據《晉書》、《宋書》、《南史》、《世說新語》等信史，擇取位高或名顯者列于下。

宋：太子舍人王僧謙、湘州刺史王僧朗、左光祿大夫王僧達及其從兄弟侍中僧綽和尚書令僧虔、兗州刺史沈僧榮、青州刺史明僧暠、博士顏僧道、宜都太守袁僧惠、太子中庶子江僧安等；

南齊：冠軍將軍戴僧靜、越州刺史陳僧授、前將軍劉僧副、寧朔將軍王僧炳、交州刺史范僧簡、太學博士王僧孺、湘東內史王僧粲等；

梁：散騎常侍呂僧珍、義州刺史文僧明、大司馬王僧辯、司馬王僧珞、車騎將軍胡僧佑、譙州刺史湛僧智、兗州刺史杜僧明、太府卿沈僧杲、廂公王僧貴等；

陳：巴州刺史戴僧朔及其族兄右將軍僧錫、合州刺史焦僧度、定州刺史周法僧及其弟散騎常侍法尚、巴山太守蔡僧貴、征南諮議陰僧仁等。

“僧”，是僧伽的簡稱，意為和、眾，原指僧團，后亦用于單稱。

除“僧”外，幾乎所有僧尼法號中的字都成了時尚。

以“法”命名的主要有：東晉穆章何皇后（名法倪）、孝武定王皇后（名法慧）、廬江太守張法順；劉宋時明帝陳昭華（名法容）、越騎校尉戴法興、征北參軍管法祖、梁州刺史甄法護、益州刺史甄法崇、陰平太守沈法興、司馬管法濟、南海太守陸法真、東陽太守沈法系、略陽太守龐法起；南齊時的寧州刺史程法勤、始興太守房法乘、中書舍人茹法亮、總明學士何法冏、宜都太守鄭法紹；梁時有太尉元法僧、平北將軍薛法護、驃騎將軍楊法深、司徒陸法和、安南將軍劉法瑜、琎州刺史陳法武等?！胺ā?，音譯為達磨，為通于一切之語?！胺ā彪m非佛教專用詞，然遍查前四史，僅《史記》有“法章”一名，屬偶見。

佛教非常重視智慧，知俗諦曰智，照真諦曰慧?！爸恰?、“慧”二字也常見于僧尼之法號。

“慧”，音譯般若，確知諸法真相的智慧。在俗世，以“慧”命名者有：東晉交州刺史杜慧度、宋湘州行事何慧文、竟陵太守孟慧熙、淮南太守劉慧明、寧朔將軍沈慧真；南齊散騎常侍何戢（字慧景）、南兗州刺史陸慧曉、平西將軍崔慧景；梁敬帝（字慧相）、太子右衛率蕭慧正、巴東太守蕭慧訓等。

“智”，音譯阇那，深明事理之意。以“智”命名者有：宋武陵王贊第九子智隨、寧朔將軍江智淵、南昌令諸葛智之、中軍行參軍呂智宗；齊梁州刺史陰智伯、東昏侯蕭寶卷（字智藏）、和帝蕭寶融（字智昭）、高昭皇后劉智容、江夏王寶玄（字智深）、廬陵王寶源（字智淵）、鄱陽王寶夤（字智亮）、邵陵王寶攸（字智宣）、晉熙王寶嵩（字智靖）、左軍將軍徐智勇；梁安成郡王蕭機（字智通）、南浦侯蕭推（字智進）等。

以“曇”命名的有：晉游擊將軍王曇之、給事中王曇亨、宋御史中丞王曇生、祠部尚書沈曇慶、廣州刺史袁曇遠、侍中王曇首、烏程令盛曇泰、廣興郡公沈曇亮、南陽太守朱曇韶；齊通直散騎常侍庾曇隆、給事中謝曇濟、越州刺史孫曇瓘、黃門郎殷曇粲；梁中書侍郎王曇朗、著名孝子滕曇恭、劉曇凈等。曇，為曇摩的略稱，意即佛法。

“道”，音譯為末伽，佛教特指通往涅槃之路；又為菩提，即大智慧之意譯。當時佛教徒被稱為“道人”。在《高僧傳》、《續高僧傳》等佛教史籍中，僧人自稱為“貧道”的例子不勝枚舉?；圻h法師在給桓玄的信中，也多次以“貧道”自稱。僧人亦有稱為“道士”的?！暗馈币酁樯畟H法號的常用字。這一時期，世俗中以“道”命名者非常之多：晉明帝（字道畿）、簡文帝（字道萬）、廢帝皇后庾道憐、元帝之子瑯邪王裒（字道成）、東海哀王沖（字道讓）、武陵威王晞（字道叔）、簡文帝之子會稽思世子道生、征西大將軍劉道規、司空劉道憐、晉陵太守殷道叔、鎮西將軍周撫（字道和）、侍中郗鑒（字道徽）、尚書郗恢（字道胤）、散騎常侍劉波（字道則）、太常諸葛頤（字道回）、吏部郎江逌（字道載）、征西將軍劉牢之（字道堅）、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宋高祖之弟長沙王道憐和臨川王道規（字道則）、婕妤胡道安、司空檀道濟、雍州刺史劉道產、廣州刺史程道惠、益州刺史劉道濟、交州刺史荀道覆、青州刺史劉道隆、冀州刺史崔道固、龍驤將軍劉道符、司州刺史姚道和、驍騎將軍高道慶、左衛將軍孫道隆、龍驤將軍薛道淵、黃門侍郎劉道憲、輔國將軍薛道標、侍中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征虜將軍劉粹（字道沖）、司馬蒯恩（字道恩）、太子左衛率胡藩（字道序）、員外散騎郎荀雍（字道雍）、散騎常侍劉秀之（字道寶）；南齊開國皇帝蕭道成及其母陳道正、寧朔將軍高道慶、直閣將軍曹道剛、司州刺史姚道和、員外散騎常侍王道寶、冀州刺史崔道固等?？梢姰敃r“道”用于字的現象十分普遍。儒家、道家等也強調“道”，所以人名中的“道”不能完全說明問題?！逗鬂h書》有“道房”（官婢名）、道幽；《三國志》中，孫吳有光祿勛薛瑩（字道言）。但到了東晉南朝，以“道”入名者陡然增多，顯然與佛教的興盛有關（其中不排除有的是受道教的影響）。

劉宋時，南郡王義宣之子分別名為悉達（釋迦牟尼之名）、法導、僧喜、慧正、慧知、明彌虜、妙覺、寶明，既反映出他個人崇佛的傾向，也是命名風格的表現之一。

南朝時，人們開始試圖將“佛”用于名字。劉宋時有南豫州刺史段佛榮、步兵校尉陳佛念、臨沅縣男孟佛護；南齊時有驍騎將軍張佛護；梁時有寧西將軍王佛輔等?！胺?、法、僧”號稱佛教三寶，“佛”字見于人名晚而使用者不多，究其原因，其一是本土僧侶中幾乎無人用此字，其二是佛在人們心目中具有一定的威懾力，唯恐有所冒犯?？梢钥闯?，用佛命名者常以“念”、“護”、“輔”等字佐之，更能體現出希望得到“保佑”的心理。佛的全稱是佛陀，本義是真理的覺悟者。

也有將佛教詞語用于小字或小名的，如：東晉后廢帝司馬昱（小字慧震）、散騎常侍王珣（小字法護）、王珣弟中書令珉（小字僧彌）、荊州刺史王忱（小字佛大）、宋孝武帝（小字道民）、順帝劉準（小字智觀）、會稽太守褚淡之（小字佛）、齊郁林王蕭昭業（小名法身）、梁敬帝（小字法真）、陳開國皇帝陳霸先（小字法生）等。

更有甚者，在小名或小字中直接采用佛、菩薩之名。如：梁昭明太子統，小字維摩。維摩是維摩詰的簡稱，釋迦牟尼的在家弟子，相傳為金粟如來的化身，精通大乘佛教教義。長沙嗣王業弟藻，小名迦葉。迦葉，全名摩訶迦葉，為釋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亦名飲光。佛經中稱“迦葉”者尚有數人，在此從略。以大智著稱的文殊師利菩薩，文，譯為“妙”；師利，譯為“德”或“吉祥”。梁有秘書丞王訓，小字文殊；陳宣帝頊，則小字師利。陳廢帝伯宗，小字藥王。藥王，阿彌陀佛二十五菩薩之一。

至于上層社會中的婦女，大都將目光投向尼僧。晉宋之際的建福寺道瑗尼，“晉太元中，皇后美其高行……富貴婦女，爭與之游”；宋普賢寺法凈尼，“宮內接遇，禮兼師友……荊楚諸尼及通家婦女，莫不遠修書?求結知識?！倍谀嵘ㄌ栔?，“妙”字是最能體現性別特征的，故在俗也多用于女名。如：宋明帝陳貴妃，名妙登；梁長山公主名妙；陳世祖沈皇后，名妙容。當然也有其他情況，東晉衛將軍謝尚就將二女分別取名為僧要、僧韶。因史書中少有關于婦女的記載，至于婦女之名更是罕見，故無法進行詳細的總結。

“名字是現實的反映，也很自然地為思潮所濺濕?！比嗣鳛橐环N文化形式，蘊含著豐富的時代信息，銘刻著一定文化觀念，是反映人類社會文化的一面鏡子。人名的發展和變化，是社會發展變化的一部分。同時，人名也常常隱寓著個體的愛好和情趣。在某個特定的歷史階段，人名具有自己的主題特征。周一良先生在《論梁武帝及其時代》一文中指出：“南北朝時人名尤其小字往往反映宗教信仰?！笨傮w來看，以上人名固然反映出宗教信仰以及命名者希望借佛教之力增福減災的心態，但“法”、“僧”、“妙”等極少出現于名尾，顯然是模仿僧侶法號的結果，而非單純只是一種宗教崇拜心理。一千多年過去了，當我們翻開史書時，便可以尋覓到打在這些姓名上的歷史痕跡和時代烙印，從而依然可以想見當時人們崇佛的情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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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詩茗：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